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台湾 第五节 联共抗日
张魁堂
一、杜重远是推动张学良去联共抗日的关键人物
张学良在《自述》 (五)中有：
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已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出于他人，但实有动于我心。
这里张学良所说的主要是高崇民、卢广绩等人联名写给他的一封信，希望他实行西北大联合，联红抗日。这个建议是杜重远提出的。这年秋天，高、卢等人去上海探望杜重远，在漕河泾监狱杜的监房中商定的①。这封信推动张学良去找杜重远。
最初，张学良从莫斯科的英语广播中获悉中共《八一宣言》，一方面他很兴奋，说：“共产党认为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又担心，因为宣言上他被列名仅次于蒋介石，属于被打倒的目标。他带着中国共产党肯不肯要他这个朋友的问题，求教于杜重远的。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于1935年10月末在南京召开，五全大会于11月15日开幕。在这两次会议间隙里，张学良去上海，并会见了杜重远。
张学良见到杜重远后首先表示，他欧游回国后，曾积极主张拥护蒋介石独裁，以期早日统一中国，好去抗日，因而执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但是，东北军参加剿共内战是卖命换饭吃，是无期徒刑，此路不通，想听听杜的意见。
杜重远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着重谈了联合战线与抗日救国问题，提出：“东北军能攻善战，应当用于抗日疆场，日寇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只有抗日，东北军才有前途，你个人也可以有荣誉；东北军现在陕、甘，正应联合共产党、杨虎城和盛世才共同抗日。”
张学良顾虑共产党不要他，杜又解释说：“《八一宣言》申明中共愿同所有的抗日力量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最忠实于自己的主张，只要你决心抗日，共产党一定会同你联合。”又说：“不联共抗日，是空谈抗日。”张学良接受了杜重远的意见，慨叹自己受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愚弄，表示决心退出内战，高举抗日的旗帜。
对共产党，张学良从不是采取势不两立的态度，可以为敌，也可以为友，但对日本侵略一直看作生死存亡的斗争，他在《自述》(九)中说：
良对日本军人为什么那样痛恨，是因为目睹身受，到后来更彻底认识，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调协余地，非作殊死斗争不可。对共匪则不然，由于没能认识清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
在张学良的心目中，敌我分明。如前所述，他对北伐战争、东北易帜和中原大战一律看作内争，为团结御侮，可以化敌为友。特别对中原大战的善后，对反复无常的阎锡山、冯玉祥毫不歧视，不管蒋介石想削弱地方实力派的打算，从保存国力出发，尽可能多的保存阎、冯的部队。如今大敌当前，而中国共产党又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日本入侵中国压倒一切” (毛泽东语)，他自是愿与共产党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他在《自述》 (五)中说：
今其自来，如能化敌为友，岂不正合余之心意。如能将此一群强悍，为国收抚，从事抗日，自以为对国家、对领袖为无上之贡献。并可实现良一往心中诸幻想。
张学良用了“为国收抚”之类词句，自然是说给蒋介石听的，但他确实认为联合共产党可以实现抗日，抗日也就是他“一往心中诸幻想”，这些下面还要较详细地述及的。但是，他和红军交手中发现了对方有出乎他意料的克敌致胜之道，这在所有的列强的军事典籍中都找不到，从而增强了他抗日必胜的信念。他对共产党和红军也有了认识：是共同抗日的盟友，而且是有抗日力量的盟友。
“不抵抗”是张学良的沉重负担，最使他难堪的是“不抵抗将军”的浑号。1936年初，张学良在西安曾对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说：“这浑号是汪精卫起的，世界上那有不抵抗而成为将军的呢?！真是莫大的讽刺，比挖我祖坟还利害。”张学良要雪国耻、洗家仇；随他入关的20多万东北军，从将领到士兵也都要求他率领他们打回老家。还在1932年，张就常说：“只要有人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不论他是哪一个阶层的中国人，我愿意把自己所有力量都交给他，并且我愿无条件的听命于他的。”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入侵华北，张学良依靠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的路仍然走不通，他只好去找亲率中央红军来到陕北高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旗帜的毛泽东去了。
二、联共抗日过程中的真真假假
张学良在《自述》 (五)中着重叙述他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经过、先后会见李克农、刘鼎、周恩来和叶剑英。对洛川会谈与肤施(今延安)会谈，特别对后者成果作了描述，达成联共抗日的协议等等。这些大都是事实。
关于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联合的经过，现已基本清楚了，主要情况大致如下：
张学良与杜重远商谈后，立即想法与共产党联系。一是通过李杜在上海寻找。李杜在“九一八”时任伊兰镇守使，组织抗日义勇军，失败后退入苏联，得到过苏联帮助，回国后在上海仍从事援助东北义勇军工作。张学良回国后，曾要李杜去联苏，先后派应德田、赵毅作他的助手。自1934—1936年间，因国民政府阻挠，始终未能成行。这些在《自述》(五)中也有所叙述。由于张学良知道李杜与共产国际及进步人士有来往，同时，他还误以为中共中央仍在上海。1935年12月，张学良在上海自己开车，和李杜到郊外长谈，张向李表明他不再跟着蒋介石打内战，愿意联红抗日，要李在上海寻找和中共的关系。
1935年底，张学良回到西安，王以哲向他表示：“我们全军官兵都要打回老家去，不愿剿共了。希望保存东北军实力，好对日作战。”王以哲是张学良的亲信将领，任过他的卫队旅旅长，参加过处决杨宇霆、常荫槐的行动。蒋介石自办庐山军官训练团起，对王多次收买，王不为所动。入陕对红军作战，王部67军是进攻陕北的主力。张学良听了王以哲的意见后，便把他与李杜谈话的结果告诉了王，并要王在前线通过与红军的接触，寻找与中共的联系。这是张学良布置的第二条线。
第三条线是东北大学。东北大学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之一，张学良估计在这次运动中定有共产党员在活动，因此，他致电东大秘书长王卓然，要东大派学生代表来西安见他，想从中寻找共产党员，以便与共产党取得联系。
这三条线中最先联系上的是前线这一条，信使是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107师519团团长高福源。
高福源，辽宁盖平人，是个爱国军人，曾在北京大学肄业，中途为救国弃文就武，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毕业。他是王以哲的老部下，东北军的一员骁将。他被红军俘虏后，自忖必死，结果受到优待，让他参观、学习。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高被送到甘泉红军总部，总部负责人彭德怀亲自做他的工作，和他讨论问题。高福源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正义感，肯学习，爱思考，经过这一段学习、参观，他感到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是真诚的，东北军可以和红军合作抗日，抗日救亡大事要依靠共产党和红军。首先，他主动要求入被红军围困着的甘泉城做守城部队工作。秘书长兼敌工部长周桓送他入城，他见到守甘泉的107师参谋长张文清和营长周祖尧，阐明共产党与红军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策，认为双方不必再作无谓的牺牲。高福源此行导致了守城部队派出代表与红军商谈，达成了双方停止敌对行动，互市互利的协议。
