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台湾 第六节 西安事变
张魁堂
一、逼上梁山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逼出来的。张学良要求抗日但不反蒋，原只想劝蒋抗日，在他《自述》 (六)中有这样一段：
良对中央数同志怀有不满，因之更加愤恨，加深必须实现良之幻想，即：(一)促请蒋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谓之贤哲。(二)容纳共产党，如总理北伐时然，给政府添新刺激，以图耳目一新，挽回国人之观念。(三)停止内战，团结做抗日工作，以免把有为之青年优秀自相牺牲。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但该当时，尚无存劫持之意。不过屡想强颜几(讥)谏，不顾一切，能使动容，得其志而已。”
上述是实情，张学良要求的是停止内战，容共抗日，方法是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在肤施会谈时，他曾向周恩来说过对蒋介石是：“共产党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以后，他是实践这个诺言的。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时，蒋介石向张学良透露，他曾要求与苏联订立军事同盟，好抗日，但苏联不同意。张对蒋说：又抗日又打内战是不行的，能不能只抗日，停止内战?蒋说：以后会有办法的。这是张学良劝蒋团结抗日的开端。
也是在7月间，由于东北军内部意见分歧，张学良感到劝蒋抗日并非易事，又怕夜长梦多，东北军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一度产生了率愿跟随他的部队与红军一齐打游击，待创出成绩来，再逼蒋抗日的想法，并请刘鼎回苏区向中共中央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闻讯后即赶往刘鼎提出的会面地点－－安塞县，讨论研究了张学良的意见。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张学良抗日的决心和热情，但不赞成他拉一部分东北军和红军一起打游击，申述了如下意见：
“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因此，我们不赞成张学良拉队伍和红军一起干，而且拉出一部分队伍来，就要散掉一部分，这不是增强而是削弱抗日力量。要对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做扎实工作，把全部东北军都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
“目前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件，但是他决不会坐视东北军打起抗日旗帜的。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劝他抗日，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
当刘鼎把安塞会议的结论告诉张学良时，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听完后说：“对！对！我懂了。”随即加快了语调说：“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我和委员长交情很深，我要认真利用这个地位加紧向他进言，争取他幡然省悟。”又说：“你们党中央既然要我这么办，纵使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以后的事实证明张学良实践了他的诺言，虽被囚禁了半个世纪以上，但高风亮节，始终没有向蒋介石屈服。
从此以后，张学良不断地向蒋介石进言，希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如：
(1)8月，他和端纳商量后，他写—封信由端纳转交给蒋。
(2)9月20日，陈诚电蒋介石，报告张学良和冯庸谈抗日问题，曾表示决意率东北军抗日，说：“与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并请冯向他转达。蒋介石一面令陈诚查明此事真相，—面电张学良，问：“词义何居?为何托冯庸转达?”9月23日，张学良电复蒋介石，否认托冯庸向陈诚转达他的意见的事，并坦率陈述应集中全国力量抗日的主张：“总之，就各方言，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良此时在钧座指挥下尽剿匪之职责，尤愿早日在钧座领导之下为抗日之牺牲。”
(3)前述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要求国共停战谈判，并转达给蒋介石的信就是他出的主意。
(4)10月下旬，“两广事件”已平息，蒋介石来西安，动员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参加即将举行的对红军第六次围剿。蒋介石刚到西安，张学良就去华清池晋谒，陈述停止内战的意见。没等张学良把话说完，蒋就大声训斥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向东，……我叫你死，你就得死，不要问为什么！”张学良又和杨虎城商量，待蒋正式召见时，各自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战的主张。在蒋征求张学良对“剿共”的意见时，他再一次陈述团结抗日的要求，并声明这是东北军全军的主张。蒋又斥责说：“风吹草动，兵随将转”、“抗日之事，不要偏听共匪蛊惑。”并决定去长安军官训练团训话，解决士气问题。
(5)10月30日，如前所述，张学良与阎锡山结伴同往洛阳祝蒋介石五十寿辰并共同要求团结抗日，结果碰了个大钉子。事后，张学良虽声言从此不再谈共同抗日之事，但事实并非如此，只是问题提法略有不同。如在他请求援助绥东抗战就是这样。
10月14日，伪蒙军大举进犯绥东，傅作义率部抵抗，各地援绥运动风起云涌，11月23日，我军克复百灵庙①，举国欢腾。27日，张学良写了《请缨抗敌书》送洛阳呈蒋介石，文中说：“半载以来，良屡以抗日救亡之理论与策划，上渎钧听”，“今绥东战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愿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洗一分前衍，为国家尽一分之天职”。“今者前锋既接，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而言，若非及时调用，则良昔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亦疑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之统率驭使，必增困难。”张学良要求将东北军去援绥抗日，离开内战战场，蒋介石当然不会批准，在他自己日记上批评张学良：“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
半年多来，张学良是努力实践他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但是蒋介石丝毫不为所动，一心一意想消灭红军和共产党。“两广事件”发生后，他把大部分中央军派往湘、赣前线，连在陇东的胡宗南部四个师也调往湖南。“两广事件”平息后，他踌躇满志，腾出手来准备进攻红军，9月即令胡宗南部火速回师陇东，并令在洛阳的第25师关麟征部先入陇、宁，半渡而击正在甘、宁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10月底，他去洛阳，名为避寿，实是布置“剿共”军事。一方面，他调动20多个师的部队沿河南陇海线与平汉线集结，王耀武师入汉中，遮断川陕间的联络。另一方面对内安抚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曾亲自飞往太原、济南，表示对他们的倚重，并要韩复榘向日方疏通，日军暂勿进攻绥远。百灵庙大捷后，他令阎锡山通知傅作义，不要继续进攻伪蒙军，收复察北，要傅适可而止。对日本，虽一度中止张群川樾谈判，但于11月18日，国民政府令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就绥东战事向川樾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川樾否认日军参与战事。同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绥东战事纯系中国国内事情，与日方无关。”蒋介石放了心，认为已争取到“剿共”的“最后五分钟”。
由于张国焘擅自行动，红四方面军大部西渡黄河，原中共中央拟定的集中红军三个方面军逼走或逼和陇、宁的胡宗南、王均等部中央军计划落空。蒋介石认为红军兵分势弱，是一举予以消灭的好时机，至少也可以击破红军主力，收编其残余。因此，他把国共对等和谈的条件改变为收编红军的谈判。对等和谈条件的主要内容是：红军参加对日作战，待遇与中央军相同；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意见可以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构提出；保留一个特区供共产党实验其政治理想。到11月，陈立夫与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见时，陈转述蒋介石的新要求，即收编红军三千人，师长以上干部一律出洋。当即遭到潘汉年的拒绝。
蒋介石在加紧调兵遣将的同时，加强镇压以肃清后方，11月，他下令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等七名救国会的领袖，即“七君子事件”；还封闭了几十种进步报刊。
11月下半月，蒋介石下令进攻陕甘宁苏区，王均、关麟征等部中央军为左路，胡宗南部、王以哲所率东北军五个师为右路，胡宗南是前线指挥官。蒋介石“剿共”的军事机器已在起动。
蒋介石决心“剿共”，对张学良屡次的劝谏根本不听。张学良也曾考虑过如蒋介石不听劝谏，怎么办?这年8月间，张学良派栗又文去新疆，实行肤施会谈时联苏的协议。行前，栗曾问张：“蒋介石不赞成抗日怎么办?”张说：“我可以劝。”栗说：“你劝他不听呢?”张说：“可以再劝。”栗说：“他还不听呢?”张学良一拍大腿，说：“除非他永远不到我部队来！”
10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张学良到叶剑英的住处，对叶说：“叶先生，有个紧急的事和你商量！”叶问：“什么事?”张说：“蒋介石要我执行他的命令，同你们打仗。形势很严重，你看怎么办?”叶反问：“张将军的意见呢?”张说：“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迭打’②。”叶考虑后对张说：“这关系到国家命运，一定要慎重。蒋介石不抗日，有些人不认识，抓他起来，会出现全国大分裂。人民一时不了解我们，会使我们孤立。更大规模的内战会给日本进一步侵略的机会。”又说：“事关重大，你仔细考虑。我也向中央报告。”中共中央得叶剑英电，立即电复，令叶转告张学良，对此事要慎重。张表示同意。11月初，叶剑英由西安动身回保安，向中央报告详情。张学良在8月间已萌生了不得已时采取“苦迭打”方式制止内战，10月，他感到情况紧迫，向叶剑英正式提出这个方式，虽然叶与中共中央都加以劝阻，他也同意，但内战与抗日的矛盾依然存在。接着，他与阎锡山去洛阳，联袂向蒋劝谏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结果却遭到蒋的辱骂，劝谏希望更加微弱。当时，他令情报部门侦察中央军动向，结果发现原去湘赣的部队正沿津浦、平汉两线纷纷北上，调动频繁，并向河南结集。及至绥东抗战日益剧烈，蒋介石只派汤恩伯率两个师作象征性的增援，实为监视傅部。大部分中央军准备西入潼关，樊崧甫军经巩洛向西，沿陇海路构筑工事，进攻陕甘宁红军的迹象十分明显。如前所述，11月下半月，胡宗南已率陇宁中央军及东北军王以哲部由西向东进攻陕北。张学良不愿内战继续，令王部竭力迟滞行动。中央军各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行动又不协调。如第25师关麟征部先向东猛进，得到蒋介石的嘉奖，但到达打拉池后，他估计红军为集中兵力的求心退却已经终了，再猛进将遭打击，于是观望不前。胡宗南贪功冒进，19日在萌城堡被红军击溃一个旅，21日在山城堡被红军歼灭第78师的一个旅又两个团。胡宗南在前线失利，损失了一个多师的兵力，使张学良感到，中央军特别是号称精锐之精锐的胡部第78师也几乎被红军消灭，停战不是无望。原在10月下旬，他曾估计内战将是打而后和，即蒋介石再次进攻红军受挫后，仍然要与红军和谈。但是，他的抗敌请缨要求又被蒋介石否定了；胡宗南却调整了部署，仍率中央军六个师、东北军五个师继续进攻苏区，并扬言要追究王以哲在山城堡战役中的责任。当时，张学良的处境已十分为难。
12月1日夜，王化一从武昌密电张学良，大意是蒋介石已有调东北军至苏、皖一带，再入福建，使与共产党及杨虎城隔离的计划。王化一因为主持在湖北鸡公山的东北中学又是四维学会的班底，一直留在武昌。12月1日晚，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宴请在武汉的国民党军政官员，散席后，留住王化一，告诉王他在洛阳钱大钧办公桌上看到上述计划密稿，要王“请急速电告汉卿，早作准备，但要守密。”何与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前结识的，私谊甚厚。
按照上述蒋介石的计划，将是继续内战，何时抗日是个未知数，而东北军调往东南，“三位一体”就被拆散了，东北军的前途也难以预卜。张学良不能不联想往事，在他《自述》(六)中写着：
恶缘种种，不啻火上加油。(甲)有关刺激军队者： (1)请求抚恤、补充，皆无结果。(2)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乙)有关于良个人者：……(2)双十节政府受(授)勋，有冯玉祥而无良，……(3)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把良置于后方，为预备队队长，此事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
这些是申述蒋介石歧视、排斥东北军，不让东北军抗日。其中末项对日方案一条是西安事变时在华清池抄查了蒋介石的六大箱文件中清理出来的，但确是蒋的计划，把以武力反对过他的冯玉祥、唐生智都列入抗日战斗序列，唯独对一直拥护并给他帮过大忙的张学良却列为预备队队长，冯、唐早已没有部队了，东北军却有20多万，官兵上下都急切盼望雪耻复土，但是打内战在前头，抗日却轮不上。因此张学良表示“此事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对此，蒋介石有什么话可说呢?
