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章 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张学良——被日本错误理解的两个凝聚力
（日）西村成雄
1990年6月1日，在台北圆山饭店12层的昆仑厅里，公开举行了张学良虚岁90岁的生日会。以103岁的国民党元老张群为首，行政院长郝柏村也参加了。是自1937年1月以来相隔53年，意味着恢复名誉聚会。
张学良1955年皈依基督教，1940年以后陪伴张学良度过监禁生活的赵一荻也已是基督教徒。1961年8月，张学良和女儿张闾英、女婿陶鹏飞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后在台北相见，那时他受了基督教洗礼，托长女带书信给1940年起一直在美国的妻子于凤至，说明要正式离婚。张闾英怀着复杂的心情，两年间一直没有将这封信的事告诉母亲，最终于凤至发现了这封信，才将信交给她。于凤至1964年3月同意了丈夫的要求。1964年张学良和赵一荻举行了有张群、宋美龄等参加的正式结婚仪式，这时，张学良63岁，赵一荻50岁。在此之前，1959年时，蒋介石口头答应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但是，这个消息没有公开发表，1975年蒋介石去世，张学良送了挽联：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
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这里张学良追忆往事，认为与蒋介石的关系有血缘般的感情，但是政治上的见解却如同仇敌。1990年12月在接受日本NHK记者的采访时，充分表现了这种复杂的感情。蒋经国1988年1月去世，张群看到了张学良的恢复自由，于1990年12月去世。
1940年以后移居美国的东北大学毕业生、在美任过大学教授的张捷迁1988年5月发表致《总统李登辉、行政院长俞国华、蒋宋美龄》的公开信，大胆质问，为什么害怕给张学良将军真正的自由。这也促成了1990年举行公开生日庆祝会，张捷迁与在美的原东北大学秘书长兼代理校长宁恩承一起，发起将原为东北大学理工系的东北工学院改名为“东北大学”的活动，1993年4月，在辽宁体育馆举行了“复校典礼”，张学良被推举为名誉校长，张学良欣然允诺。
越是旅居国外的东北人对东北社会的认同越浓，这对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每个人来说，可以说几乎是一种天生的凝聚力。
张学良夫妇1991年赴美，在纽约举行了他虚岁91岁的生日聚会，1993年末探访在夏威夷的弟弟张学森，直到现在一直住在火奴鲁鲁。张学森1995年9月在北京访问时逝世。
张学良经过了20世纪，他的坎坷命运，超过了他本身的认识，也超过了一般的认识，反映了规定日中关系史的深层内涵。
第一，表明了将20世纪前半期中国在东亚世界中的历史地位与日本关系的人格化。即代表了中国近代国民国家凝聚过程的“救国意识”为代表。第二，提供了在国民国家体系与20世纪世界交错中，20世纪重新凝聚作为历史磁场的中华世界意识空间在20世纪重新凝聚的契机，即集中代表了中华民族认同的“救亡意识”为代表。
那么，日本分析20世纪前半期日中关系史时，又是如何把握中国社会的这两个凝聚性的呢?张学良走过的历史，确实将它全部人格化地表现出来了。它不仅具备了张学良个性和复合认同的典型性，而且在20世纪中国社会中，具有救国和救亡的中国民族主义的二重性，可以说这种二重性造就出了张学良式的人物。
现在，战后经过了50年，但是，纵览20世纪100年的历史，现在仍然存在着重新探讨日本曾经怎样认识中国的问题，最后我想对这一点再作一次总结。
战争前期，日本对中国认识的失误在于，没有区别中国民族主义的二重性，没有把握其相互渗透性。
首先，没有认识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的建设“近代国家”过程，包括北洋军阀时期(1916—1928)，其凝聚程度正在逐渐提高，在向“近代国民国家”迈进。因为中国社会呈现出政治上的混乱和分裂局面，几乎那个时代的人都存在着否定中华民国政治共同体存在的倾向。中华民国本身，从特定的中央政权到“独立”存在的“军阀”势力，都意识到要最终保证对内政治统治的正统性，就要有归属政治主权的“国家”存在。当然，即使对外处于从属地位，但仍承认它是国家，是国民国家系统的一个成员。至于是否是国际社会正式成员，则另当别论。如果从20世纪历史的发展看，形成了近代国民国家，从政治主体国民看，尽管是间接的，以国民主权政治委任＝代理关系存在为前提，对外仍存在着国家主权的概念。
总体上，作为近代国民国家的中华民国的成立，他所产生的是20世纪中国社会内的不断凝聚的“救国认同”。这里说的“救国”是创造出国民国家意义上的“救国”，其认同可以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即“救国认同”被赋予政治上的意义，就是实现“国民国家民族主义”意识的凝聚。