甘泉之行成功后，高福源又积极向彭德怀反映：东北军普遍要求打回老家去，张学良、王以哲都要求抗日，关键人物是张学良，如果他了解红军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彭表示可以让他回去做这件事。他高兴地说：“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彭德怀向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周恩来同意让高福源回西安，周还查问高回去后安全有无保障，并要高多讲“红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彭德怀为高福源回西安作了安排，送200元路费，派骑兵护送到洛川67军防线外面。行前，李克农叮嘱他先以个人名义去试探，如张学良有诚意，即派正式代表去谈判。
高福源在67军防线外先写好信，雇人送给他的好友67军代理参谋处长佟道(字铁肩)，说明被俘后的经过和回来的目的，请佟转告王以哲。王以哲得信后，立即要参谋长赵镇藩采取保护措施让高来见。高到洛川67军军部见了王、赵。王、赵不仅对高没提榆林桥战败的事，还给以安慰，并立即密报张学良。张据报即令秘书栗又文密电王以哲，通知高福源即来西安见他。
高福源到西安后，张学良立即召见，高向张报告了在苏区的见闻，说：“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的，成立了各种抗日组织开展活动，而我们这里却是抗日犯法，救国有罪。”“共产党号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问政治见解、宗教信仰，是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形式。共产党倡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是真诚的。”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支有政治思想有训练的部队，与民众关系极好，是不可战胜的部队。红军同情东北军的处境，极愿合作共同抗日。东北军必须同红军联合起来，才谈得到打回老家去。这是东北军今后唯一的出路。”张学良还问了共产党的若干政策措施，高就所知如实作了回答。谈话持续了三小时，最后，张学良对高说：“你谈的很好。休息一两天你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放心去办这件事，此去如有危险，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由佟处长代为办理。”张学良对联共抗日是积极的。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去洛川见了王以哲，20日到甘泉左道铺红军总部，先见到周桓，说：“王军长派我来，副司令明天要到洛川来，请你们派个代表与他见面，商量共同抗日问题。”红军总部立即请示中央，毛泽东复电可派周桓去，后方派人来不及。恰巧李克农回到总部，周桓提出李去更适合，彭德怀及总部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意，即由李克农去洛川。
27日，李克农在洛川会见了张学良，商谈了三个小时。双方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建立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张学良表示：南京方面同情建立国防政府的颇不乏人，只要中共确有团结抗日的诚意，他愿为此而奔走。张向李提出，他将去甘肃、南京公干，为期约两周，回陕后拟邀彭德怀或者更多的人在肤施或洛川见面正式商谈，并希望目前双方各守原防，在可能范围内恢复通商。李克农表示一定将他的意见转达，并于同日中午回到甘泉。
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见面导致了3月4日的洛川正式会谈，他终于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求仁得仁，从此，他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
中共中央根据张学良、李克农会见的情况，决定派李克农为正式代表去见张学良。2月10日，周恩来对李克农、苏区外贸局长钱之光等人说：“按目前形势，这次和张学良谈判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成功可能性很大，也有一定困难和危险。力争谈成，按瓦窑堡会议精神谈，也可以按具体情况，先商谈局部合作抗日、经济通商等问题。重大问题及时请示中央。”
李克农派高福源先去洛川，建立红军与67军的电台联系。2月19日，中共中央电张学良、王以哲，把李克农去洛川的行期通知他们。25日，李克农、钱之光、高福源、机要员戴镜元及警卫人员一行六人抵洛川，戴镜元携带了密电码去。适张学良有事去南京，行前嘱王以哲妥为招待，先商谈具体问题，以待他回来。
28日，李克农与王以哲、赵镇藩达成红军与67军停战通商口头协议，待双方批准后，于3月5日双方各自下达。此外，王以哲派人送钱之光入西安采购物资，同时要求将困在甘泉半年之久的东北军换防，李克农同意。
关于这段情况，张学良在《自述》 (五)中有：
当此之时，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来电言，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良亲为接见。此时良忆及昔年左文襄收抚马化龙之故事，同时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种种，逐飞洛川，会见该人，彼自称为李克农。
文中记叙了张学良由西安赶往洛川会见李克农的主要情况。但是其中又把这次会见描述成共产党采取主动的姿态，又说他动了左宗棠收抚捻军马化龙的念头才去，当然这都是好向蒋介石交帐。而且，当年被困甘泉的部队取得红军同意换防回到洛川，张学良对该部队曾大肆表彰，以掩人耳目。
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回西安。3月4日即飞往洛川，对双方达成的局部停战通商协议表示同意，随即去看望李克农，一见李就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是整销，不是零售。”他二人已是再次见面，李见张身穿便装，便握住张的手诙谐地说：“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主客不拘形迹，融洽无间。
下午3时，张、李正式会谈。张学良要求李克农先谈中共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并提出下列问题共同商讨：
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
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否矛盾?
3、日强中弱，抗日如何取胜?
4、红军东征抗日取道山西，蒋、阎必然阻击，恐难通行应走阻力小的宁、绥，直取察哈尔，又毗邻外蒙国际交通线。
5、如何取得苏联的援助?
张学良所提出的要求与问题都是有关抗日的根本问题，他希望的是与共产党、红军全面合作抗日，也就是他所说的“整销”。
李克农按照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逐一说明和讨论。在一、四两个问题上双方是有分歧的。
对红军东征取道山西，张学良据他自己的经验，晋军善于防守，加上蒋介石调兵去援助，恐难通行，应走阻力小的宁夏。李克农表示宁夏有少数民族问题，很复杂，同时人少地贫，不是红军前进的道路；入山西则较有把握，还可以解决军需、兵源等问题。
对联蒋抗日问题，张学良表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不包括蒋介石，因为他有政、军、财三权，而且又是中央政府，他不同意抗日就不好办。”中共瓦窑堡会议决定的方针是抗日反蒋，据此，李克农解释说：“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把东北送给日本，华北也岌岌可危，而内战一天也没有停，还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情况下要与他合作，岂不是与虎谋皮吗?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包括蒋介石，除非他停止内战，放弃反共政策。”
双方虽有争论，但气氛是和谐的，特别是张学良听了李克农的说明，对中共的政治主张和抗日的战略思想——持久战，有了初步的了解，表示很赞同。他不满足于红军与67军的局部停战通商，同时，他也清楚了中共中央已在陕北，但对李克农在共产党内的地位不清楚，因此，他向李克农提出：请中共派一负责人如周恩来、博古或彭德怀在肤施会晤，时间由中共选择。他在《自述》 (五)中有：
良当时不悉李克农是共党中何等人物，……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说其首领如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
上述正是指的这一情况。②
张学良还向李克农提出：希望中共派一相当负责而又不是声名显赫的人常驻西安，和他及各有关方面联系，以利于筹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事宜。这表明张学良愿意联共抗日。但是，通共有罪，所以他再次向李克农声明：这次会谈所达成的协议，由双方各自秘密实施，以应付环境。
