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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致友人的信函

窦应泰


  张学良在幽禁期间通讯自由有限。不过在南京和奉化两地,他给外界旧部友人写的信相对多些,因为此时张氏刚刚走进蒋氏监禁的阴影,蒋介石和军统给予他的人身自由也稍多一些。特别是他在南京时期,为了让在西北的东北军听命于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调遣,所以他写给东北军、西北军将士的书信稍多,但信中由于形势所迫,大多不谈友情与私事,而是秉承蒋介石意旨直言西北军事力量的稳定与全国抗战的形势。至于他后来转辗到湖南、贵州一带,偶尔写出的信件就越来越少。这是因为随着张学良监禁时间的不断延长,他人身自由也在逐渐减少。至于他在这一时期写给友人的信函,一般只能是莫德惠和张治中等人来访时,才有机会从特务看管严密的条件下带出。
  1946年张学良被转往台湾羁押以后,和外界的通信自由就更加有限,至于流传下来的信就更少。另一个原因是,张学良在湘黔期间写给旧部和友人的信件,也由于年深日久,历经战争和政治的风雨,保存在世上就更为凤毛麟角。所以这些信件的历史珍贵性是勿庸置疑的。
  致端纳的信(1939年秋于贵阳黔灵洞)
  端纳先生;
  谢谢您的来信,也谢谢您的老板。我懂得你们两人对我的好心和好意。但我这为人,我想您是很清楚的。我不愿以怨报德。我盼望您的人民尽力帮助不幸的中国。我决不会消沉,请勿为我过分操心。
  汉卿 十月二十日于贵州贵阳
  (笔者按)
  端纳,祖籍为苏格兰后裔,1875年出生在澳大利亚。其父为建筑商,1903年中学毕业后经香港进入中国。结识孙中山并在辛亥革命时与国民党左派人士一起参与中国革命,后曾在南京参与谋杀张勋的活动。孙中山病逝不久,端纳在北京被北洋政府礼聘为顾问。1928年他谢绝南京政府的高官厚禄,前往东北出任张学良的外籍顾问。1929年张学良执政东北时,端纳协助张氏购买西方军火,从而深得张学良的信任。“九一八事变”后,端纳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张学良下野赴欧考察军事,端纳也为其出洋考察的重要随员之一。张学良回国后,主动把端纳介绍给蒋介石、宋美龄伉俪,不久蒋氏就正式聘请端纳为他和宋美龄的顾问。从此端纳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外籍人物。1936年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军事行动后,端纳作为宋美龄的私人代表亲自飞往西安,沟通了张学良与宋美龄、宋子文之间的联系,为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变和平解决以后,端纳在南京遭受国民党右翼的攻击,他的辞职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允许,所以端纳继续在中国从事支援抗战的救亡运动。1937年端纳终于与蒋氏夫妇分道扬镳,只身离开中国前往太平洋某岛屿疗养并撰写回忆录,抗战结束时端纳已病情严重,后经宋美龄等多次电邀,劝其回中国医病,端纳感其盛情遂于1946年3月回到上海,1947年春病殁于上海。
  张学良在幽禁中给他从前的外籍顾问端纳写过多次信,但遗憾的是现在只保留上面一封。1939年端纳虽然已受蒋氏夫妇冷遇,但仍在东南亚继续从事支援中国抗战的宣传工作。纳端是在国外给张学良寄来了信,张学良给端纳的复信,是他在贵州幽禁地收到端纳托友人转寄来信后的复函。张信中所说的端纳老板,为此时端纳在菲律宾从事救援工作的外籍领导人。
  致于珍的信(1945年于贵州桐梓)
  济川我兄大鉴:
  自“九一八事变”别来于今,已十有四年矣。每一念及,诚如古人所云:肠可九回,想兄亦当有此同感乎?
  抗战以来,八载于兹。就国内近日大势,为兄一陈:盟军迫近柏林,希特勒之败即在目前,不待计而后知之者。日军在太平洋及缅甸屡败,动则全员战死,此乃非其猛勇,是无抵挡之力,无可退之地也。日本海空两军,外强中干,不堪为盟军之对手。菲律宾之海战可以证之。现日本船只损失泰半,致海外日军孤悬,恐不久皆得为全员战死乎!我中美空军联合袭敌,万里航行,如入无人之境,此等情事,想兄早已知之矣。此不过盟军一部分力量而已。转瞬德国问题解决,盟军陆海空将联袂东来,我国五百万大军同时反攻,而我盟友苏联西方之敌已灭,其不忘张鼓蜂,哈欣河之役必得行有以报之也。日本之必败,路人皆知。此之现实当不远矣。古人云:久蛰思启。愿我兄当大军反攻之日,纠合同志,领袖群伦,扰敌后方,断其归路,使其片甲不回,建不世之功,此诚男儿报国之时也。
  最高当局宽仁下士,对人之诚,当为兄所悉。对兄当能保障,弟亦愿以人格生命担保之,切勿介介于怀,坐失良机。时乎时乎不再来!愿兄好图之。
  笔挫情深,不能叙心境于万一。谨布区区。
  并祝顺利!
