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忏悔录》（解）
张天设
国民党退据台湾之初，全岛一片混乱，人心浮动，风雨飘摇。政治上充满隐忧显患，经济上濒临崩溃边缘，外交上孤立无援，军事上，抗战胜利后的四百万大军仅剩六十万残兵败将，不足为恃。党政军组织瓦解，机构紊乱，权事难以统一，内外交困，危机重重，失败主义弥漫全岛。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复行“总统”职权。他痛定思痛，决定重新改造国民党，整顿党政军组织，以保住这块最后的基地。蒋介石打破大陆时期派系纷争的局面，排斥CC系、黄埔系、政学系、孔宋系、江浙财团等势力，直接培植和擢用大批亲信，使陈诚、蒋经国等进入中央领导层，建立起以蒋氏父子为中心的权力结构。
初到台湾，国民党颁布戒严令，实行戒严法，宣布台湾处于战时动员状态，严禁游行、集会、结社、请愿、罢工，严禁组建新党和创办报刊。戒严令下，台湾实行军事管制，全岛处于非常状态。从1949年5月19日开始到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严时期长达三十八年之久。
随着国民党的溃败，国民党原有两大特务系统人员散乱，势力锐减。1946年3月戴笠死后，保密局势力已远非从前。1949年2月，代总统李宗仁又削弱中统力量，将党员通讯局划归政府内政部，改称内政部调查局。到台湾后，特务组织七零八落，元气大伤，难以发挥情治作用。1950年8月陈果夫病死。不久，陈立夫远走美国，中统势力从此凋零。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特务组织急待收整流，情治系统急需重建和统一。
1949年7月，蒋介石在高雄召开秘密会议，成立了包括蒋经国在内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统一所有情报工作。蒋介石复职后，以陈诚为“行政院长”，蒋经国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成立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以彭孟缉为主任，负责协调指挥国民党党政军宪特务情报机构，。政治行动委员会改为总统府资料室后，由蒋经国兼任主任，接管了台情会，统制各部门的情治机构，重新调整和安排了各情治单位的秩序和任务。规定内政部调查局以防制岛内贪污犯罪、偷税漏税和社会调查为主。国防部保密局以对大陆的情报搜集和建立大陆特务网为主。其它单位以调查和防范岛内共产党和岛内暴动为主。重要政冶犯如张学良的监禁指导权直接移交蒋经国。蒋经国实际上成为国民党在台湾情治系统的总头目。1955年，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后，蒋经国才居二线指挥。
蒋经国(1910—1988)，浙江奉化人，蒋介石的长子，为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所生。1926年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被派往苏联中山大学留学，后来一直在苏联工作，备尝艰辛。1936年西安事变后，经共产党与苏联交涉，始得返国。
1937年4月，蒋经国携带苏籍妻子蒋方良、儿子蒋孝文从苏联回国。他在南京晋谒父亲蒋介石后，即回溪口看望生母毛福梅，住在雪窦山妙高台蒋的别墅内。
由于蒋经国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公开著文大骂蒋介石是反动军阀、人民的公敌、帝国主义的走狗，并宣布与蒋断绝父子关系。此后。他又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所以他回国后，蒋介石也安排他到妙高台别墅内读书思过，并派有四名军统特务跟随监视，因而，那时蒋经国的行动也不自由。蒋经国偶尔出门到溪口街上，自然有四名特务跟随，曾与有特务伴随的张学良遇见过三次，但双方并不相识。①
但另一材料却说，1937年5月，居住在妙高台的蒋经国知道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住在雪窦山的中国旅行社，就经过队长刘乙光的允许，携妻子蒋方良到中国旅行社以子侄辈称呼谒见张学良。蒋经国刚从苏联归来，目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对张学良的抗日爱国思想和行动十分钦佩。张学良与蒋经国的谈话中，主要勉励蒋经国一定要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做好工作。相见时，刘乙光始终不离左右，就连张学良夫妇请蒋经国夫妇午餐也不例外。在山上，蒋经国与张学良先后见了三次面，耽搁了四天，蒋经国夫妇就下山去了。②
不管如何，这是张学良与蒋经国的第一次相见。张学良的后半生，与权力日重的蒋经国关系密切。张蒋的再次相见，已是二十年后的台湾岛上。风云变幻，世事沧桑，社会历史的剧烈变迁，真是非人力所能料及。
蒋经国与张学良，有着相似的身世和经历。蒋经国与其父蒋介石稍有不同，他与张学良，虽有历史包袱，但无个人恩怨，因而对待张学良的问题，能够采取一种从容宽松的态度。
由于紧张的局势已经过去，大约1950年初，张学良又从高雄寿山搬回新竹县竹东镇井上温泉，一直住到1953年。
这年夏天，蒋经国到井上温泉首次正式会晤张学良。彼此的名字，彼此的经历与性格，对方早已了解。一见面，蒋经国即以汉卿相称，俨然平辈之间，有如老朋友的熟识。蒋经国可能记得他父亲说过，他与张学良的关系，犹如父子的私情；也许忘记了早年在溪口以子侄辈晋见的情形；也许因为官高位显的原因，所以以平辈相称，但张学良并不介意。
蒋经国主动提起1937年在溪口街上的相遇，说当时竟不知气宇轩昂的壮士就是少帅，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张学良亦表示歉意，说那些日子心情不好，对身边一切漠不关心，事后打听，才知道路上邂逅的是大公子。接着两人便谈起雪窦山、雪窦寺、千丈崖和妙高台等当年两人都曾流连过的地方，说到兴致处，禁不住同声大笑，初次相见的默生感于是一扫而光。
蒋经国说：“汉卿，我们住的地方相距不远，今后大家要多多来往才是。至少也可以解解寂寞嘛。”
张学良缓言答道：“寂寞我到不怕，几十年了，我已习惯了。再说，你又身担重任，还是以公务为重。”
