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936年12月7日“哭谏”无效——蒋介石对张、杨的包围圈
（日）西村成雄
在以西北地区为中心的“抗日反蒋”潮流开始发展之时，沿海、沿江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社会基础也不断加深。1936年5月 31日到6月1日，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8个省 60余个救国团体的50余名代表参加。正面提出抗日，救国、救亡运动呈现出遍及全国之势。
不仅北平、天津、青岛、徐州、上海、厦门、广州等沿海城市而且从长江下游到中游一带的上海、南京、南昌，以及武汉各城市，都受到“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抗日救国、抗日救亡意识及其运动的洗礼。1935年秋武汉的“剿匪总司令部”迁到西安。人员、物品、情报沿京汉线北上，从郑州开始转移到西安，同时，也传播了救亡意识。
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城市，1935年12月9日的学生抗日运动高涨以来，抗日救亡意识开始发展。其影响沿京汉线南下，波及了从郑州沿陇海线的开封、洛阳，直到潼关。1936年黄河沿岸的城市也开始充满救亡意识。1934年11月，陇海线从潼关通到132公里以西的西安。
上海拍摄的反映抗日救国、救亡题材的电影，也增强了对沿江城市沿海城市的影响，这些城市中的救亡意识发展的同时，通过影像媒体，普及了抗日歌曲。
1935年许幸之导演的有声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铁蹄下的歌女》和《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众所周知《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对张学良的东北集团来说，流亡歌曲《松花江上》，象征着救亡认同，这首歌是西安抗日演剧活动中，西安二中教师张寒晖 (1902—1946)1936年秋作词、作曲，他写这首歌是因为曾执教于流亡的东北军将士子弟(《中共东北军党史已故人物传》，第 114页)。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2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城市空间成为新的政治据点，成为凝聚学生、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城市中间阶层，包括工人的城市民众意志的地方，既存的诸政治势力不能无视其存在。特别是沿江、沿河城市的抗日救亡运动，尽管尚未充分展开，但是，却着实地影响了中国政治，西安成了城市焦点。
各地区的地方实力派，围绕抗日对抗或抵抗国民党中央的“安内攘外’等政策。国民党中央也开始出现了考虑抗日的政治动向。
可以说，中国政治上的各种动向，发挥了对日这个政治主题的凝聚作用。当然，其中具体的方法，对抗日课题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到1936年6月，西安相继召开了23个团体组成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救)和东北民众救亡会(东救)准备会，西北地区的抗日救国、救亡运动发展起来了(《东北军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第79、133页)。9月两组织联合召开“九·一八事变5周年大会”，参加者达万人。张学良在纪念集会后接见游行队伍时说：“一定率东北军披甲还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第120页)。10月3日，他对伦敦《每日先驱报》记者海伦·斯诺说：
“统一是民意。”
“政府如不顺从民意，就无法生存。”
“现在惟有抗击外敌，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如果共产党能够在中央政府领导下，诚心诚意地同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敌，这个问题，也许会像最近的‘西南事件’一样，得到和平解决。”
“我和我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绝对忠诚于政府。”(《张学良文集》二，第1027—1030页)
这里就抗日政治这个问题，明确地包含着将中央政府相对化的思想，隐去了对国民政府和其领导者先天为前提的认同，反映了张学良的心理活动。10月19日，鲁讯(1881—1936)在上海逝世，他是“民族魂”的象征，各地召开了追悼会，城市抗日的政治空间进一步凝聚起来。
另一方面，蒋介石在10月解决了西南两广事件后，着手解决西北红军问题。他得到了一些张学良迅速倾向抗日以及他与中国共产党秘密关系的情报。
“东北军之隐患在所谓‘联共抗日，自由行动’的方针，因西南事件的和平解决，是否能解决呢?”蒋介石令关麟征的第25师开进陕西和甘肃，王耀武和李及阑的2个师分驻汉中和两党地区。10月22日，亲到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红军。