洛川会谈导致了肤施会谈。3月27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附近召开会议，根据洛川会谈情况，会上一致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与他进一步谈判，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重要，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赴肤施与张学良会谈。
张学良原希望肤施会谈在3月下旬举行，后因喉疾推迟至4月8日。4月7日，周恩来、李克农一行离瓦窑堡，8日抵肤施东北30里之川口，因大雨雪电台联络不上，会谈推迟一天。
对这次会谈，张学良在《自述》(五)中也说他闻周来即拟“推诚相见”，“即毅然答复，约周来见，嘱周师长福成妥为款待。”肤施是129师周福成部的防区。
这次会谈地点是肤施城内天主教堂，《自述》中也有记载；整个会谈从9日晚8时至10日清晨4时，而不是2、3小时。但是，会谈结果，《自述》(五)中所记是：
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
(一)共产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二)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三)江西、海南、大别山等地共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四)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
(五)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六)共产党停止一切斗争。
(七)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八)准其非军事人员，居住陕北。
(九)待抗日胜利后，共产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
(十)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然等等。”
这十条是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的主要内容，而肤施会谈是红军代表和东北军的统帅商谈停止内战与合作抗日的问题，两者的地位不一样，谈判内容也难以完全相同。先看看肤施会谈的内容与结果。
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学良、王以哲，告以周恩来、李克农的行期和联络地点，并提出下列的会商问题征求张学良的意见：l，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红军集中河北抗日；3，中共抗日十大施政纲领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4，派代表联苏；5，订立互不侵犯及通商协定。
上述五个问题中1、3两项是合作抗日的主体，周恩来原以为在施政纲领、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具体措施上双方会有争议，曾准备了好多方案。但是会谈一开始，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方针，说：“红军是真抗日，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他对中共的抗日救国纲领和组织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的主张也完全同意，说：“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措施，将来实行时再研究。”这样，双方全面合作抗日的方针和主要方法就肯定了下来。会后，周恩来说：“张学良这么一谈，原准备的方案全用不上，出乎意料，出乎意料！”
对红军集中河北以号召和推动全国抗日的问题，张学良表示赞助；同时建议为避免阎锡山、蒋介石的拦阻，红军可取道宁夏，再东进绥、察，并说马鸿逵的兵力不多，战斗力也不强。周听后说：“有道理，但是要和毛主席商量，这个问题在研究中。”同时提到红二、四方面也将北上抗日。张表示“来多少都欢迎”，并予以可能的协助。
关于各派代表联苏与订立互不侵犯及通商协定也很快拟定了具体措施。当周恩来提出抗战时，希望东北军帮助红军购买通讯及医疗器材和药品。张学良说这些军用物资都已运入陕西，包括红军所需要的都有了，大包大揽了下来。他还表示自己有一大笔私人存款，全国抗战兴起，可以移作军用。
但是，在八个小时的会谈中，有两个问题费时最多，一是联蒋抗日。
张学良说自欧洲回国后，认为我国必需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才能抗日御侮，目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是法西斯的道路。周恩来否定了法西斯道路，解释说：“法西斯是帝国主义产物，把资产阶级一点形式上的民主都抛弃了。抗日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要发动群众必须实行民主，中国的法西斯道路只能是投降日本，处理中国问题理应联共抗日。”
张学良又提出：“抗日力量越大越好，蒋介石是国内最大实力派，抗日统一战线应包括他在内，如果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这是张学良最关心的问题。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过去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是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头子，视人民为死敌。蒋的指导思想是‘宁赠友邦，毋与家奴’，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愿意听听你的意见。”此时中共中央对联蒋抗日问题还没有取得一致，因此周恩来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但态度是积极的。
张学良说：“据我回国两年的观察，蒋介石有民族情绪，有抗日可能。”接着，对南京政府中亲日和抗日的各个派别逐一作了详尽的叙述，最后他又说：“蒋介石是处在歧路上，他错在‘攘外必先安内’，把这错误国策扭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做到这点不容易，要做艰苦的工作，共产党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他还表示：“除非蒋介石投降日本，否则我不能反蒋。”
周恩来听了张学良详细介绍之后，说：“毛泽东同志也有这样想法。”“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再作答复。”张学良感到他的意见已被认真对待并可能被接受，因此表情很愉快。
另一个是培养干部问题，张学良感到缺乏抗日干部，很苦闷。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多得很，成长也快，而他却十分缺乏得力助手，所以商谈互派代表时，他说：“我一个也不派，派出一个，身边就没有人了。”他希望中共多派人去，说：“来多少我都欢迎。”他向周恩来要求派一批中共干部去东北军工作。周说：“我们一是穷，二是人少，文化又低，很多人不识字。文化水平在你们那里不成问题，军事知识、政治知识也很丰富。由于我们穷，才不得不随时随地注意培养干部，这才稍稍解决目前干部缺乏的问题，否则更不行了。”张又再次提出请求，周说：“即使你有干部，也要自己培养新干部。我们现在办红军大学，你可以办军官训练团；红军大学上面可以办抗日大学，军官团上面也可以办抗日大学，两边都有抗大，可以联合在一起成为联合的抗日大学。”经周反复说明，张才懂得了干部要自己培养，而且要逐级培养，感到很高兴。会谈后，张学良就认真迅速地办起了长安军官训练团，培养抗日干部。
从周、张肤施会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两支大军商谈如何合作抗日。抗日是全国性的问题，势必涉及抗日政纲及其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而张学良又提出联蒋抗日这个有关抗日全局的战略性问题。此外，还涉及外援一一联苏等等。张《自述》中列举的十条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要内容，如红军改编列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停止土地革命，承认共产党合法存在，保留陕甘宁特区政府等等。这些都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条件，并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即1937年9月下旬达成协议。但是这两个谈判都为一个共同目的，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列举这十条等于在说：我在肤施和周恩来商谈的内容也就是你蒋介石以后与周恩来谈判并达成协议的，联共抗日是无罪的。他在《自述》 (九)中说到国内各派间的权力之争时说：
