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台湾 第四节 由拥护武力统一转向抗日统一
张魁堂
一、抗日希望渺茫
1934年底，红25军撤离鄂豫皖边区到达豫陕边境，随即进入陕南。豫鄂皖三省境内战事更加缓和。同年10月21日，中央苏区红军突围长征，1935年1月入贵州。蒋介石亲入西南，组织部队追击红军。为适应“围剿”的新形势，他先取消了南昌行营，后改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为武昌行营。1935年2月21日，张学良改任武昌行营主任。
当时，张学良认为三省“剿共”军事指挥已告一段落，可以利用时机练兵，准备抗日。蒋介石知道张学良一心想抗日，扬言要先编16个国防师，不参加内战，把庐山军官团的干部送去，并派陈诚为武昌行营整训处长主其事。这确使张学良欢喜了一阵。但是，蒋介石是“剿共”第一，红军突围长征，他哀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其时，他正想在川、滇、黔一举消灭红军，抗日的许诺只能是骗局，所以张学良在《自述》 (三)中写着：
尔后当蒋公命良担任整理军队之命时，听闻之下，十分兴奋，因此，正合良之志愿，可为将来抗日作准备工作。但事未成，此为第一次重大失望。
这是张学良回国后热衷于拥蒋武力统一，好共同抗日的第—次失望，因而在《自述》中向蒋诉苦，暗含着对蒋言而无信的批评。当然，1933年张学良想反攻热河，结果却被迫下野时的失望比这更早也更严重，但这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主义一样，矛头是直指蒋介石的，自不能提。
使张学良更失望的是日本侵华加剧，而蒋介石继续对日妥协。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日本操纵导演之下于伪满洲国称帝。11日，国民政府为此发表公告，对这—叛国罪行仅指为“此等傀儡，初无独立之人格，不成为讨伐之对象”，没有一句义正词严的声讨。自7月至1935年1月，华北与伪满已通车、通商、通邮，在事实上承认伪满。12月，蒋介石授意陈布雷用徐道邻名义在《外交评论》上发表《敌乎？友乎？》一文，对日本进行和平试探，中心内容是日本欲称霸太平洋，对中国应采取协调而不是控制的政策，乞求日本不要采取露骨的武力侵略。因为4月17日，日本曾发表《天羽声明》①悍然表示要独占中国，不许他国干涉。
日本亡华的方针已定，步伐在加快。1934年12月10日，关东军副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提议：将伪满作为进一步入侵中国的基地，先占内蒙与华北，再占领全中国。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批准了这个计划，交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执行。1935年5月29日，梅津在天津会见了本庄繁和专程而来的陆相林桥，最后审定了这个计划。
1935年上半年，华北已是山雨欲来之势，有三件震惊全国的大事：一是日军大量增兵。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在天津，原只2200人，此时猛增至1.1万多人。二是海河浮尸。日军将为它军事设施施工的华工，在竣工后杀死，尸体被抛入海河。三是走私。日人由东北向华北武装走私，使我国关税损失三分之一。5月底，发生了华北事件，第一个高潮是《何梅协定》。
5月29日，即日方最后审定关东军计划的当天，由华北驻屯军向北平军分会提出通牒，主要要求是：中央军、东北军退出河北，撤销于学忠河北省主席一职，国民党退出平、津、河北，撤销上述各地党部。为此，6月4日，美津会见何应钦。
南京方面怎么样? 6月10日，国民政府发出《敦睦邦交令》，禁止一切排日、反日的文字与行动。7月6日，蒋介石与行政院长汪精卫共同决定，由何应钦用书信回复梅津美治郎，表示完全同意日方要求，避免签订正式协议书。这就是《何梅协定》②。6月底，仿照《何梅协定》通牒内容，由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与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这样，日本就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分权益。
日本对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是满意的。《何梅协定》后不久，我驻日大使蒋作宾递交国书，裕仁天皇对蒋大使：“此次华北事变，实在对不住；蒋、汪二公之苦心深表敬佩，烦为转达。”虽然国民党当局不许报导华北事件，但仍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更深深刺激了张学良和东北军。