东北军又面临着继续内战或者暂调皖、苏、闽等地任蒋介石摆布的关头。12月2日，张学良自驾军用机飞往洛阳晋谒蒋介石，察看形势。
蒋介石惯用的伎俩是利用杂牌部队打红军，使之两败俱伤。在即将进行的对红军第六次“围剿”中，他仍然想使20多万的东北军和17路军打头阵，先安抚张学良，说不仅109师恢复建制，110师也恢复重建。这两个师，张学良已用自己库存武器在重建，而且当时他要求的不是东北军多两个师，而是全部东北军去抗日，同时更希望内战结束，全国军队，包括红军都去抗日。但是，他仍不放弃劝谏蒋介石的办法。
张学良不谈东北军两个师的重建问题，却再一次陈述抗日的必要，并要求释放主张抗日救国的“七君子”，他申明“七君子”有的他认识，有的根本不认识，只是和他的主张、意志相同，才有此请求。蒋介石当然不会同意他的主张和要求。张学良自洛阳祝寿碰壁之后，深知婉言劝说难以凑效，他就改变态度，同蒋介石争辩起来。当他的释放“七君子”的要求被蒋拒绝之后，就责问蒋说：“上海各位爱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60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说象他自己说的‘爱国未遂罪’！“他并直言不讳地指责蒋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也勃然变色，厉声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张学良回答说：“东北军的土气，打日本可以，打内战，难，除非委员长去训训话，安慰和鼓励他们。”蒋介石认为“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他对张学良说：“我可以去临潼每天请一桌客，借此机会轮流和东北军将领谈话。”
12月4日，蒋介石乘专列由洛阳赴临潼，张学良随行，宋美龄、陈布雷等迳回南京。车抵临潼，张学良从蒋的车厢下来，对来车站迎接的邵力子、杨虎城、晏道刚等人说：“我正被委员长骂的不得了，你们快上去，我在钱慕尹(大钧)的车厢里等你们。”看来，蒋、张二人在车上又争辩了一场。
这次蒋介石来西安的目的，正如钱大钧回答晏道刚听说：“大概是对各将领打打气，作‘进剿’布置吧！”他是持着消灭红军最多是收编其残余的如意打算的。他认为中共中央在陕北，这地区的红军是主力，不过3万多人，陕甘宁地区东西两面是黄河，北靠沙漠，是绝地，只要大军从东西南三面一挤，击破红军主力，其残余部队倘不愿困死在沙漠中，只能接受他的改编。西北总部指挥的东北军、十七路军、马家军及各杂牌部队约28万，陇、宁的中央军在6万以上，河南及陕南的中央军约20多万，以50、60万对3万多人是绝对优势，还有空军助战。张国焘部红军2万多人在河西，已呈败势，可暂时搁置。
再从蒋介石所带的军政大员看，也是专为打仗的。如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陈继承等是准备代替张学良任全局指挥或者是一个方面的指挥官；连不甚闻名的蒋锄欧也叫来，他是装甲兵司令；蒋百里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陈调元是军事参议院院长，一向给蒋协调杂牌部队的。蒋作宾曾任驻日大使，是随时注意对日关系的咨询者。此外，还有张冲，此人是陈立夫与潘汉年谈判的副手，让他来是准备“后事”，即击破红军主力后作收编红军谈判的。可说诸事俱备了。但是，陈布雷是他重要的谋士，这次却未随行，因为战的谋略已定，余下是具体布置了。
自蒋介石再来西安后，进攻红军的准备工作加速进行。为他祝寿捐献的70架新马丁式飞机已开到西安、兰州，其中5架待修理，45架驻西安，20架驻兰州。原拟在两地驻100架飞机的缺额，要调由在“两广事件”中原广东方面向南京投诚的飞机来补足。此外，甘肃固原尚有飞机10余架。13军万耀煌部已开始西入潼关，控制战略要地咸阳。蒋的嫡系将领如卫立煌、蒋鼎文、陈诚、陈继承等陆续来到西安。9日，蒋介石给邵力子写了一封信，要他通知《大公报》发表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的消息，中央社及其他报刊概不发表③。这个消息虽未如期发表，但表明蒋介石已准备用他的嫡系将领直接指挥第六次对红军的围剿。
与此同时，自7日起，蒋介石分批邀东北军旅长以上军官餐叙，向他们表示：“有我蒋某在，一定带你们回东北，但你们必须听我的命令。”“中国前途是社会主义，而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抵抗日寇，收复失地，以至进入社会主义，都由我蒋某负责。”他对张学良的亲信，有时也常有威胁口吻，如8日早上，刘多荃向他申述东北军官兵盼望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后，蒋立即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军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
4日，张学良自洛阳回西安后，仍未放弃诤谏的办法，他虽然感到此法难以奏效，还抱着万一希望。他要东北军将领参加蒋介石的餐叙时向蒋表示东北军官兵都想积蓄力量，打回老家去的愿望。
另一方面，张学良向杨虎城谈了去洛阳见蒋介石的情况，说蒋态度顽固，坚持打内战，苦谏无效，问杨有什么促蒋抗日的好办法。杨表示蒋既来西安，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张认为要慎重从事，但表示绝不会泄露此事。这个情况张学良在《自述》(七)叙述得比较详细：
迨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感情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向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
7日，张学良请杨虎城到他的公馆，商量停止内战的办法。张说：“我们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对得起他。”杨不同意，认为凭嘴说服蒋介石不打内战共同抗日是不可能的。如同蒋说翻了，万一让他看出马脚，很快地走了，不好办。张说：“看不出蒋有提防我们的迹象。蒋很骄傲，他以为我们只会服从他，或许蒋认为我们既去劝说他，便不会再有其他的举动。”由于张学良坚持再劝一次，杨虎城只好同意，相约次日上午张学良先去见蒋，杨然后再去。
7日晚上，张学良提前去华清池谒蒋，痛哭陈词，即有名的哭谏，说：
“日寇由占领东北而控制冀察，今又由冀察而进窥绥远。这种节节进逼永无止境的野心，如不再加以制止和反击，将使整个国土全部沦于敌人之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而无以自解。“今天共产党已一再表示愿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我们有什么理由拒不接纳。据我所知，共产党不但主张抗日，同时要拥护你为最高领导。到那时，你不只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而且还将成为全民族的伟大英雄。
“我们应该认识到，内战的结果，无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自我消耗，无异在客观上帮助了民族的敌人。
“我个人和东北军始终是站在你的这一边的，过去，无论风风雨雨，我们都是支持了你，甚至代你受过。‘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完全为你所决定，而我却遭了全国人民的攻击和唾骂。我之所以抱着这种隐忍态度，完全为了维持你的威信，以利于今后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今天，我们的态度依然如故。”
同时，张学良还说明国内主张抗日的不仅是19路军、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地方上除两广外，阎锡山也是其中的一个，就是黄埔系将领中也有主张抗日而不打内战的，不过只是不敢当面对蒋说。抗日是人心所向，希望蒋认清形势，改变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尽管张学良苦口婆心，说到沉痛处，声泪俱下，但是蒋介石却责备他年轻无知，受共产党的欺骗和麻醉，竟对张说：“即使用你的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
8日上午，张学良对杨虎城说：“我劝说的结果失败了，蒋还拍桌子和我吵了一阵，你可再走一趟。”
11时左右，杨虎城去华清池，见蒋后说：人心趋向抗日，不抗日国家没有出路，对红军宜用政治方法解决。蒋回答说：“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他们必须听从政府命令，缴出武器，遣散共产党。”17路军若果兵力不足，担任进攻的战线可以缩短一些，如果有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你放手撤换，我都批准。”又说：“你是本党的老同志，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杨怕弄僵了，就此停住。
杨虎城回到西安立刻去见张学良，说了见蒋经过，劝谏也失败，应该考虑怎样行动，不能失去时机与人心。两人认为为抗日救国，牺牲东北军和17路军这两个团体也值得。张还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张、杨决定扣留蒋介石，但行动的日期还没有确定。
8日早上，蒋介石邀王以哲、刘多荃共进早餐，蒋满脸怒容，餐后与王单独谈，刘听到蒋气愤地对王说：“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的这些举动”，至此，卫士示意刘离开。二人回西安立即向张学良汇报，王说蒋已知道67军电台与红军通报的事，以后不许再通报联络。说他是东北军最有希望的将领，要改过，努力剿共等等。
同时，蒋鼎文已有劝张学良交出军权的非正式表示。任蒋介石副侍卫长的蒋孝先更表示得露骨猖狂，他对黎天才说：“你告诉副司令，西北的剿共任务如不愿担当，即请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如若还愿意干，那就好好干。”蒋孝先如此咄咄逼人的气焰使张学良极为恚愤，曾对王以哲、刘多荃说：“蒋孝先这小子太狂了，……他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但是，张学良也看到蒋介石在磨刀霍霍，随时可以开刀。8日，他和杨虎城商定扣蒋后，把这事先告诉了王以哲。
