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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西安事变中的四位女性

佚名

                                
  1935年9月,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一架波音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机舱门打开,走出一位神采奕奕,年仅35岁的年轻将军——张学良。依旁张将军身边的,是风姿绰约、娇小玲珑的赵一荻小姐。他们一行人一下飞机,就受到了杨虎城将军和夫人谢葆真、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傅学文的热情欢迎。并被迎到杨虎城将军绥靖公署新城大楼里暂住。从此,三家人就常聚集在一起,促膝谈心。在一次宴会上,谢葆真和傅学文悄悄议论:现在的张将军,和3年前被蒋逼迫出国前的那位衰弱颓靡的“少帅”大不一样了,他原来的浮躁、冷漠的骄横之气已一扫而光,显得身体强壮,精神抖擞,而且待人接物诚恳谦虚、彬彬有礼。两人就在一荻小姐面前赞扬张学良将军有勇气,有毅力,在短短的两年内,不仅把毒瘾戒除掉,而且精神和身体都变得这么好。在一旁的张学良听了,感慨万千地说:邵夫人,杨夫人,我能有今天,要感谢凤至大姐、赵四小妹,是她们帮助我戒去了毒瘾。我体会到,干什么,都要有决心,有志气。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打回东北,收复失地,我必须振作精神!
  作为“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的到来,本是蒋介石急不可待地要杀向大西北,消灭即将到达陕北的红军而进行的人事调动和军事部署中的重要一步。
  杨虎城、邵力子对失去东北三省,沦为亡国奴的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所遭到的颠簸流离之痛苦,深表同情;而国仇家恨集于一身的张学良将军,一到西安,就广交朋友,尤和杨虎城将军和邵力子先生交往频繁,理解日深。
  由于三人亲身遭到的种种挫折,更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掀起,和共产党号召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的感召,这三人之间的关系,从一般的“共存共处”,逐渐发展到在“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问题上思想完全一致,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先后与红军达成了事实上的停战,邵力子也为抗日,为国共合作身体力行,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赵一荻小姐(“一荻”是张将军为她起的英文名字Edith的谐音)当时22岁,和张将军已生育一子,并早已进入张将军的家庭生活。赵四小姐虽生于天津著名的官宦阔佬家庭,从小娇生惯养,很受庞爱,但由于受平民出身的生母的影响,性格温顺,秉性善良。她的自尊心极强,从不允许别人视她为姨太太。对外面,她以女秘书、侍从小姐身份陪伴着张学良将军;在家里,她作为爱子闾琳生母的身份,维护自己的尊严。由于没有“夫人”的名位,赵一荻小姐很少在西安政界的社交场合露面。但谢葆真、傅学文很尊重、爱护赵一荻小姐,常邀她到省政府官邸或绥靖公署的行营参加眷属们的聚会。有时,两位夫人也常到西安东门金家巷一号张公馆西边的小楼上看望赵一荻小姐。一荻非常聪颖,她每到一地,就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她原籍江苏,从小生活在天津,说的是浓重的天津话。在张公馆里,她操一口地道的东北话,和傅学文在一起,她就用流利的上海话和她交谈。陪同张学良将军到欧洲后,她很快又学会了英语。一荻很勤劳,尤工于女红。在她卧室里,到处放着从英国带回来的各种刊物,她只要看看杂志上的图案,就会在衣物上编织出相同的图案来。她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手脚不停地编织,已织成了整箱的衣物。
  1935年冬,于凤至夫人从英国回来了。她在北京顺承郡王府(现在全国政协所在地)住了不多久,就也到了西安。于凤至比张学良将军大3岁,当时已38岁。她个子矮小,人很瘦弱。鹅蛋脸,秀发齐眉披肩,自有一种古典女子的大家风范。于凤至读过私塾,知书达礼,为人贤淑宽厚,张公馆内上上下下都很敬重她。1929年,赵一荻在沈阳北陵生一子,1930年就随张学良将军来到北京。张将军把17岁的赵一荻领进顺承郡王府时,让她跪在于凤至面前行了磕头礼,拜于凤至为大姐。于凤至气度很大,对张将军和赵四小姐的相知相爱,表示了同情和谅解,因而在家里对待这位比自己小 15岁的一荻象长姐一样,深相接纳。而赵一荻也识大体、顾大局,处处都以她的贤慧的品德维系着整个家庭的融洽、和睦。张学良将军十分感激于凤至的气度,从此,也很尊敬地称她为“大姐”。除了政界公开场合,或重要宴会,在一般私人交往应酬中,张学良将军总是携带于凤至、赵一荻一起去参加。