河北省是抗日前沿，也是流亡的东北军的第二故乡，但在日本的压迫下，却要他们丢下抗日前沿阵地去遥远的西北参加内战，他们想不开，张学良也不愿意。因为要撤换于学忠河北省主席的职务，蒋介石也不得不虚情假意地征询张学良的意见。当时，他坐镇成都，组织部队围攻长征的红军，曾致在武昌的张学良一电：“接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因对日外交关系，拟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吾兄有何意见，速即电示。”张学良不同意，立即复电蒋介石，说：“中国的封疆大吏，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候③的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有关的事大。”义正词严，但却有碍于蒋介石的对日妥协。
蒋介石的方针已定，不管张学良反对，先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的职务，又任命他为甘肃省主席，这是向张学良表示是为日本所迫不得已，同时也让于带部队去西北打内战。当时他还装作没有收到张学良复电的模样，命杨永泰致电张学良，说：“委座前为孝候兄免去河北省主席职务一事，电询吾兄意见，为何迄今未见复④。”秋天，张学良去成都为筹建西北“剿匪”总部事见蒋介石，当面问及此事，蒋以电线有故障相搪塞。
华北事件发生后，张学良因不能实现抗日愿望很愤懑，他在《秦土协定》签字后曾对部属说：“九·一八后，我们误信国际联盟及其他和平机构，错认公理可以制裁强权，所以步步退让，总希望得到外来帮助。现在这一切梦都可以醒了，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众，与日寇拚命。”又说：“不抵抗的责任不应由我一人负担，就算是我一人的罪过，那么，一误岂堪再误！一人误，岂可全国也误，一时误，岂可永久再误。国人骂我不抵抗，现在大家就应一致奋起，一齐抵抗才是。”张学良已省悟到抗日必须发动民众自己干，也不堪不抵抗罪名的沉重负担，希望蒋介石抗战。但是，蒋介石以不变应万变，纵容日寇深入华北，自己仍醉心于“剿共”。
其时，红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会师，约10万人。蒋介石发现红军有北上模样，除在四川西北地区组织兵力堵击外，在西北也拟建立防线，防止红军进入西北，打通与苏联的交通线，决定建立西北“剿匪”总部，调张学良为副总司令，武昌行营撤销。这就是张学良在《自述》 (三)中的：
方当边区共匪逃窜至陕，在良心目中，预想可告一段落，留鄂练兵，殊不知入陕命下。
张学良又遇到难题。当年夏天，曾有调东北军去贵州，隔断云、贵与两广地方实力派的联系一说。对此，张学良也动过心：好处是不参与内战并可乘机练兵；坏处是远离抗日前线，又夹在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矛盾中，不易处好。8月，蒋介石已接受张群、杨永泰的意见，决定派张学良去西北继续参加反共内战。这是命令。1936年，张学良在西安对刘鼎说过当时的心情：“到西北，不仅离家更远，与日本鬼子隔离，而且被命令去‘剿共’，要高叫抗日必先安内。命令能违抗么?”
此前，何柱国曾向张学良建议：请求将东北军移驻洛阳以西地区，对准备抗日复土较为有利。但是，此去是要打内战，抗命又不行，张学良十分踌躇，他的左右也束手无策，只黎天才坚决主张他接受去西北的命令，其理由是：西北是我国远祖发祥的摇篮与待开发的处女地，接近中共，也可以与各反蒋势力联合，必要时可以和蒋介石翻脸，分治割据，西北可以成为抗日后方基地。
张学良对去西北比去武昌是更视为“不心愿之工作”，后来，曾对刘鼎说过：“《何梅协定》签订了，何应钦坐在北平，强制东北军调离河北。蒋介石不能让东北军入驻华南。里外两层，注定了命运，东北军不能不去西北，家乡越离越远了，日本鬼子最高兴，东北军官兵最不高兴。西北苦寒，又是当地军队的地盘，简直是逼人跳井。”去西北打内战既违背东北军官兵的心愿，还要遭到原有的地方实力派为保护自己的地盘而导致的磨擦与排斥，因而他把去西北看作蒋介石逼他“跳井”。
但是，张学良认为只要保存了东北军，抗日还是有望，“原想‘剿共’幸而获胜，还有抗日希望，至少还可以暂时保存实力，留有后望”。张学良一向认为战争是力量对比，人多、装备好、给养足、训练好胜率就高。他在 《自述》(三)中说：
尔后一再寻思，陕匪刘志丹股不过数千，而陕政当局本系旧好，又曾托人对良有过表示，自能合作。
当时，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约4000人，入陕南的红25军最初只2000人。他没料到在四川的红军北上那么快。但是入潼关的东北军先后近20万，加上去西北的中央军及原西北各地方部队，约在35万以上。他估量军事形势，比较乐观。至于“陕政当局”是指邵力子，只管陕西省政府；陕西的地方实力派是杨虎城，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兼l7路军总指挥，实掌专区、县与地方民团。张学良既说愿去西北当然拣有利方面说。至于“而西北可作后方根据”则是后话。最初，他认为打陕北红军的时间不会太长，待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便向蒋介石缴令，离开西北，准备去抗日，但事实发展并非如此，等到他决定联红抗日，并和共产党联系上以后，才决定在陕、甘建立抗日后方。
张学良接受了去西北的命令。10月1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宣布成立，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由蒋介石自兼的总司令的职权，节制陕、甘、宁、青四省军事。武昌行营撤销。
