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台湾 第三节 日本侵略是西安事变的外因
张魁堂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背负着国难家仇，他最大的愿望是抗日复土。他在《自述》(二)中说：
“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
这说明了张学良何以痛恨日本帝国主义。
在东北，日本不仅对群众，即对奉军也是恣意侮辱、残杀的。一次，奉军一个少校乘南满铁路的火车，因为穿了军装，就被日本人抓去，让他跪在派出所。张作霖闻讯，下令把三个进奉天小西门的日本军官吊在小西门边。日本领事请求张作霖释放他们，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侮辱奉军的事件。又如北大营士兵徒手穿过南满铁路，无辜被日军开枪打死两个。事后，日方只赔偿每人120元。张作霖下令打南满线上查道日军，声称是“胡子”打死的，每人也赔偿120元。稍煞了日方的气焰。
张学良少年时因见列强对我国任意宰割，一度很悲观，认为我国没有前途。后来，他听张伯苓演讲说：“国家不亡有我”，很振奋，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人奋斗国家就有前途。他奉父命入讲武堂，学习很努力，立志要抓好枪杆子，毕业时成绩名列第一。1921年，他去日本参观秋操，日方故意问他的观感，他回答说：“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能做到；日本不能做到的，中国也能做到，请君拭目以待。”体现了他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日本向以东北主人自居，对张作霖也是颐指气使，予取予求，由于张作霖不能满足他们的侵略要求，1928年6月4日，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毙了他。“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但面对凶恶的日本强盗，张学良只能暂时隐忍着，当关东军司令来吊唁时，他痛哭不语，使吊者难堪，以此略表愤懑。“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人亡省亡家，张学良也失去了政治上相对独立的局面。家仇又加上国难，张学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是刻骨铭心的，对东北人民的痛苦也念念不忘。后来在西安，张学良关照下面，不许赶走来公馆求助的东北难民，说：“这就是亡省亡家之苦”。一次，他和刘鼎回公馆，有个中年妇女带着孩子蹲在门口，他走上去好言安慰还给些钱。
既然张学良对日本有深仇大恨，为什么“九—八”事变又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自述》 (二)中说：
“自念力不足，国力不强”。
这也是他的真实思想。1928年8月，由于日本派林权助来阻挠东北易帜，张学良再次推迟易帜时间，并9日致电蒋介石说明对日本只有采取“圆滑”即延宕伺机的办法，因为“强硬则必动武，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即19日夜间，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召集他的重要将领开会，他说：“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拚，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①，它的全国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1932年，他在东北大学毕业典礼上讲话，用了个比喻为“九一八”事变中执行不抵抗政策辩解，他说：一个富家子弟年幼，强盗来了，他无法保护家产，只有忍耐，待长大了，有力量了，再去夺回来。这也反映了他惧怕日本军力的思想。当时，他对日本是又恨又怕。
