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年的流亡监禁
（日）西村成雄
张学良从1928年12月29日易帜到1936年12月31日在军事法庭出庭，正好经过了整整8年的时间。
这8年对20世纪中国政治来说，展现着被浓缩了的历史潮流。因此，中国社会的激变，在每个人的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象。
政治家张学良也不例外。可以说，一方面在中国政治空间因救亡意识而重新组合的大转换中，他不由自主地投身其中并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又起了转换当事者的作用。
这就是担负了促进在救亡意识上，国政治空间的重新组合的历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蒋介石个人如何处置张学良，人们已看到了历史发展的潜在趋势，这是西安事变的决定性意义。
张学良承担了政治上的责任，自己甘愿选择被蒋介石“严加管束”，或许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就这样，张学良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
张学良的“爱国”，为极端的国家统一和对领袖的认同即救国意识所支配。但是，同时丧失东北的“亡省体验”和“旅欧体验”又酿成了中华民族认同的复兴中华民族的意识，即救亡意识。
对这种复合认同协调构造产生冲击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加紧对中国侵略。结果，中国社会充满了救亡意识，日本促成了与当初意图正好相反结果。支持日本行动最深的认识基础，在于过小地评价了中国社会当中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国民国家的凝聚力这一点之上。
由贯彻蒋介石意志的军事委员会内的调查统计局(军统)的特务组织，负责张学良的监禁生活。“军统的负责人是戴笠。
1937年1月13日 张学良被转移到浙江省奉化县溪口的雪窦寺的中国旅行社别墅，由赵一荻陪伴。这一时期得知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中秋时，请蒋介石让自己率东北军出征，而蒋介石指示“学习”，军统局长戴笠也来监视张学良的行动。7月中旬，弟弟张学思来上海拜见哥哥，张学良让张学思转告东北军各军长“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
11月 到安徽省歙县黄山，后被转移到江西省萍乡。
1938年1月 到湖南省郴州苏仙岭。张学良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希望不可能实现。
10月 到湖南省沅陵凤凰山。武汉吃紧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来访，张学良请张治中向蒋介石转达他参加抗战的希望，但是，蒋介石没有回音。
1940年2月 赵一荻来凤凰山，于风至为治病去美国。
10月 到贵州省修文县阳明洞，被幽禁在王阳明的故地，因有所感动，开始研究明史。
1941年7月 戴笠致电驻美大使宋子文：“汉卿先生盲肠炎恶化引起腹膜炎，已施行手术，现在正在恢复中”(7月17日收到，贵阳发出)。据其他资料载，5月在贵阳中央医院作手术，出院后，转到贵阳黔灵山麒麟洞。
1942年1月 戴笠致电外交部长(1941年12月就任)宋子文：“汉卿先生1941年12月28日，再度接受盲肠手术，经过良好”(1月4日收到，重庆发出)。
2月 到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
1944年初冬 到贵州省桐梓县南门外天门洞，其间，因日本军队打通大陆(1号)作战，战祸殃及贵州省，为躲避战祸转移他处。
1945年春 东北元老莫德惠来访，蒋介石给张学良一块怀表，张学良说，“还需要时间吗”。
1946年11月2日 被转移到重庆，后到台湾新竹县竹东镇井上温泉。
从1937年1月开始，经过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1941年12月8日的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张学良在抗日战争整整8年中，度过于他的幽禁生活。刘乙光是军统派去的监视者，常常与身着便装的警卫队员一起出入，也一起到台湾。军统用一个团编制的经费来维持监禁张学良，日常生活和外出通信一直受到监视，外出是保持极为秘密的状态。
1938年3月在湖南郴州城内，一个炮兵遇到张学良，向他敬了个礼。这个军人原为东北军炮兵，不过随部队转移来此，偶然相遇。但是，刘乙光等怀疑是原东北军要救出张学良，向戴笠汇报，马上让张学良搬到别处。张学良的行动完全与外界隔绝。当然张学良的日常生活比较自由，而与中国政治隔绝，正是蒋介石的用意所在。
然而，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东北人掀起了释放张学良运动。
如上所述，张学良的智囊之一王卓然，1945年10月1日致书行政院长宋于文，询问何时释放张学良。当时在延安的杨拯民也在1944年12月31日，请求将“被扣6年有余”的父亲杨虎城“恢复自由”，王卓然不仅要求释放张学良而且要求张学良复归东北政治。但是宋子文，不可能改变蒋介石监禁张学良的方针，更何况政治上的复活。
1946年11月2日，张学良被转移到台湾。当时，蒋介石已令嫡系军队进入东北，1946年3月占领沈阳，5月占领长春，中国共产党全部都被逼到“北满”部分地区，哈尔滨也马上将被收复，这期间，蒋介石夫妇5月23日到沈阳，要把东北地区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