在西北总部成立之前，7月，于学忠已率51军赴甘肃任，8月，何柱国、王以哲两部亦入陕南，尾追红25军。此后，东北军各部陆续入陕、甘，只万福麟部53军和一个骑兵师在保定、冀南一带。入陕、甘的近20万人。⑤
秋天，张学良部署对陕北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实行北堵南进，东西夹击，筑碉围攻。北线东自黄河边经清涧、绥德、米脂、榆林、横山至西面宁夏同心，仍由在该地的晋军孙楚部的5个旅。84师高桂滋、86师井岳秀及马鸿逵15路军的3个骑兵团防守。南线为主攻方向，西面王以哲率4个师由洛川北攻肤施(今延安)，9月中旬占领肤施。东面，由董英斌率5个师迳入宜川、延长至清涧，完成对陕北红军的包围圈。后因中央红军入陇南，蒋介石令董英斌部速开陇东，宜川至澄城一线全由17路军承担。围攻红军的第一线部队不下13万人，红军刘志丹部近5千人。
9月15日，红25军徐海东部北上抵达陕北，与刘志丹率领的红26、27军会师，组成红15军团共8000人，准备进击“围剿”主力东北军，以期打破“围剿”，并决定采取围点打援战术。9月下旬，红军围甘泉，10月1日，在崂山伏击由肤施南援的110师何立中部，歼灭了两个步兵团(缺7个连)和师部，何立中阵亡。⑥
110师被歼，张学良认为偶然中伏，紧接着10月25日，红15军团攻击甘泉、鄜县(今富县)交通线上的榆林桥，全歼107师619团和配属的1个营，团长高福源被俘。这使张学良震惊，因为这次是红军攻城，高福源也是一员骁将。同时，洛川至肤施一线的67军又处在被红军分割、首尾不能相顾的状态。10月，在他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之前，曾去甘肃庆阳，面告董英斌：“现在形势有变化，须暂缓前进。部队何时开动，须听我的命令。”
10月19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一部抵吴起镇，与红15军团会师，共有1.5万人。11月21日，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在直罗镇设伏，歼灭东北军109师师部和两个步兵团，师长牛元峰被杀。又在黑水寺歼灭106师1个团。张学良在南京闻讯大惊，五中全会刚结束，立即赶回西安查问详情。在他《自述》 (四)中有：
陕北剿匪失利，良立返陕，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则一○九师又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佼佼者。
进攻红军一再失利确是张学良联红抗日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继续说：
……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
张学良上述两条理由，确是他的真实思想：
第一、内战损耗国力是他从多次军阀混战中得出的论断。因此，在北伐战争中他力主息争言和，并说服张作霖和平移交平、津，退出关外。1928年，他又主动“易帜”，求得和平统一。这些，前面已叙说了。
第二、感到红军有战斗力是他经过陕北军事失利得出新的论断。红军不论在人数和装备上远远不如东北军，在豫鄂皖时，东北军虽然“总是吃亏”，但没有打过大仗，东北军损失不大。因此，在张学良心目中，红军是弱兵。9月，他对路过西安的106、107、120等师训话，强调抗日，鼓舞士气，说：“我们的老家已被日寇占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们应举国同仇，抵御倭贼。”接着按“攘外必先安内”的调子说：“现在有共产党在后方捣乱，……使我们不能集中优势力量对日作战，……除了先‘剿共’而后攘外之外，抗日又有其他什么办法呢?”又说：“日寇是强大的，共产党比较日寇弱，……弱的解决不了，怎能解决强的?！”
当时，张学良遇上了新问题，原以为弱兵的红军竟打败了他的强兵东北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连续作战，不到两个月，三战三北，损失了两个建制师和两个建制团，两个师长阵亡，两个师参谋长和六个团长非死即被俘，损失的兵力几乎是两个完整的师，超过了中东路事件，是他统帅东北军以来最惨重的失败。
张学良不谙红军的战略、战术，更弄不清红军克敌制胜之道，但他终究是“久经行阵”(蒋介石语)的东北大军统帅，指挥大兵团打过几次有名的硬仗并取得胜利的：如前述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率奉军主力突破山海关、九门口直军防线；1926年击败国民军于南口，居庸关向称天险，这次是仰攻；1927年围攻涿州，迫降了傅作义师。这都是民国史上著名的战役。以他自己的军事经验不得不承认红军是个强者，曾说：“共产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他深知军队在战场上主动权的重要性，亟想了解并学习红军的战略、战术以用于未来的抗日战争，这是他想联共抗日的一个新的因素。
但是，还有一个他想联共抗日的原因没有讲，或者说没有直截了当地讲，即如果继续参与反共内战对东北军来说等于自杀。这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东北军官兵愿抗日不愿内战。这些他说了，在《自述》 (四)提出一次东北军军事会议上，军官们不愿继续参加反共内战，