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以为友矣。良敢武断一句，不只良个人有此错误，恐过去好些同志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不少。
上述“好些同志”中少不了蒋介石，而且是为首的，没有他的同意，不会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这就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联共抗日无罪。而西安事变的发动，目的也是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自然也是无罪的。张学良的《自述》是向蒋介石作检讨交代，只能叙述史实，以守为攻。
三、无法协调的一件事
对肤施会谈，张学良很满意，他在《自述》(五)中说：
同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想尔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这确实是他当年的思想状况。
1936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为驻东北军代表。刘鼎是李杜在上海找到的共产党员，张学良闻讯后即派人去上海，于3月下旬将刘鼎接到西安。二人见面后，张学良认为刘鼎有见地，随即偕刘飞往洛川，一面等候与周恩来会面，一面与刘鼎长谈，谈的很投机。肤施会谈后，刘鼎随周恩来去苏区。
当刘鼎重回洛川，张学良十分高兴，象见到载命归来的使者，问长问短，说：“我估计你会回来的，也盼望你回来，果然你就来了。真好哇！我真得意呀！这要谢谢周先生。”又说：“我同你来洛川等周先生，预想见面后一定会谈出很多理想的问题，为我解决疑难，建立抗日信心。会谈后，我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的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到他多好呀！”还说：“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就抗日。对中国共产党，我不仅知道她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道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经过肤施会谈，张学良终于找到了抗日建国的道路和可靠的朋友，这正是他以后敢于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原因。肤施会谈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影响着张学良的一生。
但是，张学良在《自述》 (五)又有：
殊不料良当年认为爱国抗日之共产党人，乃石敬塘、刘豫之流亚，诚如蒋公早年所言，‘头等大汉奸’也。
这段话不仅与前后文不协调，而且张学良也没有自居为“二等汉奸”之必要。这头等、二等汉奸都是当年蒋介石辱骂共产党与张学良的话。
1936年，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件，踌躇满志，准备集中力量，一举消灭陕甘宁的红军，完成他的“剿共”大业。12月22日，他飞抵西安，动员张学良、杨虎城进攻红军。张、杨分别向他陈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毫不理会。29日，蒋介石飞往洛阳，以避他十月底的五十大寿为名，部署“剿共”军事。30日，阎锡山偕傅作义来西安，名为回拜张学良，实为结伴往洛阳，借给蒋介石祝寿之机向他进团结抗日之谏。因为10月中，张学良曾去太原与阎锡山达成联共抗日的协议，主要内容是：如蒋介石不抗日，则晋军、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阎拟将河套地区五原等五个肥沃的县拨给红军作根据地。当天，阎、张、傅及杨虎城等乘专列同往洛阳为蒋介石祝寿。
阎锡山与张学良在洛阳一齐晋谒蒋介石，请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蒋坚不同意，认为红军已是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共同努力，短期内不难消灭。二人反复申述，蒋竟厉色问张、阎：“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二人碰了个大钉子。当晚，阎、张二人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操场上屏去随从长谈，临别时，阎锡山老泪纵横，把着张学良的手说：“汉卿，蒋先生永远不会采纳我们的抗战主张，今后我们要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要干就靠我们自己干了。”
但是，事情并未了结。第二天早上，阎锡山回太原，张学良仍在洛阳并参加了为蒋祝寿的阅兵式，蒋介石训话，说：“固欲集中力量，抵御外侮，以复兴民族，先必肃清一切汉奸。” “现在的汉奸有两种，一种就是无知识的低级汉奸，如李守信、王英……另外有一种有知识有组织的高等汉奸”，“共匪之最后目的，在出卖整个国家与民族，实为汉奸之尤者，必须尽速消灭”，“我们国家民族最恶劣的汉奸就是西北的赤匪，……要先消灭赤匪……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的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要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赤匪同声相应，甘为共产党下面的二等汉奸。”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也在场，看到在下面听训话的张学良面色惨白，会后，对与张学良同去的何柱国说：“不知内情者，此话尚无重要关系；知道内幕者实在太过火了。”他还说蒋介石是说过就完的，要何劝张学良不要误会。
下午五时，张学良乘飞机回西安，何柱国把钱大钧的话转告张学良。张说：“阎百川饱经世故，昨夜劝我不能(与蒋)再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事。我已决心不再谈了。”又说：“我现在想干什么，我的太太也无从知道。”
对蒋介石的乱骂一气，连钱大钧都感到“太过火”，惟恐蒋张之间产生裂痕，因而要何柱国从中劝说弥缝。张学良对此论当然不能接受，在他的《自述》 (三)中写着：
尔后蒋公至洛阳，又逢阎百川先生同在，良乃预想此乃一好机会，不料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③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滚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述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
难道事过二十年，他却“幡然悔悟”了吗?而且张学良一向认为共产党造反是政争，尤其是联共以后，他更认为共产党是抗日救国，建立富强新中国的中坚。同时，张学良痛恨汉奸。“九一八"事变后，他的堂弟张学成当了伪军头目。他令熊飞(正平)率部剿灭了张学成，大义灭亲。溥仪在日本人庇护下，住天津日租界内，蠢蠢欲动，妄图在东北复辟。张学良差人把炸弹藏在水果篮内送去，意在警告他勿当汉奸，殊料，日人却以此为借口，挟持溥仪去大连。把共产党与甘当儿皇帝的石敬塘、刘豫相题并论，从张学良的言论中是找不出什么根据的。而且上述两段引文显然自相矛盾，这是蒋冠张戴，强加于张学良的。我们不妨看看张学良如何看待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
四、对共产党之研究与认识
张学良在《自述》 (九)中有：
“对共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
人们了解，作为检讨交代，常不免有说词乃至违心之言，阶下囚的张学良亦如此。但是有人说：张学良一生信过许多主义：三民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可哪一主义他也没有弄懂。这话有些道理，但也不尽然。