张学良立志绝不卖国，面对当前日本的侵略“遂致时生幻想”，就是幻想依靠国际联盟遏止日本的侵略。9月19日起，张学良两次召开名流、部属的会议，讨论东北问题。第一次会上名外交家顾维钧主张：“东北外交须先请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他问题，国联绝不愿日本的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国联如对东北问题无法解决，将来世界各国将如何对待国联盟约、凯洛格非战公约和华盛顿九国公约，因此无论如何，国联绝不能坐视这些条约成为废纸。”第二次会议，大家都是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这就更加深了张学良的幻想。东北军有的将领主张抵抗，如于学忠曾向张学良建议：“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准备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但是张学良没有采纳，他幻想国际联盟干涉的方针已定，曾说：“我们不还手，让他打，在国际联盟好说话。”
张学良在《自述》中对自己在“九一八”事变时执行不抵抗政策的错误毫不隐讳。其实，在1935年华北事件后，他已批判这些错误，也十分后悔。1936年，他在西安，更公开承认“九一八”事变时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依赖国联；一个是希求事态不扩大。”在《自述》中，张学良对不抵抗政策一字未提，因为提出不抵抗政策的是蒋介石，他当然不好提。但是，不抵抗政策的核心是依赖国联，张学良既然承认自己幻想国联，就是否定了不抵抗政策，无形中也就鞭笞了蒋介石。当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大公报》已经指出不抵抗主义的版权属于蒋介石，“不抵抗主义，不创自张学良而创自蒋主席。济南之役，蒋以不抵抗，制福田②于无形；一面吁请国联，且不得国联之承认。今之办法，与济南无殊，国府文告中，对日避免冲突之指示，即是国府对张学良不抵抗主义之承认。蒋本人‘逆来顺受’之演讲，亦即蒋承认不抵抗主义之证据。”
张学良在《自述》中听说的幻想还有 个内容，即一切听命中央，实际是依靠蒋介石去抵制日本侵略。
1928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其主要目的是团结御侮，他说：“欲免东北的危险，必须国家的统一”，“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终难幸免”。他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说：“不能因为一党一派之利害危及国家”。还认为国家谁有能力谁来领导，曾说：“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决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经过北伐战争，他又把蒋介石看作能统一中国的人，幻想依靠他去抗日。因此，在开始商谈“易帜”时，张学良就希望南京政府承担对日交涉责任，以减轻日本对东北的压力。7月间，张学良令邢士廉探询中央对日外交机宜。8月18日，奉方代表邢士廉抵上海，在答记者时说：“东省为慎重措置及免除济案同样之事出现起见，对易帜乃稍缓实行。然事实，早与国民政府一致，倘外交上有办法，即可实行。”10月18日，蒋介石对奉方驻京代表胡若愚明确表示：“奉方外交由中央应付，不使汉卿为难。”这就解除了张学良的最大顾虑，更加坚定了他实行“易帜”的决心。双方商定易帜条件后，12月6日，蒋介石又亲笔致张学良一信，说明对外问题，由中央负责，东北内政，由现有职员负责，盼即行易帜。
蒋介石一再向张学良保证外交问题由中央负责，使张学良放心易帜，他从此唯蒋介石之马首是瞻，却历尽坎坷。
张学良当时还不知道蒋介石是“宁赠友邦，毋与家奴”的，自“四·一二”政变后，对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九·一八”事变当天，蒋正乘军舰由南京去九江，指挥对江西中央红军的第三次围攻。事变前，他就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张学良也不知道蒋介石有恐日病，比他更利害，可说是畏日如虎。“九·一八”事变后的四个月，蒋介石在奉化武岭学校演讲，发表了“三日亡国论”，即说如立即对日开战，三天之内日本即可占领我国沿海及长江各重要地区，使我动弹不得。蒋介石既醉心于武力统一，又畏日如虎，只有幻想国际联盟干预日本侵略东北，重现济南惨案的结局，迫使日退出济南，归还我胶济路，于是他抛出了不抵抗主义。