  弟张学良顿首
  三月十五日
  (笔者按)
  于珍,即于济川。1881年生,辽宁省铁岭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历任奉天督军署参谋、警务处视察长、东三省特别区警察总监处副处长等职。张学良执政东北后,于珍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高级参谋,张学良失去自由以后,于珍在东北曾遭到日本关东军的逮捕,出狱后日伪多次诱以高官厚禄,企图拉拢于珍出任伪职,皆遭拒绝。1945年3月,蒋介石为了分化伪满境内的敌伪势力,减少不利于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命令戴笠亲自前往贵州张学良幽禁处,要求张学良亲笔给于珍等旧部袍泽写信,晓以当前敌情,并昭示日寇必亡之前景。那时抗战虽然处于最关键时刻,张学良自己的幽禁亦没有结束,然而,张学良决心以抗日大局为重,于3月15日在贵州亲笔写下若干绸布函件,以便通过戴笠之手秘密送往日伪统治的东北敌占区。提醒或警告那些从前的东北军旧部,一定不要在前途攸关的紧要关头,出卖灵魂,叛国求荣。于珍在收到张学良从贵州山区辗转数千里送来的信件之后,果然坚决拒绝日伪的诱惑,毅然放弃与日本关东军及伪满势力的合作,站在与张学良相同的立场上,以民族大义为重,侥幸没有沦为汉奸。于珍在第二年日降之后不久,即任国民党东北行营中将参议。全国解放以后,于珍投入人民怀抱,曾任辽宁省政协常委等职,文化大革命前夕以72岁高龄病逝于北京。张学良在1945年给东北沦陷区曾发出十余封同类信件,遗憾的是现在能保留下来的张氏绸函,只有写给东北军将领于济川的一封,此信亦最能表达张学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渴望胜利、期盼旧部保持民族气节的进步思想。
  该函中所引“肠可九回”,系张氏从司马迁所著《报任少安书》中引发联想,原文为“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在。”菲列宾,应为菲律宾。菲律宾之海战,应为发生在1944年10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击败日本占领者后的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登陆战。张鼓峰,在吉林省图们境内,此次战役为1938年7月日本军队越过中朝边境,入侵张鼓峰,苏联边防军发现后,当即出兵予还击,日军大败。哈欣河之役,张信系指发生在1939年5月苏联军队和蒙古军队共同抗击日本进攻诺门坎地区的数次战役,两役最后均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为结局。
  致阎宝航的信(1946年4月19日于贵州)
  莫柳老昨忽来山,述及乡长故旧,诸多关怀良之日常生活、健康状况,听闻之下,愧感交集。良每日时为游钓,而涉猎书籍不少。不能算是读书,更谈不到成果,说来惭愧。一切盛情,衷心铭感。
  学良四月十九日
  (笔者按)
  阎宝航,字玉衡。是张学良故乡辽宁省海城人。1859年生,1913入奉天师范学校预科求学。毕业后在奉天省基督教青年会任总干事,幸而结识乡友张学良,并从此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前往北平等地组织“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积极为张学良安置东北大学学员及声援抗日救亡活动而奔走。张学良赴欧后,阎宝航在上海等地组织救国为宗旨的“复东会”,鼓励东北人士抗日。张学良回国不久,阎宝航作为张氏高级幕僚出任南京政府的“四维学会”,为抗日和营救爱国人士奔波于东北军与南京政府之间。阎宝航和杜重远等东北进步人士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起到鼓励支持的作用。张学良失去自由后,阎宝航在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秘密加入共产党,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家中为中共设立秘密电台,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作出过贡献。1956年莫德惠赴贵州探望张学良时,阎宝航正在重庆。张学良给阎宝航的信系抗战八年之后,多年生活在幽禁环境中的他首次向东北乡友透露其监禁生活内幕。信中虽然只有百余字,却让时居山城的诸多东北人士大为震动。阎宝航接到张学良信不久,即于当年11月奉党中央之命前往东北,就任辽北省政府主席。全国解放后阎宝航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68年在“文革”中不幸逝世。
  致高纪毅的信(局部) (1946年4月于贵州)
  ……请勿以弟个人事介介。稳而后方能健,平而后方能正,切请勿河汉之。纸短情长,心照不宣。
  弟学良顿首
  (笔者按)
  高纪毅,张学良在东北时期的旧部。辽宁省辽阳人,1890年生,少年家贫,奉天讲武堂毕业,因其与教官郭松龄的关系而得张学良的信任。1921年张学良赴吉林剿匪时高纪毅即追随左右,任卫队旅一团团副;在第二次奉直战争中高纪毅任副官处长,与张学良接触甚多,两人的感情日深。1925年郭松龄倒戈失败,高纪毅也失去军职,乃去开原开办汽车公司谋生。1928年底张学良子承父业,下令调回高纪毅,任第三四方面军副官处长等职。翌年1月10日张学良决定在沈阳大帅府枪杀奉系反对派代表人物杨宇霆和常荫槐之前,曾事先告密商高纪毅,高纪毅因此成为击毙杨、常二人的具体执行者。热河失守后高纪毅见张学良下野,也随之辞去军职。平津陷落后高氏落于日冠之手。但此人坚拒官禄相诱,宁死不肯就任伪职,保持了民族气节。在和平解放北平期间高纪毅作出过贡献。解放初期在天津赋闲生活,1963年病逝。
  1946年高纪毅曾委托友人多次给张学良寄信,但这些信件大多遗失。莫德惠抗战胜利后赴黔探视时,带去了高纪毅写给老上司张学良的一封信,此信便是张学良给高纪毅的复函。张学良在信中自称为弟,乃为当时他给旧部写信时的常用之语。
  致赵季恒的信(1946年9月于贵州)
  字画系我多年珍藏,泡海椒是赵四小姐亲手所做;猫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解绳本领很强,初到一地必须关好,不然会跑掉,哺熟悉后很会捕鼠。区区小意,不成敬意,望笑纳。
  汉卿 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十四日
  (笔者按)
  1946年张学良在贵州省境内幽居地,已经迁徙到桐梓县天门河附近的天门洞。此洞前面临一片幽幽湖波,当地素有“小西湖”之称。张氏于1944年从贵阳城郊的黔灵洞转移至此,直到1946年9月离开黔境前往重庆转台湾,期间在桐梓共生活二年之久。张氏夫妇在小西湖幽居时,常到湖畔垂钓,因此他离开后此湖便有“少帅钓鱼台”的遗址。小亭楹柱上镂有“一弯西湖水,半碧桂林山”的楹联。在这两年间,时任桐梓县长的赵季恒曾经多次亲往探视,因此与张学良结下至深情感。1946年9月14日张学良行将离开桐梓之前,决定赠送珍藏书画两轴,以表示对赵氏在他身处逆境时给予的理解与关怀。这封短信,就是随其赠画一并托人转交给赵季恒本人的。全国解放后,赵季恒将张氏的亲笔信和赠画一并上交存档。
