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西安事变——张学良认同危机
（日）西村成雄
1995年1月在火奴鲁鲁威夷海滩附近公寓，93岁的张学良对笔者说：
“研究历史上的事，必须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历史环境与发生事件有极为重要的关系，不能只看历史的表面现象。”听到 20世纪中国政治的历史见证人讲“历史环境”的重要意义，的确令人信服。
当然，我最关心的是西安事变，刚想从他那里听一些关于西安事变的问题，他话锋一转，谈到对曾与之交战的吴佩孚 (1873—1939)的评价问题，披露了其父张作霖本不想打内战,要集中兵力向“外蒙古”发展的看法。在他的顾问W.H.端纳的日记中应有所记载,端纳将日记交给了一位姓李的中国人,将在 50年后发表，不知会怎么样，他自由地谈到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曾找过这本日记。尽管历史的证人当事者的回忆可能会有些局限，但是，笔者这样的年龄，直接聆听历史研究对象的张学良的回忆本身，就使人感到一种新的历史层次。
与张学良会面一周后，我在加里弗尼亚州帕罗·阿尔特见到了方庆瑛。方毕业于东北大学，很早就与张学良有交往。1985年移居美国前是北京大学教授(研究中国古代史)，他曾在30年代前期，被张学良派到江西省星子县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接受军训。当时张学良致方庆瑛信中说：
“(东北人在关内)被称为亡国奴、讨饭吃。出诸国人，毫无可羞，愿诸生等能籍此二字可以自勉，……要知造成东北人为犹太人之局面乃日本人是也。无论国人说什么，要想到他是吾们同胞，吾们手足，我们不应同自己的弟兄们斗气。容或弟兄中，有见浅量小者，应当以量大对之，要知吾人之大使命是向外看，要将此意转致诸同学为盼。”
这封信没写日期，所用纸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用笺，应该是1934年以后写的。张学良从欧洲体验中，把东北人比作犹太人，告诉年轻的东北人要正视流亡关内的现实。东北人在关内只是流浪者，是“亡国奴、讨饭者”。因此，张学良认为兄弟不应内争，提出目光向外的重要性。这可以说从“亡省体验”和“旅欧体验”中，得出了整体的中华民族认同。
借方庆瑛的话说，应这样认识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步伐与东北的关系，以及与西安事变的关系。
“没有九·一八事变就不会有西安事变，也就不会出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就更不会形成统一抗日阵线，抗日战争要取得胜利也不可能，没有西安事变，日本就可能灭亡中国。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不是一件好事，但在客观上确是件好事，因为事变促进了统一抗日阵线。……张学良这个人本质是个好人，是个善良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除孙中山，他是第二位对民族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物。……没有对国家、民族的认识，他不可能在1928年和1936年作出维护国家、民族权威的大举动。没有西安事变，人们不会对蒋介石有这么大的好感”。
这是至今仍视张学良为“校长”尊之为师的人的评论，不仅是对西安事变，而且它是否可以说确实是表现“易帜”和“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政治底流曲折历史的话。方庆瑛注重历史环境的同时，意识到历史底流的重要性。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