张学良更不知道蒋介石阴谋的深度。中原大战，当他决定出兵关内支持蒋介石时，曾说：“蒋介石亦系一阴谋的野心家”，“从马廷福的事变更可看出他的不顾友谊和不择手段”。但是，张学良还不清楚他的野心究竟有多大，就在“九·一八”事件发生、国难当头之时，蒋介石还在打他和东北的主意，在蒋的日记中9月23日条下记着：“此一为外交转机，亦为国家统一之良机。”前一句是盼望国联干预，迫使日从东北撤兵。“九·一八”事变发生，南京政府即令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投诉。后一句的涵义是如果日本退还东北，就由国民政府直接管理，不必再交给张学良，因为它得之于日本，这样就免除了东北的相对独立状态，而统一在他名下了。当时，张学良当然无从得知蒋介石的阴谋。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完全掉进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的陷阱而不能自拔。他恐日，幻想依赖国联，也幻想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共同抗日。当日本挑衅的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连续发生后，张学良深感日本侵略野心膨胀，用和平方法难以制止。自1931年7月10日起曾一再致电蒋介石请示机宜：“满蒙问题，最后不用武力实难保全。日本对外膨胀政策既定，我方亦应深具警觉”，“由万宝山事件及韩人排华风潮以观，日本拟推展其大陆政策有向满蒙入侵之意，已事属昭然，因不论其对象为中国抑为苏俄，事关满蒙存亡，吾人便应早有打算”。张学良很明确不用武力不能保存东北，但是，一旦事变发生，他为什又忠实地执行不抵抗主义呢?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与他恐日相关连的，即只东北抵抗，东北军只能“瓦碎”，结果会既丢了东北，又丧失了许多东北军。
“瓦碎”是张学良的观点。王化一1931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记着张学良这样一句话：“汉公表示‘不为瓦碎’主张。他说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12月下旬，由于日本内阁、军部和关东军已协调一致，集中了四万多人，大举进攻锦州，把曾经与南京政府磋商过的划锦州为中立区的事抛于九霄云外。12月15日，在国民党内宁粤之争中，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汪精卫登台。汪精卫是另一套做法，他不提不抵抗主义，并于25日及28日两次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张学良死守锦州，但不给一枪一弹一文钱，要东北军孤军作战。张学良所说的“玉碎”是指全国抗战而言，东北军即是全部牺牲，是光荣的。如只东北一隅抵抗，东北军打完了则是“瓦碎”，不值得。在汪精卫只做动口的“君子”情况下，他在电话中指示在锦州前线的公安路警总队长黄显声说：“不遭攻击，不准撤退；如遭攻击不能抵御时，可率三个总队退入关内。”
五年后，张学良在西安曾对刘鼎谈起这一历史事件他自己的情况，说：“‘九·一八’事变，日寇进攻，夺取东北，蒋介石电告我‘勿扩大事态’，我能违抗蒋的命令单独抵抗么？不！不能不听从他，且忍辱图存，看未来希望。孤军作战，我小敌强，无非是徒然牺牲。”张学良是刚从军阀窠臼中破门而出，自会有保存实力的想法，当然他也不会懂得，只要把民众组织起来，就可以单独抵击日寇的。马占山在江桥一战，引起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欢呼，纷纷捐款。还有人自愿组织义勇军去参战，从中可见端倪。接着1932年1月，19路军在淞沪抗战，大煞日本侵略者的凶焰。这次局部抗战虽以蒋介石的妥协而告终，但19路军既没有‘玉碎’，也没有‘瓦碎’，确是誉满全国，老幼皆知。人总受着历史与阶级的局限，张学良自不例外，但他认为我小敌强，单独抵抗是徒然牺牲，是他在“九·一八”事变中一直“听命中央，取决国联”的根本原因。
1932年3月1日，日本在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由溥仪出任执政。同月，国联应中国的请求，由李顿爵士组织调查团来我国，7月，完成调查报告。10月，国际联盟作出决议，承认日本在东三省的特殊地位，但不承认她占领东三省。日本拒绝接受这个决议，不久，退出了国联。这就断绝了张学良期望国联干预的念头。
同时，日军准备进攻热河。日本把热河看作“满洲国”的领土，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荒木贞夫出任陆军大臣，拟定了在1933年2月前全部占领包括热河在内的满洲的计划。在1932年，日本就和汤玉麟在勾搭。但是，张学良对抗日仍没有摆脱“听命中央”的情况。
蒋介石正忙着准备对江西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对日军即将开始的进攻也有点着急，他不怕丢热河，而怕平、津不保，不好交代，更希望把日本侵略拖延三、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他动员张学良为他挡上一阵。