  致萧承恩的信(1949年12月于台湾)
  ……光阴如流水,转瞬已是十易寒暑。
  在这悠长的岁月中,我实在读了一些书,并且对于读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近来喜欢治史,尤其爱读变乱时期的历史。萧兄这一来稿,恰巧是一种史料,而且是关于抗战时期的一个秘密。我高兴极了。
  我在读时,想起我们国家自“九一八”以来,是经过几个剧变的时期。最初是“恐日病”流行的不抵抗主义时期,接着是联合抗战的高潮时期,随后是国共磨擦的低潮时期,最后是内战混乱时期。将这些往事配合起来去细究这里所揭露的事迹,我觉得这些人类不平凡。
  全国的知识青年啊,请注意第八章里的两句话:“我突破了自己狭小的生活圈子,发现自己的知识太贫乏。我不甘落伍,不愿沮丧,所以向劳苦大众去见习,从现实的社会需要再教育自己。……”
  (笔者按)
  张学良此信写于1949年12月,地点是在台湾新竹的清泉。萧承恩,原系北京大学教授,与张学良结识于20年代末的北平。1937年“七七事变”后,萧承恩前往日本东京治学任教并著说立说,40年代,在日本期间萧承恩撰写了一部以中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作品《孤岛野火——中日战争秘录》。此书写成以后,萧氏通过种种渠道,想尽一切办法,终于将他的手稿从东京辗转送到台湾,并且出人意外地交到了当时处于封闭状态的张学良手中,请求张学良阅读并指正。
  当时正在台湾潜读研究《明史》的张学良,见到老朋友萧承恩的新著,心中十分高兴。他不但拜读了萧承恩的作品,而且还亲笔给萧承恩写了一封回信。萧承恩收到张学良的亲笔信后,决定把他的信去掉首尾,化名刊用在此书的前面,作为序言。此书出版后曾在日本《每日新闻》上连载,在战后日本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当时的中日读者,决不会想到这篇序言的作者,竟会是早在人们视野中消失多年的张学良。
  致张大千的信(1961年4月5日于台湾)
  大千吾兄台鉴:
  三十年前,弟在北平画商处偶见此新罗山人山水,极喜爱,遂强行购去,非是有意夺兄之好,而是爱不释手,不能自禁耳!现在三十年过去,此画伴我度过许多岁月,每见此画,弟便不能不念及兄,不能不责。兄或早已忘却此事,然弟却不能忘记,每每转侧不安。这次蒙兄来台问候,甚是感愧。现趁此机会,将此画呈上,以意明珠归旧主,宝刀须佩壮士矣!请兄笑纳,并望恕罪。
  弟汉卿顿首
  四月五日
  (笔者按)
  张大千,四川内江县人,生于1899年,当代著名国画家,原名正权,大千为其皈教时的法号。少年习画并赴扶桑学习染织,1919年归国承师曾熙习练国画。不久出家为僧,还俗后又赴敦煌临摹壁画。20年代后期张大千客居北平,张学良恰好以国民党陆海空副总司令之职驻节此地。因俩人对书画的嗜好相同,所以早在此前即互慕其名,只恨无缘相见。1929年秋天,张学良偶逛琉璃厂画店,意外发现一幅清代著名写意派大师新罗山人所绘《万壑松风图》,极喜爱之。但他当时并不知道,此前张大千早已看中并向画店预订了此画,只愁暂时筹措无钱。而张学良竟意外发现,并且捷足先登,购买了此画。嗣后张大千筹款欲取此画时,才发现早已名画有主。心中不觉大恨大怒,遂对时任北平最高军政首脑的张学良产生势大压人的恶感。张学良惊悉此事后,亦从心里深感歉疚,然而在当时情况下他当然无法将所爱之画退还。
  事过三十年后,在香港、巴西等地辗转侨居的张大千,终于有机会回到台湾。张学良经四川友人张群从中引荐,得以与慕名多年的张大千在台会面。而且一见如故,遂成知音密友。1961年4月5日清明节,张大千离台再次前往巴西之际,张学良感到将《万壑松风图》送还给对此画爱意深切的张大千时机成熟,于是他在张大千即将登机之前,委托友人将这幅当年在北平购得的新罗山人名作,慨然送给张大千,作为一种和解的礼物。于是便有了这封含意殊深的信。
  1967年秋天,张大千应台湾故宫博物院之邀,远从巴西飞往台北,主持个人画展。他也深知误会既已解开,又知张学良一直深爱此画,而张学良当年在北平以私款自购此画,并无任何过错。于是张大千决计将前次张学良所赠之画完璧 
  归赵。在他思考是否归还此画给张学良之前,张大千又亲笔在画上题七绝一首:
  攀枝嗅蕊许从容,
  欲写横斜恐未工。
  看到深夜明月蚀,
  和画和梦共朦胧。
  1978年张大千从巴西迁回台湾,定居在台北郊区外双溪,自建寓所“莫耶精舍”。张学良从此便成了张寓中每周必至的客人,与张学良同时出入“莫耶精舍”的,还有四川乡友张群,时在国民党情治机关任职的王新衡等人,因此,张学良、张大千、张群和王新衡四人,以密友交流画书心得,每周必到各家餐聚,在台北遂成“三张一王”的小圈子。人称“转转会”,一时传为美谈。张大千于1983年病逝在台北。
  致周鲸文的信(片断) (1964年于台北)
  请勿以弟个人事介介。……稳而后方能健,平而后方能正,切请勿河汉之。纸短情长,心照不宣。
  (笔者按)
  周鲸文,辽宁省锦县人,1908年出生,少年时期即与张学良结识于奉天,亦系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积极分子。因其舅舅为奉系宿将张作相,故而与张氏帅府的关系相当密切。1929年张学良主政东北三省后,周鲸文曾参与东北大学的校政,东北大学因“九一八事变”迁往北平后,周鲸文任该校教导主任,迁往四川后又代理校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周鲸文在香港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并参加民主同盟。1949年他以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光荣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50年代初脱离民盟去香港定居,1985年病逝。
  周鲸文因和张学良的特殊关系,60年代初去台湾时,经过多方努力,最终得蒋氏特殊允许,周鲸文乃张学良在台北秘密幽禁期间惟一可以进北投朴园里拜访的客人。此前及此后,周鲸文亦是惟一不受台湾情治机关控制,从香港可给张学良按址寄信的东北旧友之一。遗憾的是,周鲸文纵然手中握有大量张学良写的亲笔信,也了解张氏幽居期间较为详细的隐情,然而由于他始终遵守与台湾情治机关达成的协议,直至他1985年去世也没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更没有公开发表这些珍贵的信函。这封张学良写于1964年2月的信件引文,还是周鲸文生前透露给一位友人,又由友人发表出来的,因此就显得更为弥足珍贵。
  致陈贯洲的信(1989年2月于台北)
  贯洲先生大鉴:
  华函奉悉,蕙生本余旧交如己,欣知其一切。本欲与先生一识,奈良年岁衰迈,谢绝宾客,题字事,心有余,而力不能,一切请原宥。特此敬复,愿上帝保佑您!