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安学生1万多人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杨对这次游行最初不同意，一怕影响他们扣蒋的行动计划，二怕学生受到蒋介石的镇压，蒙受牺牲。但是，出面组织这次游行的东北救亡总会和西北抗日救国会坚持要游行，张、杨只好同意，并决定双方均派兵去保护游行学生。
游行时，军警枪伤了一个小学生，激怒了学生。学生向西北总部、省政府及西安绥靖公署请愿时，张、杨派了代表接见，省主席邵力子虽出面接见学生代表，但他认为学生应好好读书，指责学生游行是干预国政。这使游行学生更加不满，决定去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张学良知道后，用电话向蒋介石报告，请求蒋接待请愿学生。蒋介石大怒，当即斥责张说：“这是你对学生的放任。让他们闹到我跟前来，那是不允许的！”张学良一听不对，怕出流血事件，立即乘车赶往十里铺，在浐水西岸赶上了游行队伍，他登上离浐水桥不远的一个坡上，向学生讲话，劝他们回城，并提醒他们说，否则将要发生流血惨案。
张说完后，学生们都回答：“为抗日救国，不怕流血牺牲。”一个学生大声说：“张先生，你的家乡东北已沦亡了五、六年，你的祖宗坟墓还在那里，忘记了吗?现在，华北特殊化了，眼看日寇就要全面进攻，国家的命运是你们拿枪的掌握着，你们的枪还要打自己人，是何居心?我们要同蒋介石去算帐。”说罢放声大哭，全场学生都哭了起来。张学良也禁不住跟着失声大哭，激动地表示：“我的枪决不打自己人。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一定保证实现，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你们。请相信我吧，我没有忘记家乡，也没有忘记祖宗坟墓。相信我吧！”游行学生见张学良表示如此恳切，才折回西安，得以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
当晚，张学良向蒋介石转达了学生的要求，但是，蒋却责备他不懂得爱护领袖，说：“有人侮辱领袖，你们不和他拼命?！”甚至说：“对于这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至此，张学良终于明白蒋已铁着心要打红军。在他《自述》 (七)中有这样两句话：
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更有甚者，是蒋公数次招集将领会议，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使良同杨虎城发生疑惧，而良则有甚于疑惧者，是思蒋公对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视矣。
第一句中两次谈话是指7日张学良的哭谏与9日夜他向蒋介石转达请愿学生的要求，蒋对张赤裸裸地表明剿共政策不可改变，谁挡道就要除掉谁。张学良劝谏的善良愿望成了梦幻泡影，同时他也看到蒋的狰狞面目。西安事变后，他曾对部属说过：“委员长竟要用枪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太差劲了。”
第二句话也是事实，尤其是10日蒋介石召集的军事会议，参加的只有他的嫡系将领蒋鼎文、卫立煌、陈诚、朱绍良、万耀煌，陈继承、钱大钧等，确定了第六次围剿红军的计划，预定于12日上午公布。并决定将张学良撤职查办，解除东北军武装，逮捕在西安的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会议的决定很快传开，连文官邵力子也立即知道了。这些，当然瞒不了张学良，何况他有自己的情报组织。
看来蒋介石并不怕张学良知道这些事。11日下午4时，蒋孝先打电话给黎天才，说委员长召见他。蒋介石知道黎天才曾是中共党员，变节后为张学良做情报、党务工作，为张信任。此时蒋怀疑黎在中共与张之间牵线。黎天才进屋后，蒋介石态度和蔼地和他握手让坐，告诉黎他已对曾扩情重加申斥，问黎：“你知道张副司令究竟是何居心，要干什么?”黎答：“副司令对委员长居心无他，负国难家仇，近来的抗日主张只是部属情绪的反应。”
接着谈到西安现状，蒋介石愤怒了，说：“西安的报纸可以随便批评我，共产党的刊物可以自由发行，我走遍全中国，没有一个省份的报纸在批评我，……现在把好好的一个西安城闹得这样乌烟瘴气。”蒋又说：“你回去告诉张副司令，马志超开枪打学生，是执行我的命令。”再问黎，被驱逐出境的高崇民是否秘密回来了?那几个共产党留在西安，是否都住在张公馆。黎一律答以不知道，蒋介石更生气了，说：“不知！不知！尽是不知！我倒可以给你点情报。”说着从衣袋中拿出一张黑名单，上有高崇民等人，说：“这批反动分子该怎么办?”黎想了一下，说有的我认识，有的不认识，都不是共产党，可以送出国读几年书。蒋斥责黎的主张是“老官僚的办法”，“糊涂”。
蒋介石的态度又缓和下来，说：“打不完共产党，就谈不到打日本，附和共产党的宣传阴谋对国家是严重的犯罪。对这个问题，你是什么态度？”
黎引用了蒋以往“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口号，说按当前形势应是“九分政治，一分军事”。绥东抗战已起，应有整体抗战计划，开到西安那么多的飞机都应开到绥远前方。蒋介石截住黎的话，咆哮起来，申斥黎，拥护领袖，就应无条件的服从他，有人侮辱领袖就应当同他们拼命等等，又说：“我今天对你讲的话，你回去都可以告诉你们的副司令。”黎见蒋神态反常，谈话已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以上。他刚到五间厅时，蒋正传孙蔚如④进去，大约10分钟，孙退出，同时传他进去，因此，不等蒋停住话头，便起身告辞，蒋送黎到厅前院内。
蒋介石与黎天才这番谈话，仍然寄希望于万一，期望张学良“回头是岸”，追随他继续“剿共”，也因为第二天便要动手，他不怕张学良知道他的意图。
事实上，到了10日那天已是时不待人，蒋介石已准备在12日宣布“剿共”，张、杨必须走前头。张学良在《自述》(七)紧接前述两句话后写着：
因之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产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
10日，张学良约杨虎城去商量行动时间，恰恰在9日晚上，又发生了一场虚惊，张也想了解实情。原来9日傍晚，17路军特务营长宋文梅在东城门见孙铭九带几卡车武装士兵准备出发，孙对宋说：“我去临潼。”宋立即回西安绥署报告并判断孙铭九是去临潼扣蒋的⑤。杨虎城闻讯即下令以演习为名，出动部队，准备临潼方面一动手，即迅速解除西安城内蒋系武装。当天，他正邀请南京方面的军政大员在易俗社看秦腔，又派兵包围了易俗社。但临潼方面迟迟无动静，杨又让地方士绅再点戏、串演拖延时间。11时，宋文梅再去探望孙铭九，回来报告说：孙是奉副司令命去巡路，若有学生再去请愿，即劝他们回来免遭毒手。于是绥署立即撤回出动部队。杨虎城向张学良谈了这一场虚惊情况后，说：“看近日情况，学生、市民、东北军和17路军的大部分中下级军，对蒋是愤恨的，情绪很激动。捕蒋时间，不能再迟了，万一我们对部队控制不了，发生骚动，那更危险。”张学良更感到情迫事急，两人商定：10日作好准备，11日夜间行动。
自4日蒋介石再来西安后，对张学良步步紧逼。张学良在抗日与剿共之间只能择一而行，他不愿剿共，也不愿失掉东北军这支可以抗日的武装，就与杨虎城合作，用“苦迭打”手段逼蒋抗日。他敢于这样干也不是偶然的：
第一，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怀着国难家仇，渴望复土雪耻。他常引用日本成语：“城是用箭射得去的，还是用箭射得回来”。自热河失守他被迫下野后，对“九一八”事变时执行不抵抗政策十分后悔，一再誓言：“东北是日本从我们的手里用武力夺去的，还要用我们的力量夺取回来！”日本侵略者想拉拢他，1932年，曾把沈阳大帅府劫余的东西装成300多件运到秦皇岛，说是归还他。他拒绝接受，任它散落在秦皇岛海滩。以后，日人指使伪满出面表示愿将张作霖的棺柩归葬于元帅林⑥。张学良表示迁葬的事须等他自己来办，他与日本侵略者势不两立。
第二，东北军上至军长下至士兵全都盼望打回老家去。军长中王以哲首先向张学良表示要抗日不愿打内战的。在扣蒋之夕，105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奉命从前线来西安见张学良，对张说：“全旅官兵盼什么时候打回老家去，象苦旱的庄稼人求雨一样。副司令，只要你说打日本鬼子，咱旅官兵没有一个贪生怕死的，绝不会有半个孬种。”张学良对东北军官兵的这种心情深为了解。1936年5、6月间，张学良化装成士兵，参加修筑通往洛川的公路，听到士兵们谩骂：“他妈的，这些事何时是了！咱们什么时候回家呀?”事后，他对栗又文说：“参加修路的都是山东、河北的兵，他们都拿东北当家了，咱们如果再不抗日，连这些兵也带不了啦。”
第三，西北大联合已经形成，他有可靠的同盟者。共产党和红军人数不多，又处在被蒋介石围攻的境地，但他认为全国只有共产党能与蒋介石抗衡。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深得全国人心，他与共产党合作无间，不仅合作抗日，而且要同共建立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他相信扣蒋的行动会得到共产党的支持。
杨虎城雄踞陕西，他与杨的合作使他有了立足之地。在当前扣蒋活动中，他们是相激相荡，相辅相成。
此外，他与华北、西南许多地方实力派都有联系，知道他们都有抗日的要求，与四川刘湘，更结了军事同盟。
第四，他早省悟到蒋介石屡次对他的欺骗，1936年7月，一度产生率一部分愿跟随他的东北军和红军一齐打游击的想法。目前，面临着如他不追随蒋介石继续剿共，即将被剥夺兵权的严峻形势。没有东北军，他用什么去抗日?甚至自身的安全也成问题。他像林冲一样被逼上梁山，只有走“苦迭打”的这一条路：逼蒋抗日。
张学良遇事一旦下了决心，便毫不犹豫地干下去，他置东北团体、家庭、财产及个人名誉与生命于度外，和杨虎城商定扣留蒋介石，逼他抗日。
9日下午，张学良把扣蒋的决心先告诉了王以哲。晚上六时多，刘多荃去见他，他令刘把王以哲找来，他向他们表明扣蒋的决心和目的。王说：“副司令有决心干，就干吧！”东北军负责临潼扣蒋，张学良令刘多荃指挥扣蒋的军事行动。
10日，两军分头作准备工作。11日，张学良、杨虎城不动声色，一切如常。白天，张学良照例去华清池周旋。晚上，张、杨共同宴请南京方面来西安的20多位军政大员。经张、杨商定，已把蒋介石住处的电话接通至张公馆的总机，随时了解蒋的动向。如蒋介石察觉扣留他的计谋或发现有人告密，立即派两个加强连，由西安驰往临潼逮捕蒋介石；如时间仓猝，由西安派兵来不及，即令驻临潼的105师l旅3团火速执行。蒋介石专列的火车头已被张学良以大修为名调离临潼。
11日下午，张学良在华清池令卫队1营营长王玉瓒随去西安，到张公馆后，张令王去副官长谭海处接受扣蒋的任务。因为华清池外围警戒及大门的守卫由卫队1营的一个加强连担任，需要和入华清池扣蒋部队协同作战。