1932年12月25日，蒋介石亲拟③了致张学良电，主要说：“倭寇北犯侵热，为期不远。此间自中回京后，已积极筹备增援，期共存亡，并已密备六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粮秣弹药，中到沪亦备办。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请兄急起，如何?盼复。”蒋介石似乎要与日寇决一死战。1933年2月中旬，蒋介石又派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率军政部长何应钦、厅长王伦、内政部长黄绍竑、外交部长罗文干、参谋部次长杨杰、厅长熊斌等一批人员浩浩荡荡去北平，给张学良打气。
这一来，张学良误以为蒋介石所主持的中央要抗日了，自是兴奋。三年后，他在西安对刘鼎曾说过他当时的心情是：“日军进而入侵热河，威慑华北、平、津，全国人民力主抗战，中央、上海工商界都有表示，热河誓师，中央军也有行动。我想时机大变，很兴奋，寄予希望。”
但是，张学良主动抗击日军的决心太晚，2月11日才下令组织两个集团军，准备不足，而且汤玉麟心怀二志，无心抗日，在热河连象样的工事也没有，更不要说完整的防线。2月21日日军开始进攻，汤玉麟携带大批私财逃跑，3月4日，日本以128骑开进承德，只用了13天，便占领了热河。全国舆论大哗。
当时，张学良却准备反攻热河。入热河的东北军缪澂流旅打的较好，在喇嘛台打死几百日军，缴获不少。他令缪旅参与此役的团长吕正操来北平，向他面报战况，想了解日军好不好打。3月8日晚上，张学良乘专列去保定会见蒋介石，在车上对同去的王卓然说，他见蒋是要商议反攻热河计划，只要求蒋给补充些武器弹药，并说：“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拚。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结果，不幸而言中。
9日，蒋介石先派宋子文来保定，以蒋同意他辞职之辞试探张学良的态度。张学良仍持听命于中央的立场，吞下这个苦果同意辞职下野。下午四时，蒋介石才来保定，张学良戎装恭迎。二人见面后，蒋先庄严地对张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子文转达你慨然同意，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有什么问题与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张表示丢了东北、热河他责无旁贷，免职可申张纲纪，振奋人心；又说：“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并吞整个中国的阴谋。国联列强各怀心事，决不可靠。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前进。”蒋只点头称是，不愿多谈，张即辞出。
张学良盼蒋介石向日宣战是空想。当年，蒋无心抗日，“阳示抵抗，以息人言；阴作妥协，以受敌行”④。他许诺增援中央军6个师只来了一半，调集也很迟缓，3月5日承德失陷，6日，第25师才抵密云，7日，第2师达北通州(今通县）。至于支援东北军的粮秣弹药只是一句空话。他早给张学良准备了后事，以何应钦为首的班子名为给张与东北军打气，实是准备接替张学良的，后来还加上与汪精卫同为亲日派首领的黄郛主持华北政务。在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下，轰轰烈烈的长城抗战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三年后，张学良醒悟过来，在西安曾对刘鼎说：“保定见蒋委员长，不谈抗战，反而逼我下台。所有以前的热情支持，不过是诱我上圈套，好逼我下台。这是日、蒋合演的百戏①而已！” “有谁较为善良，或者让人稍微喘口气呢?毒害是一样的，如果定要加以区别，那就是蛇比虎更狠。因此，我回到车厢，就闷倒在我的床上，号啕大哭，瞬息间，我又猛地站起来哈哈大笑，对在面前的人说：‘我吓你们的’唉哟，真是啼笑皆非。”
3月9日夜间，张学良回到北平顺承王府，向王卓然说：“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辞。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那天呢?！”
热河失守，张学良并没有彻底了解蒋介石，但他复仇雪耻的愿望却日益增强，在安顿好东北军，并以惊人的毅力戒除了扎吗啡的恶习后，偕夫人于凤至、三个子女、赵媞、顾问端纳、翻译沈祖同等，由上海乘意大利邮轮漫游欧洲。他是怀着复土雪耻的信念远涉重洋，去寻求救国之道的。
在《自述》 (二)中，他说：
为不心愿之工作而工作。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