张学良在奉皖孙三角联盟时期，对三民主义是毫不理解，如前所说，当时他迷恋于“张氏父子打天下”，对三民主义一概不知。东北“易帜”，张学良的条件之一是东北的国民党由他们办，再呈报中央党部批准。其目的是防止国民党势力渗入东北。他起用熟悉国民党的黎天才办党以应付南京方面，张学良对黎说：“我不让那班党棍来办党。”后来，他进一步了解了国民党内情，1936年在洛川对刘鼎说：“国民党和它的军队等级森严，与旧军阀没有什么区别。大党员克小党员，大干事干小事干。”在武昌时期，他一直不让办党务的CC系插手东北军。他在肤施对周恩来说：“国民党完了”，他认为国民党已背离了三民主义。
“九一八”事变前，国家主义派在东北军中建立了组织。张学良赞赏他们标榜的“外拒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事变后，辽东义勇军邓铁梅、苗可秀等虽是国家主义派的，张学良仍给以接济。原十九路军旅长翁照垣是淞沪抗战中守吴淞炮台的名将，张学良任他为东北军117师师长。及至蒋介石排斥异己，要他清除东北军中的国家主义派组，他取缔了东北军中的国家主义派组织，但愿留者仍可继续工作，绝大多数人都留下，其中王公简还任西北“剿总”第四处副处长。
对于法西斯主义，张学良误解为一种政略，以为以此可以在我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政权，好去抗日。他自欧洲回国，拥蒋法西斯统一，提倡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积极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参加“剿共”军事。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他终于发现：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不是先国家统一才可以抗日，而是只有抗日，国家才能统一。1935年秋，张学良到上海看杜重远，两人见面后，张说他回国后宣扬法西斯主义，拥护蒋介石为领袖，跟着蒋剿共，盼望国家统一好抗日。现在认识到这一套行不通，请杜指教。杜坦率地指明他这一套是错误的，法西斯统一不了中国，现在应该团结抗日。1936年初，一次张学良问杨虎城法西斯的办法“在中国行得通行不通”，杨说：“人家搞法西斯，对外扩张领土；咱们搞法西斯对外投降，他(蒋介石)当小皇帝，我们当亡国奴，你看行得通吗?”及至肤施会谈，周恩来向张学良剖析了法西斯主义本质，即这是帝国主义产物。从此，张学良彻底否定了法西斯主义。
张学良对共产主义不能说不了解。自1934年开始，他研读马列主义著作。这件事是通过他的亲信并掌执机要的黎天才和潘文郁的帮助进行的。
黎天才，山东蓬莱人，1900年生。1928年加入共产党。他原名李经天，字渤海、伯海，入党后用李渤海的名字，黎天才是笔名，叛党后沿用了。他两度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是李大钊在国民党工作方面的助手，李大钊遇难后，他负责北方国民党工作。1927年下半年被捕叛党，一度在晋系北平市公安局工作。东北易帜，张学良邀他去东北办国民党。“九一八”事变后，他负责东北情报工作，得到张学良的信任。1933年，张学良下野出国，行前交代黎天才除继续东北情报工作外，注意东北团体内部的团结。蒋介石想打入东北团体内部，同时也重视黎的东北情报工作，它是国民党情报系统的缺门。1933年，蒋第二次去保定，召见了黎天才，要他在工作上与何应钦、戴笠联系。黎天才忠于职守，拒绝了蒋介石的拉笼，因此，张学良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时，即要他去武昌，任少将机要处长，负责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情报工作，深得张学良的信任，夸赞他具有社会主义者的组织才能。
潘东周字文郁，又号问友，笔名冬舟，湖南人。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过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1928年被捕自首，一度消沉。他和黎天才私交很厚，在黎的帮助下，翻译《资本论》，出版了五册，传说是国内《资本论》的第一个译得较多的译本。 “九一八”事变后，他代黎主持《北方公论》周刊。这是张学良出资办的刊物，宣传抗日。潘东周在这刊物上也为张学良鸣不平，认为不应将不抵抗的责任完全推在张身上。当时，中共北方局特科派吴成方说服黎天才为党工作，以赎前愆，黎同意了。潘东周已重新入党，吴又要黎把潘东周推荐给张学良，目的在争取张学良抗日，并收集情报，潘在理论方面胜过黎天才。黎天才把潘东周推荐给张学良，潘有才华，受到张学良的器重，当时，潘用的是潘文郁这个号，直至1935年他牺牲。黎天才去武昌时，偕潘同往，潘文郁在机要处任中校机要秘书。自武昌时期起，黎、潘二人是张学良贴身的机要秘书。
张学良知道潘文郁与黎天才加入过共产党，要他们帮助他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这个时期，他读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派幼稚病》等等。从这时起，张学良实行“挂牌学习”，即挂学习牌时不办公也不会客。到西安时仍然继续着，赵媞和他一齐学习，有时学一整天。张学良在武昌时结识了一个日本朋友叫熊谷康，在熊谷的眼中他是一个“正在勤奋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谈吐文雅，因打网球而晒黑了皮肤的贵公子”。
张学良经常要潘、黎二人给他讲解马列主义。张在武昌住在徐家棚，办公在望山门原两湖总督衙门，汽车要开40分钟左右，他让潘、黎跟车讲课，武汉是沿长江有名的“火炉”之一，盛夏挥汗如雨，也不停讲。潘文郁提供军事情报事暴露后，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他将潘、黎二人解京。张学良想保护他们，情况不明，正好要去南京开会，采取“软禁”方式把二人带在身边，试探南京方面的反应。张学良在南京只住了十来天，还让潘文郁讲国际共产党史，共讲了三、四次，每次都在一小时以上。
1936年3月前，张学良对社会主义各派学说有了大体的了解，他对阶级斗争与工人运动的实践更感兴趣，曾对黎天才说：“你是洋秀才上课”，要黎找一个办过工运与工人共同生活过的人为他讲中国工运与阶级斗争。黎天才找来吴雨铭。吴早年和黎天才一起在铁路总工会工作，“二七”大罢工被捕，坐了三年牢，以后也叛变了共产党。张学良任吴雨铭为中校秘书，专门随车讲课。
潘文郁由于叛徒杨青林的指证，张学良无法保护他。潘文郁临刑前写了一份三、四万字的自述，其中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他为什么加入共产党，脱党后的精神痛苦以及与中共党组织再次取得联系的经过作了详细的叙述。张学良读后感叹不已，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前期的情况也有所了解。这份自述，他没敢保存，销毁了。
张学良在武昌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虽然偏重书本知识，但确是一次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所以他在洛川才能向李克农提出阶级斗争学说与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无矛盾，向刘鼎提出“知识分子和工人接受马列主义理论，团结革命容易理解。但是农民有的字也不识，怎能接受马列主义和党一心一德，矢忠革命呢?”等问题。如果他对马列主义一无所知，就不可能提出这些问题。他到西安后，仍然继续学习，而且还传其所信，常常对他的将领和幕僚讲点辩证法三原则：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弄得将领们摸不着头脑。一次，一O五师师长刘多荃对“西北总部”秘书栗又文说：“副司令让我们学习三原则，说不懂得三原则不行，请你告诉我什么是三原则?”栗说：“这个问题一下子说不清楚，你先看看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吧。”最有意思的是“双十二”上午，张学良去京西招待所看望那一批被扣留的南京的军政大员，给每人送些钱、香烟、纸牌，也送了《社会发展史》和《辩证唯物论》各一本。
张学良对共产党是怎样看待的?不妨从他1928年主政东北说起。
张学良在东北没有严厉地镇压共产党。客观上，革命势力在东北发展比较迟，对他危害不大；主观上他受西方民主影响，把共产党看作一个政党，政见不同而已。他曾说：“无论任何党派在东北活动，我决不杀害一个青年。因为我们未把国家搞好，才产生了青年对革命的要求。”1929年秋天，同泽中学有十几个学生被捕，说他们是参加社会主义小组集会。张学良据报后，立即下令全部释放。刘少奇在沈阳被捕，以证据不足释放。张浩(林育英)被捕，关而不杀，“九·一八”事变时出狱。
