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936年6月22日“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
（日）西村成雄
张学良和中国共产党在加强与西北第17路军领导人杨虎城的关系。对1935年10月移驻西北的东北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自然怀有某种戒心。为“剿匪”的大义名分，蒋介石加强了对西北的军事压力。
实际上，东北军和西北军下级军官和士兵间，及与西北社会迥然不同带有东北风俗的家族集团带来的矛盾非常严重。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不断得到东北军和17路军上层、下层间不睦的情报。总的看来，东北军30万人的社会集团驻留在西北各地，产生矛盾在所难免。
尽管如此，杨虎城对张学良比较有好感。这是因为，第一，二人都是统帅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又是社会基础的军队的政治家，与南京中央政府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杨虎城和张学良一起出席了1935年11月的国民大会。那时，他目睹东北军与红军作战失利，“亡家亡省”的悲剧，逐渐地加深了对东北军的同情。中国共产党派人到杨虎城和17路军，开展抗日活动。南汉宸(1895— 1967)就是其中之一，孙达生、王炳南等也进行活动。高崇民、卢广绩等前往调整张学良与杨虎城间的关系。杨虎城在10年前的 1927年6月，反对冯玉祥国民军联军反共，同年冬与安徽省北部中共领导下的武装部队合作过，那时，他曾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过入党申请。恰巧，10年后，又与长征后到达西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再度联合。
1936年春，西安的《活路》事件，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合作中的产物。这个小册子收录了高崇民、栗又文(1901—1984)、孙达生等写的“抗日对话”、“如何解决抗日经费”、“西北的有利地形”等4篇文章，主张“联共、抗日、拥张”，提出建立西北军、东北军、红军的西北抗日根据地，明示活路在抗日。张学良看后，决定秘密出版，通过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让17路军军需处印了 8000册。4月，发给东北军和西北军将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蒋介石的特务发现追查时，张学良在公开场合下令收回，秘密将高崇民送出西安。杨虎城也出面应付此事，蒋介石特务稀里糊涂地结束了追查。
随后，张学良为培养抗日干部，按照周恩来提出的要求，制定了自己的方针。他仿照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获得蒋介石的批准，在西安近郊的王曲镇成立了长安军官训练团。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王以哲任教育长。6月15日，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因张学良去了南京，杨虎城主持了开学典礼，就抗日问题发表了演说。张学良回来后，以“中国的出路惟有抗日”为题进行了演讲，这是张学良真正的抗日论，明确表示出他高度凝聚的“救亡意识”(《张学良文集》二，第968—980页)。
张学良政治上主要论述了“抗日是中华民族的惟一出路”，“抗日是东北军的最大使命”，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论述了为什么要抗战、抗日这个救亡论最基本的问题。
“中国的土地、主权被人剥夺殆尽；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尤无保障之可言；我们已到了无不可牺牲，无可牺牲的悲惨境地。”
“现在的中国土地被人割裂，东北之后，继以华北，华北之后，又将进占华南。”
“目前中华民族对日问题不解决，任何问题也谈不到。除抗日之外，实在没有其他路子可走!”