这是叙述他1934年初回国时的心情，他准备抗日，但必须接受他不愿意做的工作——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
张学良怎么回国的? 1933年11月20日发生了福建事变，李济琛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所率的19路军提出抗日反蒋口号，在福建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张学良接到部属电报，说福建方面拉东北军反蒋望他立即回国。他急切盼望抗日，但怕福建方面的反蒋口号引起大规模内战，他主动赶回国是想为团结抗日出一份力。他回上海后，曾对来欢迎的部属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在欧洲的时候，对于回国问题实在非常踌躇。有两个问题经常在脑海里萦绕：一是东北问题在我张学良身上背着，一是东北军的改善当然也要我来切实改善。我究竟有没有这个决心与能力?尤其是我能不能来约束自己?对这两点迟疑不决。后来闽变发生了，如果不赶快回来，深恐发生什么问题，那就太对不起国家和长官了，于是毅然决然地回来。”
闽变促使张学良主动回国，但他是为抗日而不是为反蒋。1934年1月初，他抵香港。胡汉民在广州也活动反蒋。胡及陈继棠都与张学良在香港会面，并挽张去广州，张婉言谢绝。胡曾批评蒋介石“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张认为胡的批评“不能说毫无根据，但环顾当前人物，在政治上、军事上真能领导全局者，除蒋先生外又有何人?”其时，他是抗日不反蒋的。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要调东北军去镇压，遭到东北军将领如黄显声、张廷枢等人反对。蒋知道张学良动身回国的消息后，于1933年12月18日发电召张回国⑥；随即，又派人去香港迎接张。他惟恐张学良与抗日反蒋势力合流，同时也需要东北军参加反共内战。1934年1月8日，张学良经香港抵上海。其时，福建事件已是尾声，被蒋介石分化、镇压下去。由于闽变提出抗日口号，张学良对闽变是深表同情和惋惜的。
张学良想抗日，但他知道全国抗战不能立即实现，所以他说“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即先作抗日准备工作，但如何准备呢?有一情况值得注意，即《自述》 (二)中，“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张学良的这个请求自不会假，但在所有关于张学良的回忆录中从未有人提到，他为什么要求去当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他想和蒋介石进一步合作，共同抗日；也是向蒋表示绝无凌驾于他之上的个人野心。
两年后，张学良在西安曾和刘鼎谈过他刚回国时的设想：即用德、意法西斯集权政治模式帮助蒋介石统一中国，而他又有20多万大军和一批干部，在与蒋介石合作的人中没有哪一个比他的实力大，如果再与蒋的干部结合起来，他就是在蒋一人之下可以左右政局的人物。国内统一了，可以实现全国抗战。他要求去侍从室工作即要求与蒋进一步合作，其中也包括他《自述》(二)中的：“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与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为将来对日作战易于共处。”当后来蒋介石要取消东北人士的“复东会”时，张学良终于同意，并组织了“四维学会”。一是为搞好与蒋的合作，二是让他的东北团体的干部与复兴社干部结合，仍是他上述想法的延续。但是，侍从室是蒋介石工作的“心脏”与“大脑”，自不会同意张学良去工作，他需要的是让20多万东北大军成为“剿共”部队，东北军可以让张学良继续率领，但必须参加“剿共”军事，他要张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行使由他自兼的总司令的职权。
张学良确实“不希望参与国内任何内战”，他曾向部属表示过：“抗日不反蒋，拥蒋不剿共”。但是，他重视东北军，这是他抗日的实力，在他出国之前，即1933年4月，他对幕僚们说，为抗日“武要保实东北军实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下野前，他安顿好东北军，这是他下野时善后的主要问题。因为张学良下野保住了蒋介石，如前所述，在保存东北军问题上，蒋只能同意他的要求。
