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家书
窦应泰
张学良自1936年冬陷身囹圄以来，只有当东北元老莫德惠偶得蒋介石特许前往探视时，才能托其从特务眼皮底下寄出一些写给家人的家书。即便如此，张学良给亲人寄出的书信也相当有限。因为抗战烽火全国燃起之后，南北隔阻，而莫德惠纵然愿意代为传书，在当时政治环境之下也难以办到。因此那时张学良可与通信的家人，仅限于时在西安的胞姐张冠英等少数人。
张冠英为张学良一母所生的胞姐，1898年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从少年时起张冠英、张学良便姐弟情深。张冠英年及十八，即被张作霖许配给时任黑龙江省督军的鲍贵卿之子鲍育才为妻。其夫鲍育才婚后曾任营口海防联军营长等职，但因资质平平，不谙官场之道，不久即辞去官职，客居营口多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冠英一家迁往西安，1945年再迁回东北沈阳定居。全国解放以后张冠英一家则搬至北京。1954年张冠英病逝于北京，有三女二子。张冠英在世时，是与张学良保持关系最密切的直系亲属之一。从流传下来的几封信中，可见张学良幽禁中的生活状况以及张氏家族兴衰的缩影。
致胞姐张冠英的信(1946年5月30日于贵州桐梓)
冠英大姐：
关于财产清理委员会的事，现在详细说明一点：这件事是平津的前辈朋友们，承他们的好意发起的，亦曾向最高当局申明，由彭相庭、栾贵田、胡若愚给我来信，问我可否办和如何办。我已回信给他们，并指告明白(信太长，不另录，假若您要是去平津，他们一定会给您看的)。组织一个委员会，选定几个与此事有关或办事方便的故旧为委员。并已指定宋子文、张辅帅(张作相——笔者注)为最后负有决定权之人。宋是我的最好朋友，张辅帅为咱们的父执辈。以宋为委员长、并且授以全权处理。另设一些列席委员，指定了家人和几个亲戚，这是我叫大家全知道内容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无权发言或干涉清理委员会的事。以免七嘴八舌，妨害负责之人，您也是列席委员之一。
陕西的房地产蒙您劳神，我得感谢您(将来再到您家去，不同您捣乱，好了，一笑)，我要说明的：咸阳和平凉城外有一块地是我私人的，现在请您不必查询。平凉的地，那不是我的私产，那是我准备给东北流亡关内的眷属住宅和生产的，如同西安城外的村子一样，那钱也不是公款，也不是我的私财。另外，他们有一个委员会，负责人高子钦(维岳)，请您注意。
财产有多少，在何处，我是弄不十分清楚的。除了爸爸给留下来的，我自己买的房子地，或者股票等等，不是为了好玩，就是为了帮朋友忙，我从来不十分注意它们的。如果人家存心欺骗我，那!我是不甘心的，余者我是向来抱着“楚弓楚得”的原则，我希望您也是要这样。咱们不会饿死的，就是饿死亦是应该了，“暴民暴物”，也不晓得做过多少罪孽事，“披发请缨”为义，吾愿为之，如果因为钱财事，和人争短论长，那，我是不肯做的。如果我知道他是胡花，就是亲兄亲弟，我一毛也是不拔的。我这狗脾气，想你会晓得的，我希望您也这样做!