  张学良拜上
  二月十六日
  (笔者按)
  陈贯洲,浙江省青田县人,其堂叔陈英为留德学生,字蕙薰,又名陈惠生。1885年生于浙江青田县阜山乡。为德国和澳大利亚留学生,精通六国文字,懂军事,善骑射,曾经担任奥国骑兵连长。陈英回国后来到东北,晚清时起即任东三省陆军测绘局长、巡阅使署军学处处长、参议、振威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等职,因深得张作霖信任,一度被聘为张学良的英语教师。20年代在东北曾教授张学良英文和德文。张作霖遇害之前,陈英即因病请辞,回浙江故里养病。行前张学良赠送五万银元,以谢教授之恩。陈英生前即用这笔钱在阜山建一所小学。因有师生之谊,所以张学良在他口述历史中,曾对陈蕙生有过较为详细的说明。张氏这样回忆说:“奉天有座南满洲医科大学,我有个朋友是那里的学生,我经常到大学去玩。我想进南满洲医科大学当个医生,但我父亲不让。于是,我想逃到美国,进美国的大学。连钱都准备好了,在给我以影响的朋友中,有一个人叫陈英,他在德国留过学,担任过奉天测量局的局长和测量学校的校长。我把我想去美国的计划讲给他听了,他说:‘你太不懂事了,你父亲不是希望你成为军人吗?你这样做,你父亲肯定会难过。我教你一个好办法,向你父亲撒谎就说是为了成为军人想到美国去,这样,你父亲肯定会赞成的。到了美国,你干什么就都没关系了。’……”从张学良在事过半世纪后对日本记者这段谈话中,不难看他对青年时代有师生之谊的陈蕙生,在内心保留着何等深刻的印象。张学良1989年2月亲笔复信的陈贯洲,就是已故旧友陈蕙生的堂侄。
  陈贯洲自1949年起即来台湾台南市定居。在收到张学良此信之前,陈贯洲已给张学良寄信,介绍其堂叔陈蕙生与张学良分手后的情况。陈蕙生早在1930年后从东北返回浙江,在故乡阜山创办中学一所。1989年在台南生活的陈贯洲曾回故乡阜山探亲,当年堂叔陈蕙生创办的阜山青田中学,极希望张学良能为该校题写校名。因此陈贯洲从大陆回台南后,千方百计设法打探张学良在台北的住址,投信一封,次日便得此函。张学良当时谢绝为阜山中学题字,实为环境所宥。1991年张氏走出政治阴影后,陈贯洲再次给张学良写信,内有:“想时代变更,少帅有心,而力必能。仍托再恳一代伟人为青田阜山中学65周年纪念题字。因此北上,不揣冒渎,一再恳求,如蒙推爱俞允,定可使先堂伯父惨淡经营之阜中前途重见,发扬光大。……”等语,他再一次提出为阜山青田中学题字一事,让张学良大受感动,遂于当年二月亲笔为浙江青田阜山中学题写:
  “青田阜山中学六十五周年纪念,培育英才”,以谢旧友之谊。
  致池宫城晃的信(1989年5月于台北)
  池宫先生:
  华函奉悉,老朽林下函居,素不见外客,敬请原宥。老朽年岁衰迈,目蒙手软,又乏记室,对于一般信件素不作复。感先生素昧平生,远邦厚谊,破例勉为动笔,字迹草率,文句粗陋,先生当可见及矣。
  愿上帝祝福!
  张学良拜复
  五月三十一日
  (笔者按)
  池宫城晃,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人。《每日新闻》社的摄影记者,少年时即崇敬张学良,多年潜心研究“九一八事变”史及与此相关的历史照片,出版过多册与张学良及中国东北相关的图片集。并在张学良尚未恢复自由前,在《每日新闻》等日本报刊上刊载有关张学良的历史照片多幅。1988年池宫城晃专程前往中国东北,在沈阳、抚顺和锦县等与张学良家族相关的城市采访张氏故里,一路拍摄下大帅府、元帅林和张氏出生地等照片数千幅。为表达对张学良的敬爱之情,1989年春天,池宫城晃将他中国东北之行拍摄的张氏故里及东北风土人情的图片集结成册,通过种种渠道送到张学良的北投寓所。张学良为这位日本记者的真诚所感,1989年5月31日破例给池宫城晃写了一封回信。
  此后池宫城晃于1990年至1991年专程数次亲赴台湾拜会张学良,并结了忘年之谊。池宫城晃在与张学良较为频繁的接触中,拍摄下许多张学良的生活照片,为这位让日本人民喜爱的中国抗日英雄保存下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
  复候御之及其女儿的两封信(1989年11月、1990年10月于台北)
  其一:复侯御之女士的信
  御之夫人惠鉴:
  11月10日来信和相片8张俱已收到,我十分欣慰。
  你辛苦抚养子女成人,仲(重)远有知,当亦含笑地下也。我也为你骄傲。我目力衰退,书写费力,恕不写。
  愿
  上帝保佑你们!
  知名不具
  十一月二十六日
  其二:复杜颖、杜毅两姐妹的信
  颖毅贤侄女:
  很高兴收到戴吾明先生转来的书信一封,欣悉《杜重远文集》已出版,我的确希望能先睹为快,并请代我问候令堂。祝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张学良
  一九九○年十月
  (笔者按)
  御之,即杜重远先生的遗孀侯御之。张学良与杜重远的感情深厚,1936年他发动“西安事变”,与杜重远多年来对他的影响不无关系。张学良事变后失去自由,杜重远仍前往南京幽禁处探望,他们都不会想到从此便成永诀。杜重远1943年9月在新疆被盛世才秘密处死。当时张学良恰在贵州山区秘密幽禁,直至抗战胜利以后,他才获悉噩耗。张学良对此悲愤不已。多年在台湾思念旧友,其情难于用语言描述。1989年冬天,张学良在台北收到杜重远妻子侯御之女士远从上海辗转寄来的信,侯女士在这封信中,缅怀她及杜重远与张学良的友情时说:“1932年我与重远在北平结婚时,先生曾亲自来铁道饭店祝贺,情景恍如昨日,迄今难忘。同年热河战事吃紧,记得重远正值婚后,仍坚持与先生同行。往事依依,1935年重远因新生事件在申城入狱,先生又不惧险恶,多次派人前往探监。先生因抗日壮志而失去自由,重远虽是第一个到南京探视并为营救而多方奔走,但终于未成。重远常为此喟然长叹,直到今天,我还依稀记得,重远曾为此反复吟诵爱国诗人的诗词:路亦难通、信亦难通、满堂惟有烛花红。……”
  侯御之在信中还向张学良介绍了杜重远死后家里的近况。1988年后杜重远的三个子女都已长大成人,并在亲友们的支持下,在香港办起一家远源有限公司,次女杜颖出任董事长等等。张学良收到侯御之女士的信时,十分高兴,那时他的生活处境虽有很大改善,然而毕竟还没有最后走出蒋介石的阴影。张学良在这种情况下肯于冒险给上海的侯女士亲笔复信,足以说明他对故亡旧友杜重远的一片深情。张学良在信后注有“知名不具”四字,可见其当时处境仍不如意。
  侯御之收到张学良的亲笔信后,又叮嘱女儿把即将出版的《杜重远文集》消息告诉张学良。一年后当该书问世时,杜毅和杜颖急忙将《杜重远文集》寄往台湾。不料寄出以后如石沉大海,张学良始终没有复信。杜氏姐妹不得不通过友人戴吾明先生,设法再次转信给张学良。这次张学良马上复信给杜毅和杜颖,表示他并没有收到她们寄来的书。此信为赵一荻亲笔所写,下面的签名则是张学良亲笔。杜氏姐妹这才知道她们前次所寄的书已经丢失或被人扣留。于是便再将《杜重远文集》寄往台北。
  致张德良、周毅的信(1991年2月于台北)
  德良、毅二乡弟鉴:
  来书及寄来的《东北军史》、《张学良将军诗词注释》已收到,谢谢。余老矣,恕目力不佳,不能多写,写字相当困难,请原宥。愿上帝祝福!