当时，东北军共26万人，每月需军饷200万，由国民政府拨130万，张学良行前将东北军编为四个军，军长分别是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和王以哲，其中万、何、王三人各领一个军，每军3万人，其余的17万人，包括105师统统由于学忠率领。105师是张学良的卫队师，也是东北军的战略预备队。师长刘多荃，中将。师下辖三个步兵旅，每旅相当于一个师，师直辖部队除了炮兵、通信、骑兵、辎重等外，还有汽车运输队、摩托车队及“九·一八”事变后增添的高射炮部队，共19个中队。105师实力大于一个军。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张学良把大多数部队交给他，说是要他守好河北这个抗日前沿阵地，当然也就是要他保住河北这块仅有的地盘，团结好东北军防止被人分化瓦解。此外，张学良还交代他的亲信黎天才，要他除继续做好对日情报工作外，不作其他公开活动，加强东北团体内部的团结工作。张学良在安顿好东北军之后，才放心出洋。
蒋介石要张学良率东北军参加“剿共”，不能不引起东北军和整个东北团体的注视，他们最关心的是抗日复土。“九·一八”事变的第八天，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及学生500多人在北平奉天会馆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因为他们不满意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没有向他请求就成立了这个组织。结果，张学良支持这个组织，帮他们解决经费，救国会联系义勇军，张学良给钱、给军火、写手谕；救国会办了《覆巢》三日刊，淞沪抗战后，张学良指示它改为四开的《东方日报》，明确此报宗旨是：团结东北军民、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此外，张学良让东北大学在北平复校，用它培养干部和维系东北人心，在他下野出国前，曾对幕僚们说：东北大学“今后训练要在明耻自强上注意。它是东北的生命线，在国家可借此维系东北人心；在东北人民可借此知道国家不忘东北”。东北团体仍唯张学良的马首是瞻，当然希望张学良回国后是领他们去抗日复土，而不是打内战。《自述》 (二)中有：“三省剿匪副司令一职，本拟不就，王维宙再三劝阻，嘱良不可有所表示。”反映了上述情况，但张学良为什么只提出劝他不要对长官坚持己见的王树翰(字维宙)一人呢?王本是旧官僚，曾是东北的两世“老臣”，张作霖时先后任过奉天财政厅长和吉林省长，“易帜”后，又继叶楚伧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官长，中原大战后，又任北平副司令行营秘书长，是东北团体中有地位而蒋介石也比较熟悉的人物。他以王的婉劝为例，实意即反映了东北团体中绝大多数人不同意参加反共内战的意见。
在抗日与“剿共”的矛盾中，张学良还是选择了“为不心愿之工作”——剿共，为什么?首先，张学良要重掌东北军，如果没有东北军，抗日只能说空话，为此，他不惜一切，曾说：“先抓枪杆，后定方向。”同时，东北军主要靠蒋介石发饷，华北事件后，全部军饷都靠南京方面给，如脱离它三个月，东北军就得饿肚子。同时，张学良在欧洲接受了法西斯的错误宣传，误以为只有拥蒋武力统一，才好去抗日。
1933年，张学良去欧洲，首先到达意大利，逗留的时间也比较长，受到墨索里尼的热情接见。他的女婿齐亚诺曾任驻华公使，原与张学良有交谊，经常向张学良宣扬法西斯的功效，说： “你们国家之所以不能很快富强，就在于领袖太多，主张不统一，力量不集中。”张颇以为然。
为送子女入学，张学良到了英国，曾去下议院旁听，议会民主他很欣赏，认为“发言自由，态度和蔼，有民主作风”。但是，他又认为资本主义代议制在中国不适用。在他回国后，曾多次对部下说：“不能学英国的民主来救国，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有长期的经验，民主作风深入民间，金钱的作用很大。我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尚未产生开明的、大的资本家，政党政治很难稳定下来，军人要想领导民主政治更是南辕北辙。”又说：“中国的政治要安定非用开明的集权不可，国家建设要想迎头赶上，亦只有此路。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为法西斯路线，一为共产主义路线。”
张学良的所谓开明集权方式有两种：一是德、意的；一是苏联的。在欧洲，他曾打算去苏联参观，但蒋介石不准他去。苏联既不愿得罪蒋介石，又记着中东路事件之恨，也不欢迎他去。对此，他很惋惜。但是，他又臆断共产主义只有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而又无外患的国家才能实现，我国不能适用。因此，他所设想的政治模式，只有走法西斯道路，模仿意、德，复兴中国。这是张学良欧游所得的救国之道，回国后立即付诸行动——拥蒋武力统一。
