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为何赴南京?
（日）西村成雄
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通电全国，发表了八项主张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3日)。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从第一项主张“改组南京政府”来看，扣蒋介石的兵谏，带有对现存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政变”性质。当然，事变未发生在首都南京，但是，在扣蒋介石后，政治上提出改组中央政府，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与6年前中原大战时，汪精卫、阎锡山等企图另组中央政府有本质的区别，是在承认南京中央政府统治正统性的前提下，提出不同意见。
全国、世界都认为事变是突然事态。
中国共产党在12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制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1907—1946)、叶剑英到西安，15日，毛泽东、朱德(1886—1976)致电南京政府：“(西安事变之发生)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两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43页)
除罢免蒋介石交“国人裁判”外，中共基本上承认了张、杨的主张。但是，共产国际和苏联认为西安事变是助日本分裂中国，要加以警惕(《中国事变》，《真理报》1936年12月14日社论，《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219—224页)。16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因电报密码故障，20日译出)，指出无论张学良的意图如何，都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第11页)。
对张学良来说，认为自己给日本的分裂提供可乘之机，感到非常意外，问刘鼎这是为什么(《挽危救亡的史诗》，第240页)。
张学良的老朋友、意大利外长齐亚诺曾对张学良说，“倘参加共产党，即为吾敌。须知中华民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则难自存。”
在南京对西安扣蒋介石一事，分为主战派和主和派(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27—28页)。主战派有何应钦、黄郛(1880—1936)、戴季陶、居正(1876—1951)等，特别是军政部长何应钦是掌握当时军政实权的人物。12月 12日夜11时召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对策，主战论占了上风，决定孔祥熙 (1880—1967)代理行政院长，邀请1935年11月因枪击事件在国外治疗的汪精卫回国，撤销张学良的官职，对西北进行军事布置。令东路军总指挥刘峙向潼关进发，胡宗南的西路军从甘肃、宁夏向西安前进，空军轰炸西安，实际上，曾空袭了西安近郊。
主和派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宋氏家族成员、蒋介石的直系陈果夫(1892—1951)、陈立夫为中心的中央俱乐部(CC)系和张治中(1890—1969)、胡宗南等主张和平解决事件。主和派迅速采取了两个对策。第一，稳定一年前实施币制改革以来，法币的对外汇率，稳定上海金融市场，积极寻求英美的支持。第二，从孔祥熙对张、杨的“八项主张”分析看，认为有可能和平救出蒋介石，13日派W.H．端纳赴西安，探求与张、杨和平解决的办法。这些计策也是英美所希望的。
主战派一度占据优势，但是宋氏家族的积极对应，主和派的势力逐渐扩大了。尤其是宋美龄说主战派要牺牲蒋介石不是别有用心吗?促进了以蒋介石为领袖多少有些恩顾、从属关系的军人内部的政治分化。
西安地区军事形势是，张、杨的部分部队在洛阳、潼关一线倒向蒋介石，中央军进入洛阳、潼关，西安处境危险。本来程度不同地支持张、杨的各地方实力派在这种形势下，转而支持中央。张学良尤其对阎锡山感到失望。
在西安被扣的蒋介石态度极为强硬，一直拒绝与张、杨对话。12月14日，原为张学良顾问，现在是蒋介石顾问，曾随张一起旅欧的端纳来到西安，证实蒋介石是安全的。15日，宋美龄从端纳的电话中得知这些情况后，确定了主和派的方针。
宋美龄请端纳让蒋介石设法阻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但是，根据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定，17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下了讨伐命令(《大公报》12月17日)，西安城内的政治、军事紧张骤然增加。16日上午，端纳再飞回西安，向张、杨转达宋美龄的意见，下午与蒋介石会面。端纳转达了宋美龄要蒋介石设法阻止何应钦军事行动的意见，在场的蒋百里(1882—1938)也向蒋介石进言，战端一开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蒋介石终于答应，写了三天期限的停战命令。张学良听从蒋百里的建议，放与何应钦关系密切的蒋鼎文，带蒋介石的亲笔信回南京。蒋鼎文18日到南京，主和派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亲笔信，让何应钦下达停战命令。
16日雪花飘飘，在西安革命公园，召开了两万人参加的西安各界民众大会。张学良发表演讲，表示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为使蒋介石顺从民意，发动了“一二·一二事件”，杨虎城也强调这是伟大的革命义举，现在西北在绥远后，处于抗日的前线 (《张学良文集》二，第1079—1081页)。
17日下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刘鼎乘坐张学良的飞机前往肤施(延安)迎接，周恩来等在飞往西安的途中，听了西安事变爆发后6天的情况。到达西安后，与张学良会谈。周恩来注意到，尽管蒋介石被扣，但是他还能控制南京。
周恩来认为，今后的发展有两条道路，一个是迫使蒋介石走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路，一个是杀掉蒋介石在全国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的道路。中共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介石团结抗日，不仅释放他，而且拥护他领导抗日，这对实现全民族的抗日是有利的(《挽危救亡的史诗》，第275—276页)。
南京方面的宋子文等要来西安，因此周恩来和张学良达成以下六点谈判条件(《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后给中央的报告》，《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
(1)立即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2)下令全国援绥抗敌。
(3)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4)成立抗日联军。
(5)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
(6)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准备会。
这里提出了比改组国民政府更具体的组织过渡政府，由宋子文负责，可见张学良与宋子文的亲密关系。
12月19日下午2时，宋子文到达洛阳，20日飞抵西安，先与张学良会谈。张学良告诉宋子文只要委员长同意12日发表的和平解决的“八项主张”，就可以释放他，希望宋子文转告蒋介石。随后，张学良、宋子文、端纳与蒋介石面谈，蒋介石对宋子文的到来感到意外，向宋子文强调，只有军事进攻，他才能脱险。宋子文知道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后，终于放心了。当晚，宋子文再度与蒋介石会面，说明与西安方面谈判的重要性，蒋介石终于同意与西安方面谈判。
12月19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逗留英国的于凤至夫人为解决事件，给张学良的劝告电报。报纸连日刊登各界“痛斥张学良叛逆，一致拥护政府”的电报，西安方面来的消息均处于管制之下，不予报道。