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当马牛。我现在想起了张江陵的一首诗，录于您，您看多么大气!“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人当如此。累累琐琐，写得太多，我不写了，纸已满了!附去相片—张。
弟良手奏
五月三十日
(笔者按)
这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张学良在贵州给姐姐写出的信。亦是张学良首次谈论家产的一封信。由于抗战已经结束，他在北平的许多旧友，在彭相庭等人的积极努力倡导之下，成立了一个全权清理和分配张家遗产的委员会，并公推张学良的至友宋子文为主持人。这些友人的用意在于，当时国民党官方正忙于派员前往北平、上海等地清理敌伪遗产，接收大员如云而至，大批敌伪时期的财产多为国民党接收大员所获。张学良的朋友们见此景况，出于善意，担心张学良遗留在北平、天津等地的私人财产，也在国民党清查没收敌伪财产的混乱中落入心地不良者手中。于是以彭相庭(辽宁省新民县人，别号香亭，其父彭万荣乃为张作霖的换帖弟兄。张作霖时代彭相亭即任少校军需官、东三省官银号经理兼总办、张学良执政后曾任东三省边业银行总裁等职。伪满时期坚拒出任伪中央银行总裁，1959年病逝。)为首的几位张学良旧友，积极努力奔走，后经宋子文在蒋介石面前游说，终于同意成立一个张家财产清产委员会。
张学良在这封家书里，除向姐姐通告平津朋友们为张家财产倾注的苦心善意之外，也向张冠英告知她将作为列席委员参与讨论家族财产分配的事宜。不过张学良再三点拨自己的姐姐，关照她在讨论财产时应持的态度。千万不要七嘴八舌，以免影响负责之人的最后决断。显然张学良非常了解胞姐及其他家属的性格，担心家人不慎拂逆了友人的好意。
至于对财产，此函表露出张学良首次谈论身外之物的态度，亦体现其人感情世界的另一侧面，均为肺腑之言。直到现在张学良对自己的财产究竟有多少，尚且心中无数，从中不难看出其胸襟之宽广，显与那些在官场混迹多年，一心扑在金钱上的官僚不能同日而语。即便张从前买下的股票和房地产，亦大多为了解朋友之困厄。张表示他不愿意为金钱等身外之物，与他人说短论长。其人格之高尚由此可见一斑。家信的最后又引用了张江陵的诗，既为着开导胞姐在处理家族财产时务要心胸豁达，亦是他无私纯正心灵的自现。因此这封家书确实值得今人一读。该信除非张汉卿，他人难以写得出来!
1946年5月莫德惠在抗战胜利后第一次来贵州探望张学良。他于当年5月26日到达桐梓，30日离黔回渝。关于张氏的家财之事，早在莫德惠来贵州之前，已于当月11日给看守长刘乙光写来一函，嘱刘告诉张氏两件事：一、蒋介石已经允许在北平组成清理财产委员会，以宋子文牵头来处理有关张学良家财事宜；二，蒋介石已经嘱咐，为张学良在重庆聘请一位研究《明史》的专家，以帮助张学良继续潜心研究《明史》。张学良给姐姐的信就是莫德惠离开桐梓时带出来的。
致胞姐张冠英的信(1947年1月于台湾新竹清泉)
冠英大姐：
……我数年来精神甚好，身体也还不坏，惟独眼睛有点花了。那么，就是所谓过四十岁才觉得老的道理吧!也许是这几年来菜油灯下看东西的关系……我的一切请你们不用挂念，尤其是身体，我自己会照应我自己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上说过：那个混蛋才把身体搞坏哪(类似这样话，文句我记不清了)。您送来的东西，现在谢谢您。我晓得您手头并不松快，下次不用带东西了，留点钱给孩子们用吧。此复并叩
年禧
大弟良手奏
Edith(赵一荻)附笔拜年
(笔者按)
此信系张学良初到台湾的当年春节前写于新竹，张冠英多年一直密不示人，后来她同意王益知先生(张学良在东北时的机要秘书)把张氏的来信照抄照录，方才得以在香港公开披露面世。早年王益知多次为张学良捎转家人信件，直到现在王益知还保存他1927年受张学良之托，从河北保定捎给其随军夫人谷瑞玉女士的书函，其中该信中写道：“一笑，知情况定苦，特令益知前往并带上现洋五百元，以备在津之用。谋面之期不远，见面再谈一切。”因此王益知在见到张冠英手里的张学良家书时，顿时如获至宝。遗憾的是，王益知在公布这封信的时候，有意将张学良致胞姐亲笔信的前半部故意删节，其原因很可能涉及不宜对外公开的内容。此信中只透露张学良在幽禁中的身体状况，以及他对保重身体的乐观心态。虽然公开的部分文字有限，不过也可窥其当时精神面貌。张氏精神甚好，可惜“眼睛有点花了”。
致胞姐张冠英的信
冠英大姐；