张学良去见来到西安华清池的蒋介石，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毛泽东给我写了信，我来了，是对他的回答”。也就是说，仍然是“剿共第一”。蒋问张学良对第六次包围红军作战的意见。张学良问，为什么要进行包围战，现在不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了吗，蒋介石大怒，斥责道：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向东……我叫你死，你就得死，不要问为什么！”(张玉荪：《华清池之旅》(上)，《传记文学》39卷6期)：
10月27日，蒋介石在王曲镇长安军官训练团训话时，仍强调“安内”政策。蒋介石当时认为红军不过5、6万人，又被困在交通不便的陕北地区，而“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兵力达35万人，还从南方动员了20万中央军，仅此就可轻而易举地消灭红军主力，收编其他部队。
10月29日，蒋介石为庆祝50岁生日，离开西安去洛阳。张学良乘此机会，想再度说服蒋介石，并约阎锡山共同进谏。蒋介石仍然认为红军是“强弩之末”，只要努力，短期内就能消灭之，断绝后患，并质问“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张学良和阎锡山只得罢休(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西安事变史料》(上)，第241页)。
11月1日蒋介石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阅兵时，痛骂主张联共抗日是“汉奸”：
“汉奸有两种，一种是无知的低级汉奸……另一种是有知识有组织的高等汉奸。”
“(中共)出卖整个国家与民族，实为汉奸之尤者。”
“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的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要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共匪同声相应，甘心为共产觉下面的二等汉奸。” (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第142页)
与将士一起听训话的张学良，意识到蒋介石显然是在指责自己，而且在中国，定罪最为严重的词语，就是被称为否定其社会存在的“汉奸”两字。张学良在回忆录中说：
“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第383页)蒋公陈情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
就张学良来说，“谏言”在情理之中。他回想起父亲张作霖被炸前的郭松龄事件，当时他给部下朱光沐等人的信中说：“弟叹茂宸之败白于左右；弟之错用茂宸，及余二人感情之离间，又由于左右。弟之放任职权乃弟之大错误，然未曾有一人谏我也。” (《张学良文集》一，第96—97页)
于是读《贞观政要》，认为唐太宗李世民(598—649)不过是个“常人”，所不同的是：“从谏如流，勇于改过耳。但亦有时不快于衷，或竟不从。”
张学良认为，帮助唐太宗改过功劳属于魏征(580—643)：“一谏不从再谏，再谏不从三谏；其所谏中心秉正，不阿私，不沽誉。凡有心人安能不听乎?我况太宗英明乎！”
张学良认为自己：“虽不敢有太宗之野心，然甚愿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之幕友也。弟常奖直言之士，凡言真中我失者，无不勉改，但鲜见言者。”
这里，流露出对不能充分使用郭松龄的悔恨。和对部下不能谏言的不满。从8年前张学良成为张作霖、奉军的继承者时起，就感到魏征谏言的重要，自然把自己比作唐太宗。但是，“易帜”后，他成为支持中央政府的地方政治家，尤其是1936年，他无意中将自己摆在了魏征的位置上。8年后对蒋介石的态度，显然是 1928年上半年信中“谏言”在新环境中的再现。
蒋介石10月21日下令进攻红军，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秘密谈判。中共没有派周恩来级别的人，而是派潘汉年 (1906—1977)去上海，与陈立夫(1900— )、张冲(1899—1980)会谈。双方11月10日、19日，12月上旬会谈三次，就红军改编、取消共产党政权等最敏感的问题进行交涉。11月23日，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为由，逮捕了6月1日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7位领导人，限制被称为“救国七君子”的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个事件对张学良产生了极大的震动。陈诚致电蒋介石，已完成对红军的包围，3个月内可消灭之，蒋介石指示中止与中共的秘密谈判，“第六次剿共作战”近在眼前。
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很周密，在东线的河南集结了20万军队，刘峙(1892—1971)在开封指挥第二战线，前锋第一战线在潼关、洛阳之间，樊崧甫军部署于此，西部战线有中央军的13个师驻守，另外，胡宗南军的5个师和王以哲的6个师准备进驻陕北。空军毛邦初、王叔铭率领的70架飞机，集结在西安和兰州。蒋介石认为万无一失，根本没介意手下人提供的去西安可能有危险的情报。去西安之前，他在12月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或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西安，以资镇慑，而扼危局。”(《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三》，第329页)