12月21日，宋子文回南京，告知各界委员长是安全的，主战派失去了解决事件的主动权。宋子文向宋美龄说明了西安的情况，表示无论如何应立即进行谈判。宋美龄告知孔祥熙，取得了他的同意，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同意，也就是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允许(《挽危救亡、的史诗》，第294页)。
22日，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戴笠(1896—1946)一行飞抵西安。宋美龄到西安使蒋介石更感吃惊，在高桂滋（1891— 1959)公馆，蒋介石直接听宋美龄讲南京的政治形势，得知全国舆论非常重视自己安全与否，希望行动要考虑国家前途和个人安危(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宋美龄当天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张学良说，兵谏是为了让委员长同意抗日，绝无加害之意。同时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代表，调停事变。
22日上午，宋子文向西安方面提出条件，蒋介石本人不参加谈判，宋氏兄妹代之出席，协定的各项条件，蒋介石以人格担保，不签字。
23日上午，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和西安方面的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开始谈判。周恩来将中共中央21日的方针和与张、杨会谈的结论，归纳为六项条件，即停战、中央军撤退，改组国民政府排除亲日派使抗日分子加入，下午谈判继续进行。宋子文提出具体方案，孔祥熙为行政院长，自己为副院长，组织过渡的抗日政府，3个月后再进行彻底改造。西安方面提出，在过渡的抗日政府领导下，先成立西北抗日联军，张学良领导东北军、17路军、红军的联合委员会等方案(周恩来：《与宋子文谈判情况》(12月23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0—72页)。
随后，按照宋子文的意见，周恩来与宋美龄会谈，周恩来提出如下主张，中共虽本未参与此事，但是希望事件和平解决，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战，中共完全拥护他为全国的领袖，这次会谈意义重大。
宋美龄继续劝说蒋介石，蒋介石终于同意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与西安进入议和谈判。
24日上午，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和宋美龄开始与西安方面的张、杨、周谈判。双方围绕11个问题进行磋商，在命令停战撤兵后立即放蒋介石回南京这个问题上，张学良同意，周恩来和杨虎城认为应再考虑考虑。对前一天即23日西安方面的6项条件，蒋介石作出如下回答(《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2月24日)，《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
(1)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离开西北。
(2)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下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3)蒋先回南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
(4)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5)蒋意开国民大会。
(6)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12月25日，经宋子文斡旋，周恩来在事变后首次与蒋介石会面。根据周恩来的报告，蒋介石表示了如下的意见。
(1)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2)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
(3)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周恩来：《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12月25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2—73页。一般认为这次会谈是在24日，这里采用杨奎松的意见，《西安事变新探》，第432页)
于是25日上午，就决定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剩下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释放蒋介石了。
对这个问题，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认为立即释放，杨虎城和周恩来不同意，他们认为在没有任何政治协议文件的情况下就释放蒋介石是个问题，更不同意张学良去送，因此，张学良和周恩来、杨虎城之间进行了多次争论。
周恩来认为应以中共中央12月24日的释放条件为前提，即第一，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第二，南京及蒋介石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第三，开始部分的释放政治犯。杨虎城对此表示赞成，张学良不同意。
25日下午2时，张学良自己决定释放蒋介石，并告诉杨虎城自己护送蒋介石。杨城虎虽反对，结果二人还是在3时左右，送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等到飞机场。下午4时，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端纳等从西安飞往洛阳，张学良也乘坐自己的飞机去洛阳。
12月12日开始的为期二周的西安事变终于结束。这天对信仰基督的宋美龄来说，正好是值得纪念的“圣诞节”。
张学良在最后一刻，随蒋介石飞往洛阳。张学良在12月16日对南京的冯玉祥说：“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乐为。”(《复冯玉祥电》，《张学良文集》二，第1081页)
这种心情，表现了张学良个人对蒋介石浓厚的认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1886—1964)，在事变时致书张学良：“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 448页)
对蒋介石来说，兵谏后在南京的政治地位的确一度动摇，但是，两周后安全返回南京，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这是提高其权威的绝好机会。报上刊载全国的慰问电“如雪花纷飞”而来，全国各地放爆竹庆祝(《大公报》12月26日)。显然，中国的政治空间没有蒋介石，就不能前进，这正所谓逢凶化吉。
那么，停止“剿共政策”，给正在陕北地区社会发展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显然带来了军事相对安定的条件，获得了陕北地区社会相对安定和今后与中央政府交涉的两个条件。
全国人民对中央政府国民政府的向心力提高了，保全了蒋介石作为领袖的面子，中共也得到了地方实力派那样的地盘，还得到了提高在全国政治的政治上发言权的机会。是给各方的“圣诞节礼物”。也许是巧合，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信仰基督教，周恩来和张学良4月9日的会谈也是在延安的教堂开始的。
从历史的结果来看，张学良最终也未能率领东北军收复家乡东北，杨虎城其后被迫离开西北军，过着囚徒的生活，1949年9月被杀害。东北军和西北军实际上被迫解体，对西北大联合的两个力量来说，这是“痛苦的圣诞节礼物”。
但是，从整个中国社会来看，西安事变使抗日政治的基础，深入全国人民心目之中，张学良和杨虎城承担了历史转折的重任。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送给20世纪中国的礼物。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