  张学良顿首
  二月七日
  (笔者按)
  张德良,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主任,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会长;周毅,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副会长、张学良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曾经两次亲赴美国夏威夷与张学良见面,与张氏后人亲友联系亦密切。多年对张学良研究著述颇多,主编过《张学良文集》和撰写《东北军史》等。张德良和周毅二人出于对张氏的乡友情愫,始终致力于东北张学良研究会的工作。1990年张、周两人曾把在东北搜集到的张学良散失民间的旧诗,整理注释并编成《张学良将军诗词注释》一书出版。1991年2月,张、周两人将此书邮寄夏威夷。张学良收到此书之后,于当年2月7日在美国复信给张、周两人。
  致卢广绩的信(1990年10月于台北)
  广绩乡弟:
  寄来剪报及报纸均已收到,多谢!最近甚忙,迟迟未能复信,请原谅。请代为问候各位乡弟。
  专此
  敬祝 大安
  张学良顿拜
  (笔者按)
  此信系1990年10月9日张学良对卢广绩来信的复信。卢广绩,字乃庚。1894年生,辽宁省海城县毛祁村人。奉天师范学堂毕业,1920年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与张学良结成好友。曾担任奉天“奉复印版石矿公司”经理等职。1928年张学良执政后,卢氏参与军政,替张学良处理外交事务。“九一八事变”后,卢广绩前往北平组织“东北问题研究委员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兵谏时卢广绩恰好就任“西北剿总司令部”第四处处长,他积极支持张发动兵谏并在事变之后成为张氏“设计委员会”的成员。全国解放后,卢广绩曾任沈阳市副市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92年在沈阳病逝。
  张学良所以给卢广绩复信,除他们“西安事变”前后的上下级关系之外,还源于张学良恢复自由之前,卢广绩在沈阳曾与一批张学良旧部袍泽,如刘鸣九、荆有岩、郭维城等人联名给张学良写过一封信,对老上司走出政治牢笼表示祝贺。贺信写于1990年4月18日,也就是台湾各界人士准备当年6月1日,在台北圆山饭店为张学良举办具有历史意义的“九秩祝寿”前夕,其信原文是:
  汉公钧鉴:
  岁次庚午,适逢我公九十高龄之期,南望云天,别情离绪,实不胜怆然。所幸苦难之祖国日趋振兴,统一之局为期不远。大陆人民,特别是公之旧属亲朋莫不衷心默祝,深盼能不放过我公一生之惟一之九十寿诞,为公当面祝南山不老之寿,借叙离情。我公亦可假此机会探视、扫墓称葬先人。公曾一再亲口说过,先大帅壮烈遇难,简葬辽西,尸骨未寒,其灵柩必须由公本人安葬辽东。铮铮斯言令人难忘。现驿马坊旧坟地,已由锦州市和令孙大壮出资修茸,元帅林新墓园一直由抚顺市政府负责,保护完好。移葬条件已具备,只待我公亲临主持,如此良机实不可失。我等深知我公一向谦虚大度,但对此办寿扫墓探亲移葬之奉当俞允不辞也。对此台湾当局亦当本人情大义不予拒绝。引领神驰,不尽欲言。谨祝
  健康长寿
  信后的署名为:卢广绩、刘鸣九、荆有岩、郭维城、张庆泰、吴家象、杨志信。张学良收到此信后,心中感激,但当时繁忙,直至卢广绩再次去信,才一并作复。
  致阎明复的信(1991年6月于夏威夷)
  明复弟大鉴:
  手书奉悉,无任欣快,虽多年不见,一睹手书,如见故人。
  良之一切,明光妹来此,详知一切,自当述及。
  愿上帝祝福!