傍晚，黎天才向张学良请示：蒋介石传他去华清池，去不去?张答：“为什么不去?听听他说些什么。”晚上，张学良先去华清池参加蒋介石的晚宴，到五间厅前，正好蒋介石送黎天才到院中。饭后，又偕蒋鼎文、陈诚等一齐参加新城大楼他和杨虎城主办的宴会。10时许，席终人散，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确定按原计划行动，张说：“成功了大家共享，失败了我个人承担。”又说：“我总指挥，你副总指挥，指挥部就设在新城。”杨虎城郑重表示：坚决拥护并服从张副司令指挥。
张学良回公馆后，先叫黎天才去，把扣蒋的事告诉他，并要他负责这次行动的宣传工作，并要他起草通电(即八项政治主张)。然后去见下午用飞机从平凉前线接来的105师2旅旅长唐君尧，交代他指挥华清池内线作战。诸事安排好后，张学良回到自己的客厅，他的文武大员等侯已久，只于学忠是最后请到的。于一进客厅，张就说：“我要造反。”于不明白，张说：“为了停止内战，我已决定要扣蒋”。接着，以沉痛的语调叙述“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几次来电，不许抵抗。近来，屡次要求他领导全国抗战，说明抗日才能统一国家，却一直遭到他的痛骂。又说：“现在他反而要死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听他的话，他就要把我们调开消灭掉，我们实在不能忍受了！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实行扣蒋，逼他抗战，指挥部设在新城。”张说完，于学忠问：“第二步怎样办?”张答：“捉了以后再说，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动员结束，张学良请中共代表刘鼎来，请他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说已准备扣蒋，请予支持。随即率11个大员赴新城。
12日凌晨3点多钟，华清池的枪声划破夜空，西安城内闻声响应，枪声四起。古城的枪声震撼了南京，震动了中国，也震动了全世界。一出影响历史进程的雄壮的武剧——西安事变揭幕了。
二 张杨合作
张学良在《自述》 (七)中曾述发动西安事变他应负首要责任，说：
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促成事变，彼亦藏有恶缘作用。
张学良说杨虎城受他牵累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地位和实力两方面看，张学良和东北军自居首位，没有张学良领头，杨虎城是难以发动这场军事政变的。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明令惩处的是张学良，不及杨虎城。此外，蒋介石再次入西安，杨公然向张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扣蒋主张，人们常误以为是杨虎城先提出扣蒋的，但如前所说，张学良在1936年8月已萌生此念。他念了不少古文，熟悉春秋时楚国大夫鬻拳“以兵谏其君”的故事。12日获蒋后，指挥部内商议为“双十二事件”命名，高崇民提出“兵谏”名称，张、杨等便欣然接受。张说杨虎城受他牵累是为杨开脱。
另一方面，西北总部节驻西安，杨虎城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掌握陕西各县及民团，没有杨的支持，张学良要发动事变也是困难的。而且在发动过程中，杨是积极促进张行动的，说他“亦藏有恶缘作用”也符合实际。但是，张、杨的联合是有一个过程的。
张学良把蒋介石要任他为西北总部副总司令入驻西安的命令看作“逼人跳井”，因为陕西是杨虎城的地盘，“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息?”但是蒋介石的命令不能违抗，因之，他在入陕之前就考虑必须处好与杨虎城的关系，才能在陕西立足。
西北总部于1935年10月2日宣布成立，由于当时“围剿”的任务主要在陕西，西北总部必须设在西安，9月，张学良已去西安视事。
张学良入陕之初，一再向部下宣称，打红军的军事一结束，就去抗日，以表明无久居西北之意。为此，他不许东北集团的人任陕西省行政官员，曾对部下说：“咱们东北人流亡，要有骨气，不要抢人家的饭碗，不抢人家的地盘。”杨虎城不肯让出新城办公地点，张就另觅房屋，将西北总部设在南院门，那里房屋不多，总部有8个处，相当拥挤。同时，他把入潼关的东北军，除于学忠的53军在兰州外，其余大部分都开往陕、甘前线，在西安、临潼一线只留了105师第一旅驻防，包括守卫西郊机场。金家巷张公馆由卫队2营守卫。西安城防仍由17路军担任，只有东门靠近张公馆，是东往临潼的通道，由卫队2营防守。张学良还派黎天才、张潜华等人和杨虎城联络，以表明他是奉命“剿共”，绝无霸占西北的意图。
东北军入陕，确曾使杨虎城忧心忡忡。中原大战中，杨虎城站在蒋介石一边，任l7师师长。因战功而获得陕西省主席及17路军总指挥职务。但是他不是蒋的嫡系，自主攻陕西后，与蒋介石的矛盾展开了，此后，他一直是反蒋抗日的。而张学良一向拥蒋，又是他的直辖长官，东北军人多，装备好，关中、陕北均可驻防，比在陕北的红军和陇东的胡宗南、王均等部中央军对他的威胁大而直接，加之“失之东北，收之西北”的流言盛炽，倘若东北军与陇东中央军联起手来挤他，后果不堪设想。1935年秋冬之际，杨虎城与左右亲信经常研究对策，拒绝让出新城办公地点是第一个试探，结果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当和事老，把南院门省党部让出来，作西北总部驻址。
杨虎城认为东北军虽人多势众，但初入陕甘人地生疏，既要进剿，战线长，兵力分散，还要受到红军的压力，估计东北军一时顾不上对17路军下手；而且，西安绥署又掌握着民团，使东北军不能不有所顾忌。但是，他更希望与张学良和东北军有进一步的交往。杨的左右则认为东北军是流亡之师，丧家失地，颠沛流离，抗日爱国思想肯定是普遍的。它自入关以来，受蒋介石歧视，实力削弱，还得为蒋卖命“剿共”，会对蒋不满，而张学良一人戴着不抵抗的帽子也会不服气，他们可能有抗日反蒋的要求。如果这样，就与17路军有一致的基础，可以共同走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路。杨虎城同意他们的分析，说：“患难的朋友好交！”又说：“我专试探张的动向，尽量设法和他在政治上合作。”
张学良到西安后，与杨虎城来往频繁，在礼节上，杨很尊重张，但都是官场应酬，很长一个时期彼此都没有谈心里话。张学良入陕即着手布置对陕北红军第三次“围剿”，以东北军为主力，17路军协同作战，计划占领陕北重镇肤施，在东至宜川、韩城一线，南至洛川区域内清扫红军，各个击破。杨虎城见到作战计划后去见张学良，劝他慎重，不要贸然进攻。张不同意，杨也没有深说，回去对幕僚们说：“他是不碰钉子不回头的吧，还是少年气盛，等碰回来再说。”
东北军入陕后，杨虎城让出几个县要东北军派人去当县长，张学良拒绝接受。1936年1月初，张、杨去陕北绥德会见84师师长高桂滋，栗又文随行。张学良告诉栗又文，陕北共产党创始人李子洲曾任绥德师范校长，要他从绥师物色几名师生去总部工作，让他们口角吹风说几句好话，免除西北人对东北军会霸占陕西的疑虑。栗又文陆续引进绥师教员李子霄(李子洲之弟)、校长高协和及学生等4人至西北总部工作。后来，栗去看望高桂滋⑦，杨虎城在座，二人对此事同声赞扬，说：“张副司令不派东北军干部到地方工作，反而引用西北人到总部来，真是大公无私。”杨虎城对东北军的顾虑消解了。
杨虎城对东北军官兵流亡中的困境十分同情，对张学良因战败遭到蒋介石冷落并乘机再削弱东北军的做法很愤慨。在直罗镇战役后，杨虎城去安慰张学良，劝他不要过于伤感，影响健康；在此紧要关头，要好自排遣，天下事并不是从此不可为的。张学良很感动，两人关系从此亲密起来。张为人爽直，一次向杨谈起法西斯也是统一中国之一道。杨虎城回去向王菊人说：“真糟糕！张很赞成法西斯，正同我相反。”杨怀疑是否是张学良在试探他。
张、杨都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是二人能合作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与张、杨谈判时也促进他们之间的合作。此外，他们与蒋介石也有不同程度的矛盾：他们都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而不抗日，杨还反蒋。
1936年1月，高崇民、孙大胜(达生)⑧等人来西安。在上海，杜重远主张高等去推动张学良联共抗日，实行西北大联合。高等到西安后做联络17路军和杨虎城的工作。杨虎城也有联络东北军的要求。一次，杨请王以哲吃饭，王谈起“九一八”事变后，他的部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苦楚，潸然泪下。事后，杨向部属说：“东北军将领尚有这样的感受，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痛苦会更大。上层军官的联系很重要，他们对张学良会发生影响。”西安绥署增设交际处，任申伯纯为处长，主要联络东北军。杨还指定人和东北军上层来往。
这年春天，东北军方面的高崇民、栗又文、孙达生等与17路军方面的杜斌丞⑨、王菊人、申伯纯等经常座谈，沟通意见，并分别转报张、杨。
杨虎城对他的将领和幕僚常为张学良说项，清除世俗的讹传。他曾说：“张汉卿的为人并不像一般所传的那样无用，坦率热情，也有作为。民国以来，许多军阀都希图把自己的军队传授给子侄，但成功的只有张作霖。张汉卿受命于疑危震撼之顷，不久，又发生杨、常事件，他能从容镇静地处置下来，把复杂的内部统驭起来，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是有作为的。东北沦陷后，他仍然是东北军与流亡入关东北人的领袖，这说明他在东北军与东北人民中有威信，也说明他的见识与才能。‘九一八’事变，他替蒋介石背了黑锅，我们不应人云亦云。对人要看到他的长处，要看到他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与亡乡之痛，我们要和他处好关系。”
经过双方代表及张、杨之间直接交往，他们在抗日问题上可以深谈了。一次，张学良和杨虎城谈起“九一八”事变，张说蒋介石把他害苦了，他当了替罪羊。但他有证据，终有一天要将此事表白于天下。杨说：“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只要我们实现了抗日，大家不光原谅你挨了暗砖，还会一致拥护你哩。”杨虎城对张学良逐步了解后，便敢于进言。当张再问杨用法西斯统一的方法在中国是否行得通时，杨直截了当回答他，那是大家当亡国奴，行不通。从此，张对杨不再谈法西斯统一问题。
到1936年4、5月间，《活路》小册子的形成与流向显示了张、杨之间的联合已初步形成。