“公务那里忙得完”，蒋经国笑道。“论资历你是我的前辈，能经常陪你说说话，听你谈点旧事，对我也是教益。”
“蒋主任这就客气了”，张学良说，“我那些事哪有什么可谈的。不过，你若得空，我倒是随时欢迎你来我这里做客。”
“好!那我们一言为定。”蒋经国伸出手来同张学良紧紧相握。
自此以后，蒋经国几乎每月都要到井上温泉张学良的寓所拜会，有时也陪同张学良外出游山钓鱼，一起谈历史，谈作诗，谈民国掌故，谈名人轶闻，除了政治时局和敏感的西安事变两人都有意回避外，几乎对所有话题都有涉及。蒋经国有时也邀请张学良和赵一荻到自己的官邸，让厨师做一顿宴席，同张学良干上几杯。他对能与张交往颇有些自得。如有人问起他的行踪，他总是有些神秘地一笑，说：“去一位姓张的朋友那儿。”但对这位朋友的姓名和身份，他却从来秘而不宣。③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指令驻日美军司令官麦克阿瑟火速援助南韩，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防止解放军对台湾的可能性攻击。麦克阿瑟声称，台湾处于美国太平洋防御圈的中央，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切断西太平洋的海上通道。美国政府把台湾纳入美国太平洋的安全体系，不断加强驻台美军规模，为国民党在台湾的生存提供了条件。
朝鲜战争期间，蒋介石多次向美国提出，要求派遣军队前往参加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的作战，意在乘机反攻大陆，但为美国所拒绝。
这一时期，台湾全岛空气紧张，蒋经国与张学良会面的次数也相对减少、这时的张学良，对于战争已极为厌恶，对政治争斗颇为反感。利用这一时机，他继续深入地进行明史相佛学的研究。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他任命反共专家杜勒斯为国务卿，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大大强化了台美关系。同年7月。朝鲜停战。8月，美国第七舰队和台湾海空军在海峡举行以大陆为假敌的军事演习。1954年12月，台美缔结《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置于美国的太平洋安全体系中的一环。那时，这一条约的适用范围，仅指台湾和澎湖列岛。1955年1月，解放军加强了对沿海诸岛的攻势。3月。美国将《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两岛，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国民党在台、澎，金、马的统治。
1954年以后，台湾岛内基本上风平浪静，国民党各项政策的实施较为顺利，但是蒋介石念念不忘反攻复国。他强调，要以反共抗俄为职志，建立三民主义模范省，随时准备反攻大陆。
为了总结大陆失败的教训和苏联共产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蒋介石准备撰写《苏俄在中国》一书。其中关于西安事变，国民党的应变计划和资料十分完整，而共产党方面的资料却相当欠缺。所以他想让张学良在空闲时候，把西安事变的经历写出来，当作史料保存。同时也以此考查张学良的思想和态度。于是，蒋介石通过刘乙光将此事告诉了张学良。为了解除张的顾虑，蒋又传出话说：“西安事变已这么多年了，张汉卿还有什么话不好说?”④
大约1953年底或1954年初，张学良又从新竹井上温泉搬到西子湾高雄寿山。那时西子湾的官邸较多，张学良住在一个名叫石觉的房子内，房子周围都是电网。蒋介石住在一号的别墅，靠近海边，张学良住在十八号，在山坡上。在西子湾，如同在溪口一样，张学良与蒋介石虽近在咫尺，却难得一见。
关于西安事变，多少年来，张学良一直积郁在心，不愿提及，想把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带进棺材算了。现在既然蒋介石鞠诚下问，让他写出来，他就鞠诚以告，按照当年自己的所作所为和耳闻目睹，据实写了一份几万字的回忆录手稿，送给蒋介石。这份手稿，大约是在1955年到1956年间完成的。
据刘乙光的儿子刘伯涵说：“张先生的那篇回忆录就是在西子湾写的，约在1955、56年间，就在石觉那个书房中所写。是蒋先生转知我父亲请他写的，他那时候眼睛已不好，故是四小姐抄的。第一次上面看了有意见，又退回来，改写了一次，共二次。”⑤
据说，蒋介石看了张学良的回忆录后，将张的手稿交给蒋经国，说：“该文写得很真实，可以相机运用作为军中政治教材。”⑥于是蒋经国将这份手稿只印了二三十份，分送给当时台湾极少数的领导人，连当时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秦孝仪都没有看到。
但是，事过多年后，1964年7月1日，在台北出版的总政治部主办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却登载了所谓张学良手著《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摘要，共九段二十七款。台北《民族晚报》又把这篇忏悔录分段转载，在岛内引起极大轰动。因为这是西安事变的主谋者首次披露事变的重大内幕，也是张学良被拘禁后首次有文章公开发表。不料，第二天《民族晚报》就奉命停载，刚刚出版的《希望》月刊，也被勒令停刊，发行在外的杂志也要悉数收回。
原来，张学良将回忆录转交蒋介石时，曾提出不经他同意，不能擅自公开。蒋经国拿到手稿后，将它交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执行官王升，王升又交给该部主管文化宣传的政工处处长肖政之。没想到事隔多年后，总政治部创办《希望》月刊，由肖政之主持其事，这位肖处长却把它拿去摘要发表了。这时，台北《民族晚报》的记者黄仰山在内部先看到了，便取回一份校本，在该报上分段转载。《民族晚报》是属于官邸系统的报纸，为蒋介石每日必看的报纸之一，台北政治圈的人几乎人手一份。张学良看到后，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稿子来自《希望》月刊，就向“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提出异议，并给蒋写信，“谓此信若题为张学良的忏悔，则他没话说，但写成忏悔录，署名张学良，则怕蒋误会是他主动发表的。蒋接信后责怪下来，乃有《希望》月刊只发一期就没希望的事。⑦