  张学良
  顿首再拜
  六月六日
  (笔者按)
  此信写于1991年6月6日,当时张学良已从台湾第二次飞往美国探亲,并在檀香山同父异母弟弟张学森家中暂且安居。如果说一年前张学良赴美旅行,标志他长达50多年秘密监禁生活的结束,那么张学良再次从台湾前往美国,纵然行前台湾传媒对此没作宣泄,然而这次海外之旅,事实上已经预示张学良的生活从此发生根本性改变。因为张学良飞美之前,已经迁出他在台北北投居住多年的“朴园”,又把收藏多年的数千种图书,无偿捐给台湾一所大学。早年他从祖国大陆辗转运往台湾的大批古董收藏,亦在索斯比拍卖会上即将公开拍卖,而“朴园”出售在即。正由于张学良事前已为自己今后生活作出诸多安排,所以他在冬天里悄悄飞往美国,就已经表明从此将离开国民党当局控制的台湾。赴美定居的诸种条件那时尽管尚未完全成熟,不过张学良到达檀香山后,人身自由已稳稳操在自己手里。在这时候他忽然接到从国内寄来的信,而且又是他当年在东北时期旧友阎宝航之子的亲笔信,心中自然大为振奋。张学良与在中共首脑机关任职的阎明复通信,只有在他完全不受国民党当局控制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因而他在夏威夷给阎明复的信,可以看做为他真正自由的开始。
  阎明复,辽宁省海城人。全国解放初期,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担任译员。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民政部副部长等职。
  张学良信中所说明光,即指阎明复的胞姐阎明光。
  致刘鸣九的信(1993年于美国夏威夷)
  鹤龄吾兄:
  一月十二日来信已收到,甚感欣慰。我一切甚好,惟腿有点不好,每星期电疗三次,微有进步,勿念。一切旧识请您代我问候。
  愿上帝保佑。
  张学良首拜
  (笔者按)
  刘鸣九,字鹤龄。1900年出生,辽宁省海城县人。此人为张学良同乡和少年时代好友,1920年张学良赴吉林剿匪时,刘鸣九即由政界转入军界,始任少校书记官、军司令部中校、上校秘书主任和张氏军团部少将秘书处长等职。1929年张学良在沈阳大帅府枪杀杨宇霆、常荫槐给全国的通电,即出于刘鸣九之手,由此可见其为少帅所倚重深信。“西安事变”时刘鸣九在北平,当即与高纪毅、荣臻等东北军旧部联合发出通电,支持张、杨兵谏。全国抗战后刘鸣九隐居津门,伪满政权曾多次派张景惠等人前来说项,怂恿其出任伪职,不料为刘鸣九坚辞拒绝,其民族气节坚不可摧。全国解放后刘鸣九回到他多年梦想的东北故里,出任辽宁省政协秘书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97年在沈病逝。
  张学良这封短函,系对刘鸣九1993年1月来信的复信。此前,刘鸣九已与其他东北军旧部联名给张学良通过各种渠道写信多封。张学良在晚年亲笔给刘鸣九复信,说明他对刘鸣九的印象之深,阔别半个多世纪后,对往事仍然挂怀难忘。而且还向刘鸣九告知自己此刻身体状况,无法实现刘鸣九等袍泽在信中希求落叶归根的要求。“腿有点不好”和“每星期电疗三次”,在当时还是少为人知的。
  刘鸣九收到张学良复信不久,即患病入院。直到他1997年秋天病榻弥留之际,仍没有放弃与张学良在东北重新聚首的夙愿。刘鸣九病危时,一位秘书来到他榻前,刘鸣九已经不能言语,但他仍以手势和神态,示意秘书为他代笔给在美国的张学良写信,祝他中秋愉快。秘书对刘鸣九的心情心领神会,于是连夜替他写成致张学良函,其信如下:
  汉卿兄学良先生阁下:
  仲秋节在即,特遥洋函候。每岁值此,举目望月追怀,总不免有月圆月缺之感。
  转瞬,匆匆数十载。中间几有问安,知蒙沿悉,欣甚!时有消息传来,悉兄体健矍铄,为颂为慰。
  人称“世纪老人”生逢盛世为幸。吾近年添疾,时感力不从心。瓜熟蒂落之年,撒手即逝乃自然规律焉!企盼晤面,追昔抚今,斯为未了之愿。乡亲故旧,祈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顺颂
  寿域宏开
  愚弟 刘鸣九顿首
  丁丑八月十二日于沈阳金秋医院病榻
  刘鸣九自己也不会想到,就在此信写好尚未发寄的当夜,他即溘然病殁。张学良隔洋惊悉,大为动情,特别叮嘱国内故友,在刘鸣九的灵前,献上一只花篮,并题“痛失股肱”四字于挽联之上。患难与共的弟兄至死未见一面,其思念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致阎明光的信(1999年10月于夏威夷)
  明光贤侄女玉鉴:
  来函及××茶具俱已收到,谢谢。恕仆视力不佳,兹简单答复。玉衡教育基金会仆很赞成,认捐台币十万元(此款知何交付,请不函告知。)致题词,或列名发起等等,仆恕不列入为是,请原宥,恕不多写。愿上帝祝福!
  张学良手启
  十月八日
  (笔者按)
  此信中的口口为原稿不清,故而暂空。阎明光现在上海某公司供职,玉衡,即阎明光的父亲、前辽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阎宝航。“玉衡基金会”即阎宝航去世后辽宁省于1998年筹组的一个民间慈善机构。“仆”即张学良的自我谦称。张学良与阎明珠的父亲不仅都是海城故乡人,而且张与阎宝航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是无话不谈的至友。1999年阎明珠因东北沈阳“阎宝航基金会”成立在即,热情致函张学良,希望他作为发起人之一并敬请他为之题词。张学良闻讯十分高兴,当即决定慨然捐款,但不主张题词和作为发起人。这也是张学良恢复自由后的第一次向国内捐款,从此事中不难看出,张学良与已故阎宝航的私人友谊之深厚。
  致张静华的两封信(1991年写于台湾)
  其一:
  静华小妹妹:
  你的照片和信全收到了。
  你很关心我们,感谢你。随信附上近照一张,以慰情怀。愿上帝保佑你!
  张学良 赵一荻 同启
  其二:
  静华妹妹:
  来信已收到。你很关心我们,我们很感谢。
  谈及往事,云水万千。我曾是一名军人,能对己所做的事情负责。
  欣闻故乡好,甚慰。
  愿幸福降临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
  张学良 赵一荻
  (笔者按)
  这是张学良平生首次给素昧平生的陌生来信者复函,而且竟一连写了两封回信。因此是罕见的例外。1991年张学良在台湾举办90岁盛大寿庆活动时,国内媒体也纷纷报道张学良恢复自由的盛况。当时在江苏省江阴县南闸镇灯塔村小学读书的农村少女张静华,出于对张学良的由衷敬爱,贸然给张学良一连寄去两封信,其中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将军爷爷:
  您好!衷心祝愿您九十华诞快乐,健康,如意!
  当我从报上得知您现在的消息后,我不知有多么激动!您一直是我最敬佩的人,从小到现在,哪怕到将来。当我刚刚懂事的时候,我的爸爸便给我讲您的故事,说您是一个真正的东北汉子。我曾为您写过一封没有发出的信。今天知道了您的地址,寄上这封信,我太高兴了。最近几天,报上刊登了在您的故乡正在修建你的故居的消息。爷爷,您什么时候能回来看一看?我想,大概不会很远了吧!
  另外,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希望得到一张近照,好吗?
  永远是您的孙女张静华拜上
  张学良寿庆之日,来自世界各地的贺信案如山积。其中大部分贺信都出自政要和名人。可是,张学良惟独给一个江苏农村小姑娘亲笔复信,其中含意自是不言而喻。因为张氏正是从这位普通农村少女的信中,看到来自民间的最真挚之爱。她对他没有恭维阿谀,也没有任何希求与私欲。张静华小姑娘给予张学良的只是最为真诚的祝福,张学良为之动情,恰恰在此。
  张静华收到张学良夫妇回信以后,又写出了第三封信。但是这次,这位农村小姑娘并没有收到张学良的复信。于是她又写了一封,而且还用挂号邮寄,这次张静华的信是这样写的:
  将军爷爷,您好!