《活路》⑩由高崇民、栗又文、孙达生三人将与杜斌丞等人座谈内容分别整理成四篇文章，它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首先实现西北大联合。其中也有“左”的宣传，如说抗日胜利，每个士兵都可以分得一份土地等。写成后合成一册，取名《活路》，意即只有抗日才是唯一的活路。《活路》送给张学良看，张看后对刘鼎说：“它把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指示高崇民把《活路》秘密印刷，送到前线分发。高崇民通过17路军军需处长王惟之在新城西安绥靖公署印刷厂印制。杨虎城知道后，也下令送给宜川前线的部队阅读。在抗日问题上，张、杨及其部属完全合作了。
两广事件爆发，杨虎城主张西安方面与两广联合反蒋，可以制止他的武力统一，说：“先打破蒋的武力统一，内战会停止，那时，蒋介石再不抗日，看他往哪里走！”杨主动向张学良提出援助两广的主张，设想：张、杨先分别通电要求和平解决事变；倘蒋介石同意，就倡议召开全国性救国会议，共商国是；倘蒋继续用兵，即出兵援助两广。
张学良最初同意杨的设想，如前所述，由于王以哲、刘鼎等人进言，推迟了行动。结果，7月中旬广东就被蒋介石收买分化，陈继棠被迫下野，援助两广的事自然搁置了。但从最初的计划看，为停止内战，张、杨已完全合作，准备逼蒋抗日了。
及至发生“艳晚事件”，双方行动配合默契。当宋黎在西北饭店被省党部特务绑架后，在大街上呼救，17路军特务营的官兵主动营救，巡逻队先将宋黎与特务一齐带往营部，副营长谢晋生以要特务回去补逮捕手续为由，支走特务，立即报告杨虎城，杨又告张学良接走宋黎。事后，张学良见到杨虎城，首先向杨道谢救宋黎的事，并把特务情报的主要内容告诉了杨。
张学良与杨虎城终于联合起来，虽然它有一个过程，但还是比较顺利的。张学良在《自述》(七)中说杨虎城有“无钱又无补给，称剿匪为‘无期徒刑’等等牢骚话语，”只是借以表明蒋介石对嫡系部队和杂牌部队不是一视同仁，在这一点上，17路军与东北军同感，但在张、杨联合过程中，只是次要的因素。其中“剿匪为‘无期徒刑’”一语则是胡宗南的牢骚。胡和张学良的私交很好，张去西安后，胡曾对张说：“红军是打不完的，你把红军打败了，不久，前面又出现红军，一查番号，还是那支部队，他们是败而不溃，甚至还扩充了。红军吃多少苦，我们也吃多少苦。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但是我们被命令守在一个防区，不能随便动，像是坐牢，跟红军打仗是无期徒刑。”
张、杨早已各自与中共联系，迨张、杨的联合形成，即表明西北大联合已经形成，“三位一体”的基础已经奠定了。
有人说，在1936年3、4月间“三位一体”已经形成，因为三方面代表已在洛川会谈过。这是讹传。张、杨虽已联合，但各自与中共的联系则相互保密，张学良在《自述》(七)中如实叙述如下：
但此时(11)良尚未明告杨虎城，拟向共产党之勾结计划。不过在某一时期，杨已知之。至于杨虎城同共产党是何等关系，是如何得以结合，良实不知其详(彼时杨之幕中有一王炳南，今日方知确系共产党也。)
在刘鼎被正式任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后，张学良曾问刘杨虎城是否与红军联系上了，刘鼎推说他丝毫不了解杨部情况。1936年8月底，潘汉年要从西安回保安。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张学良调王以哲部去陇东，并由王指挥陇东东北军，原67军驻防的肤施、甘泉、鄜县(今富县)一线拟由17路军接防，而杨虎城未同意。因此张学良建议潘汉年去见见杨虎城，以便潘将来由保安回西安时，经过17路军防区时方便些(12)。这件事也说明张学良确实不知道杨虎城与共产党联合的情况。
潘汉年去见了杨虎城，潘曾问杨东北军是否与共产党联系上了，杨说：“我看关系很不错了。”所以张学良说他联共的事“在某一时期，杨已知之”。这是9月初的事。张学良也推断杨虎城与中共有联系。“艳晚事件”结束后，张学良向孙大胜(13)提议，要他去杨虎城处谋个差事，目的是了解杨手下人有无泄露他们之间联合及联红抗日的机密。不久，孙大胜被调回保安，未成。张、杨二人都推测对方与中共已有联系，但彼此间对这件事都保守秘密，兹事体大，他们深知知情的人越少越好。
三 与周恩来合作共事
东北军在临潼搜山寻获蒋介石后，张学良立即向中共中央发出“文寅”(14)电，告已扣蒋并邀请周恩来速来西安，共商大计。在他《自述》(七)中说：
事发之后，约周恩来之来，主要原因，系良自觉良部及杨部之无能，以及南京方面之作法，希周来共同谋划。……
……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事变之后，……彷徨束手，问策无人，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
张、杨商定扣蒋计划时，曾考虑是否先通知中共中央，因怕电文被南京方面破译，决定先不通知，但是他们一致认为此举会获得中共方面的支持。
张学良认为能与蒋介石抗衡的只有共产党，急切希望获得共产党的支持与帮助。当他在张公馆向东北军将领和主要幕僚宣布扣蒋计划时，已是12日零时，距预定行动时间不过五个多小时，因此，他请刘鼎将准备扣蒋一事通知中共中央。五时前，临潼方面报告已找到蒋介石。张学良除发出“文寅”电外，又请刘鼎电告中共中央，并告诉刘鼎，随时可用他的专机去接周恩来。最初，他们曾请中共中央立即在保安修一简易机场，专机可直飞保安。13日张的专机去后发现这简易机场难以降落，折回西安。14日，中共中央通知张学良，周恩来先由保安去肤施，张学良要刘鼎16日去肤施迎接。这几天内，他与中共中央电报往还不绝，急盼周恩来的到来。
经过肤施会谈，张学良十分佩服周恩来，扣蒋之后，诸事纷繁，在新情况下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难题，因此，他更盼望周恩来为他出谋划策。
扣蒋之后，西安方面立即遭到南京方面的军事进攻的威胁。西安方面的内奸走漏消息。西安绥靖公署交通处长(15)黄念堂已秘密加入复兴社特务组织，他把扣蒋消息先通知了洛阳方面；西北总部交通处长蒋斌又扣压了张、杨领衔的八项政治主张通电。南京政府从洛阳方面得知消息后，何应钦立即下令中断西安电讯，封锁消息。何在戴季陶支持下，12日夜间由中常会和中政会联席会决定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由何应钦调兵遣将，进攻西安，并于16日由国民政府颁布讨伐令。12日中午，洛阳方面派大队飞机来西安示威，15日，飞机已轰炸渭南、华县等地。
另一方面，张、杨都有部队叛变，致潼关不守，洛阳失控。事变发动时，张学良密电驻洛阳炮八旅旅长黄永安，令他率部及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东北军士大队解除洛阳军分校及航校武装，逮捕祝绍周等人，占领机场、火车站，查封各银行，占领洛阳，屏障潼关。但黄永安怕死求荣，向巩洛警备司令兼洛阳军分校教育长祝绍周告密，祝令陇海路局将所有空车西开，并令樊崧甫停止修筑工事，各部队见火车即上，向西急进，抢占潼关。
12日清晨五时，杨虎城密电驻大荔的17路军第42师师长冯钦哉，要他急调精锐部队，由大荔经三河口，昼夜兼程，占领潼关，拱卫西安。12日上午，杨虎城给冯钦哉打电话，令他速调兵占领潼关，冯耍两面手法，一面以“事先无备，调也来不及”相搪塞，同时，他已与樊崧甫联系，樊要他按兵不动。13日凌晨，樊军28师董钊部占领潼关。1935年，冯钦哉已被蒋介石收买，蒋两次接见他，有一次送他10万元，还许了选他为中央委员的愿，但要他留在17路军中。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致杨虎城信中就提到“冯钦哉已为蒋介石拉去”(16)，冯是杨虎城的老部下，没有引起杨的注意。冯钦哉的叛变，不仅潼关失守，也使17路军丧失了近三分之一的兵力。
洛阳、潼关不守，西安的东大门敞开。在国民政府下讨伐令前，自潼关向西及商雒地区麇集了中央军9个师，前锋直抵赤水，威胁西安。“自觉良部及杨部之无能”首先是指上述两事造成对西安的军事威胁。其他如5l军军长万福麟通电服从中央，没有执行张学良令他率部由保定南下，相机占领郑州的命令；捉蒋时因缺了包围华清池的内线包围圈，致蒋介石得以越墙逃跑，形势十分紧张；17路军纪律不好，12日，少数士兵乘机在西安城内抢劫，东北边业银行被抢，并杀死一劝阻的东北军少校，经杨虎城下令镇压才制止等等。
西安事变爆发，有不少群众和团体拥护这一义举。但在全国范围内，却出现了拥蒋浪潮，这是由于全国人民热烈盼望抗日图存，但被蒋介石的权术蒙蔽，看不清他长期以来只内战，对日妥协节节退让的真面貌，加上西安的消息被封锁，只有官方的一面之词，形成了拥蒋的舆论压力。
在拥蒋浪潮中也包括各地方实力派。他们虽然要抗日，也反蒋，但是蒋介石掌握着中央政府，历次各地反蒋斗争，总以失败而告终；蒋介石虽已被张、杨扣留，但是不知道西安方面下一步棋是什么，因此不能不先表示拥护中央、营救蒋介石，观望待变。事变之前，张、杨与许多地方实力都有联系。张、杨在计划扣蒋时，预计中共会支持他们，各地方实力派也会支持他们。结果，事变一起，各地方实力派纷纷表示拥蒋，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他最恼火的是已协议要联共抗日的阎锡山给他的复电。
14日，阎锡山复张、杨电中有这样一段话：“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保证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阎还把这复电抄送给南京政府。阎锡山老奸巨滑，从表面看，阎在诘难张、杨，拥护中央；实质是提醒张、杨，扣蒋的第二步怎么办，如何能提防与避免因此引起的更大规模的内战。他是在学梅兰芳演戏，两面都讨好——男观众看他是扮女人，女观众看来是这女人是男人扮的。张学良没有参透其中玄机，只认为阎锡山又在作政治交易，毁弃与他的联共逼蒋抗日的盟约，讨好南京政府。
张学良对地方实力派多持观望态度十分不满，曾对黎天才说：“我不反蒋时，大家都反蒋。我反蒋了，大家都不说话了，甚至叫我的倒好。”这个倒好，指的是上述阎锡山的复电。
国际上，苏联反对西安事变最使张学良烦恼。自13日起苏联广播和《真理报》、《消息报》一直抨击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以抗日运动为投机”，“足以破坏中国反日势力的团结”，甚至无端捏造，指为可能是受日本人的指使。张学良原以为发动兵谏是为了抗日，可以取得苏联谅解，尽释中东路事件前嫌，以遂多年的联苏愿望，结果却适得其反。他问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刘答：“可能他们还不了解情况。”以后苏联连续攻讦西安事变。16日，听苏联电台的广播，张对刘说：“听见了么?”表情甚为愤懑。张学良认为他背了比“九·一八”事变时更大的黑锅。一次，张学良拿着内容载有苏联评论事变的新闻记录下楼，宋黎在楼梯下面给他让路，听见张学良似乎自言自语，说：“我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苏联的抨击使张学良对中共也有点怀疑。
