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35年11月的危机
（日）西村成雄
1935年11月到12月，张学良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2月9日在“西北剿匪司令部”的讲话中他说：“追随最高领袖奋斗到底，以完成肃清赤匪、复兴民族的重任”，将“赤匪”与“复兴民族”并列(《张学良文集》二，第933页)，在得知北平掀起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后，致东北大学学生电，“爱国之心，当表同情”，“救国不忘读书”(第934页)。12月25日，在西安主持召开“陕西剿共阵亡将士暨死难者大会”，张学良说“赤匪实为我们国家目前最大的敌人”(第936页)，并引用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1876—1951)的话“不患中国有共产党，却患中国有假共产党”，批判“中国现在的共产党都是戴着假面具的强盗土匪”，强调“肃清赤匪”、“复兴民族”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将士和烈士”(第937页)。这是例行公事的发言，张学良11月以后到 1936年2月，通过三个渠道试图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书出版社，1986年，第22—26页)。
第一条渠道是在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后，在11月12日开幕的五全大会之前到上海，会见了李杜，委托李杜沟通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从上海出发的前一天11月7日夜，张学良在一次集会上，讨论“外交的新形势和日本的新提案”，特别批判了尚未公开发表的广田弘毅(1878—1948)外相的“三原则案”中的“承认、默认满洲论”，就对日本的新提案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征求智囊们的意见。在上海与李杜的接触是这种动机的继续。其后，11月华北危机加深，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终致要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平“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高涨。李杜这个渠道，1936年3月通过宋庆龄(1893—1981)把中共党员刘鼎(本名阙尊民，1903—1986)派到张学良处，担任重要任务。
第二条渠道是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1911— )，宋已经于193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张学良试图通过东北大学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这个渠道直到1936年1月20日，张学良通过第三条渠道与中共代表李克农(1898—1962)在洛川会面时，一直没有利用。
第三条渠道是通过1935年10月25日榆林桥战役中战败被俘的东北军第67军107师519团团长高福源(1902—1937)进行联系的。高福源被送到甘泉红军总部，在彭德怀的影响下，认识到与红军共同抗日的必要性。中共同意高福源回西安，高福源在第67军军长王以哲的保护下去见张学良。1936年1月2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转示李克农“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成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507页，1936年1月20日条)。这是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正式接触。1月21日，李克农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同东北军会谈的情况，“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同上书，第507页)。
随后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杨尚昆等20人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这是致副司令张学良、甘肃省主席5l军军长于学忠、67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长何柱国、57军军长董英斌、53军军长万福麟以及东北军各师长、全体将士的信，指出“九·一八”以来，东北军从华北到华中，进而流亡到西北，最后只能为蒋介石所“消灭”，“抗日反蒋”是惟一的出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到底”，“誓死不作亡国奴”，“我们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是“有数千年历史的黄帝子孙的口号”。具体提出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国人民抗日的先锋”(《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1月25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合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献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76—80页)。
当然，当时中共的基本方针是根据一个月前瓦窑堡决议 (1935年12月25日)制定的，将“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并列，认为它们是“导致中国灭亡的主要敌人”。但是，在致东北军的信中，指出“中国灭亡”的危机主要是日本的侵略，因此必须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意味着1936年中共自己开始逐渐认识到“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对张学良来说，中共已不是“假共产党”，而是“一定目标下的朋友”，中共就与东北军共同抗日，加强合作，终于决定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 1936年4月10日，正确的时间应为4月1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1990年2月，第3—4页)。此间，东北军的王以哲与中共代表李克农达成互不侵犯、相互通商的口头协定。3月4月，张学良在洛川表示赞成双方的口头协定。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