  在西安,张学良将军交游很广,于凤至热情好客,赵一荻也总是一旁相助,因而张公馆常常宾客盈门。每当宴请军政界的朋友,或逢年过节,张将军必定邀杨虎城将军夫妇、邵力子先生夫妇到张公馆赴宴。当大家想尝尝陕西风味的牛羊肉汤泡馍时,三家人就围坐在杨虎城将军的公馆里,一边掰着硬馍,一边谈笑风生。同样,省政府邵先生宴请客人时,也总是请张杨两家人来作陪。
  杨将军,张将军和邵先生团结合作,四位贤内助情同手足,亲如姐妹。到1936年初,陕西省各政治派别的争斗已大大减少,和陕北红军之间,战事平息。全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气氛越来越浓,使大西北的形势大大有利于抗日救亡的革命力量的发展。
  于凤至时刻挂念着正在英国读书的几个子女。春暖花开了,正是英国学校春季招生时节,她便和张学良商量决定,到英国去照料孩子。四姐妹分手在即,恋恋不舍,就在于凤至启程前几天,由谢葆真作向导,四人同到郊外春游。
  阳春三月,四位夫人,携手并肩,融进了秦川春色。
  这年冬天,就在这座古城里,演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悲壮动人的一幕——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这四位年龄不一、经历不同、个性迥异的美丽女性,怎会料到,她们自己会成为一幕幕悲剧的女主人公?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气势汹汹,亲率30余万嫡系精锐,调遣了刚从墨索里尼那儿买来的100多架飞机,杀奔过来。胡宗南、万耀煌的重兵堵住了西安东西咽喉要道。顿时,奉命前来参加全国军事会议、共商“剿匪”大计的国府大员,国民党高级将领,各省军政头目,都挤挤轧轧,登上了西安这座小小的舞台。
  几天来,张公馆出奇的安静,出奇的紧张——谁都轻手轻脚,谁又都忙忙碌碌。赵一荻挑起了公馆女主人的担子,分担着张学良精神上的重压。
  12月10日,张学良奔忙了一天,直到深夜才归西楼。一荻见他一会儿仰天长叹,一会儿急急地来回踱步,久久不思睡眠。
  “怎么劝他也不听啊!”以前,张学良将军从不让眷属过问政事,这一次,他却什么都不瞒赵一荻。
  几天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轮流劝告蒋介石放弃“攘外安内”政策,切不可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途。张学良将军自恃和蒋介石有过金兰之交,就不顾一切,慷慨激昂,直言陈辞,甚至声泪俱下地向蒋“苦谏”、“哭谏”。但每一次,蒋介石都听得很不耐烦。
  10日,张学良又一次到临潼,对蒋进行最后一次劝告。当张将军走进华清池五间厅,把9日学生请愿内容报告蒋介石时,蒋介石不等张学良讲完就大发脾气;昨天学生闹事,你为什么不命令士兵开枪?对待这些学生,只有开枪打他们才会明白!你怎么对他们说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你为啥不站在我的立场上讲话!你到底代表政府还是代表学生?你失掉了国家大员的身份!蒋介石越讲越冒火,竟拍桌子破口谩骂起来。
  夜已深沉,西楼三层卧室里,赵一荻伴着张学良将军,一盏灯火,直到天明。
  12月11日晚上,傅学文和谢葆真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那些随蒋来陕西的国府大员、高级将领的太太们。浑身散发着珠光宝气的太太们,今天特别高兴,下午,她们出席了由张学良、杨虎城联名举行,而后来由邵力子主持的招待全国军政要员的盛大宴会,尽情享受了陕西风味的美味佳肴。宴会后,男宾由邵力子先生陪同,都到西安易俗社戏院观看秦腔去了。今晚,她们无须对丈夫行“追踪监督”之职,可以放心地在“方城之战”中沉迷一个晚上了。
  “啊呀,邵夫人,你怎么总是这样朴素,活象个穷教书先生。”不少太太围住傅学文,聊着天。傅学文淡淡地笑笑,拉着太太们坐下,打起麻将。
  “杨夫人,几年不见,你还是这么年轻漂亮!”陈诚太太今晚一直跟着谢葆真。她看到这位鼎鼎有名的西北军头目的夫人,一身盛装,雍容优雅,坐在牌桌上,和太太们从容应对,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不禁诧异起来:“南京盛传她是女共产党员,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
  这一天,西安城分外热闹,新城大楼和临潼华清池的两个宴会在同时进行。赵一荻却独坐西楼,编织着手工。上午,张学良将军拿着印有“蒋中正”烫金名字的大红请柬回来,对赵一荻说:“小妹,我和杨将军今天都要到临潼饭桌上去挨骂了!”他把新城大楼的宴会托付给邵力子夫妇,自己则准时到临潼华清池去赴蒋介石的招待全国高级将领的宴会去了。当晚,张、杨又赶回城里。
  喧腾热闹的西安城,直到深夜才安静下来。玩得精疲力竭的男男女女,摇摇晃晃,昏昏沉沉地把自己塞进小轿车,纷纷开回宾馆。省主席邵力子先生和傅学文待宾客散尽后,也疲乏地回到省政府。
  这一夜,人们睡眠尤酣。
  凌晨4时,一阵急促而密集的枪声划破了寂静!邵力子被惊醒了,急忙推醒了酣睡中的傅学文。
  枪声越来越密,越来越近!