外间传说张学良为此事十分生气，并说此文有二十万字，都不确实。蒋看了张的复信后，叹服其文笔，要张多写点北洋旧事，张对人间是非已看得很开，遂虚应了事。
但是，《西安事变忏悔录》还是流传了出去。1968年9月，香港《明报》月刊就披露了全文。八十年代，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罗家伦主编大型史料汇编《革命文献》时，专门出了《西安事变史料》上下两辑，收录了《西安事变忏悔录》，份量比《希望》月刊少一些，但主要内容大体相同。
现在流传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是台湾当局发表时自己所加的标题，人们沿用了下来。通观全篇文字，都不存在张学良要忏悔的问题，这一自述虽经修饰，但基本上如实反映了张学良的言行和思想。以及发动西安事变的良苦用心和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赤子之情。
忏悔录第一段，廖廖二百字，概括了自己自幼及长的经历和性格。
良年方十一，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而及弱冠，出掌军旅，虽数遭大变。但凭一己独断孤行，或有成功，或能渡过，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此真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国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此种熏陶，如今思来，恐受之西方师友者为多也。
张学良，字汉卿，别号毅庵，原籍辽宁海城。1901年6月出生于辽宁台安县，为张作霖原配夫人赵氏所生。张学良十一岁时，他母亲去世，张作霖遂更加珍爱他，希望他能够继承父业，光大门庭。
少年张学良在接受中国传统私塾教育的同时，又经常出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与外国友人和留洋学生多有往来，也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精神文明，形成了热情开朗、浪漫豪爽的性格和扶贫济世、厚情重义的仁侠心肠。
张学良本想学医，后在他父亲的要求下进入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即统兵作战。他亲眼看见内战的危害，早就产生了厌恶内战的思想：他说：
厌恶内战，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日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相互残杀，而有为有志 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
对日本人的暴行，张学良更加痛恨，但因蒋介石不予抵抗，所以他到陕西后，即自作抗战准备。他自述道：
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 ，致痛恨无已，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
所以良到陕，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有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 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之抗日准备也。
但是蒋介石却要求张学良剿共内战，致使东北军两次惨败，两名师长阵亡，而蒋介石又拒绝增兵抚恤。张学良十分痛苦，于是产生了动用和平方法，解决红军问题，为抗日保存实力的想法。他说：
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 ，遂触动用和平方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一如昔年，在其它国内战争中经历者然。
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提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呼声，也自然深入到东北军将士的心中。
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摇动大部分东北将士， 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已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
促使张学良联合共产党的直接原因，还是董健吾的陕北之行。张学良说：
在当时之先后，有一人(良忘其姓名)持有财政部公函见良，要求进入匪区，良亲为谈询，彼不吐实，良告以若
不露真实任务，难获通过，被迫无奈，告良负有接洽任务。……遂以王以哲将该人送入匪区，俟其返回，告良接洽经过，并同良约，迩后互通消息。
原来，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蒋介石也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同年11月国民党五大后，国民党对日政策逐渐强硬，同时准备争取苏联的援助，解决共产党问题。蒋介石说：“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⑧但是，国共处于对立、战争状态将近十年，蒋介石对共产党斩尽杀绝，现在又想找共产党谈判谈何容易。环顾左右，唯一一个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就是宋庆龄。
1935年底，宋子文来到上海宋庆龄寓所，请求她将国民党愿意谈判的消息设法传递给中共方面。1936年1月，宋庆龄将以牧师身份活动的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员董健吾邀至其宅，说：“我有一件重要事件想拜托你——拜托你亲自把一封信送列陕北瓦窑堡，面呈毛泽东先生和周恩来先生。”董健吾兴奋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宋庆龄交给他一个密封小包和一百块大洋的川资。为保证董健吾的安全，宋底龄还从宋子文处要来了一封国民党财政部的介绍信。假称董是南京财政部的专员。宋再三叮嘱：“沿途要谨慎，文件包要特别保藏。……事情办成，益国非浅。”⑨