  上封信不知收到没有?我很后悔寄当时没有挂号。我为自己屡次麻烦您而感到不安,但由于很敬佩您,加上女子的好奇心不断增长,我终忍不住向您求教。
  现在家乡有关您的报道越来越多,您当年停留过的不少地方都已辟为古迹供人参观游览。我们大家都想念您啊!美不美,家乡的水;亲不亲,故乡的人。我们盼望您回祖国大陆来看看。
  爷爷,我写了一首诗送您,不知您喜欢不喜欢,请指教。
  为国自强行兵谏,壮志虽酬陷囹圄。
  辗转已过五十年,何时虎将身自由。
  可恨海峡成篱藩,望眼欲穿盼团圆。
  如今祖国日强盛,更盼少帅回归来。
  您的孙女儿张静华
  张学良在接到张静华这封信后,感其单纯善良天性,激动挥毫,再复一函。此信此事,在海峡两岸一时传为美谈。
  与张捷迁的几封往来信件(1989年至1990年于台湾)
  张捷迁,吉林省辽源市人。1913年7月出生,早年入东北大学就读,抗战前赴美国求学。此人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前美国天主教大学太空科学和应用物理系主任、世界著名航天气象学专家、东北大学旅美校友会会长。张捷迁早年在沈阳东北大学读书时,只听过张学良的一次讲演,但是这次演讲就在他心里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美国数十年来,张捷迁无时不思念在台湾幽禁的东大老校长张学良,但是二蒋在世时他纵有心营救,却没有任何让张学良早日恢复自由的可行措施。
  进入70年代,张捷迁等东北大学学生,在美国多次利用媒体,强烈呼吁台湾当局恢复张学良的人身自由。也有些人在张捷迁的鼓励下,数次给台湾当局发信。针对美国华裔人士关心张学良近况和恢复自由的呼吁声浪,台湾当局十分紧张,于是他们向张学良施加压力。1977年3月25日,台湾各报刊都刊载由张学良口授、夫人赵一荻记录的《张学良声明》:
  学良迁居台湾以后,平时生活简单宁静。与内子莳花、饲鱼、读书,怡然自乐,深足自慰。多年前信奉耶稣基督,勤于灵修,颇有领悟,不问外事。近来社会各方对良颇表关怀,至为感激。但评论所道,不无失实。良为保持一贯之平静,雅不欲有所多言,无奈连日造访寒舍人士,络绎不绝。使良失去居家安宁,不得不作如下几点说明;
  一、本人与内子日常生活行动,一向自由,并无受到任何限制,亦不愿改变目前宁静之生活方式。
  二、良因年事已高,视听衰退,且往者已逝,故不愿接见宾客探视成接受采访,务恳各方善意人士勿再劳驾枉顾。
  三、海内外团体对良邀请参加集会或作讲演,遵医嘱概予谢辞,函电亦恕不答复。
  四、良目下心情,如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8节所说:“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做粪土。”14节又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杆竿直跑,要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以上各点均系出自肺腑,敬请惠谅。
  张学良
  1977年3月25日
  张捷迁认为张学良上述声明的背后,隐藏着难以言谕的苦衷。声明决非他本人的真实意愿。1988年1月蒋经国病逝,张捷迁等东北大学校友在华盛顿召集的一次学者会议上,由张捷迁发起,决定成立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并在适当时机以校友会的名义,正式向台湾当局发出请愿电报,要求恢复张学良自由并请他前来美国参加东北大学成立65周年的庆祝活动。1988年2月28日,张捷迁和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其他领导人李圣炎、陆克难等人分别给宋美龄、李登辉和张学良三人寄去英文信件,强烈要求台湾当局给张学良以真正自由,并邀请张举良在1988年4月26日,前来美国华盛顿参加在这里举行的东北大学建校65周年和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60周年的纪念活动。
  三封信寄往台湾不久,张学良即于3月9日通过台湾“驻北美事务协调处”转给张捷迁一封电报,电文只有寥寥10个字,张学良答复张捷迁说:“良近遵医嘱,不宜长途旅行。”
  张捷迁等人知道张学良的简短复电,当然仍非出自他本意,仅从电报由台湾当局在北美协调处代转一事中,即可断定必然又是台湾当局旨意。台湾当局此前虽然多次宣称张学良已有自由,然而这10字电文已将台湾当局宣传自由一说击得粉碎。尽管张捷迁等人这次努力没有奏效,但是他和东北大学校友会并没放弃继续营救老校长的任何机会。
  1989年2月底3月初,张学良在台湾的处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张捷迁在纽约见到刚从台北飞回美国的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冀教授。他在纽约逗留期间,张捷迁亲去拜会,并打探有关张学良近况。这位东北军宿将、曾任过河北省主席的王树常之子,十分兴奋地告诉张捷迁:他已经见到了张学良先生!
  原来,早在1983年王冀来台湾时,就通过与张学良及蒋经国关系均密切的王新衡,希望会见幽禁中的张学良。因为王冀老父王树常1960年病逝之前,叮嘱他将来万一有机会去台湾,要将他写的一封亲笔信,当面交给东北军老长官张学良。所以,王冀在王树常病殁后,数年来一直有桩未竟的夙愿。王新衡对此十分谅解,决计代为说项。不料蒋经国听后加以拒绝,结果此事不了了之。王冀见无法实现面见张学良的希求,只得讪讪而返。
  本来,王冀对在台北见到涨学良已不报希望,可是1987年他在华盛顿突然结识了从台北来的郭冠英。此人的身份是台北“行政院新闻局”处长,从前曾做过《联合报》的记者,祖籍贵州,生在台湾新竹,因郭冠英是王新衡之子王一方的好友,所以,经郭冠英的引荐,这次王冀赴台时,张学良同意接见王冀。
  王冀高兴地告诉张捷迁:我们是在一个冬天的傍晚来到复兴岗张将军住宅的。他的宅子外边确实还有护兵。但是张将军已有很多的自由,他可以高声地谈笑,向我们讲述当年东北军许多趣闻。还讲了郭松龄和两次直奉战争,傍晚时老将军还决计留我们吃饭。我们在饭厅坐下以后,张老夫妇领我们一齐作祷告。老将军那晚十分高兴,他在祷告后大声举杯祝酒说:今有故人王树常之子在座,是平生一大快事!