西安内部意见也不一致。张学良与杨虎城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但在策略上也不尽一致。张学良说过，只要蒋介石同意一致抗日就释放他，还拥护他做领袖。杨虎城怕蒋介石报复，想“挟天子以令诸侯”，暂不释放蒋介石。
两军内部也意见纷纭。事变后，张学良指示成立设计委员会，由两军主要幕僚组成，作为张、杨的智囊团。就在设计委员会内，对如何处置蒋介石的意见就不一致。一种主张是杀了他。这是由于蒋介石独裁专横，打了10年内战造成的，这种想法在西安军民中比较普遍。也有少数人赞同张学良的主张。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共产党代表团就要到来，听听他们的主张再作决定。但在宣传上，一致的意见是除宣传八项政治主张外，由于蒋介石罪大恶极，应历数他的罪恶，交付人民公审。事变后动摇的也不乏人，极少数人是反对的。13日，西安绥署参谋长李兴中接到一封匿名信，大意说委座蒙难，关系国家存亡，望李救委座出险，为国建立千古奇功。
麻烦的是蒋介石自忖必死，持顽抗态度，最初拒绝与张、杨谈抗日问题，直至14日端纳来西安后，态度才有些缓和，允谈抗日问题。由于蒋介石顽抗，张学良曾准备不得已时，公布“九一八”事变时蒋给他的几份不抵抗的电文，将蒋交付人民公审。在他的《自述》(八)中对他当年困难处境曾记述如下：
良在当时之处境，十分困苦，一方面对蒋公安全，须要竭力照顾，而蒋公又从不假以词色，总秉成仁之决心，责良无论任何堂皇之请求，在威胁情形之下，决不应允，亦不向良等商讨，对公则如是，对部属及各方面又须竭力说服，以期勿再扩大，……
西安事变能否处理妥当事关民族国家的存亡，西安方面，两军人士都认为共产党在政治上比他们高明，许多重大问题，都等共产党代表团来研究解决。张学良更期望周恩来为他们寻绎头绪，说：“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16日，周恩来所率的红军代表团在肤施北面为民团所阻。17日，周等绕肤施城去甘泉，中午至肤施城西，见飞机在肤施城东降落，又折向肤施城，令张子华先进城交涉。随机去迎接的刘鼎令来机场恭迎专机(17)的肤施县长高锦尚，不许民团向从西面来的红军开枪。周恩来等安全到达机场。
张学良的座机是搏鹰(今译波音)大型客机，能坐九人，除刘鼎外，机上有一专职管理员，周恩来、李克农、许建国等七人上机后，有两个警卫员自告奋勇，钻进又冷又憋气的行李舱内。余下九人由曾三(18)率领与高县长商谈和平接交肤施事宜，并待专机去接。
周恩来上飞机后，刘鼎立即向他汇报扣蒋以后的情况，如蒋介石起初的顽抗，张、杨对处置蒋的想法，防御中央军进攻的军事部署，南京方面的争吵及孔祥熙、宋美龄筹谋营救蒋介石及英、美、日等国态度等等。当刘鼎汇报到张学良主张只要蒋介石同意共同抗日就释放他时，周甚为注意也很赞赏，对刘说明蒋介石虽已被扣留，但他既不同于在滑铁卢丧失主力的拿破仑，也不同于被群众推翻的尼古拉二世，他的实力还在，因此，力争和平解决事变，走向全国团结抗日，避免发生更大规模的内战，否则将招致日本加速入侵我国。
17日下午4、5点钟，专机飞转西安，周恩来为整容刮胡子，在金家巷附近耽搁了一下，张学良心急如焚，几次派人催请，因为不知道飞机到达的时间，只好率领文武大员在公馆恭候。
周恩来进入张公馆，张学良等人在他住的楼前迎接。二人见面，张学良问周恩来：“美髯公，你的胡子呢?”周用手一挥，说：“刮掉了，做统战工作要讲点礼貌了。”张说：“那太可惜！”参加迎接的人中有人惊讶地说：“原来周先生与副司令早就认识了。”周微笑着回答：“我们是老朋友了。”
张学良迎周恩来入客厅，一面催着开饭，一面就和周交谈，两人都亟愿立即开始商谈。张学良自不必说，周恩来也负有使命，他来西安，既要协助张、杨处理事变，也要了解情况，为中共中央在如何对事变公开表示态度、如何处置蒋介石等重大问题上作决策。
12日，中共中央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当夜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讨此事。张学良在致中共中央的“文寅”(19)电中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显然，其目的在逼蒋抗日。会上除张国焘外(20)，一致认为西安事变是义举，首要的意义是团结抗日。毛泽东曾表示：此次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从此打破了由蒋介石控制一切的局面。会议决定要和平解决事变推动抗日运动，因此不与南京政府对立，不正面反对蒋介石。但保安消息闭塞，对西安情况及国内外反应一时难以了解，对一些重大问题，如何时表态，对蒋介石如何处置以及在保安难以料到的复杂问题，设想了多种方案，都由周恩来去西安后相机处理。张学良是事变首要人物，周恩来亟想听听他的意见。
周、张二人在晚饭前就商谈，当晚是便餐，二人先吃完饭就继续商谈至深夜。
张学良对周恩来说：“这次蒋介石来西安后，逼迫东北军和17路军去打红军，不捉他就无法改变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捉了他，可以促他反省，逼他抗日。”接着，张学良介绍六天来局势的变化。西安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由于黄永安、冯钦哉的叛变，洛、潼不守，何应钦下令讨伐，中央军已入华阴，攻击华县，近日飞机在外县大肆轰炸。各地方实力派态度不明朗，只桂系积极表示支持，阎锡山背盟来电诘问。南京政府内部争论的焦点表面是如何救蒋，但孔祥熙和宋氏兄妹在英、美支持下，主张救蒋和平解决事变。亲日派戴季陶、何应钦主战，以救蒋为幌子，不惜炸死蒋介石，已电召在欧洲养伤的汪精卫立即回国，谋求取代蒋介石。由于端纳的斡旋，蒋介石顽抗的态度逐渐改变，张说：“蒋介石最初拒谈任何问题，现在已允许谈抗日问题，说凡条件具备的，他可以照办。”按照端纳转达宋美龄在电话中的建议，蒋介石已给何应钦下了停战三日的手令；17日上午派蒋鼎文携手令飞往洛阳转赴南京。张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周恩来同意张学良逼蒋抗日及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充分肯定他的爱国热忱，但是又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方式却是军事阴谋。”张学良听了有点不高兴，说：“我为公不为私，扣蒋介石还算阴谋?”周恩来用“军事阴谋”一词显然是照顾到苏联的提法，当时，共产国际尚未电复中共中央，而苏联广播与报纸却是连篇累牍，抨击西安事变与张学良，而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不能不顾及这一点。但是，周恩来引用时加上方式两字，说明它是一种手段，接着，他引申在飞机上与刘鼎所说的话，指出扣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既非革命，又不是决战获胜，蒋的实力原封未动，又由于扣蒋，使西安方面与南京政府处在对立的地位，因此西安事变存在两个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释放他，拥护他做抗日领袖。一是把蒋交付人民公审，宣布罪状，杀掉他，这将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入侵我国造成更便利的条件。对蒋介石的处置要极其慎重，要力争第一个也是最好的前途，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至此，张学良的神色缓和下来。
周恩来又分析当时国际国内形势，说明蒋介石有被迫抗日的可能，他已被扣留，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同时，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的“三位一体”联盟将成为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张学良是主张和平处理西安事变，但一经周恩来分析，便道理完满，办法切实可行，有说服力，心情更加舒畅，当时便估计杨虎城也会同意周的方针的。
当时，中央军已有五个师开入潼关，逐步推进，16日开始进攻华县(21)，蒋鼎文虽已携蒋介石的停战令出发去南京，但停战手令只限三天，西安方面必须作好迎战准备。为此，张学良向周恩来提出：“如果中央军进攻，决战时红军必须参加。”张的战略部署是17路军守西安，东北军主力结集渭北准备决战，红军打击西面中央军之一部，使其北退，然后红军主力出渭水下游左岸，侧击渭北中央军。
周恩来首先从政治方面考虑，认为如南京挑起内战，就坚决防御，争取国内外同情，缩小、制止内战，推动抗战；为避免内战，以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为策略口号；如果内战起来，情况紧急，则必须除掉蒋介石。军事上，周明确红军参加西北抗日联军，主力先集中庆阳、环县，北可钳制胡宗南等部中央军，南可策应东北军和17路军。张学良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16日，张学良已同意由宋子文代替孔祥熙前来西安商谈，估计日内可到。张、周二人又商定与宋子文谈判的条件，共五条：
(一)立即停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
(三)成立抗日联军；
(四)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
(五)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至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策略、军事防御、和谈条件都已商定，在释蒋以前，事态是沿着这次商谈的方向发展的，张学良在《自述》(七)中对会谈的主要决策概要地叙述如下：
共党之决案是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同东北军、西北军绝对合作，誓守延安会见之约言，万一和平绝望，共党决不袖手，利害与共，武装部队，听受指挥，周等遂即参加已成立之委员会(22)，当时西安所谓“三位一体”：东北队、西北队和共产党也。讨论当时情况，决议坚决实现八项要求， 勿再使变动扩大，早日和平解决。所求得遂，拥护蒋公回京。同时调动共党军队，集中耀县、三原(23)以备万一。军变当时，所谓八项要求(24)，并非宣传空语，所求只希望政府应允，所计划者，仍为蒋公领导，……
这次会谈与肤施会谈同样顺利，双方都很愉快。
周恩来感到张学良没有个人野心，是个了不起的青年将军，而他的地位和实力在事变中是举足轻重的，西安方面克服内部分歧，贯彻和平解决的方针不会有很大困难。第二天，周恩来拜会杨虎城，由于周、张二人意见一致，如二人所料，杨也同意这个方针。