张学良自主政东北至下野出国期间，对共产党的处置与蒋介石有很大的区别。1931年5月，南京政府召开国民会议，张学良嘱咐东北出席会议的代表对“剿灭赤匪”一案不要发表任何意见，东北代表遵办。同年2月10日，张学良接见日本记者谈东北时局，其中有“共产党之取缔方针”一则，他说：“虽同谓共产党，然其中有研究学说者与计划暴动者之别，对于其暴动分子，则夙饬令宪兵警察等各机关严重取缔。”他对共产党要区分研究学问的与暴动的，取缔的仅是后者，这与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共产党的蒋介石有天壤之别，这正是张学良要东北代表对“剿灭赤匪案”不发表任何意见的原因吧?
张学良不让南京政府插手东北的共产党案件。1929年东北大逮捕，杜兰亭、李禄申、王纯一、刘丹岩、赵尚志、郭任民、宋未波、赵子和等共产党人被捕后，南京方面要求将他们解往南京。东北许多人士如王化一、丁惟汾等反对解往南京。张学良又征询黎天才，黎也不主张解往南京，张问他为什么?黎说：“东北既属特区性质，军事、政治均自成体系，司法行政何必例外，如由此开其端，以后便不好应付。”张学良遂决定把被捕的共产党员由东北司法机关审理，并关照不准用刑。
1933年，张学良下野时还下令释放了保定反省院的一批政治犯，其中至少有六个共产党员。就在他要下野的时候，胡适陪一批美国法学专家去保定参观反省院，有的政治犯用英语向他们揭露反省院的黑暗，要求他们主持正义。当天晚上，张学良宴请这批专家和胡适，客人向他反映了反省院政治犯的情况，并反对这样对待政治犯。因此张学良在出国前给黎天才下了手令，要他会同军法处长颜文海办理释放保定反省院的政治犯。此前，中共北方局想用钱赎出韩麟符、许权中等三人，由潘文郁出面，通过黎天才办理。黎天才得到张学良的手令后，告诉潘文郁说：有些人可以免费出狱了。让潘帮助军法处长办审查手续，但不出头露面。这样，韩麟符、杜真生、郑丕烈、李希逸、许权中、刘尊棋等六名共产党员就无条件地出狱了。
张学良游历欧洲，看到西欧各国都有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是个世界性的问题。1935年，他接受了西北“剿总”副总司令的任命，指挥东北军入陕、甘，曾向黎天才表示，陕北进攻红军的军事行动很快可以结束，但是共产党是世界性的问题，要用政治方法来解决。
在豫鄂皖，张学良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与红军作战，但对东北军中的共产党员仍然保护。一次，蒋介石密电张学良，说刘澜波是共产党员，在东北军中已发展了十几个人，开列了名单，要张严办。刘澜波是刘多荃(芳波)的族弟，是中共党员，自1933年即入刘多荃部从事秘密工作。此时刘部一○五师驻孝感一带。张学良将此案交机要处，由秘书李金洲④作个假调查报告，说刘澜波不是共产党员，其余的人或是狂言乱语，吵吵要抗日，或是行为不检，联络抗日，但都不是共产党员，已分别予以禁闭、开除等处分。然后张将这个报告亲手交给东北军军法主任李春润，说：“刘澜波这个人我知道，没有什么，你给委员长拟个复电。此事不必让其他人知道。”
1935年3月前后，张学良在武昌被迫处决了共产党员潘文郁。
潘文郁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涉及东北军的机密。他的组织关系属中共北方局军委特科，他获得的军事情报都由特科的杨青林来取。1934年，中共河北省委被特务破坏，特科内出了叛徒，杨青林也叛变，供出了豫鄂皖“剿总”潘秘书提供情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大意是：据驻平宪兵三团、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密报称；共党河北省委破获后，发现豫鄂皖三省总部机要秘书潘文郁与共匪勾结，证据确凿，潘在黎天才掩护之下进行匪谍阴谋已久，着即一并押解来京。
张学良见蒋来电后，问黎天才有什么把柄落在特务手里。黎回答：没有。张又问潘文郁呢?黎说：可能有，但要去问问。张怕特务绑架潘、黎二人，给黎天才派了四个卫兵，又发了两枝手枪。问潘文郁有枪没有?潘家有四枝手枪，张又发了四枝手枪。张学良很镇静，对黎天才说：“你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即令(他们有)潘文郁的证据，怎么还要押你一同晋京?你是我用的人，那么我得一同被押晋京?他(蒋介石)这样作法，真叫我这样忠心拥护他的人伤心，他批评我过去用腐败的官僚，今天我用了有才干的人，他又责备我用共产党。天才，你充其量犯了失察的过失，你回去代我安慰潘秘书。过几天要开四中全会，你们跟我一同去南京。你回去把潘秘书叫到你家里住，叫他不要怕。”又写了个便条给潘文郁，要黎带去，并叮嘱他们不要出门。
接着，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住在陵园蒋介石的别墅里，把黎天才、潘文郁带在身边。会议期间，张学良去见蒋介石，表示黎天才如因用人不当与潘文郁同罪，他也只有辞职不干。蒋从文卷中拿出潘送出去的豫鄂皖总部的军事情报、图表，对张说：“这都是你的机要秘书潘文郁报到北平共党河北省委的。不相信，还有他们自己的人叫杨青林的可以当面指证。”随后，他又把这些材料交给张学良说：“你的部下，还是交给你办罢。”对黎天才的事只字未提。
当天，戴笠就来看望黎天才，说：“蒋孝先⑤把你说的太过火，我是知道的，……今天领袖(蒋介石)对我说过没有你什么事了。你还要劝劝副司令，不要为这小事不干，太小题大作了。”在潘案发生后，特务、宪兵搜查了黎天才在武昌的住宅，也搜查了黎的北平办事处，发现的是张学良给黎的信函、电文，找不到任何黎与潘案关连的线索。此外，潘文郁重新入党事极端秘密，北方局特科只吴成方一人知道，连杨青林也不清楚，宪兵三团也没有潘文郁是共产党员的证据，更牵涉不到黎天才，事情本已清楚，张学良又向蒋介石掼“乌纱帽”，蒋就让戴笠出面说明黎天才无罪。
张学良回武汉后，故作姿态，将机要处改称机要组，黎天才免处长职，改任他的少将秘书兼组长，但是原机要处的业务、经费照旧。同时，令潘文郁搬到黎天才家中住。他以潘文郁通“匪”有罪，但有才，懂得六国文字等为由，向蒋介石求情，保潘性命。蒋不同意，大约在1935年2月间，催问潘案如何发落。不久，蒋孝先也致电张学良，询问潘案；同时，他又给黎天才一电，说一周内将来武汉。
蒋孝先在北平以屠杀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而恶名昭著。张学良知道无法保护潘文郁，如解往南京，还要受刑，万一熬不住刑讯，势将牵连其他人，更不稳妥，便决定在武汉处决潘文郁。他亲自去看潘文郁，把这决定通知潘，并问潘有什么话说。潘说要写一篇自述，并要求在他死后，将他的妻和子女送回原籍。张同意，下令军法处处死潘文郁。
潘文郁死后三、五天，蒋孝先到了武汉，查访证实潘已处决，便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对张学良更加放心了。
也在1934年，吴成方也被捕入狱，至抗战开始才被释，中共通过潘、黎做张学良工作的这根线中断了。但是，张学良通过潘文郁却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品德与才能。他告诉黎天才，当他把处决决定告诉潘文郁时，潘面不改色。潘死后，张学良厚赠遗孤川资5000元(一说是5万元)，送潘的妻子⑥和两岁的儿子及一女回湖南。对被迫处死潘文郁，他深为内疚，1936年夏，他对刘鼎谈及此事，说：“杀朋友是最难过的，也是最不应该的。”
张学良在联共抗日过程中，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更多的了解。起初他常常找被红军释放回来的官兵打听红军和共产党情况，以后又和中共高级干部往来，对共产党有了更深的了解。其中首先应该提到张学良和刘鼎在洛川的长谈。
刘鼎是张学良托李杜从上海请来的。1936年3月下旬初，他派赵毅把刘鼎接到西安。
刘鼎原名阚尊民，1903年生，四川南溪人。他是1923年在德国勤工俭学时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以后又留苏。回国后曾在特科工作，后去浙皖赣苏区工作，1935年边区失败被俘，秋天，从九江俘虏营逃往上海，因为找不到党组织关系，接受人权保障同盟的救济，隐蔽在路易·艾黎家中养病，伺机寻找党组织。偶然机会，他被宋庆龄知道了，辗转介绍到张学良那里。
二人初次见面，张学良向刘鼎提出三个问题诘难：一、共产党为什么也骂他不抵抗?二、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为什么把东北军打的那么利害?三、红军在陕北又为什么使东北军遭受严重损失?刘鼎经过慎重考虑，回答他： “九一八”事变，他守土有责，不抵抗也是有错误的；中东路事件不应挑起冲突；令东北军打红军是蒋介石的借刀杀人计，想使红军与东北军两败俱伤。东北军应联共抗日，既可复土雪耻，还可名载史册。刘鼎原以为这样数落他，可能张学良要发作。结果相反，张学良沉思良久，却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不由分说，当天邀刘鼎一齐飞往洛川等候与周恩来会面，借机也和刘鼎长谈。
当时，张学良在洛川和李克农已有两次会见，对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方针政策已有初步了解，亟想联共抗日。此时，他最感兴趣的是红军何以能以弱胜强，在战场上经常掌握主动权，这对打倒强敌日本十分需要。他和刘鼎的长谈就是从红军为什么是不可战胜的问题开始的。