2月底，董健吾到达西安，就有张学良所说情况。董健吾到达瓦窑堡时，毛泽东，周恩来已率红军主力东征山西。秦邦宪接待了他，并将情况电告了毛泽东等人。3月4日，毛泽东等致电秦邦宪转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了五项具体要求。⑩
董健吾的陕北之行，使张学良获悉国民党中央也在寻找与共产党谈判，和平解决问题，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加快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步伐。
经过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联络，张学良先与李克农会谈，后又于4月9日晚，同周恩来在延安天主教教堂会谈。5月双方再次会谈，讨论了合作抗日的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1) 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2) 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3) 江西、海南、大别山等地共产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4) 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
(5) 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6) 共党停止一切斗争。
(7) 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8) 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9) 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
(10) 抗日胜利后，准共产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然等等。
同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想迩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
但是，蒋介石却继续镇压抗日爱国人士，并准备对陕北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战争。11月下旬，国民党逮捕了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为此，张学良亲自到洛阳，晋见在这里避寿的蒋介石，要求释放救国会七君子。他说：“上海各位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像他自己说的‘爱国未遂罪’!(11)当蒋拒绝释放七君子后，张气愤地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幺区别?”蒋也勃然变色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12)
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抵达西安，驻节临潼华清池，他继续强迫张学良，杨虎城进剿陕北红军，张杨多次向蒋痛陈内战的恶果和联共抗日的必要，均遭蒋的历声斥责。同时，蒋介行亦调中央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到陕，准备取代张杨地位。他多次召集军事将领会议，不让张杨参加，致使张杨疑虑重重。
12月7日下午，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到华清池再次劝蒋。在蒋屏退左右后，他说，当今抗日是第一，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一致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他还说，东北军抗日情绪高涨，不可压制。张学良表示，他对蒋一贯忠诚，所以对这样重大问题，不能不据理力争。两人争论了两三个小时，张学良痛哭陈词，声泪俱下，但蒋却把桌子一拍，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变!”(13)
12月9日，西安学生一万余人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准备前往临潼向蒋请愿。但蒋介石却要求张学良开枪镇压，格杀勿论。张学良认为：“委员长太差了，竟要开枪杀死爱国的青年学生。”(14)
当晚，张学良再到临潼劝蒋，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蒋介石却丝毫不加考虑，怒气冲冲地指着张学良说：“学生要来找我，我让你派兵镇压，为什么不执行?你到底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呢?你到底是站在学生的立场呢，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呢?”并恶狠狠地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15)听到这里，张学良对蒋介石彻底的失望了。
12月10日，蒋介石召开嫡系将领会议，未让张、杨参加，制定第六次围剿陕北红军的计划，并预定12日上午发布命令。如张、杨两部不愿参加，可以将两部调出，由中央军进剿。
12月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等高级将领，准备第二天发动总攻，未想到两安事变即于次日凌晨爆发了。张学良说：