张学良看到了中共的抗日救国诚意，大公无私，政治上高瞻远瞩，并积极支持西安事变。经过周恩来的阐明，使他对事件发展前途看得更清楚，坚定了逼蒋抗日的信心，“军事阴谋”一词引起的小小不愉快早已烟消云散。他曾说过共产党给他作了很好的参谋，意见是为未来考虑的。张学良对周恩来的优良品行和卓越才能更加钦佩。周来，他感到有依靠，在《自述》(七)中有：“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事隔20多年，张学良仍然称赞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帮他决策的功绩。
张学良在《自述》(七)中叙述了共产党内在决策中的分歧：
周等到西安时，告知良彼等初闻西安之变，深为惊讶，共党内部分为两派：主张激烈一派，主不利于蒋公，叶剑英则其一也，一派主张和平解决，拥护蒋公，周本人属之。
这表明周恩来会见张学良曾坦诚地述及中共中央决策的情况。如前所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西安事变是为抗日，是义举，只张国焘认为它首在反蒋，并主张杀蒋。叶剑英已于12月10日离保安赴西安，西安事变爆发，他在途中，未曾参加政治局会议，这里可能是误记。
17日夜间，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后，立即将会谈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周恩来向张学良明确表示，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对蒋的处置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紧密地联系起来保住了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也就保住了。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共商国是。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发表对西安事变的通电，改救国会议为和平会议，会议地点改在南京，承认南京政府是中央政府，放弃事变之初西安将成为全国抗日中心的设想。中国共产党表明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对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起着重大作用的。
四 为何要亲送蒋介石回国
张学良一开始就主张只要蒋介石同意团结抗日，就释放他。但是为什么释蒋时又要亲送他回南京?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在他的《自述》中没有正面述及，只在释蒋问题上与杨虎城的分歧中涉及这方面的某些原因，在《自述》(八)中有：
因蒋公离陕问题，良同杨虎城发生歧见，……良认为抗日目的既可达，其他不应多所顾虑，不应再事拖延，致使走向相反之方面，有违初衷，(我等反对内战，反将引起更大之内战，我等目的在抗日，反有向日本结合之趋势；我等所希求者，蒋公领导全国一致抗日，反致蒋将要失去领导地位和声誉。)……
这里张学良只说明既拥蒋领导全国抗日，必须维护蒋的威信，未及其他。但张学良当年对这事是有所考虑的。
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飞抵西安。23日，蒋介石派宋氏兄妹为代表与西安方面谈判，经过一天商谈，大体就绪。24日，蒋介石向张学良表示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改组政府，开放政权，释放政治犯，容共联苏，西北交张、杨负责及改组国民党(25)。同日晚间，蒋介石会见周恩来，亲口承诺停止内战，联红抗日。
双方已达成口头协议，释蒋就成为突出的问题。两军上层人士认为“缚虎容易纵虎难”，释蒋必须有条件有保证，只凭蒋介石的领袖人格担保是不行的，设计委员会曾提出释蒋的条件是：(1)中央军先撤出潼关，由阎锡山做保证人，晋军驻防潼关、洛阳段；(2)先释放七君子，取信于民；(3)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并公诸报端。杨虎城则明确表示蒋介石必须有书面文告才能释放他。中共中央于24日子夜复周恩来电中关于释蒋的条件之一是他先发表与民更始的文告。更没有人赞成或主张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只张学良一人认为毋须任何条件即可释蒋并亲送他回京，张学良的主张和想法可归纳如下：
第一，签了约也可以撕毁，毋须签约。24日，张学良召开设计委员会进行说服，他说：“蒋关在我们这里，他现在说的话，何应钦都不见得肯听。我们逼蒋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即使蒋下的命令生效，……保证实现了，当然要放他。但他不是心甘情愿的，一定存心报复，如果回南京后，一切推翻重来，怎么办?……只要他原则上承认我们提的条件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撕毁?”又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不能让他投机取巧。”
第二，亲送蒋介石回京的目的。张学良在设计委员会上说：“这次事变，对他(蒋)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亲自送他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23日晚上，张学良曾对应德田说亲送蒋回京可以“使他能够保持威信和尊严，……不致对我们再存怨恨和戒心。”
第三，亲送是否冒险?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要守政治信用的。他与应德田谈话时说：“蒋是领袖，有领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用，有崇高的尊严。”又说蒋如不放他回来，“我们东北军能让吗?这里的‘三位一体’能让吗?”同时宋氏兄妹和端纳都保证他去南京的安全。
第四，何以匆忙地悄悄送蒋回京? 24日下午召开的设计委员会上，张学良强调蒋介石既已同意西安方面团结抗日的要求，需要从速释放他，说：“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结果这次会议是说而不服，当晚高崇民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反复说明无保证放蒋的危险性。两军将领又连夜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宋子文，提出：商定的问题必须签字，只领袖的人格保证是不行的；中央军必须撤出潼关，才能让蒋走，否则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宋子文见信大吃一惊，蒋介石、宋美龄要他找张学良想办法。张学良闻讯后感到事态严重，他一向认为东北军听他的，结果他在设计委员会上讲话后没有人再说不同意见，他也曾邀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商量释蒋和亲送的事，最后各人对他所坚持的主张没有提出异议，可在这封联名信上，他的将领和主要幕僚都列了名，其时正如他对应德田说的，对被扣留的蒋介石像“双手捧着刺猬似的”。他令副官长谭海率军士队加强对蒋介石的警戒，以防出纰漏，同时决定当天悄悄地送蒋走。当然，宋氏兄妹以圣诞节是基督徒的最大节日为辞，缠住他在25日即释蒋也起着催促作用。上午，他把自己简单的行李交给端纳，要他不要声张。
张学良主张“好汉做事好汉当”，扣蒋是他决定的，放蒋也得由他。但是，放蒋是事关“三位一体”的大事，何以不与周恩来、杨虎城充分商量呢?他有个错觉，以为周、杨都不至于反对。在前述设计委员会上，有人问这事，张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不同意见，但是他是顾大体的。”
但是，事实并非如张学良所想。24日上午双方继续谈判时，宋子文曾要求蒋介石在下令停战撤兵后即回南京，杨虎城、周恩来都表示要再考虑—下，但未引起张学良的重视。对释蒋，杨虎城明确表示过必须有蒋介石的正面文告。25日上午，周恩来得到中央释蒋须有条件的指示，即去新城会见杨虎城，双方对蒋须有正面文告才能释放他的意见是一致的。下午二时，周恩来写一便条约张学良商谈此事，结果便条晚一小时送到，张已陪蒋等走了，没有见到。至于张学良要亲送蒋一事，东北军上层人士不赞成，周恩来也不赞成。24日下午，周恩来向张表示：“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放蒋是为了合作抗日，亲送大可不必。”周又说：“蒋历来只许文人反对他，决不允许武人反对他，邓演达被暗杀就是一个证明。”
在释蒋问题上，张学良排除他部属的不同意，也没有和周恩来和杨虎城充分商量，便按他自己的想法贸然送蒋回京。上述张的想法是否可靠呢?台湾《自由时报》于1988年8月11、12两日连载田雨时的《壮士一去不复还》，其中回忆他在1937年2月16日随何柱国、王卓然去溪口谒张学良，个别谈话时，田曾问张：“何必亲自陪蒋先生来京?”张答复如下：
“(一)‘兵谏’有裨国是，所商圆满，挺身赴京，理所当然。 (二)全国团结抗日，势在必行。针对其时国内外情况为防止大计有变，毋宁护驾前往，目睹一切落实。(三)事变本身所采方式，虽无伤于蒋先生毫发，或许损及尊严，殆有不良影响。唯有自己前往，庶足澄清国际、国人、舆论的误解；增强政府和蒋先生的威信。 (四)根据解决‘事变’的‘承诺’，绝对没有个人‘安全’、任何‘报复’的顾虑。 (五)反之，万一变卦，责以‘纲纪’，甘愿一己承担，就算‘负荆请罪’。 (六)并无私人名利之求中，既容纳谏言，国事有望；终，纵即不利小我，决非所计。”
田雨时的回忆与本文所述内容是吻合的。在田文中还记载张学良自述急于释蒋原因“是有恐夜长梦多，发生意外，必须亲身陪返，表示负责”，与申伯纯《西安纪实事变》中所述是一致的，即25日下午2时前，张学良请杨虎城去他的公馆，用沉重的语气对杨说：“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走。”
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京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确使亲日派对蒋不敢妄置一词，只能迁怒于张学良。在何应钦的指使下，《中央日报》在第一版刊登蒋的“脱险”消息，蒋介石照片竟占了半个版面。蒋回京第二天，何应钦就解除了讨逆军总司令的职务，把军权交还给蒋介石。
