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周恩来会谈
（日）西村成雄
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东北军开始进行“相互了解”，1936年2月20日，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中共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张学良和东北军并不知道此事，但是双方的关系在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在西安设立了西北特别支部，应张学良的邀请，东北大学的宋黎、韩永赞、马少周等中共党员来到西安。3月下旬，通过上海的李杜，由宋庆龄介绍的中共党员刘鼎也来到了西安。
中国共产党为与张学良会谈，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到延安(肤施)。张学良希望3月下旬会谈，因病改在4月8日，实际是4月9日晚10时开始在肤施城内的天主堂举行的。最初参加会谈的是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4人，后应张学良的要求从西安来的刘鼎也参加了。这是一次秘密会谈，连简单的晚饭都是王以哲送来的。会谈进行到10日早晨4时。
双方都有抗日统一的愿望，周恩来和张学良处于极为亲密的气氛中。
“我也是在东北长大的”周恩来说。
“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张学良答道，进而说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是东北大学的理事，自己视张先生为老师，与周恩来同是先生的门生。
关于会谈的中心问题，周恩来、张学良、刘鼎三人都保留着记录。张学良在回忆录《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这样说道(司马桑敦：《张学良传》，第385—386页)：
“(国民党)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恩来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最恨而抗日最热诚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一)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二)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三)江西、海南、大别山等地共产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四)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
(五)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六)共党停止一切斗争。
(七)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八)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九)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
(十)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然等等。”
以上论点，从张学良事后整理来看，从当时国共关系矛盾看，都显得有些过早，但是其中的多数观点，的确是解释以后国共关系的线索。
据刘鼎1975年的回忆，会谈讨论了6个问题(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时候》(二)，《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1)“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
(2)抗日救国道路问题。
(3)联蒋抗日问题。
(4)联苏问题。
(5)停战通商问题。
(6)培养抗日干部问题。
现在看来，除“联蒋抗日问题”外，实际上其余的观点，会谈中都涉及到了。
因为在周恩来4月11日致中央的报告中，没有谈到“联蒋抗日问题”，而谈到了其他问题。周恩来这样描述与张学良谈判的印象。
“张学良确有抗日联共联俄要求及初步决心。”
“张学良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
中共在谈判前，已经对此做了充分的准备，中共不接受损害苏维埃政府制度和红军利益的任何要求，另一方面，即使张学良不同意“反蒋”，也无需与之争论。会谈前，中共向张学良、王以哲提出会谈的五个问题(《西安事变简史》，第28页；《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32页)。
(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军侵略问题。
(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5)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4月9日，周恩来、张学良会谈，没有讨论如何“抗日反蒋”和“联蒋抗日”问题，但是，对抗日问题达成了许多共识，双方开始理解对方的政治意图(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64页)。周恩来4月22日，从瓦窑堡致信张学良(《周恩来书信选集》，第 87—88页)称：
“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为抗日故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这里，中共的代表周恩来表示希望张学良站在“反蒋抗日”的立场上。
张学良与中共谈判的目的有以下三点。第一，避免东北军与红军的军事冲突，保存东北军实力。第二，通过中共修复与苏联的关系，以获得苏联对其抗日的支持。第三，以西北为中心的政治、军事和解，事实上破坏蒋介石的“剿共第一主义”，对全国的抗日态势产生影响。这三点当然与中共的目的并不一致。
张学良对“反蒋抗日”有疑义。中共开始认识到连热心“联共”的张学良都不能接受“反蒋”，何况他人。认识到国民党内，对抗日存在着很大的矛盾。
周、张会谈后两个星朋，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明示国民党、复兴社等组织都包括在人民战线中(《中共中央文献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17一19页)。在5月5日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进入山西东征红军的“回师通电”)中，中共中央不再提“反蒋抗日”的口号。一个月前即4月5日的宣言中，称“卖国贼蒋介石”，现在却称之为“蒋介石氏”，强调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
然而，此时蒋介石命张学良、杨虎城进军陕西，命嫡系胡宗南、周岩的部队开往山西，命毛炳文进入甘肃南部，王钧进入陕西南部，展开了对陕北红军的“剿共作战”。显然对张学良和中共来说，这是一个危机。
5月4日，刘鼎受张学良委托致电中共，要求与周恩来会谈。同时，上海地下党派周建屏赴陕北途经洛川时，张学良约见了他，请他转告周恩来，第一，蒋介石命令直属中央军四个师，要求各部立即西渡黄河，请红军从山西方向加以牵制。第二，希望红军不要回陕北，因为蒋军西渡，对红军与东北军均不利，第三，蒋介石已命令东北军进驻延川、瓦窑堡一带，请红军允许东北军通过(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92页)。