1934年1月11日，即张学良回上海的第三天，他发表书面谈话，谈他欧游的感受最深的是：“(一)各国民众皆能热烈拥护其领袖，俾得放手做事。意、德于大战残破之后，皆能转否为泰。而为领袖者亦忠诚无私，努力奋斗。返顾国内争做领袖者太多，猜忌斗争，阻人成功。遂至演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亡国病症，宁受外侮，而不许自己兄弟来统治。全国人若不愿为亡国奴，必大彻大悟容许一个领袖，有试验机会，发展效能。(二)西方学者治学专挚，……我国则名不副实，……(三)西方备战空气浓厚，厌恶战争到万分。各国猜忌及备战之急亦到万分。国人应速准备，泯除恩仇，否则惟有亡国。”这篇书面谈话中，着重两点： 1、仿效德、意法西斯集权方式，给蒋介石一个试验机会，实行武力统一。2、即速准备抗日战争。在张学良看来，前者是为后者作准备，只有全国统一才能抗日。
回国后，张学良一再说服东北的干部，抗日必须和蒋介石合作。他曾和王卓然等人说过：“目前，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回北平，掌握起自己的军队，整顿训练，待机而动。一条是拥护蒋介石，完全听他的。前一条路，必须得到日本人的谅解，受他们的摆布，不然，在华北是待不下去的。我张学良绝不能屈膝事仇，甘做汉奸，这条路绝不能走。要想抗日复仇，打回老家去，单靠我们几十万军队，是无法对日本作战的，即使加上中央军，也未必于事有济，必须全国统一，再得到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的援助，才能对日本作战。”而且，他认为只有蒋介石适合做统一中国的领袖，又说：“中国必须真正统一，拥护一个强有力者做领袖，象德、意两国那样，先把国内搞好，然后才能对外抗战，现在只有蒋先生有资格做这样的领袖，因此，我决心拥护他做领袖。”
1934年1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了刚回国不久的张学良。当时，闽变已经平息，蒋介石又要继续对中央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希望张学良帮助他巩固豫鄂皖三省获得的胜利，提出要张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一职，代行他所自兼的总司令职权。参加内战不是张学良的心愿，但按他拥蒋武力统一，再全国抗日的蓝图，他还是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不完全心愿的工作。即《自述》(三)中所述：“但由于感情及服务上的关系，毅然表示，愿担任比较困难之剿共任务。”
1934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3月1日，张学良在武昌就职。从此，他参与了反共内战。其实，张学良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都只是一知半解，因此，对于谋求救国之道的探索必然是迂回曲折的。
张学良到武昌后，调驻河北的一部分东北军南下，即何柱国的57军、王以哲的67军、刘多荃的105师和姚东藩的115师，共约10万人，另有其他杂牌军及部分中央军合共20万人。从东北军的调动上，也可以看出，五分之三以上部队仍留在河北，那里是抗日前沿，张学良所惦念的是抗日复土，这正是他后来由要抗日必须国家统一转向只有抗日才能使国家统一的道路的根本原因。
为了和蒋介石合作，张学良对他是有求必应，如：
一、取消“复东会”。这是东北人士的抗日进步团体。1933年7月10日，继张学良为北平军分会主任的何应钦下令解散“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讨好日本。9月18日，该会原来负责人又成立了“复东会”秘密组织，以抗日复土为宗旨，继续支持东北义勇军。王以哲、黄显声等东北军将领同情和支持“复东会”，它成为联系流亡入关的东北军和东北人士的纽带。但蒋系组织视“复东会”为敌对势力，CC派更捏称“复东会”中领导人物如王卓然、王化一都是国家主义派分子等等。
张学良回到上海，王化一就将上述情况向他报告。1934年1月30日张去杭州参加航空学校开学典礼，当面向蒋介石说明“复东会”是他旧属抗日复土的救亡组织。但蒋介石仍让复兴社特务处长戴笠偕同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长刘健群在平、津调查。张学良见蒋如此不放心，就准备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代替它，并和黄埔系合作。他先后派王化一和黎天才去说服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等人取消“复东会”，参加四维学会，原“复东会”主要领导都反对取消“复东会”，其中高崇民反对最烈。