  “省政府门口在打枪!”两人听出来了,傅学文立即跳下床披上衣服,摸着黑走出卧室。
  在这一座古代帝王的行宫里,省主席和夫人呆立在最深的一重宫殿廊下,疑虑重重。
  院里,寒风凛冽,黑沉沉的天空中,几颗星星凝固在夜幕上,眨不动眼睛。
  傅学文想起了三天前邵力子拿到的蒋介石的亲笔信:“兄……可……经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将以军政部部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那天,学生纪念“一二九”一周年的游行,张学良的劝阻,蒋介石的谩骂,邵力子接信时的忧虑……当邵力子把信中内容透露给张、杨时,两位将军神色泰然,处之若素,今晨,莫非……
  邵力子、傅学文听到门口又一排枪响,立即冲到最前面的宫殿门口,看见门口的卫兵和想从外边冲进来的一队士兵正在互相放枪。
  “门外的弟兄是哪位长官的部下?有话好好讲,不要开枪!”傅学文边喊话边向门外挥手。一颗流弹擦身飞过,打伤了她的右手,手上顿时鲜血如注。
  拂晓前,省政府被攻占了。
  清晨,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分头攻占了西安所有的军事要地、军政部门,扣押了南京方面来的所有军政要员、高级将领及他们的随员。
  同一时间,临潼华清池活捉蒋介石的惊心动魄而又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也在进行。
  早晨,暖融融的朝阳伸进了西安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傅学文满面倦容,坐在病床上,看着忧心忡忡的邵力子先生。街头上,宵禁已经解除,市面,已恢复了常态。到10时,满街是游行的市民、学生,人们激动兴奋地高呼:“打倒卖国政府!”“枪毙蒋介石!”
  杨虎城将军到医院来了。他已牢牢控制住市内所有军事重地。清点被扣官员时,他知道邵力子先生把受了伤的傅学文送进了医院,便立即驱车直驶医院。一见面,杨将军就连连向邵力子先生道歉:“邵先生,双方误会了,交上了火,碰伤了邵夫人,很对不起!”杨将军怕这次兵谏会牵连到邵力子先生,就以“扣押”为名,把邵力子夫妇接到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止园”里保护了起来。
  (1985年春,当笔者采访82岁高龄的傅学文先生,提到西安事变中她被流弹打伤一事时,她笑着说:“那次,伤不算重,邵先生是为了避乱而把我送进医院的。斯诺先生在《西行漫记》中写到这一事件时说,傅学文是共产党员,当夜被围时曾‘奋勇拒捕’,那是不确切的。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我曾是共青团员,后来,回国后就一直是国民党员,我和邵先生都是国民党左派人士。”)
  中午,精神矍铄,神采飞扬的张学良将军来到了“止园”。他的东北军捉到了蒋介石。事变成功了。张将军回到城里,第一件事是向陕北发电,请毛泽东主席派出代表到西安来共商国事。张将军又接见了国内其他派系军队在西安的代表,向他们阐明这次事变的目的。当他得知邵力子夫人受伤的消息后,立即赶到杨公馆,一连声向邵先生道歉:“老大哥,很对不起你,预先未和你打招呼,害得嫂夫人受了伤。现在又把你们限制在这儿,不过,这个时候,也不能不这样做!兵谏,实在是逼不得已……”
  两位将军当即把他们为了重整旗鼓,光复河山,要在全国造成一个团结抗日局面而扣蒋的意图告诉邵力子先生,并解释,他们深知邵先生一直拥护孙中山总理的三大政策,主张国共合作,共救国难,是会同情和支持这次事变的,但怕日后连累邵先生,所以事先未向他透露消息。以后,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一切责任由他们两人来承担。邵先生当即表示赞成两位将军的爱国行动,但认为蒋介石是不会轻易放弃“攘外安内”的政策的。