您的四月三十日的信和照片十张，附函两封，俱已收到。孩子们都已婚嫁，姑姥爷(指鲍育才——笔者注)亦都不错，闻之欣快。您已五十之人，亦可以了却一桩心愿了。上次莫先生走时，我得写几十封信，把我写得头晕，所以给您的信有些简略，现在详细说一点……我现在想托您办一件事，如果您去北平，您给我买一部好版大字的《明史》来。也许西安旧书铺里有(南辕门街有两个旧书店，很不错)，如果买到，千万用油纸包好，打箱或用他法，总之别叫它受湿，或污，或破了。我非常需要一部大字《明史》，我眼花了。开明版的《明史》我看起来太费力了。如果《明史》能在西安买得到，不一定要好版，大字就可以，我是很需要，等着看，并且要在书上胡批胡写，所以纸张不可要太破的，一碰就破的。注意是《明史》，可不是《明史纪事本末》或《明纪》、《明鉴》等等。或者商务印书馆百纳本的，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的，那都十分合用。
弟良手奏
五月二十日
四小姐附近问候
(笔者按)
1947年5月20日，也就是前次莫德惠离开台湾回南京时张学良给大姐写信的三个月后，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前日乙光交来首芳大姐来信乙封，附函两件，相片十张，言及西安房产事(为争产事)。复函交乙光转去，劝其放大气些。并托买明史。(系嘱代购大字版《明史》)”等语，方知张冠英的复信是通过另一途径，由特务刘乙光转到张学良的手中。从这封写给胞姐的家书中看来，张学良那时对研究《明史》的兴趣，甚于在贵州修文阳明洞时期。从蒋介石抗战之初指示张研读王阳明著述以来，眨眼已经过去了10个年头。期间张学良在煤油灯下写心得体会，早把眼睛写花了。多年在贵州搜集的明朝野史，整理出来的笔记就有数十万字之多。到了1947年春天，没有想到困居在新竹清泉山中的张氏，竟然要为购买一部《明史》，写信向远在西安的姐姐求情。如若他不是真正潜心此道，相信决不会在家书中留下如此让人感动的词句。
给于凤至的信
翔舟
大姐鉴：
从美国寄来的药品及书刊，还有相片六张均已收到。从相片上看到美国的家和孩子们，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安慰。让我特别放心不下的，还是闾于的病，从相片上看他的气色，似比夫人对我说的情形好些。他的病让我时时挂心，如果当年不把孩子们留在英国，也许他不会遭到这次惊吓。让他来台湾治病一事，夫人已经代为疏通。我知你意在于让孩子见我一面，了却心事，但我应该告诉你的是，台湾现在医治条件肯定不及美国。但是夫人仍然劝我同意你把孩子送到台湾的打算，这是人之常情，我又何尝不想见他?
你来信中说，要把炒股的钱寄我一些花用，其实我现在生活无虞，还是放在你那里为好，几个孩子仍然要你操劳，特别是闾于的病，……我们在这里都好。四小姐现在也不比从前，她和我一样开始信佛。佛门原本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我们身边有许多人信佛，佛教作为信仰也可使我们活得有意思一些。
寄去我们的相片七张，四小姐的相片是从我给她照的一卷中选最好的几张。
汉卿五月十七日
代四小姐问候
(笔者按)
张学良致于凤至的信，系从于凤至吉林故乡友人处获得抄件，张从台湾往美国寄信的时间约在50年代初，具体年代不详。寄信地点应在台湾清泉。信中所说夫人，应为宋美龄女士，闾玗即张学良的二公子。1936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时，次子及长子、长女等均在英国伦敦求学，在二战中德国法西斯轰炸伦敦时，张学良次子不幸被夜间轰炸惊成精神失常。50年代起即在美国精心医治，但因病情沉重，久治不愈。1952年起于凤至见次子疾病危笃，且次子思父心急，经于凤至给宋美龄写信求助，终得允许。张学良次子遂于1954年春天从美国来到台湾，父子相见后，张学良便将儿子送至永和医院医治，翌年夏天，张闾玗终因不治而病殁于台湾。翔舟，为于凤至女士的字。
给女儿张闾瑛的题字
闾瑛索书
食止乎饱，衣止乎温，
心止乎正，愿止乎诚。
张学良 四十三年十二月
(笔者按)
张闾瑛是张学良和结发于凤至所生的长女，出生在沈阳。1934年随父母赴英国伦敦求学。1942年后随母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与辽宁凤凰城人陶鹏飞相识并结婚。张学良为女儿亲笔题写这一条幅，正是张闾瑛刚在美国大学毕业，经宋美龄斡旋得以与幽居的父亲建立通信联系，闾瑛来信索求乃父为其题字。张学良题写的虽然仅16字，但语意深刻，表现出他对多年阔别爱女的一片关切之心。此时的张学良应居住在新竹的清泉山中。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窦应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