后来，蒋介石同意成立四维学会，张学良电邀阎、高、卢等来武昌面谈。5月7日，阎等到武昌徐家棚张公馆，张学良先说：“此次请你们来是开四维学会的。”然后申述要打回老家去只东北军力量不够，必须与握有军事实力的黄埔系相结合；又提出还应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国家，“目前只有蒋公有资格作领袖，咱们须拥护他作唯一之领袖，蒋公已批准‘四维学会’以复兴民族为己任，且让我们继续进行东北工作。我们应该忠诚地和他合作，取得抗日工作的合法”。大家勉强同意。“复东会”被取消了，四维学会被蒋介石以名声过大为借口，要它绝对秘密，不准以它的名义活动，有名无实。
二、解散东北军中国家主义派组织。国家主义派即后来的青年党，是个反共又反蒋的小党派，标榜民族主义，借五四运动提出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口号为政治主张，在东北军和东北大学、中学均有组织。张学良一向对抗日的一律赞同和支持，不问派别如何。“九·一八”事变后，他也赞赏“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政治主张。翁照垣是淞沪抗日名将，张任他为东北军117师师长。又如辽南义勇军邓铁梅、苗可秀也是国家主义派，张也屡次予以接济。但国家主义派反进步力量的活动不利于团结抗日，有些上层分子也不坚定。张学良为了顺应蒋介石的要求，要国家主义派交出在东北军内名单，把国家主义派头子王捷侠软禁在武昌，取消在东北军内的组织，但愿继续供职者留下。翁照垣从此离开了东北军。国家主义派组织在东北军中至此消失。
三、蒋介石在接见四维学会理事后，为拉拢东北人士，留阎宝航为刚成立的新生活运动会秘书长，吴瀚涛为庐山军官训练团教官。阎宝航婉辞不就，蒋介石与宋美龄再次接见阎，敦促就任。阎电请张学良代为婉辞。张为尽可能地满足蒋介石的要求，也希望部属多接近蒋的干部，因此复电阎，嘱“万勿推辞”。
为了和蒋介石合作，张学良让东北军校以上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高、中级军官分期分批到旨在培养反共干部的庐山军官团受训，并在师以上的部队中设立政训处，由复兴社派人担任。在张学良出国期间，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长刘健群已将复兴系的政工人员悄悄地打入东北军师以上单位。此时，张学良将一向属复兴社系统在部队中主持的政训工作合法化。他采取的这些措施，目的都是为了加强与中央军、黄埔系的团结。
在此期间，张学良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是忠诚执行的。当时，鄂豫皖边区的红军主力已西入川陕边，只留下红25军共二、三千人，还有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张学良常去前线视察，在1934年5—8月期间，先后到湖北黄安、麻城，河南潢川、商城，安徽六安、霍山等地，向部队训话，把日本帝国主义肆意侵略归罪于共产党与红军，也把共产党与红军描画成杀人放火、十恶不赦的罪人。他鼓励东北军要披甲还乡，但必须“首先安内，尽心竭力清除匪患”。东北军无心内战，又不谙红军战术，常常吃亏，115师在湖北长岗岭与红军25军遭遇，被消灭了一个团。张学良批评东北军仗打不好是不能吃苦耐劳，是娇、骄二气作祟等等。他一心一意希望帮助蒋介石武力统一全国之后能共同抗日，然而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他走上了歧路。后来，在严峻的事实面前，他终于省悟到“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抛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走上联共逼蒋抗日的道路。
①当时沈阳日驻军只一个联队(团)。
②福田是济南惨案中的日军指挥官，中将师团长。济南惨案发生在1928年5月3日，又称“五三惨案”。
③司马桑敦《张老帅与张少帅》中有影印件，电稿是蒋亲笔草拟的。文中重点是笔者加的。
④1933年4月，马相伯、章炳麟对时局的宣言中语。
⑤百戏是古代包括魔术、马术在内的杂技总称。百古音读若把，后讹书为把戏，至今京东有以百户为地名的，仍按古音称把户。
⑥张学良一行于1933年4月10日乘轮船离上海，5月14日抵意大利，走了34天。回国时是1934年1月8日抵上海，其间在香港停留了二、三天。这次回国也从罗马启程，按行程推算，大约在1933年12月初。蒋介石召张学良回国的电报是12月18日发出，因此，张学良是主动回国的。
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陈元方，史础农编著.—北京：长城出版社，1986.11
张学良在台湾/张魁堂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