  第二天,张学良、杨虎城告诉邵力子先生,蒋介石要求见见他。他们希望邵先生乘此机会把张、杨的八项政治主张告诉蒋介石,劝蒋接受。
  蒋介石已被转移到新城大楼。邵力子走进蒋介石的卧室,看见骨瘦如柴的蒋介石穿一身白绒布衣裤,披着件古铜色府绸长袍,脸色青紫,神情颓丧地蜷曲在床上。
  “他们的事,你预先知道吗?你现在是否自由?”蒋介石一见邵力子进去就问。
  “我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这几年我从不过问他们军队里的事,事前我也没有看出什么迹象。现在,我自己也在被监禁中。”邵力子回答,“不过,事已至此,委员长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要求停止内战,各党派团结抗日,释放爱国领袖、一切政治犯,遵守总理遗嘱等主张,我看委员长似乎是可以考虑的。”
  蒋介石气咻咻地翻身坐起来,怒责邵力子:“你和他们一起这么久,在平日交往言谈中,怎么一点也没有看出两人思想的变化?你怎么不把他们两人的情况告诉我?你,汉卿,有负党国,未起到我希望起的作用!”
  邵力子并不为自己争辩,等蒋介石发完脾气,他仍劝告蒋介石:“张汉卿,杨虎城,无加害委员长之意,他们的政治主张,我看可以接受。”
  蒋介石背转身,顽固地说:“让他们杀死我好了,杀死我好了。”一连哼了几声,不肯再讨论下去。
  邵力子把见蒋的情形告诉了傅学文。夫妇俩看到蒋介石这样顽固,不肯接受八项政治主张,想到敌寇未驱,万一南京方面乘机用兵,内乱骤起,灾难深重的中国将陷入一个范围更广,派系更复杂的自相残杀的可怕局面。夫妇俩焦急不已。晚上,傅学文伤痛难忍,服了止痛药、安眠药昏昏睡去。早晨醒来,发现痛苦焦虑的邵先生一夜间须发皆白了!
  12月17日,以周恩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了西安。不久,宋子文、宋美龄相继到达西安。在中共中央代表团代表推动下,三方进行了耐心的和平谈判。蒋介石被迫接受了根据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八项政治主张而归纳成的六条。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事变后,傅学文随邵先生一直住在杨公馆,和杨太夫人、杨拯民、杨拯坤等住在一起,生活上得到极好的照顾。谢葆真也时时来看望邵力子夫妇,给他们带来和平谈判的种种消息。在张学良将军亲送蒋介石赴南京的第二天,杨虎城将军为邵力子夫妇单派了一架飞机,又和谢葆真亲自把邵力子夫妇护送到机场。在机场上,谢葆真紧紧拉着傅学文的手,热泪涔涔,依恋不舍:“邵夫人,我们四姐妹走了一个又一个,现在只剩我和赵四小妹了。事情和平解决了,时局即将大转变,全国团结抗战的日子不会远了。待日寇驱除,山河重整时,我还要邀请你们到西安来欢聚欢聚。”
  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赴南京的飞机一离西安,张公馆一下子空落沉寂下来。 
  赵一荻忧虑重重,很少下楼,也很少和人说话。临走的那天早晨,张学良将军安慰一荻:“我几天就会回来的,你放心。我送委员长到南京,是为了还给他面子。帮他树树在国内外的威信,他不会不讲信义的。何况南京的军政大员和一百多架飞机还被扣在西安。”但张将军一走,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她的心头。一天、两天过去了,毫无少帅的音讯;三天、四天过去了,仍不见少帅返回西安;第五天,传来了南京高等军事法庭判处张将军10年徒刑的消息,一荻独自呆在西楼上,默默地为张将军缝制衣服;第6天,当张学良将军在南京将被交给“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消息传到西安,整个西安都震惊了:这位“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的将军,竟蒙如此不白之冤!