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12月9日夜为为甚。更有者，是蒋公数次招集将 领会议，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使良同杨虎城发生疑惧，而良则有甚于疑惧者，是思蒋公对良不信任，已不重视矣。因之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
在忏悔录中，张学良一再强调，事变前，并未和共产党商议，这就揭穿了国民党一直宣传的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的谎言。张学良说：
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讨商。事变之后，……傍徨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
最后关于放蒋问题，杨虎城与张学良发生分歧。杨虎城老成持重，社会阅历比张丰富，对蒋的认识也比张深刻，他一直主张放蒋要有先决条件，即蒋介石必须亲手签署宋氏兄妹与张、杨、周商谈的协定，至少蒋应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表明态度，这样才好向部队和群众交待，也好防备蒋的反悔变卦。但张学良因与蒋介石关系不同，他处于当时群情激奋、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十分困苦和焦虑，害怕出现意外事故，所以急急忙忙地送蒋走。他说：
因蒋公离陕问题，良与杨虎城发生歧见。………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良在当时之处境，十分困苦，一方面对蒋公安全，须要竭力照顾，而蒋公又从不假以词色，总秉成仁之决心，责良无论任何堂皇之请求，在威胁情形之下，决不应允，亦不同良等商讨，对蒋公则如足，对部属及各方面又须竭力说服，以期勿再扩大，而蒋公同良之关系，亦十分微妙，痛恨，有若仇雠，爱护期许，则如骨肉，真是前无之事，使良在回忆之中，有永不能忘却之一幕。(16)
《西安事变忏悔录》是张学良第一次对西安事变这一重大事件的较为全面的追忆，对许多重要情节均有交待，澄清了许多问题，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字里行间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学良为抗日救国，义无反顾的赤诚之心和坚持真理，无私无畏的铮铮铁骨。难怪蒋介石看后说：“怎么张汉卿到现在还这样说?”
但是，忏悔录中一些关键的词语被篡改了，也是明显的。如“对共产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自专自用，为他人利用而不自觉”等。张学良为联共抗日而发动西安事变，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的。至于文中“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则是国民党一贯的宣传语言。
张学良是以西安事变而闻名全球的，但由于西安事变的复杂性，他一向不愿多谈。此后，不论是新闻记者或是友好人士，凡要探听其事，张均避而不谈，他对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解释说：“这要我如何回答呢?如果我说是被共产党所欺骗，显然是骂我自己糊涂；如果说我是一时冲动，显然骂我自己无能；如果我说是老先生(蒋介石)该被扣留，显然表示我还没有承认错误，与我当时亲自护送老先生回南京的心愿不符。所以，我绝不能见这些记者，因为我怎么说都不行。”(17)
1956年，蒋介石出版了《苏俄在中国》一书，总结苏俄对中国影响三十年的经验。他继续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鼓动的结果，使他武力剿共前功尽弃，但说张学良已经知错忏悔了。后来，蒋经国仿效他父亲，也出版了《风雨中的宁静》一书，指责张学良当时的无知。
① ［美］傅虹霖著：《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295页。
② 邵池翊：《雪窦寺囚禁轶闻》，《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第251页。
③ 见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第1374—1375页。但该书说蒋张在阳明山会晤，则有误，应在井上温泉。许多书籍均说张住在阳明山，实际上，张曾有此意，但从未在阳明山居住过。
④ 张魁堂著：《张学良传》第249页。
⑤ ［台］郭冠英著：《张学良在台湾》第61页。
⑥ 孙玉清：《张学良在台湾》，《张学良的往事和近事》第298页。
⑦ [台］郭冠英著：《张学良在台湾》第39页。
⑧ 蒋中正著：《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版，第69页。
⑨ 陈漱渝著：《宋庆龄传》，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153页。
⑩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11) 《张对所部的讲话》，《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117页。
(12) 《张在西安市民大会讲话》，《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125页。
(13) 申伯纯著：《西安事变纪实》第105页。
(14) 孙铭久：《临潼扣蒋》，《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16页。
(15) 李云峰著：《西安事变史实}第202页。《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125页。
(16) 《西安事变回忆录》，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下卷，第535—546页。
(17) 孙玉清：《张学良在台湾》，《张学良的往事和近事》第298页。
张学良的后半生/张天设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