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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在东北——与日人周旋的一段史实

郭冠英


  去年9月底。日皇裕仁病重之消息传来,有人问张学良有何看法,张学良淡淡地说:“他活不了了。”
  裕仁死后,有关其战争责任的争议中,史家们都会提到裕仁在关东军炸死张作霖后,对于首相田中的报告,斥之为“前言不对后语,如何维持军纪”使得田中内阁在“欺君”之责下垮台的事。如今我们回顾日本对东北之侵略以及张氏父子肆应之经过,实在有令人深省之处。其间之戏剧性,亦如张氏父子一生一样,充满着传奇。
  张学良与裕仁皆生于1901年,裕仁生于4月29九日,张学良生于6月3日(阴历4月17日),27年后,张作霖正好在那天出关受难,故张以后生日皆改期。
  张作霖死后,日本派特使林权助到沈阳吊丧,林部属惊叹张学良如此年轻,“年未而立,即负方面”,皆称罕见。张学良说“我与你们天皇同庚”。
  张学良在自述中曾说:“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
  张学良本来准备在葬礼中捕杀关东军代表等人,后来为左右力劝而作罢。为了父仇不能报,张学良在葬礼恸至昏厥。后来他对人说,二次大战后,土肥原等杀父凶手以战犯问吊,是他心中最快慰的事。
  满清末年的东北,是日俄势力角逐之地,张作霖能在东北崛起,除了他的经略纵横、机警过人之外,在此两大帝国主义势力中的肆应和妥协也大有关系。日本当时鼓动“满蒙独立”,而张作霖曾努力进剿日本支持的蒙匪,日本恨之。1916年,张作霖做师长时,日本人就对他发动炸弹暗杀,第一颗炸弹赖张作霖策马狂奔躲过,第二颗炸弹又因张在马上与卫士换衣而得免,仅帽子被弹风吹落。日人看暗杀不成,乃对张取笼络态度。
  张作霖第二次被炸身亡,与郭松龄的反奉倒戈有关。郭松龄是同盟会员,富革命思想,为张学良在东北讲武堂之教官。张学良对其品学极为佩服,“荐之乃父”,郭乃得在东北军中扶摇直上,掌握了奉军精锐。1925年11月底,第二次直奉战争后,郭松龄为了反对内战,在前线倒戈,一路势如破竹,指日可下奉天。张作霖大为惊恐,饥不择食,乃同意日人助战,其条件是给日人商租权和五条铁路筑路权,此即所谓“日张密约”。关东军则威胁郭军不得在南满铁路沿线二十里内作战,阻止了郭军的攻势,终使郭军势衰而败,郭松龄夫妇被擒枪决。
  日方最初也曾探询与郭松龄合作之可能,郭松龄拒绝,只说:“先入奉天,再考虑。”
  事平后,张作霖赠日人五百万金元巨款,但对允诺条件皆推诿不执行,日人也无可奈何。到张作霖入主北平,时北伐军兴,日人又以“反共防赤”之名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以阻北伐军。张宗昌建议张大帅用日人力量来对抗北伐,张作霖这次不再同意,他说:“妈拉个巴子的,我们中国人打中国人已经不对了,怎么可以叫外国人来打中国人?你妈拉个巴子真是个混蛋。”张学良这时也反对“同种相残”,并在大帅府酝酿停战空气,大帅乃决定撤兵出京。
  消息传出,日本人非常着急,希望在张作霖手握中国政权时迫其在以前答应的密约上签字。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后来曾任政府迁台后第一任驻华大使)一再催逼,土肥原更说:“如果他不签字,不能叫他回奉天。”关东军则准备暗杀计划。
  1928年5月17日,芳泽问张作霖:“你们能打得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说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回关外。“恐怕未必回得去吧?”芳泽说,张作霖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双方愈说愈火气,张作霖把嘴里的翡翠旱烟袋猛力一摔,磕成两段,大骂妈拉个巴子逐客。
  6月3日离京当天下午,芳泽又来纠缠,张作霖不予接见,在中南海办公厅内高声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作法,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懂中国话的芳泽在客厅中听得清清楚楚,急得直打转,最后张作霖仍未签字,全节以终。
  出关时,张的随员预知可能有事,惴惴不安,有人已准备了药布、饼干,但是一夜无事,大家还聚在大帅的花车中打牌。到了6月4日清晨沈阳已在望,各人回车厢准备,花车中只有张作霖和把兄弟吴俊升、六姨太等人。5点30分,专车到皇姑屯的京奉、南满铁路交口的桥洞时(距沈阳不到两公里),日本人埋在南满铁路桥下的炸药突然爆炸,全桥塌下,张作霖的包厢被从顶而下的压炸砸得粉碎,车身迸出三四丈远,只剩两个车轮。吴俊升头入铆钉,当即身死,大帅重伤垂危。
  布下这个“必死之阵”的是关东军高参河本大佐,用了30麻袋共150公斤黄色炸药。张作霖被抬入汽车,送入帅府,在车中对抱着他的侍卫说:“妈拉个巴子,这下要放尿走人了。”回到帅府已气若游丝,说了句“叫小六子(张学良小名)快回沈阳。”9点30分旋即断气,年54岁。 
  大帅死后,帅府隐瞒消息,说只受轻伤,五姨太寿夫人浓妆艳抹,应对如昔,瞒过日人。关东军不知虚实,未敢轻举妄动,天皇批准出兵的“大诏奉救令”也一直没有颁下。
  据说6月3日张学良在北京夜不能眠,起来看到吴泰勋(吴俊升之子)在扶乩,张叫问大帅如何,沙盘中出现“大帅归矣”四个字,张学良还奚落吴说,你可真准啊!谁不知大帅回去了。
  张学良得知恶耗,安定军心后,在两周后从南满铁路“化装返沈”,以避日人暗算。经过老帅被炸之处时,张学良“探身窗外,神色惨淡,一语不发,默然良久”。6月17日到沈,21日为父发丧。
  丧事完毕,日本特使林权助即与张学良恳谈,说满蒙是日本之生命线,反对张学良与国民革命军合作易帜。张学良答说他一向尊重日本之权益,“至于国民革命军,我虽然没有和他们交过手、打过仗,但是我很佩服他们。我现在还没有和他们来往,至于何时会有,我还不能断定。好在这些都是我们家里的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内政,我想我们的邻邦也是我们的友邦,对我们家里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
  接着双方就争论起来。在座的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竟然比手画脚的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张的翻译王家帧(后曾任外交部次长)忠实直译:“他以命令式的口吻说,不准你挂旗!”张一听勃然变色:“这是什么意思?”
  林权助于是打圆场说:“我们这番劝告,不但是为了日本的特殊利益,也是为了张将军自身利益打算。听说国民政府这帮人都有外国背景,手腕非常毒辣,和他们打交道,找不出什么好处来。况且张将军在东北是唯我独尊,和他们合流后,你还能有比现在更好的地位吗?当然,你不必害怕他们,我们绝对支持你。”  
  张学良毕竟没有接受日本的“忠告”。
  易帜的事,东北内部也没有反对。张学良劝他们说,先大帅尸骨未寒,我们就与日本人合作,良心上也说不过去。又说:“以吾人私人之利益计,并由历史上之观察,余与蒋总司令合作,甚为困难,然余现在则服从之,何也?为大局着想也。”
  1928年12月29日乃正式易帜,支持统—。
  

张学良在台湾/郭冠英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