  赵一荻焦急难耐,茶饭不思,开始默默地整理行装。1937年1月11日,赵一荻携一包简单的衣物,登上了一架飞机,飞到南京,赶到张学良将军身边。两天后,一荻和张学良将军一起被迁送到奉化溪口,开始了漫长而愁苦、单调的囚禁生活。
  当英国各家报纸以头版头条的新闻,报导中国发生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伦敦一家旅馆时,住在这里的于凤至和张学铭夫人朱洛筠妯娌俩和她们的子女都惊呆了:他们怎么也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少帅和委员长并无私仇呀。英国报纸天天登西安事变的有关文章,对事态的报导也越来越详细,还登载了各种照片,也发表了张、杨提出的关于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等八项主张。国民党在英国的特务得知张学良将军的夫人和子女住在这家旅馆后,就在周围张贴标语,恶意辱骂,又煽动一些人到旅馆来骚扰,扰得他们日夜不得安宁。当于凤至得知张学良将军已被扣押,立即给宋美龄拍去急电,向她求援。于凤至的几个子女,当时正在私立学校补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但她救夫心切,立即撇下子女,仅带一贴身王妈,匆匆回国,她想以宋太夫人的干女儿的身份,向蒋介石求情。
  1937年的春天来了,傅学文随着邵力子来到溪口,探望正在休养的蒋介石,想借此机会为张学良将军说情。
  在丰镐房的客厅里,身穿长袍的蒋介石,待邵力子说完几句问候的话,就阴沉着脸对邵力子说:“邵先生,这个张汉卿知识太浅薄,要多读点书。要好好读下去!”他提出,邵先生是否也留在溪口,当张学良将军的老师?邵力子知道蒋介石心胸狭窄,猜疑心重,让张学良将军“读书”,本是为了惩罚解恨,万一将来有什么不称心的地方,随时会找个借口嫁祸于他,邵力子当即拒绝了。
  风景秀美,林木幽深的雪窦寺西侧的中国旅行社的小楼,被春天遗忘了!它成了幽禁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小姐的樊笼。邵力子,傅学文乘坐滑竿来到这座楼前。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看见是老朋友从远道来看望他们,高兴异常,一定要留邵力子、邵夫人在这儿多住几天。张将军、一荻陪着邵先生、邵夫人遍游了雪窦山上的名胜,东看看,西游游,好象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实际上蒋介石派来的特务随之左右,监视甚严。一次,傅学文、赵一荻守在门外,高声谈着家常,屋里,张学良看左右无人,就对邵力子说:“老大哥,我亲送委员长回京,是为了恢复委员长的威信。……委员长若是放我回去,表示特别宽大……岂非千古美谈”不料,……唉,我要抗日,何罪之有?”悒郁,愤怒之情,溢于言表。邵力子夫妇,理解他,同情他,但无法安慰他。当时,谁也摸不清蒋介石的心思,更未料到他会终生监禁张学良。
  于凤至一回国,就求见宋美龄,宋美龄不见。就又向宋子文及其他政府大员奔走求救,均无用。百般无奈之下,她来到了溪口,换下赵一荻。她要亲自陪伴张学良将军,照顾好他的生活。
  一荻要走了,张学良将军嘱她要抚育好幼子闾琳,一定要让他受到最良好的教育。从此,于凤至陪着张学良将军,苦度岁月。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了,张学良将军欣喜不已,他以为蒋介石会起用他了。不料,军队节节败退,华北、华中、华东诸省相继失守,张学良将军和于凤至也随之不断撤退,转辗于萍乡、郴州、沅陵、贵州修文阳明洞等地。三年囚禁生活中,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生活,特务的折磨,使本来就体弱多病的于凤至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人越来越瘦,经血淋漓不断,又患了乳癌,急需出外就医。张学良将军就向军统头子提出,让赵一荻来接替于凤至,照顾他的生活。为了防止蒋介石对张学良将军下最后的毒手,于凤至把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时,命令张学良不准抵抗的紧急密电藏在身上,躲过特务耳目,只带一位外国女秘书,远渡重洋,直飞美国。几年后,在英国的三子一女才相继到达美国,和于凤至会面。
  

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远方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