则云：“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我等而去，‘何等心肠’?一则云：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军走上‘死路’一条。”
这三个战役对东北军打击很大，打破了对陕北红军的第三次“围剿”。西北总部参谋长晏道刚曾有如下记述：“中央红军北上陕北后，声势浩大，迫使东北军人人自危。在东北军高级军官中，由于何立中、牛元峰被击毙之后，军心动摇。张学良甫经出师，即—蹶不振，加以受红军号召停止内战的影响及对蒋介石拒绝补充的怨望，因而苦闷万分。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反共，所谓三次‘围剿’，在1935年底就宣告结束。”
其中所提到红军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影响很大，并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等深入人心。张学良在《自述》(五)中说过，红军优待俘虏，把东北军看作抗日同路人，他们被放回后，却遭到处罚。有的则是抗日有罪，如高崇民被迫离开西安⑦等等，更使东北军不愿参加内战。后来，张学良在西安曾对刘鼎说过这段情况：“在前线自发停战的情况下，官兵心情忐忑，面对红军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善意合作，而上面却硬逼着去送死，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一个总司令碰到这种事情就不敢强下命令，这可以激起兵变。次于统帅的将领与部下深有同感，因此，就不能禁止前线双方联欢，对上只能敷衍塞责，实际是顶牛。敷衍一时尚可，顶牛久了不行。迄今‘西北不稳’、‘暗通红军’的风声传遍全国。”张学良深知东北军官兵已经拒绝继续打反共的内战。
其实，连他这个统帅也只想抗日，不想打内战，他在《自述》 (五)中说：
“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本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
早在《何梅协定》签订之后，他曾对部属说过：“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给我换任务，不叫我‘剿匪’，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匪’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他的部下和他顶牛，他可以不加追究，问题是不好向蒋介石交帐，所以说：“顶牛久了不行。”
另一方面，是蒋介石借打红军之机消灭异己。按蒋的规定，凡因打红军而遭受损失的部队优先补充。但是，东北军打了败仗遭受惨重损失后，不仅没有补充，却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出面，宣布撤销110及109两师番号，裁减军费。蒋介石消灭异己之心昭然若揭。
这一来，打破了张学良侥幸保存东北军实力的幻想，这样消耗下去，可能抗战未到而东北军已打光了，这比他去南京开会只派一个钱大钧去机场冷冷清清接他，和他请求给何、牛两师长每人特恤10万不予批准等冷遇更要严重得多，这事关东北军生死存亡。后来，他也对刘鼎说过当时的心情：“奈何一战而败，接二连三，损失惊人。如此下去，不仅抗日无望，侥幸图存也不可能。而且南京马上就给冷遇，撤番号，减军费。更使东北子弟想不开，老家让给鬼子，撵我们到西北来送死。继续‘剿共’等于自杀，不能不停。”在《自述》中，他当然不能畅所欲言，只能借部属之口，说继续打红军是“逼迫东北人走上‘死路’一条”，还在《自述》(五)中“恶缘种种”中轻轻带上一句：“(一)请求抚恤补充无结果。”蒋介石自然明白。
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学良感到“剿共”的路走不通，可在五全大会也没有看到全国抗日的希望。他在《自述》 (四)中写着：
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一)友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二)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三)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四)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五)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而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六)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