对此，中共即转告张学良，表示谅解，5月7日对张学良作了如下回答。张学良先生万不可轻易离开部队，以防万一，会谈商议张学良先生所言准备大事之举今后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同杨虎城、阎锡山、马占山、邓宝珊、盛世才、王钧、毛炳文等联合战线问题，红军和东北军今后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40页)。
据4月末刘鼎给李克农的报告，张学良已经准备对内亲和，呼吁朋友作抗日的大行动计划，大约半年功夫，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捧大老板(蒋介石)登峰造极”(《择生致浓兄信》4月30日，《西安事变新探》第86—87页)。5月5日张学良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已有抗日反蒋决心”(《希望致彭、毛、周电》5月5日，同上书，第88页)。5月7日，中共陕甘省委朱治理(1907— 1978)致电中共中央，明确了张学良希望11月骗到蒋介石武器补充后，“公开”反蒋，暂且隐瞒红军与东北军联合之事(《朱致毛、周、彭电》5月7日，同上书，第88页)。
毛泽东得知这些消息，在5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设想，与东北军联合，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联盟，并具体提出了“西征”作战计划(同上书，第88—90页)。
5月13日，在延安周恩来、张学良进行了第二次会议。议题有以下四点。第一，东北军驻防延川、瓦窑堡，修筑碉堡，以阻碍蒋介石军队进攻陕北。第二，红军之一部前往陕南转进河南发展，牵制蒋军，张学良援助红军弹药。第三，商定了有关东北军与红军联合行动之西北大联合计划。其中心是以兰州为大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苏联)。第四，张学良负责送中共代表邓发 (1906—1916)经甘肃、新疆前往苏联(《西安事变新探》，第94— 99页》。
于是，在西北地区蒋介石的中央军和东北军、杨虎城的第17路军，以及红军相互间复杂的关系，开始走向为以抗日的西北联合构想为核心的政治框架。
6月初，西南的陈济棠、李宗仁发表抗日通电，两广事变爆发。失去胡汉民不久的西南势力的真实意图何在，另当别论，这个事件极大地促进了西北联合的构想。
6月16日，周恩来致电王以哲提出为呼应西南的抗日动向，有必要进行西北的“抗日反蒋”，即建立西北国防政府。19日中共中央的电报也认为形成全国“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即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及在地方组织“西北国防政府”有了可能与必要(《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德怀致朱、张二同志并转弼石同志电》6月1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549页)。
这时张学良离开了西北，6月10日从西安到兰州，为中共代表邓发办前往新疆的手续，11日去南京，20日返回西安。这个6月，张学良政治上实现了巨大的转变(下一节将论述他的思想)。
当时中共得到的情报，认为张学良已经转到“抗日反蒋”的立场上了，据说张学良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从现在公布的资料看，这大概是真的。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中，有收到中共“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而共产国际认为“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盟友”(《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即共产国际指示不许张学良入党，在这之前，中国共产党将此事报告了共产国际。
7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致电共产国际(《洛甫致王明、康生、陈云同志电》7月2日，中心档案，全宗号495号，目录号74，卷宗号281；《西安事变新探》，第111—112页)：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已成功地与张学良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的时期。”
“(张学良)6月下旬回来后，即要求加派领导人才去为其策划，并要求加入我们的党。我们拟派叶剑英，朱治理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
“与东北军联合以及苏联对张学良的支持，苏联对西北的援助，对红军和张学良东北军即将付诸行动的西北大联合计划有决定性的意义。”
显然中共中央已经讨论了张学良的入党问题。此前，张学良处的中共代表刘鼎6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张学良要中共帮助训练干部”，“张学良希望我说服韩复榘参加反蒋合作”，“张学良要求加入我党，并要求派专人加以训练”(《西安事变新探》，第110页)，可以说从6月中旬到7月，张学良一直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中。
但是，8月15日共产国际的电报，对张学良的入党问题给予了否定性的回答，同时给中共决定性指示，它否定了与学良实施“抗日反蒋”西北联合的构想。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只能以南京国民政府为惟一谈判对象，采取“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新方针。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基本上要听从共产国际中央的指挥，以后张学良的入党问题就不再被提起，中共转向以承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作为统治全国政权合法政府的抗日战线。
这样，中共意识到必须与国民政府中央和西北地区力量(当然是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两个谈判对手交涉。当地势力或称地方实力派，是以所在地区社会为基础的地方政权，同时也是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是带有两重性的政权。
但是，统帅东北军的张学良在西北没有地盘，只是服从中央命令进来的外来者，闯入了西北地区认同的社会空间，这与西北所在地的势力西北军、杨虎城第17路军和西安地区社会发生了许多矛盾。而且，东北军是家族的军队，不抵抗日本的侵略，从东北到华北，又从华北到长江流域，最后成为流浪到西北的难民社会集团。在当地人看来，他们不过是“讨饭者集团”。当时刚刚35岁的张学良所背负的一定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负担。
据今井骏的推算，陕西、甘肃地区的东北军有12—13万人，士兵l0万人，如果其中半数带家属(按5口之家算)的话，就有 25万人，单身5万人，共计30万外来者进入了西北地区。供给这些人的生活，使之发挥战斗部队的作用，不是件简单的事。当然没有中央政府的财政供给，是不能维持的，张学良难以避免对中央政府特别是蒋介石的依赖。他的拥护中央论不仅是政治观念，而且的确受经济方面的制约。同时，财政支出也出现各种问题，他不是嫡系部队，而是“杂牌军”，与中央军间日益增大的差别与希望应有的待遇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加。张学良心目中的近代国民国家，开始分裂为保证正当要求的中央政府，与现实生活中蒋介石个人代表的中央政府这样两个政府。而未导致它最后分裂的，是有抵抗日本侵略的救亡意识。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