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六十周年的回思
郭冠英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了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歌曲“松花江上”
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借口柳条沟的南满铁路被炸，进攻沈阳北大营，掀起了二次大战的序幕，事变至今已是60年了。
“松花江上”这首歌，从关外唱到关内，华北唱到西北，唱出了国共合作、全民抗日的局面。终于，在东北沦陷14年之后，抗战胜利了，东北人回到了家乡。
但是，带他们入关的少帅——张学良，却仍未回到他的家乡。
九一八事变后，梁肃戎才1l岁。他在满州国下成长受教育，后来加入国民党，参加“反满抗日”，被捕，日本投降才被释放。他是幸运的，在那14年中，东北人被杀了近七万人，恶名昭彰的活体细菌试验部队就是以东北为基地的。
整个中国在随后的八年抗战中，死了一千万人，财产损失超过五百亿美元。中国最后是胜利了，但日本侵略带来的创痛至今未复，互为因果的分裂仍然吞咬着这个国家；而日本却从战争的废墟中复兴了，成为世界经济超强。中国人又在为如何看待日本而争论：军国主义会不会还魂?南京大屠杀应不应纪念?九一八应不应忘记……中国人的回忆在日本人的钞票下都失去了灵光。这又与九一八前后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失去了方向意志类似。
“九一八”是几无可免的要发生的，只是迟早而已。田中奏折中说得很明确：“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均已实现，第三期吞并满蒙、征服中国全土。”日本并强调，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要在满州成立一个“王道乐土”的新国家。旅、大租约到期，中国要收回，日本对张学良说：“城是箭射来的，你要就拿箭射回去。”日本人的箭要射向全中国，全东亚。
“怎么办?”面对日本的残暴，张学良在弱冠之年就得出一中心思想：“反对内战，抗日救国”他倚信郭忪龄，造成反奉倒戈；他不愿对抗北伐军，泣劝其父罢兵出关，结果老帅在皇姑屯为日人炸死，日本关东军当时就要发动满州事件、侵占东北，但因东北当局因应得宜，“秘不发丧”，日人不知虚实才作罢。
张学良说：“我不是不愿与日本人合作，我父亲当时很愿意同日本人合作，但他那样子都被刺杀，那我那佯子还不是会被刺杀?什么人能同日本人合作?怎么合作呢?当卖国贼?”
国难家仇，集于一身，张学良对日本人“痛恨不已”，他要对着干。日本人劝他东北独立，他说我是中国人，我要易帜统一；土肥原顾问劝他行王道，做满州皇帝，他拒斥不见此人；他办教育、修铁路、建军港，都与“帝国在满州的利益”相冲突。
1931年九一八，张学良又为了调停“中原大战”，率东北军主力入关。他认为只有国家统一，才能一致抗日。没想到为了统一，也开了日军轻取东北的后门。
一前一后两个九一八，张学良被林语堂编的杂志认为“拥护统一失老家”。
在当时，张学良实行的其实是一种“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只是他后来不知道内要安那么久，而外又是那么恶急，以致后来与中央演成“宛若仇雠”的局面。
日本人知道张学良无法“合作”，乃决心动手。1931年中，先后发生万宝山事件与中村大尉事件，日人已在寻机挑衅，但张学良仍掉以轻心，他认为“日本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对日本也是不利的，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的”。所以张学良要“节制”，而中央这时困于两广分立及尔南剿匪，无心也无力与日本对抗，因此在中村事件后以“铣电”告张说：“无论日军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此即“不抵抗”政策之由来。“不抵抗”虽出自蒋中正，其实也是甚得张学良之心的。
张学良当时身体很差，这对他的意志、判断也有影响，过去的经验使他过于自信，他说：“虽数遭大变，但凭一已独断孤行，或有成功，或能度过。”因此他骄傲了，他没想到“日本军人会疯狂到那样”。他以为退让妥协可以解决问题，他承认他对事情的判断是错误了。他说：“后来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不认这个帐的，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张学良又说：“我这个人是胆大妄为的，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政变，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拚的。”