张学良自1935年起即喜爱辩证唯物主义，逢人便说，但从他亲送蒋介石回京的事来看，他还没有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或者如他自述的“未能趋就老成”。但是，他对亲送蒋回京是后悔的，也许是他“忏悔录”中除对参加军阀混战外唯一的忏悔，在他《自述》(七)中有这样一段话：
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得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
他发动西安事变旨在逼蒋抗日，这个目的达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的抗日战争开始了，尽管抗战的烽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但他最后仍被囚禁在夜郎国里，曾与一同发动事变的杨虎城为近邻，抗日无份，“大鹏有翅愁难展”。他被扣留后，东北集团瓦解了，17路军被削弱了，杨虎城遭了难，“三位一体”被拆散，他自感“害朋友、毁部属”，至于“误长官”不过是说说，作陪衬而已。
张学良对亲送的后悔早有表露，1937年1月，他在溪口对邵力子说：“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护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出戏岂不成为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极好的戏竟演坏了。”张学良重感情，但是“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罗曼谛克是要碰壁的。
至于“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这句话，是硬塞进去的，是标准的国民党官方语言。在张学良的《自述》始终说明发动西安事变为抗日，而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就释蒋。抗日是攸关民族存亡的大事，首先不是一党一派之利。但是国民党把自大陆的失败完全归咎于西安事变，至今仍持此说以利于维护他们的反共体制。这说法既不合历史事实、不合逻辑，也与蒋介石对事变的估价相反。
蒋介石是怎样评价西安事变的呢? 1936年12月26日，他从西安经洛阳回到南京即发出通电：“自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诚，已显示伟大无比之力量。此种伟力，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之保障，此则中正疚愧之余，敢为国家称庆者也。”如果说这是他因“脱险”而庆幸的话，那么在13年之后，即1949年6月，其间已经过抗日战争胜利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到了国民党败局已定即将退出大陆的时候，蒋介石仍然认为：“西安事变，后来影响所及，反而更加强了全国军民对军事领袖的信仰，而奠定了后来八年抗战全国军民意志统一的基础。”
蒋介石说的是历史事实。西安事变后全国统一在抗日旗帜下，蒋介石成为全国抗日的领袖，“七·七”事变后，从红军(八路军)到各地方部队，都服从统一调遣，奔赴抗日战场。收统一之利者，蒋介石耳。
五 张学良的论断
张学良在《自述》(九)中说西安事变是由于他“满腹忧患”，加之个性上的弱点贸然发动，但对国民党责之于共产党却不同意，与上述共产觉坐收其利的说法也是抵牾的。他说：
“众擎易举”，“众志成城”，古有明训，所以良觉得西安事变最大教训，是在我们自己方面。世界上并无强敌，乃系自弱耳。其次，才轮到研讨共产党之问题，……共产党可谓善发挥，我们之宣传，本多主观，室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枘不入，不起重大作用也。
张学良的论断是：西安事变所以发生是由于国民党不行了。在肤施会谈时，他曾对周恩来说：国民党是不行了，今后只有两条路：一是共产主义，一是法西斯。到西安事变时，当政十年的国民党已经腐败，而蒋介石又醉心反共，对日本一再妥协退让，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又是闭门造车，以致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不抗日，国民党内抗日派也反对他，西安事变的爆发，正是国民党内部抗日与反共两种力量斗争的结果，以张、杨为代表的国民党抗日派深得民心，占了上风。张学良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张学良对西安事变如实的描述并作出相应的论断，自然不能使蒋介石满意，他的自由更加无望了。
造谣、污蔑、中伤是情治机关惯用的手法，他们虽然篡改了张学良的《自述》，但却瞒不过明眼人。
1961年12月12日晚上，周恩来、邓颖超邀请张学铭夫妇、张学思夫妇、李维汉(26)、刘鼎、高崇民夫妇、阎宝航、王化一、赵毅、南汉宸、杨明轩、申伯纯、杨拯民等20多人在北京饭店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席间，大家谈起张学良在台湾的近况和用张学良名义发表的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张学思由于对乃兄的思念与此文的披露，向周恩来敬酒时泣不成声，周恩来也潸然泪下，深情地说：“当年是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党内有争论。张汉卿说：‘要抗日必须争取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的爱国主义心情二十多年来，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
高崇民在悲怆中即席赋诗，中有“今日座中皆旺健，一人憔悴在东南”句。散席后，周恩来对高崇民说：“你的诗中‘憔悴’二字太消极，不如改为‘奋斗’二字为好。”周恩来的建议并不仅仅是为修辞，而是对被囚禁20多年的张学良的正确评价，也识透了所谓《忏悔录》的机关，两字破的。
写西安事变的《自述》是张学良囚禁生涯中的一件大事。这次事变中的三个方面的主要人物是蒋介石、周恩来和张学良。蒋介石是极力隐瞒真相，《西安半月记》是他授意陈布雷事后编造的；周恩来对事变没有留下完整的文字记载；唯独张学良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写了几万字的《自述》。纵使他难以畅所欲言，但总还是在《自述》中叙述了许多重要的亲历、亲见、亲闻，仍是西安事变史中极为珍贵的史料，但愿它重现天日，公之于众，为现代史增辉。 1989年11月8日
脱稿于京顺承郡王府
附注：本文采用了近100人著作及35种以上档案资料和文献，审稿部门认为这类注释太繁琐，出版部门以为既非学术论文，材料来源也可以不逐一注明。因此材料出处的注释一律删去，但底稿中均有记载，随时备查。
①百灵庙是德王（德穆楚克栋普鲁）伪自治政府所在地，今内蒙古乌盟境内。
②法文政变(CoupdETat)的音详。
③此信是临潼扣蒋时在华清池五间厅办公桌上发现的，并没有送给邵力子。
④孙蔚如是l7路军的一个军长，实领第17师，约1.5万人。西安事变后任陕西省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陕西省副省长。
⑤孙铭九与宋文梅都是知道扣蒋计划较早的人，故宋有此推断。
⑥元帅林在抚顺，基本仿照明、清陵建制，规模较小，耗资一千五百万银元。
⑦高桂滋公馆邻近张学良公馆，蒋介石被扣留后就住在高公馆。
⑧孙达生是东北人，中共党员，在上海时与杜重远、栗又文来往密切。一说高、孙及栗又文、车向忱等人于1935年底抵西安。
⑨杜斌丞是杜聿明叔父，思想进步，是杨虎城智囊中核心人物。曾先后任陕、甘两省秘书长，当时任杨的高级参议，以后任民盟西北总部主任委员。1947年10月7日，被蒋介石下令枪杀。
王菊人是杨虎城的机要秘书与智囊人物。
⑩关于《活路》，张学良在《自述》(七)中有：“有一《活路》小册子出，内主张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此册乃出于高崇民之作)”。陕西省党部特务发现《活路》在新城印刷，误捕了17路军参议郭增恺。郭全不知晓，特务继续追查，张学良把这事全推在高崇民身上，因为高不是西北总部职员，同时把高送到天津租界上避风。
《活路》四篇文章中高、栗各写一篇，孙写两篇。
(11)指《活路》小册子出版时。
(12)67军西调后，洛川、甘泉一线后来由霍守义的112师接防，陕北至苏区的交通线仍然畅通。
(13)孙达生在东北军时化名孙大胜。
(14)文是十二日，寅是清晨三时至五时。
(15)交通处主管电讯。黄念堂案由军法处长米暂沉经办，西安事变后约一个月，经杨虎城批准枪决。黄案与“二·二事件”无关。米暂沉是全国政协委员，所述黄案材料存全国政协。
(16)冯钦哉曾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参与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拒绝任职，1956年叛逃，在国境线附近被捕，病死狱中。在狱中他对叛杨一事作了详尽的交代。
(17)当时全国只蒋介石与张学良二人有专机，所以专机一到，县长必然恭迎。
(18)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曾任中共中央档案局长。
(19)西安事变后东北军改编，不再设统帅部，原电已散佚。中央档案馆有此电收文稿。
(20)张国焘认为西安事变第一是反蒋，第二才是抗日，内乱不可避免，要打倒南京政府。
(21)西安的防御前沿在赤水，居渭南、华县之间。华县驻有看守仓库的东北军一个营。
(22)西安事变后，14日正式撤销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以张学良、杨虎城为正、副委员长。
(23)周、张会谈后，按实际需要红军主力入关中，总部驻泾阳县云阳镇。此镇处泾阳与三原交界处，据三原县城较泾阳为近，人多误以为属三原县。
(24)八项政治主张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25)关于改组国民党的目的、方法均未说明。
(26)参加这次纪念会的多是当年参加西安事变的以及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亲属，但其中：一、李维汉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人大副委员长；二、杨明轩是陕西老教育家，时任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引文中重点是著者加的。
张学良在台湾/张魁堂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