  张捷迁听了王冀从台北带回的消息,十分高兴。因为他已从张学良能接见王冀这件事上,看出坚冰正在悄悄解冻。嗣后不久,张捷迁又从《纽约时报》上见到张学良给日本摄影记者池宫城晃亲笔信的影印件,那封信如张学良写给自己的信一样,也使用钢笔,字迹遒劲而老道。张学良破例给一位日本摄影记者亲笔复函,才知道他确实已有一些真正的自由。这是他为之颇感高兴的。
  1989年春天,张捷迁等东大校友会领导决定直接向台北张学良发出函件,向他提出一个十分恳切的要求:要在1989年6月1日,张学良将军89岁生日的时候,张捷迁夫妇及李圣炎、陆克难等人,均由美国飞往台北。届时三对夫妇将要为张学良举行一个小小的祝寿活动。他们情愿自费租住旅馆,一切费用自负,只请张学良夫妇届时光临他们的祝寿活动即可。
  这封信发往台北后,张捷迁以为还像从前那样得不到答复。不料,奇迹突然发生了!约在十余天后,张捷迁竟收到一封3月18日由台北寄出的挂号信,张捷迁拆开一看,竟是他尊敬的老校长的亲笔信:
  捷迁弟大鉴:
  来函奉悉。余何德何能,诸公对余深厚友爱关怀。良何人斯?敢以言寿!此间亲友,已酝酿为我做寿,我已严词拒绝。你们诸位,如此一来,等于推波助澜,岂不是对我内外夹攻。避寿则不敢言,那么,我只好“逃之夭夭”,离开台北。良对诸位郑重请求,千万千万不要万里奔波,虚此一行。我再郑重说一句,诸位若是来,也绝对见不着我们俩。良绝对非是不通人情的人,诸公对我如此深厚友爱,我十分了解,我也十分感愧。诸位也能会了解我的心情和处境,我已惯于静默安居,逍遥自在。我近年来,老眼昏花,又提笔忘字,写信有些困难。如今亲笔作书,乃为信示。兹录近作二十字如下:“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良再郑重恳求一句,万里奔波,虚此一行,使我心中多么不安!诸位既然这样爱护我,自然也会体谅原宥我。天假有年,后会有期。
  愿上帝祝福!
  张学良手启
  三月十八日
  在收到张学良来信之前,张捷迁已在纽约获悉一些有关张学良在台湾恢复自由的消息。不过张捷迁等人仍然认为,张学良不同意他们前往台湾祝寿,说明他目前的自由仍十分有限,因此张捷迁等人继续对尽快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作出努力。他们公开在美国报上发表文章,向台湾当局叫板说:“如果张学良真有自由,就应该允许他到美国来。如果不让他来美国参加东大校友会的活动,我们可以自费赴台,专为张学良祝寿。”
  张学良得知张捷迁等人继续为他祝寿给台湾当局施加压力的消息后,又绐张捷迁写了一封言词隐晦的短函。从这封短信里不难看出,在台湾当局多次公开表明已给张学良真正自由之后,仍然心有余悸。因为张学良在信中向美国东大校友会那些关心他是否真自由的人,暗示了他在台湾的目前处境,张学良的信是这样写的:
  捷迁弟:
  4月15日的信收悉。
  捷迁弟,凡事要理智些。不要太感情用事,冷静些,忍耐些。不要太性急。你们三对夫妇来台湾,把他们丢掉,似乎不太对吧?我郑重地对你讲,时非其时,你们来不会见到我的。我想起两句唐伯虎的诗,书于后:“万事由天莫强求,强求不成反成羞。”
  愿上帝祝福!
  张学良于台北
  至此,张捷迁等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希望张学良来美国的努力暂告搁浅。
  1990年5月17日,台湾《中国时报》率先发表一条让海峡两岸、甚至世界都为之震惊的新闻:《张群等发起为张学良九秩祝寿!》
  这条新闻称:“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九秩大寿的扩大祝寿活动,将于今年6月1日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这是民国25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后54年来,张学良个人首次公开做寿。据了解,这次张学良的90岁扩大祝寿活动,系由‘总统府资政’张群发起,秦孝仪、张继正、何世礼、唐德刚等人策划,‘张汉卿先生九秩寿庆筹备会’邀请函有80位党政要员署名。”
  该报还说:“目前祝寿筹备会已发出200张以上的请帖,……此次为张学良扩大祝寿,除获得数十年不参加公开活动的张学良本人同意外,相信已取得党政高层人物相当的默契与共识。”今年6月1日举办的张学良九秩大庆,其夫人赵一荻女士,张学良元配夫人于凤至所生两子一女,都将出席寿宴。”……张学良公开祝寿的消息,不但在海峡两岸引人注目,而且在世界上也引起舆论的轰动。张学良作为中国近代史有一定影响的传奇人物,他在沉默半个世纪以后,将首次公开露面,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海外报界,舆论哗然。有人认为沉默54年的少帅,公开祝寿的本身,就意味着国民党对张学良的“平反”,甚至也有人认为这是张群等人与国民党高层有意安排的一种不谋而合。
  几乎与此同时,设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城的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在华盛顿的东北同乡会,分别收到从台北寄来的“张汉卿九秩寿庆请柬”。此柬大红烫金,印刷精美。当张捷迁和夫人张素坤接过请柬时,双眼不禁喜泪长流。这非同寻常的祝寿请柬之所以引起张捷迁的动情,是因为在祝寿发起人名单里,不仅有张群及许多国民党军政要人,而且在美国一直为张学良自由奔走呼号的张捷迁本人,以及唐德刚、王冀等华裔学者,也均名列其中。这就越加使张捷迁对6月1日在台北圆山饭店为张学良举行的九十寿庆充满了兴奋和激动。
  张捷迁夫妇专程从美国来到台湾,出席当年6月1日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的张学良九十寿辰庆祝酒会。这也是张捷迁与心仪多年的老校长张学良阔别后的再次聚首。张学良为感激张捷迁在困难时期为他恢复自由所作的努力,当天晚上特别设宴款待张捷迁夫妇。数月后,张学良又把亲笔书写的条幅赠送给张捷迁,其条幅为:
  不怕死,不爱钱,
  丈夫决不受人怜。
  顶天立地男儿汉,
  磊落光明度余年。
  张学良七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窦应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