“‘九·一八事变’前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屈求全，希求事态不扩大。到现在明白了，对日问题实在没有委屈求全之道，过去那样想，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憧憬。今后我们对日惟有抗战，决不再蹈前此覆辙！”
“我们现在宁肯因斗争而死，决不束手待毙！因为束手待毙是必然死的，若是斗争或者有死有活”。
这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经过5年的“亡省体验”，表现了张学良切实感受的理论，反应了刚满35岁的张学良通过抗日，复兴中华民族的救亡意识。他进而论述了救亡意识与国家统一的关系。
“若拥护统一，也惟有对日抗战。”
“我们的敌人，绝不使我们的国家统一工作告成，国家统一，国力集中，是他们最怕的。”
“我很受一位朋友的话的感动，他说‘副司令是拥护统一最力的人。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运动实难成功。因为中国目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着，他绝不容我们统一。要想统一，惟有抗日，从对外，才能求得统一’。”
“抗日与统一，统一与抗日，这两件事情是具有不可分离的连环的关系。”
这里提出了救亡意识高于救国意识的问题。对张学良来说，对国家统一和对领导者的认同，是收复自己的政治基础东北失地，即恢复他的中华民族认同不可缺少的渠道。只有这样，二者才是同时并存的，或者说对国家及领导者的认同处于优先的地位。但是，目前不是“亡省”阶段，而是正走向“亡国”阶段，两种认同发生了矛盾，中华民族认同处于优先地位。过去的国家统一至上论，置于服从解决对外矛盾的地位上。
6月22日演说的第二个特征是明确提出东北军的使命是抗日。
“东北是日本从我们的手里用武力夺去的，还要用我们的力量夺回来。”
“东北军要抗日是天经地义的。东北军要抗日，不是不兑现的空话。东北军不只要抗日，而且还要站在抗日战线的第一线。”
如上所述，为凝聚30万人流浪的军事社会集团，东北军如果不保持与张学良的恩顾、从属关(patronclient)系就难以生存。给东北军领导层以明确的认识，是提高对张学良个人向心力的极为重要的举措。在5年的流浪当中，张学良开始对整个东北军行使其政治影响力。于是，这样的政治决定，一方面是扩展了自己的政治选择，另一方面又将导致缩小自己选择范围的结果。
张学良演说的第三个特点，是谈到了日本的形势，对东北军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即日本总体上有不能维持长期作战的弱点，尽管如此，为了实际的抗日，强调东北军第一，要彻底精诚团结、意志统一，建立中心思想，应成为划时代的为国为民政治集团；第二，个人要认清目标，坚定志向，培养正气，追求真理，对事不对人，放弃个人利益。
张学良的演说给东北军将士以极大的鼓舞。6月开办的王曲镇长安军官训练团到10月末被蒋介石解散为止，共办了4期，对张学良和杨虎城军队干部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中央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27页)。
9月初，秘密组织了以张学良为主席的抗日同志会。应德田为书记，孙铭九(1900— )为行动部长，苗剑秋任理论宣传部长，对军官训练团成员扩大影响。到西安事变时，已有70多人参加，在“联共抗日”的口号下，抗日同志会在东北军中，起了领导作用(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64—67页)。
张学良思想的转变，开始影响到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干部，同时，蒋介石也开始注意张学良的政治动向。蒋介石注意张学良与中共保持怎样的关系，是否要采取对抗蒋介石自己的方针吗?
如上所述，张学良6月中旬以后，向中共代表刘鼎提出包括自己“入党”问题在内人才支持等要求。1936年张学良思想上大概与中国社会中高涨的抗日潮流产生了共鸣，并要对易帜8年来自己的政治行动做总结。张学良的认同，分为以地方认同为源泉的东北地区集团层次，以及依据近代国民国家认同组织的国民政府或其领导者层次，进而到中华民族认同这样的层次，那么，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他思想深处与现实中国社会的关系。
张学良自己和他人，都认为张学良是东北地区社会或政治上代表东北的领导者。在“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原大战中，他为支持蒋介石军队进入关内，把东北和华北置于自己的统治下。在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地方的领导者，其政治基础扩大到了华北，“九·一八事变”后丢失了东北，但是仍然有一定的政治生存基础。当然军队入关，便利了日本的进攻，张学良不得不以华北地区社会为政治基础。华北与东北接壤，东北人意识到要收复东北，华北是重要的据点。而且张家的老家是河北省，多数东北人原籍华北，在这个意义上，对张学良和关内东北人共同体来说，在华北地区社会生活，尽管是外来者，但是却无太大的不适感。
然而，1933年3月热河失陷后，张学良下野出国及回国后的“剿共作战”动员命令，使以东北军为中心的东北人共同体开始从华北大量地向华中转移。不过是率领流浪关内东北人的张学良，不可能违反中央政府和蒋介石的命令。于是，不仅实际上丧失了华北的地盘，而且使日本取而代之。不言而喻，对转移到南方的东北军来说，是截然不同的生活空间。正如张学良给方庆瑛信中所说，东北人集团不过是“亡国奴”、“讨饭者”。1935年10月，从华中转移到西北地区的东北军和东北人集团，陷入与陕西地方社会的西北军发生争执，与红军作战失利，中央政府财政支付减少的困境之中。
在西北地区社会中的东北人集团，包括张学良的向心力，呈现出了社会危机。
张学良不得不自觉地集中解决这些问题。
“诸位的意见不同，是苦闷的象征。”
“东北集团意见分歧，一则由于苦闷而发，一则也是我过去始终未明示我的决心与态度。”
东北军的下层军官，也向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九·一八为什么不抵抗?”
“副司令不打算回东北了吗?”