当时如果拚，日本人可能不能得逞，关东军在东北只有二万人，而东北军留在东北的尚有二十万人，尚可一搏。结果在不抵抗政策之下，东北是拱手让人，唯一抗命抵抗了一下的只有驻守北大营的独立第七旅的团长王铁汉，他的回忆是：
“九一八晚十时一刻，忽然南满铁路方向发生爆炸，……到十九日凌晨一时四十分，日军步兵二百余，并有跟进的部队，逐次向本团接近，炮兵也开始射击本团营房。此刻，适奉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我答称：‘敌人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枪待毙。’荣厅长当即指示：‘将枪缴库，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王铁汉只得在还击后忍痛撤退。十九日天亮，沈阳城已为关东军占领。
事变发生后，国府依赖国联调停，宣称：“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一年后，国联写出一本李顿调查报告，完全于事无补。1933年，日本更为了国联不承认满州而退出国联。用箭射来的土地，徒以文字日本是不会交出来的。虽然日本币原外相说：“并吞东省，无异吞一炸弹。”但在初期，日本是吞得心安理得，一些激进将领还要再吞更多的炸弹，直到爆发珍珠港事件。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本是张学良的好友，把张的家产装了二大箱运到秦皇岛送还给张，张拒斥之，说；“要还，还我东北。”但是张的部属及东北老臣，卖身投敌者有之，为图取还家产退出东北军者有之，如吴泰勋，所以，突出张学良个人的爱国气节并不全面，整个东北及中国人的民性缺失，以及当时落后的政军结构，才是使得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在中国畅行的原因。一句话，中国积弱不振，分崩离析，才使日人有机可乘。
日本人捧出了溥仪做满州国的傀儡皇帝，事前张学良在天津见到他，劝他出国读书：“如果你还是皇帝老爷这一套，将来有一天会把你的脑瓜子耍掉。”
现在再来评断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九一八，其相关人物的功过是非，似乎永远得不出个结论。历史事件一个扣一个，一个个的结(knot)纠缠在一起，什么才是对，什么才是错呢？九一八事变以后，大公报如此批评张学良说：“其操卫则大逊于乃翁，居历史事实积重难返之地域，乃以国仇家恨，着之颜色，形之文字，于是日本视张为不并立、而沈阳之变起矣。此由张氏壮年轻视天下事，不解乃翁为委曲应付之苦心，而率以逞快一时之心理，事事予强敌以难堪，为国为家招致巨祸。”
但是，日本人的野心又岂是委曲求全可以化解的吗?老帅已被指为日本人的走狗，却仍不免为日本人刺杀，如果张学良再软弱，就能保住东北?张学良年轻气盛，又久经战阵，日人杀他父亲，他能忍这口气?
再说，老帅若是不死，关起门来东北称王，就可免于日人鲸吞?或者郭松龄倒戈成功，东北整军经武，就能与日人一战?或者若他不事败身亡，张虽入关，后方由他坐镇，就可镇慑日人不致发动九一八，一如张后来对齐世英所感叹的？
是如张所想的，中国只有统一，才足以对抗日本?此所以他不顾日本警告，毅然易帜?还是如果他不如此刺激日本，日本不会如此急着动兵呢?张的入关拥护统一，是被关内的政争内战给拖累了呢?还是他应取壁上观，以稳定东北情势为要呢?
如果国民政府不争权夺利，不“多为私，少为公”，如张所言的，而真能团结治国，日本人会不会知难而退，或即使冒进也遭迎头痛击呢?
最后，到底是攘外必先安内，还是安内必先攘外呢?中国是只有团结一致，统一意见才能抗日，但日本会等中国达成统一吗?中国又能统一吗?还是只要毅然抗日，就会统一意志，就会团结全国，就能打败日本，七七抗战不是如此吗?
九一八就这样，由许多事造成，也造成了许多事，它该不该抵抗，在那时争论，现在仍在争论。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全中国抗日的呼声愈来愈高，张学良终于也认为要抵抗，该抵抗了。东北沦陷愈久，张学良就愈感“愧对逝者，愧对国人”，“深仇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但他的苦衷却不为长官所谅。“鲁莽操切，胆大妄为”的他，终于在九一八之后的五年，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通电中开头就如此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
张学良后来说“自己立志救国，反而误国”，他说他一生是失败的，但是，当时失败的又岂只他一个?
今天，张学良在谈到一些纪念抗日活动时，都说他不赞成强调中日仇恨，以前的事最好抹淡，他抗日，但并不反日。责人不如责己，中国人自己要反省，做得到自然做得到，光说没有用。张学良的这种看法，对吗?这是一种新的不抵抗吗?先不说大陆，台湾，抵抗得了日本吗?
“怎么办?”九一八前张学良如此问，60年后，中国人还在如此问。
张学良在台湾/郭冠英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