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流亡监禁——如果战后复出
（日）西村成雄
这里提出一种假设，当然对历史提出无限的“假设”，就会减少其现实性，但是，把握具体的历史环境的前提下导出的“如果”，却具有一定的意义。
这就涉及到根据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的“10年徒刑”，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前一年的12月26日，张学良陪蒋介石到南京， 12月31日，军事委员会组织高等军事法庭进行审判，12月31 6，张学良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民权5年”，1月1日起执行，4日特赦，2月17日取消了褫夺公民权的处罚。
如果没有1月4日的特赦，10年后即1946年12月31日应被刑满释放。但是在此之前，自西安事变差一个月就满10周年，即11月2日，张学良从重庆被送到台湾，继续接受军事委员会的“严加管束”。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蒋介石，因为特赦，仍然与原军事法庭的判决无关系。
围绕这个问题，张学良的原部下进行了应该释放服刑10年的张学良的活动。1946年在包括中国共产党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谈到“9年前拯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的人物张学良和杨虎城，批判了将近10年的“严加管束”。1947年1月到2月上海的东北人士组织了要求恢复张学良自由运动。其中原东北大学校长王卓然，早在1945年10月1日致行政院长宋子文信中问：
“汉卿先生何日可出来?10月10日大赦日乎?”9月29日的信中，提出在战后东北形势复杂化的情况下，“党和国家诸公，如果真将国家民族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起用汉卿先生，是惟一最善之挽回难局之策”，认为恢复张学良的政治权力是解决东北问题的惟一方法，如果不这样做，将造成“国家的重大损失”(胡佛档案馆藏宋子文文书)。王卓然的看法关系到国民党、国民政府接收东北问题，他在1946年3月在一家报上谈到接收东北人员不合适，批评与东北毫无关系的人事安排，主张起用东北人 (后述)。
总之，如果战后张学良在政治上复出，东北问题在美、苏和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间又将如何发展呢，大概是与现在截然不同的历史过程吧。那样，东北人的地域认同与张学良的人格结合，可能会作用于东北人的心理和政治。蒋介石正是害怕这些，将张学良从东北地域社会分割出去。结果，蒋介石首先丧失了在东北的政治基础，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派遣抗日战争时期到延安的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1916—1970)，以及到重庆的高崇民等张学良的原智囊们，创立了东北解放区。中国共产党把代替张学良的东北人领导层组织到了自己一方，高崇民等民族主义者，多数是在14年流亡生活中，倾向共产党回东北的。这个差距无疑是决定以后东北问题的原因之一。
在此，历史的“假设”在国际诸条件中，不仅左右着张学良个人的命运，而且在20世纪中国现实重大的转化中，隐含着历史选择的可能性，但是，这是1937年后10年的事了，现在先追溯一下西安事变后的情况。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