12月4日，蒋介石由众多的文武官员陪同，赴西安。武官有蒋鼎文(接替张学良担任指挥，1895—1974)、卫立煌(晋绥方面指挥官，1896—1960)、朱绍良(西部战线指挥官，189l—1936)、陈继承(南部战线指挥官，1893一1971)、陈诚(军政部次长，指挥绥东中央军，1898—1965)、陈调元(协调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1886—1943)等。他们是与蒋介石嫡系黄浦军官学校有关系的高级军官，担负着西北战线剿共的主要任务。文官包括前驻日公使蒋作宾、日本问题专家王芃生，以备对付日本。与中共秘密谈判的张冲也来到了西安，负责红军败北后的收编问题。
张学良尽管11月1日遭蒋介石训斥，但是，12月4日回西安后，仍未放弃向蒋介石进谏之念。蒋介石接见东北军将校时，他们替张学良向蒋转达了东北军官兵都想积蓄力量，准备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愿望，张学良仍想做魏征。同时，与西北军杨虎城密切联系，商议对策。张学良对杨说，蒋介石的态度顽固，坚持“剿共内战”的方针，苦谏无效。杨虎城提出蒋介石既来西安，应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张学良回忆道：“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披露有惊恐之色，良则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者。’彼遂讥良‘乃情感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同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第388页)
这是张学良个人事后的回忆，其真实性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却说明视蒋介石为天子，实行“兵谏”的想法。可以说，当时张学良自己尚未最后下“兵谏”的决心，但已有这样的想法，实施是一周后的12月12日。
12月8日，蒋介石设宴招待东北军的高级将领时说：“有我蒋某在，一定带你们回东北，但你们必须听我的命令。”
“中国前途是社会主义，而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抵抗日寇，收复失地，以至进入社会主义，都由我蒋某负责。”
“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刘多筌：《扣蒋前夕》，《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12页)
蒋介石说给东北军最后的机会。在东北军和西北军看来，已经被蒋介石的中央军完全包围了。
这时，张学良约杨虎城到金家巷张公馆，商议对蒋介石的办法，张学良主张：“我们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对得起他。”
杨虎城不同意，他认为万一让蒋介石看出马脚，离开西安，就会误了兵谏大事。张学良说；“看不出蒋有提防我们的迹象。蒋很骄傲，他以为我们只会服从他，或许蒋认为我们既去劝说他，便不会有其他的举动，”(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39页)
12月7日晚，张学良去蒋介石逗留的华清池谒蒋，边哭边诉说要停止内战，这就是12月7日的“哭谏”。其内容大致如下 (张魁堂：《张学良传》，第196—197页。这些内容是12月25日张学良去南京后，杨虎城对张潜华说的)：
——日本的侵略永无止境，如不再加以制止和反击，整个国土将全部沦于敌手，我们都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中国共产党已一再表示愿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拥护你为最高领袖。我们与中共的战争，无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自我消耗，客观上帮助了敌人，我个人和东北军始终是站在你的这一边的，过去无论风风雨雨，我们都支持了你。“九·一八”时，服从了你的不抵抗决定。我遭了全国人民的攻击和唾骂，隐忍自重，完全是为了维持你的威信，以利于今后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现在像十九路军那样主张抗日的，不仅在地方有阎锡山、两广，而且黄埔系将领中也有持这种主张的。抗日是人心所向，希望你改变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但是蒋介石却责备张学良年轻无知，受共产党的欺骗和麻痹，竟言：“即使你用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张学良“哭谏”失败。
12月8日张学良将此事告诉了杨虎城。杨虎城再次去华清池见蒋，陈述抗日是人心所向，不抗日就没有出路，应与红军谋求政治解决。蒋介石仍丝毫不为所动，要求杨虎城服从命令。
杨虎城回西安城后，立即去见张学良，商量下一步的行动。二人都感到，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就不能逃出蒋介石的包围圈，因此不得不采取新的对策，以魏征谏言“中心秉正，不阿私，不沽誉”的精神谏言，都不被接受，不能期待“太宗英明”了。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