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军事法庭上的证词与“严加管束”的命令
（日）西村成雄
1936年12月30日组织了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31日被告张学良以“劫持统帅罪”，被处以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民权5年。
张学良12月26日上午，比蒋介石的飞机稍晚，与宋子文一起乘坐另架飞机，从洛阳飞抵南京，就住到南京城内鸡鸣山北极阁的宋子文公馆。2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呼张学良，张学良和护卫被解除武装，张学良被移送到孔祥熙公馆。
29日，冯玉祥主持军事委员会，按照国民党中央的决定，任命李烈钧为审判长，任命朱培德(1888—1937)、鹿钟麟为审判官。鹿钟麟是冯玉祥的部下，张学良和冯玉祥因郭松岭的北方国民革命军起兵反对张作霖，曾有过联系。西安事变中，冯玉洋对何应钦等主战派持批评态度，李烈钧姑且站在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上。据事后回忆，不过是按蒋介石的剧本“演戏”。
当时在国民党上层，对处置张学良有两种意见。蒋介石的嫡系认为“监禁领袖”罪，应该严厉处罚，非嫡系认为已“来京请罪”，应宽大处理。
从年末到年初，形势急转直下。
12月31日上午10时，高等军法会审开庭，由李烈钧主持审判张学良。据李烈钧回忆，那时，张学良反问李烈钧。
“民国2年(1913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对吗?”
李烈钧回答：“是的。”
张学良立即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李烈钧立即加以反驳：“胡说!委员长人格高洁，事业伟大。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
根据鹿钟麟的回忆，李烈钧问张学良：“你在西安所为的根本目的究竟何在?是否有颠覆政府的意图?”
张学良回答说：“我在西安发动事变，确有颠覆政府的意图，而根本目的仍无非要求委员长团结御侮抗日救国。”
其他文献记载，12月12日的通电中使用了“改组政府”一词，而鹿钟麟回忆是“颠覆政府”。李烈钧追问：“既然如此，又为何亲送委员长返京”。
张学良回答道：“我在事变中，看到委员长的日记，从日记中看出委员长被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及恐日病等分子包围，其本人还不是没有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想法，且委员长又答应了我所提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目的既达，个人得失，在所不计，特随节来京待罪，请给以应得的处分。”
鹿仲麟的回忆作了一些润色(如国民党顽固派等)，但是，张学良看了蒋介石日记一事，记录在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藏《审判笔录摘要》张学良的发言中(《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82页)。
然而，12月31日被军事法庭提审却出乎张学良的预料。特别是27日深夜，给杨虎城的信还很乐观(张魁堂：《张学良传》，第221页)：“京中空气不良，但一切进行，尚称顺利，子文兄及蒋夫人十分努力……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
张学良准备回西安。因蒋介石暗示，西安扣留的军政大员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陈诚等尚未被释放，所以，27日确认他们离开西安后，28日，军事法庭开庭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总之，12月31日判决后，张学良被转移到孔祥熙公馆。判决后，蒋介石立即致信国民政府，申请“特赦”，国民政府1937年 1月4日作出“特赦”命令，并决定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由此，张学良开始了长达50年的监禁生活。
尽管如此，当时仍有人希望张学良回西安，领导西北大联合体制。杨虎城1月1日致信宋子文，要求释放张学良。
问题在于释放张学良问题与西北大联合体制的前途，在蒋介石看来，尽管似乎有释放的可能，但是，他要寻找有利于控制西北形势的方式。直到1月4日，他充分利用张学良自己来南京的条件，以某种形式达到长期拘留的目的，而西北尚有处理与旧东北军、杨虎城军(17路军)及共产党力量(红军)关系的问题。尤其是对没有张学良的命令就不动的东北军，只能利用张学良。
1937年1月1日，蒋介石召见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1893— 1974)、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会商，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略，来解决西北问题，即“陕(西)甘(肃)军事善后法案”。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册)
1月3日，军事委员会动员中央军39个师共35万人，向潼关等西安的周围地区增加军事压力。顾祝同作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指挥陕、甘、宁、青的军事和国防，西安方面调动了 27万人，内战危险日益加深。