刘鼎既有白区工作经验，也有苏区工作经验，他见张学良态度诚恳，就敞开谈。他在来西安前，对这两方面工作经验都认真思考过，就顺着张学良所提的问题先谈红军。刘鼎指出红军有别于一切旧军队，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翻身农民为主的军队，自觉地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而奋斗，有一套政治工作制度，官兵平等，最守纪律，也最能吃苦耐劳，败也不溃；在此基础上它产生自己特有的战略、战术，因而它是不可战胜的。他从红军的建立与组成问题推开去，谈到土地革命，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课题，再谈到苏维埃政权以及与之相连的政治、财经各种制度，政府与红军及军民之间的血肉相联的关系。最后归结到党、政、军、民和各苏区之间如此协调一致，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共产党是以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为团结教育党员和群众的主要内容，这是红军克敌致胜的根本之道。
刘鼎在洛川这十来天的长谈，使张学良把他在武昌时读过的马列主义书本知识与当前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实践衔接起来了，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是有理论和事实的根据，抗日主张是真诚的，不是权宜之计。因此，在肤施会谈时，他对中共的抗日救国纲领及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大政方针无条件地接受，并商讨在合作抗日中所要解决及可能遇到的难题。
毫无疑问，张学良与李克农、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会谈和接触，也不断地加深了他对共产党的了解。
对共产党人，张学良佩服他们艰苦朴素、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赞赏他们的才能。洛川长谈时，他很佩服刘鼎，向他的两个随从师长说：“刘先生很有教养，你们多向刘先生请教。”后来到西安，他曾对高级将领说：“刘秘书很有学问，你们有问题可以问问他。”他疑心刘鼎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曾对人猜测说：“刘鼎可能是王稼祥的化名吧?”他引刘鼎为知己，无话不谈，如国民党的内部情况，自己的历史，连用银元卜卦决定杀杨宇霆的事也主动谈。他对苏区的新事物很感兴趣，如他问刘鼎：“苏区的一夫一妻制如何实现的?”后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肤施会谈结果时，说刘鼎与张学良“谈的很投机”。这也是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为驻东北军代表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时，张学良也从某个共产党员看共产党。肤施会谈后不久，中共浙江省委的周建屏取道西安去陕北汇报工作。张学良招待他，谈了一些合作方面的具体问题，也畅谈了唯物辩证法。4月下旬，刘鼎被任命为驻东北军代表，重返洛川，见到张学良，张对刘说：“你走后，来了你们一个同志，真有趣，留着八字胡，象个算命先生，可是辩证法谈得好极了！这样的人也忠实于你们的党，你们的党是大有希望的。”他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员接触使他感到共产党人是真诚的爱国者。他在肤施会谈之后，曾对黎天才说过会谈的事，说：“他们这些人诚实朴素，可以为友，比国民党这批家伙高明得太多。我见他们之后，深有所感，将来真正能救中国的，一定是这批人。”张学良寄抗日救国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
当时张学良认为中国共产党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1936年秋天，上海有个代表团去西安，会见了张学良，代表中有人问：“为什么共产党有那么多的人赞成?”张答：“中国没有饭吃的人太多了，如果有人说：跟着我就会有饭吃。许多人自然要跟去。”在西北“三位一体”⑦在事实上形成之后，南京有几十个进步青年到西安见张学良，栗又文陪着，一个同学问：“你看共产党能成功吗?”张答：“一定能成功。”“为什么?”张又答：“因为共产党代表穷人的利益，而穷人是占人口大多数的。”栗又文对此也感到“以他当时的身份敢于这样公开向青年回答问题，使我都有些吃惊！”不管这个记载的可靠性如何，但在张学良思想上确认为共产党可以成功，不论在抗日战争中，乃至他被移禁于台湾之后，都是这样看的。后者以后还要说到。
张学良一向主张交朋友要交到底，他对共产党也是如此。许多人都知道张学良给艰难困苦中的共产党以物质上的帮助，这是事实，数量也很惊人。在他的《自述》 (五)中写着：
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匪遂撤出瓦窑铺⑧，向三边北行。
张学良接济中共自肤施会谈开始，会谈后，他赠周恩来程仪⑨2万银元，随后觉得太少，又送20万元法币。这是一笔巨款，也是他的私款⑩。馈赠并不止此一次。同年10月，叶剑英、潘汉年去西安，与张学良会谈，张得知边区困难。为避人耳目，他拨5万元由宋庆龄转交苏区。11月初，叶剑英回保安，张学良送程仪10万元，叶道谢，说：“张将军真是雪中送炭啊！”红二、四方面军北上，10月初抵陇东，红军人数骤增，缺乏冬衣，张学良在西安为红军制棉衣1万套。1937年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在溪口，顾祝同任西安行营主任，率中央军入西安。东北军军需处长张政枋向于学忠报告，军需帐目上有资助红军支出款项共76万，问如何报销。叶剑英知道后表示，既是红军用的，应由红军代表团签字向西安行营报销。当时，国共正谈判合作问题，此款准予报销。
作为同盟者，在政治上的互助合作更为重要。在这方面，张学良对共产党是坦诚相见的。首先，如前所说，他帮助中共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包括蒋介石在内这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决议是“抗日反蒋”，蒋介石不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明确了在抗日战争中大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间接同盟军，他是主张联蒋抗日的。由于十年内战，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对联蒋抗日问题还有不同的意见，及至周恩来汇报与张学良会谈情况，中共中央大多数人认为连热衷于联红抗日的张学良都不同意反蒋口号，其他人就更难了，抗日反蒋的口号必改变。1936年5月5日红军东征回师通电不再提反蒋口号，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完成了这个重要的战略转变。
第二，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张学良令东北军让路，并欢迎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去西安协调这次军事行动。二人见面，张学良表示，叶带去的中共致国民党书中的要求蒋介石难以接受，可以考虑由毛泽东写信给他并转达蒋介石，要求停战谈判。中共中央接受了他的意见，10月5日，由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张学良，并请他将意见转达蒋介石。
第三，中共中央拟集中三个方面的红军，驱逐或逼和在陇、宁的胡宗南、王均等部中央军，然后建立西北国防政府逼蒋抗日，这个计划得到张学良的赞同。由于张国焘擅自行动，兵分河西，上述军事行动计划未能完成。11月，中共中央拟出新长征计划，兵出陕西，摆脱困境，并征求张学良的意见。张学良建议这计划暂缓实施，并说在一二个月内，国内将有变动，届时仍可以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中共中央搁置了新长征计划。不到一个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偕同杨虎城完成了逼蒋抗日工作，缩短了我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全国的抗日战争提前爆发了，中华民族开始走上了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独立大道。十年内战停止了，中国共产党也解除了困境，否则，民主革命的道途将更漫长。例如，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全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月的存粮。