对政治家张学良来说，东北集团是重要的政治资本，又是个人自我认同的源泉。尽管张学良一人并不能负担东北集团，但是，在历史和社会上形成了最终的政治责任，要由张学良自己负责的认识。所以，张学良，对内强调“统一东北集团的意志，团结东北集团的精神，确立东北集团的中心思想，避免外界的误会”，同时，流浪的东北集团的存在，正如张学良后来回忆的，对他个人来说，的确是沉重的负担。
这里，他对东北集团的认同，一方面是作为代表地方社会集团的政治家，不得不天生就继承东北集团的观念，另一方面作为个人又不堪重负的观念，其中包含着二者发生分裂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分裂的可能性，当时被张学良对中央政府的期待所掩盖。
张学良认为，中央政府应帮助包括东北军在内的“亡省奴”集团。他以观念中的中央政府为基准，批判现实的中央政府，但是归根结底，还是站在了拥护国家统一的立场上。
“拥护统一的初衷，我不但没有放弃，而且要求也日益迫切。明示抗日的决心与态度，实践抗日的理论，其目的无非也在求得中国统一。实在也惟有这样的统一国内，集中国力，拥护领袖，对日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以往的拥护国家统一，是天生地寄希望于国民政府及领导者蒋介石的。张学良已开始意识到现实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与自己期待的中央政府和领导者不同。为什么中央政府及领导者不奋起“抗日”呢?“九·一八事变”以来，他认为仅靠东北军不足以抵抗日本的侵略，服从了中央政府通过“剿共”统一国家的方针。现在，华北继东北而“亡省”，应停止损害中华民族力量的“剿共”，一致对外。张学良1935年10月，听到杜重远说过“蒋介石要消灭红军和东北军”，同时，高崇民也说过“不拥护不抗日的领袖”。张学良越来越认为不应是蒋介石所说的“安内攘外”，而是“攘外安内”，通过抗日不是可能实现国家统一吗?应就此请求中央政府和领袖，但是，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负担不了。
于是，张学良从对现在的国民政府和领导者的认同，变为重新考虑对应有的中央政府和领导者的认同。从外部看，就是张学良开始走向了“抗日反蒋”的道路。但是，张学良认为，“抗日”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的救亡论，不过是为实现新的政治课题，向新的政治体制过渡的问题。这种救亡意识并未否定作为国家权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统治的正统性，这是张学良的大前提。
当时中国共产党想建立不同于国民政府的国家政权，因为 8月15日共产国际电报指出承认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方针，于是迅速改变以往的政治路线，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中，提出建立全国规模的民主共和国的构想，在此基础上，建立国防政府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指示党内，改变过去的“抗日反蒋”，明确了“逼蒋抗日”的立场。表现出承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政治正统性为前提的新姿态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7一79页)。在承认国民政府正统性这—点上产生了与张学良的构想共同的政治空间。
“抗日”这种共通的认识，充满了当时的中国政治空间，1936年9月以后，西北的形势更加复杂。其一是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共开始分别加强了与称之为地方实力派的，以各个地区社会为基础的军事政治领导者的关系。
张学良在6月的两广事变后，派秘书刘启戈到广东陈济棠处，7月解方与广西的李宗仁会谈。李宗仁派刘宗容等到西安与张学良面谈，协议共同行动。李宗仁和陈济棠派钱寿康，8月30日与中共在保安缔结“抗日救国协定”。10月，四川的卢作孚和刘航琛在西安与张学良会谈，表示赞成中共和张学良的“逼蒋抗日”政策。5月和10月末，张学良飞抵太原，与阎锡山协商抗日，阎锡山说：“汉卿，你要恢复你的家乡，我要保护我的家乡，一切得全靠我们自己，蒋先生永远不会采纳我们的抗战主张，今后我们要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要干就靠我们自己干了。”(《黎天才传》，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第108页)
张学良与阎锡山的关系很密切，阎锡山也与中共达成谅解。 11月12日，中共北方局派联络局长彭雪枫(1907—1944)赴太原。在华北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中原大战以后得到张学良的支持并一直与之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宋哲元和山东的韩复榘想与张学良结成反蒋同盟。另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地方实力派也不仅与张学良、杨虎城保持关系，而且加强了与中共的联系。这些联络网在西安事变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例如阎锡山在西安事变中站在了反对事变的立场上，表现出复杂的反应。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