西安方面1月5日，17路军的杨虎城、孙蔚如(1894— 1979)等，东北军的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等通电全国，指出：蒋委员长离开陕西前有过“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之许诺，但是，为什么中央军来包围西安?张学良副司令和杨虎城等认为“非全国一致抗日，决不足以救亡”，特别是张副司“只知爱国，纯洁无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发动内战，必招亡国之祸，应该“枪口对外”。
中国共产党1月2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主张强化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三位一体”，为牵制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决定采取联合国民党内外诸势力的政策。4日，为对付胡宗南军，组织了张学良(暂时由何柱国或王以哲担任)、杨虎城、周恩来的三人团，由杨虎城统一指挥。
另外，国民党内的宋子文等赞成释放张学良，然而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等强硬派占了上风。
1月7日，蒋介石请张学良说服杨虎城和东北各将领。告诉他们全国已经了解西安方面所持的救亡的政治主张。张学良接受了他的要求，说服西安方面，蒋介石也继续直接说服杨虎城。1月29日，张学良致信东北军将领称“大家皆能接受中央命令，甚为欣快”，即认为在与南京交涉中，西安方面从陕西撤兵“不以释放张学良为先决条件”。
1月31日，被张学良委任全权负责东北军的于学忠与王以哲、何柱国以及杨虎城、周恩来会商，最后作出与中央“和平解决”的选择。杨虎城说东北军的三位代表都反对与中央军的抵抗战，表明17路军和东北军采取一致行动。周恩来表示中国共产党认为先撤兵然后救出张学良先生，所以，只要东北军和17路军的意见一致，我们也同意。
2月1日，于学忠在西安新城大楼向东北军干部传达了决定。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东北军的“少壮派”主张“不放回副司令，不惜与南京一战”。应德田等认为王以哲、何柱国“出卖东北军和张副司令”，2月了日晚，杀了王以哲。何柱国逃出得以身免。“二·二事件”加深了东北军内部的矛盾。
东北军上层希望离开西北，但碍于张学良西北大联合的团结方针，不便公然反对。以“二·二事件”为契机，呼应了撤退西北论，这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不释放张学良，又离间了东北平与西北的17路军，进一步提高了中央的权威。
国民党2月15日召开五届三中全会，2月2日通过了《根绝赤祸案》。《根绝赤祸案》表面上根绝了中国共产党独立的军队、独立的苏维埃政权、“赤化宣传”、阶级斗争。但是，经过“西安事变”，《根绝赤祸案》的主旨是只要不“反国家、反民族”就容许其存在。也就是说，暗示中国共产党，只要取消红军以统一军队，取消苏维埃政权以统一国家，服从三民主义，停止武装暴动阶级斗争，就可能与国民党有政治上的共同。
当然，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是实质问题，但是，国民党认为，在表面上遵守国法和军令，也就有可能使其严格遵守，在抗日问题上，存在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性。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四项保证，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这是与《根绝赤祸案》共同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觉也转变政策，看到了谈判的可能性。
当时，日本的驻华机关认为国共有谈判的可能性，但是日本政府却认为国共间矛盾增加，可能会有决定性的对立。中国政治空间，开始凝聚了对日本侵略加深的救亡意识和运动。
这时日本论坛正在进行“中国统一化争论”，加深了对中国进行的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相互渗透的认识。遗憾的是这些议论并未反映在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上，“九·一八事变”时率朝鲜驻军越境到东北的林铣十郎(1876—1943)内阁的佐藤尚武 (1882—1971)外交，只不过在短期，根据对华新政策“日支经济提携论”，尝试重视经济的外交，而且还未取得任何结果，就在同年的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对日本不仅是外表上的事变，而且动摇了日本对中国社会认识的基础。但是，在日本能认识到这一点的只是极少数人。中国政治上，交织着救国意识与救亡意识，各种政治势力依据救亡理论进行着重新组合。
1937年5月到6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目前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阶段。而且，1个月以后，周恩来与国民党进行了谈判，中共中央确认以“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2月10日的四项保证为前提。毛泽东在7月至8月的哲学著作中，明确认识到目前的主要矛盾已从国内阶级矛盾转化为对外的民族矛盾，不仅批判了中国共产党内的“极左路线”，而且为从救亡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政治，奠定了理论基础。
如上所述，1936年、1937年的中国政治上，开始酝酿着浓缩的历史。张学良1937年1月以后，被蒋介石监禁，杨虎城也在4月16日被迫宣布“辞职出国”，6月29日从上海出发去欧洲考察。然而，西安事变的政治影响，起了促成中国政治上重新组合的催化作用。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