这里，张学良主要申述他对五全大会的失望，也是对蒋介石继续对日妥协的批评。其中(一) (二)两项与大会无关，而他与沈钧儒等人的交往则是1936年的事。孙凤鸣刺汪精卫对他是个刺激。孙是个爱国青年，化装成记者，准备在全体出席人员照相时刺杀不抗日的蒋介石，蒋见会场秩序混乱，不敢出场。孙决心牺牲，先已服了毒，就开枪打中了国民党第二号人物也是闻名的亲日派首领汪精卫，会场大乱。张学良首先挺身而出，打掉刺客手枪，并谴责暗杀行为，说：“太不应该！”但对孙凤鸣要求抗日的爱国心情却是赞同的，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言。
蒋介石在五全大会上作《对外关系之报告》，说：“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仍是继续对日妥协的调子，可是形势怎么样呢?当时，正是华北事件第二个高潮，即日本要求华北五省自治⑧。10月29日，即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结束前，日本华北驻屯军提出：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将北平市长袁良免职。蒋介石照办，11月3日袁良“自动辞职”。11月下旬，五全大会闭幕，30日蒋介石忙着召开五院长会议⑨，拟定“华北自治办法”，作为对土肥原抛出的“华北自治方案”的答复，并要何应钦赴北平处理。何应日方要求，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半傀儡式政权⑩，北平行营撤销。
面对这样形势，张学良当然失望。但即使在二十年后，他也不好直接批评蒋介石，只能不提名地评述中央负责同志有的不热衷抗日，甚至内心是亲日的，最后又以汪精卫(字兆铭)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作靶子，说它实是对日妥协。这是“打丫环实是骂小姐”的手法，如前所述，在《何梅协定》处置上，蒋、汪二人是一唱一和。这也是当时人们熟知的，连陈公博(11)也说：蒋先生要对日妥协了，就派亲日的黄郛、何敬之(12)去处理华北政务了。
张学良对五全大会上许多党国要人不顾国难当头却争权夺利的行为很不满，前述他在五全大会一结束即赶回西安了解直罗镇战役情况的那一次，因大雪，飞机中途迫降洛阳，他对洛阳军分校全体师生和25师团以上军官讲话，批评了五全大会，说：“全国本来应当和衷共济，可是这次五中全会的表现，则是貌合神离，说起来令人痛心。”
面对日本要求“华北五省自治”的不断挑衅，而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继续对日妥协退让，张学良非常愤怒，主张抵抗日本的侵略。11月下旬，他令随同去南京的参谋王殿乐去北平，将他的亲笔信面交宪兵司令邵文凯和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13)，命令他们：如日寇在北平发动事变，一定要誓死抵抗，不得退让一步。张学良的这个决定并不是出于一时的愤慨，而是他在11月上半月已和杜重远商谈过，(14)并下决心退出内战，谋求联共抗日的表现。从此，张学良从拥蒋武力统一转向抗日统一的道路。
①天羽英二是日本外务省情报局局长。由一个局长发表声明实是试探世界舆论和中国态度的汽球。4月19日，国民政府对此发表声明，只是一味哀求，说我国“从无欲中伤任何他国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念。”
②全国政协存稿中杨心梅《参谋秘书室工作的情况》中说：西安事变时检查蒋介石的公文包，其中有《何梅协定》，主要内容是：华北五省自治与东北军调黄河以南。
③孝侯、于学忠字。
④杨永泰是政学系中仅次于张群的人物，是蒋介石的谋士，曾任豫鄂皖三省“剿总”秘书长，后调任南昌行营秘书长。
⑤晏道刚后任“西北总部”参谋长，曾著文说陕、甘东北军有20万人。按：张学良出国时，东北军共26万人。其时，在潼关以东的东北军计万福麟部的53军3个师及1个骑兵师，另2个步兵师改称保安队留在冀东。邵文凯的宪兵队留在北平。炮兵六、八两旅分驻海州、洛阳、武昌。这些未入陕、甘的约6—8万人。晏说20万人是个约数，张学良在《绥战爆发请缨抗战》书上称：“自良以下十余万人”也是个约数。因此可说在陕、甘的东北军近20万人。
⑥东北军每师一般辖3个步兵团，每营辖四个连，每师至少8000人。东北军常超编。
⑦《活路》刊物，被特务发现后，搜捕作者，高崇民是主要撰写人之一，张学良资送他去天津，以资保护。
⑧华北五省是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和山东。绥远今属内蒙古，察哈尔分属内蒙古与河北。
⑨国民政府设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行政院相当于国务院，下设各部委。
⑩冀察政务委员会名属行政院，实是相对独立机构。委员长是宋哲元，17名委员有7名是汉奸，如王揖唐、齐燮元等，所以当时被人视为半傀儡式政权。
(11)陈公博是汪精卫的妻弟，抗战时，陈与汪一同沦为汉奸。
(12)何敬之、何应钦字。
(13)东北宪兵及卫队一营一直留在北平行营。1936年1月，卫队一营去西安。
(14)张、杜商谈情况见下节。
张学良在台湾/张魁堂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