正如王卓然所指出的，“接收满洲”时，蒋介石不起用东北人，任命了东北行营兼政治委员会主任熊式辉、经济委员会主任兼长春铁路理事长张公权、外交特派员蒋经国(1910—1988)、保安司令杜聿明、工矿特派员孙樾崎等国政级“一流人才”，而且几乎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从1928年末张学良“易帜”时对东北的间接统治，到实现直接统治，对蒋介石的人员布置包含着某种怨气，王卓然进而阐述道；“东北3500万同胞，已与国内隔绝了14年，他们根本没有听说过接收大员的高名，东北人知道的武有张学良、马占山、李杜、万福麟、邹作华，文有莫德惠、刘哲、刘尚清，王树翰等人，他们期待着回来的没有回来，来了一些陌生人，尽管他们能为人民造福，但因为他们对东北毫无历史感，谈不到万孚众望，更说不上人地相实。……第一，他们不明东北固有形势与政因要素，第二，要自我宣传，向政府报告‘接收顺利’，一切不成问题”(《中国新闻))1946年3月11日)。
王卓然所言有东北地方第一主义之嫌，但是，它告诉人们蒋介石战后对东北的认识，在东北地区社会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达到什么程度，东北民众期待着什么等问题上犯了什么错误。 1946年东北社会中，存在着期待张学良复归的社会基础。
从国际来看，国民政府1945年8月14日，与斯大林 (1879—1953)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上，接收了雅尔塔会谈达成的条件，得到了在“满洲”独力行使国家主权的权力。正如1934年6月蒋介石所言，东北问题“等东亚一起解决”才能解决。但是，这时国民政府军几乎都在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8月15日，日本投降对国民政府来说，是过早的胜利。如何补充这个过早的胜利，成了问题。于是美国空军开始大量空运兵员去接收东北。
而在此之前，退到苏联的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红军一起回到东北，八路军开辟的冀(河北)热(河)辽(宁)解放区(恰好形成了与12年前日军占领热河相反的对东北的热河走廓)的李运昌、山东半岛解放区的罗荣桓(1902—1963)等军队进驻东北。都是原籍是东北的人占多数，是来自山东与东北关系密切的军队。
延安也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等东北人的干部派到东北。当然，这时，在重庆的流亡东北人，如高崇民等有实力的人，也回到了东北。中共中央派占中央委员总数约1／3的干部去建立东北解放区，有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乌兰夫、吕正操、叶剑英等23人。吕正操原为东北军干部，西安事变时任张学良的秘书，1991年在美国相隔半个多世纪后，与张学良见面。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战略部署是，通过土地革命政策，以获得东北农村社会支持的基础，到1946年末，逐渐赶上了在东北保持优势的国民政府的军队。
这里就存在着历史上的“假设”。如果按照王卓然等人的意见，张学良在政治上重新复活，东北地区社会会如何反应和发展呢?作一个大胆的推测，从“易帜”到“九·一八事变”短短的3年，当然包括“满洲国”时期，张学良是潜在的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上的象征，如果让他政治上回归东北，无论是包括东北人干部的八路军，还是有实绩的东北抗日联军，恐怕都不能那样快地建立东北解放区。实际上，东北解放区的存在，对以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军事上、政治上以及经济上，起于非常大的作用。
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大概蒋介石认为最不利的，就是张学良政治上复归东北社会，可能与中国共产党联合。蒋介石为实现自己直接统治东北，断绝张学良政治复活的可能性，决定把他转移到台湾。可以说，作出这样决定有两个原因，一是前面已经谈到的，1946年1月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说，张学良和杨虎城是“拯救国家民族危机的人物”，主张恢复二人的自由；二是直到1947年初，上海的东北人士开展了释放张学良运动，原东北大学秘书长周鲸文的东北问候协会和东北政治监视协会等发表致蒋介石公开信(鲁泌编：《论张学良》，香港时代批判社，1948年)。这些活动可能更增强了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戒心。
战后东北问题在中国政治过程中所占的分量，现在正从各种角度被重新研究。张学良恢复政权问题也不仅是东北政治，而且可能关系到1945年到1949年整个中国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蒋介石的东北政策，是后来先失去东北地区社会权力的契机，终于导致了大陆政治基础的丧失，从而成为蒋介石自己不得不逃到台湾的远因。
张学良已经完全与中国政治绝缘，1947年6月13日，张学良赠访问台湾到井上温泉的东北政治元老莫德惠一首五言绝句：
十载无多病，
故人亦末疏，
余生烽火后，
惟一愿读书。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