张学良与共产党的交往是推心置腹的，不论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都假以援手。同时他也认为共产党真心抗日救国，有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的经验，曾说过：国内大小军阀都斗不过蒋介石，在政治上能与蒋抗衡的只有共产党。不仅在正式会谈中，即与个别共产党员接触中，他也十分重视和接受他们的正确意见。如1936年8月中，潘汉年从陕北回到西安，中共中央要他再回陕北将国共和谈条件带往南京，因交通线上原东北军王以哲部换防了，接防的部队未定，他在西安停留了十几天，和张学良常有接触。一次潘汉年发观他怕泄露联共抗日的事，不敢和部下军、师长们谈这问题，便对张学良说：联共抗日是政治主张，可以公开谈，也不怕蒋介石知道。至于和共产党有无来往以及到什么程度，那是机密。张学良很以为然。从此，分别和他的左右及师长们谈联共抗日主张，10月2日，他接见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海伦·斯诺，公开说：“如果共产党能够在中央政府领导下，诚心诚意地同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敌，这个问题，也许象最近的‘西南事件’一样，得到和平解决。”(11)当时东北军内的老派、少壮派及国家主义派有矛盾，后者更认为张学良不抗日，也有人说他意在反蒋意见纷纭。由于张学良分别和他们亮出抗日或联共促蒋抗日的主张，各派在抗日问题上趋于一致，团结在张学良的周围。
同年，8月29日，发生了张学良派兵抄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救出了被特务绑架的“西北总部”职员马绍周和在105师工作的刘澜波，人称“艳晚事件”(12)。由于在省党部特务的密报中没有任何张、杨联共的情况，张学良自动降温，电报蒋介石自请处分，蒋正忙于处理“两广事件”，对此事隐忍不发，复电张学良“所请予以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还把“西北总部”政训处(13)处长曾扩情密报给他的关于东北军不愿“剿共”不尊重“领袖”的情报批了：“胡说，送副司令阅”以稳定张学良。潘汉年知道这事后，对张学良表示：蒋介石是不会忘记这件事的，只是目前他顾不上，要他警惕。
由于蒋介石采取上述安抚办法，张学良认为此事已了，经潘汉年的提醒，他立即请东北元老莫德惠出面，向蒋介石说项。莫老先生追踪奔波了一个多月。10月才在杭州天竺别墅见到蒋介石，向蒋表述张学良对蒋的忠心并解释抄查省党部的事。蒋介石只颌首“嗯，嗯”几声，无愠色，也无谅解之意，最后只说了一句：“张副司令教训教训他们也是应该的。”莫察觉不妙，对陪他前往的“西北总部”职员吴家兴说：“看来，蒋是居心叵测呀！你回去要对汉卿说，要多加小心呀！”蒋介石表现的这种态度证实了潘汉年的判断。
在处理具体问题上，张学良也是信任共产党人的。“两广事件”爆发后，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讨论这个问题。蒋介石打电话给张学良，要他去南京参加会议。此前，杨虎城曾和张学良商量拟响应两广方面，王以哲、刘鼎等人劝张，鉴于以往历次地方实力派反蒋都遭到失败，目前宜先观察一下，不忙表态，刘更提醒张学良注意红军的态度，张学良同意王、刘的意见，请杨虎城来商量，张对杨说：“我去南京看看形势，军事行动等我回来。”杨说：“军事变化大，你还是不去好。”张说：“如果需要，不等会完就回来。我自己驾飞机来往，毫不误事。”又说：“我告诉王军长，我未回时，军队归你指挥。你们看时机，随时行动好了。”张学良也怕出事，准备把他的座机停在上海龙华机场。他知道在上海清洪帮势力最大，他和他们有联系，同时，他也希望共产党秘密组织也帮他一把，保护他的安全，于是向刘鼎提出，刘鼎同意，并通知了上海方面。在张学良《自述》(五)中有：
良到沪，在沪西郊外，某西餐馆会见一人(彼未露姓名，据刘言，彼以为潘汉年)，谈判未得要领。
就是指这件事。双方接个头，而不是谈判，与张学良见面的是在中共军委特科工作的冯雪峰，冯是潘汉年的副手。刘鼎曾说：“张学良对这种秘密联系方式很感兴趣。”
1936年10月，以张学良为首的抗日同志会正式成立，要办《文化周刊》宣传抗日。张学良委托刘鼎物色编辑，恰好上海左翼作家吴奚如(席儒)过西安，刘鼎请示了周恩来，留下吴奚如办《文化周刊》。张学良知道了，很快要见吴，吴很惊讶，笑着对刘鼎说：“这位将军如此礼贤下士呀！”张学良和吴奚如见面后，提出《文化周刊》要代表他和东北军，说：“要办得和上海各界救国会的刊物一样，不要办得象是贵党的机关报。”《文化周报》宣传抗日，抨击蒋介石的只“安内”不“攘外”，成为西安、兰州的畅销刊物，每期印5000份。办了两期之后，吴奚如去征求张学良对刊物的意见，张非常满意，对吴的得意之作《蒋委员长身上有日本人的血液吗？》一文十分称赞，高兴得大笑，说他身上说不定有日本血统。张学良高兴满意了，蒋介石当然不高兴，宋美龄在她的《西安半月记》中写着：“早在事变之前，上海左翼文化人即已潜入西安，非法发行刊物，诋毁中央，诬蔑领袖。”即指此刊物。
接着，张学良对吴奚如说：“今天我有了新的憧憬和理想，和贵党结下了生死与共的同盟。咱们双方目标一致，逼蒋抗战，拯救祖国，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非常珍惜与共产党的友谊。1937年，他被囚禁在奉化溪口，2月16日下午，何柱国偕王卓然、田雨时抵溪口，何作为东北军代表去请示东北军东调事。张学良和他们个别交谈并给杨虎城、于学忠及东北军将领写三封信交何带去，又对何说：“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东北军中许多人如于学忠、何柱国、刘多荃、常恩多、王肇治等都遵守他的嘱咐，有的人如常恩多在抗战时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的历史功绩予以充分的肯定，誉之为千古功臣和民族英雄，对他的亲属和部属多方予以安排和照顾，许多人如张学铭、于学忠、何柱国、刘多荃、王肇治等都安排为全国或省、市政协委员，于学忠曾任河北省副省长，连服伺于凤至的王奶奶(绰号瘸王)和一个孀女也妥为照顾，王奶奶活到90多岁，1987年逝北京，其女生活仍由全国政协照顾。张学良为其父在抚顺营建的元帅林也已修缮一新。张作霖的遗产顺承郡王府卖给国家，周恩来敦请于学忠主持给家属们分配款额，并给张学良名下留了一份，存入人民银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学良被押送到台湾，他仍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振兴中华，至今他仍念不忘国家的富强，这些后面还要谈到。
①杜重远因《新生事件》被上海法院判处一年两个月的监禁，国民党因为杜案是冤狱，所以对杜服刑予以优待，在漕河泾监狱旁为杜盖了三间房子，亲友探监先问杜见不见而不是先请示典狱长。以后周末杜可回家，最后，杜被假释住入虹桥疗养院等等。
②李克农在会谈后即赴山西前线，在石楼附近向毛泽东等负责人汇报与张学良会谈情况，当述及张要求派负责人去肤施会谈时，毛泽东诙谐地对李说：“人家嫌你官小。”
③殷汝耕原是河北省冀东行政专员，1935年11月24日，殷在日本支持下，在通县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脱离南京政府，沦为汉奸。
④李金洲是黎天才手下的情报骨干，1936年由黎的推荐，曾任张学良的代表，联络阎锡山。
⑤蒋孝先是蒋介石族侄孙，时任宪兵第三团团长，驻北平，经办破坏中共河北省委一案。
⑥潘妻当时也是中共党员。潘子现在湖北某县任中学教员。
⑦即东北军、17路军与红军结成一体之意，这个名词，在西安事变爆发后才公开应用。
⑧瓦窑铺即瓦窑堡，堡古音读近铺。后地名常讹堡为铺。
⑨旧时送礼要有好听的名目，程仪的意思是给对方作盘程(旅费)的。
⑩张学良每月有10万元特别费，这是公款，由他自由支配。张常用自己的钱馈赠，叫私款。
(11)海伦·斯诺当时是斯诺夫人，今健在，居美。
“西南事件”即“两广事件”。1936年6月，广东陈继棠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以抗日反蒋相号召，兵入湘、赣南部。蒋介石先用重金收买了陈继棠的陆空军，使陈垮台，然后又以重兵入湘南，至9月逼和了李、白，是谓两广事件。
(12)这件事由于当晚宋黎遭特务绑架，被17路军特务营巡逻队截住送回，张学良怀疑特务是否探知他联共抗日的秘密，遂派兵去抄查省党部，准备和蒋介石闹翻。韵目代日，29日为艳，故称“艳晚事件”。
(13)政训处是国民党军队特务系统的公开组织，当时属复兴社，抗战时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政训处以后属军统。曾扩情是复兴社13名领导骨干（即“十三太保”）之一。西安事变时，曾同意张、杨八项政治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在西安电台广播。蒋介石骂他“无耻”，从此不再重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辽宁省政协常委。
复兴社领导骨干常称蒋介石为“领袖”。
张学良在台湾/张魁堂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