近代日本未自觉地意识到，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民国家民族主义，从孙中山、袁世凯到北洋军阀时期正在逐步形成，因而不断彻底地对其施加军事、政治、经济压力。认为中国近代国民国家的凝聚力与日本自身的发展条件(拥有作为工业市场的殖民地等等)竞争，并且阻碍了它的发展。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时期(南京的10年)是如此，在战争期间8年的重庆国民政府也是如此，以致对重庆存在8年的国民政府作出了“不为对手”的政治判断。
于是，近代日本处在一种着不想承认中国当中的中央政权是近代国民国家的担当者，且是国民国家系统的成员的期望当中。于是，近代日本没有看到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支柱之一的“救国认同”或国民国家民族主义，而走进了死胡同。
正是这个时候，中国在美国的“中国大国化政策”下，“被邀请”进去，构筑了战后国民国家系统(联合国)内的“安全保障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国际地位。
但实际上，1949年大陆分裂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只要它们对内都主张自己实际统治地区“国民国家”的正统性，国民国家系统就会呈现出分裂现象。但是，能统一这种分裂现象的意识，以特定的形成国民国家为目的的“救国认同”却不可能产生。
其次，必须认识到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另一根支柱“中华民族认同”的存在，这种集合认同是中华世界在与19世纪以后的世界国民国家系统相互渗透中，由于中国被置于后发的从属地位而凝聚起来的意识。这是包括清朝多民族中华世界帝国怎样适合近代国民国家体系的问题，从历史上看，这是在世界上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中国如何维持和重新获得证明中华世界的存在的问题。这就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了”所象征的意识。
从中国史的脉络看，“亡天下”，凝聚了中华民族“救亡认同”。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中，形成了“国民国家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民族主义”的强力磁场。的确。从“救国”理论来说，在19世纪中华世界的政治空间中，认为只有凝聚国民国家民族主义，才能抵抗列强侵略，摆脱从属地位。但同时，为使中国社会凝聚成国民国家民族主义，还要强化与中华民族主义起作用的政治空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二重性。过去这二重性混同于“救亡救国”的政治口号，或是处于未分裂的状态下。区别“救亡”和“救国”意识，可以明确掌握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二重性，即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意识，明确地是以“救亡认同”为基础的凝聚着中华民族民族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意识，是以“救国认同”为基础的，“建国”一词表现的是对国民国家民族主义的凝聚。
日本面对着双重性质的中国民族主义，那么，同没有试图认识国民国家民族主义一样，最终也未能认识中华民族民族主义的凝聚力。国共合作为什么能长期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意识为什么比抗战建国意识更能吸引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民众，当时日本对中国认识并未把握这些问题。
但是，在战争之前，西安事变前后，在日本的论坛中，围绕中国的前途，对中国认识，曾展开过一场决定性的重要争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前后的中国，是向统一迈进，还是内战分裂的前夜，矢内原忠雄在《支那问题之所在》(《中央公论》，1937年2月)中，明确指出“关键在于要认识中国作为民族国家正处于建设统一的道路上”，尾崎秀实也批判了认为中国“仍如从前，为‘东洋社会’的纷乱和无秩序所支配，是土匪和军阀，贪婪和迷信的统治的社会”(尾崎秀实：《西安事变以后的新形势》，《社会及国家》，1937年2月，《岚に立つ支那》，亚里书店，1937年，第316页)。
尾崎秀实、中西功和矢内原忠雄的看法有一定的正确性，强调必须认识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国家统一和抗日民族运动的民族统一相互融合。尾崎秀实认为“问题是国民党政府虽站在巨大的民族运动的浪头，但是决不能自己领导这股浪潮，也无力加以控制”(同上书，第319—320页)，指出由国民政府来统一的社会基础的脆弱性。中西功也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化危机”的民族问题与“无产者解放的问题”相结合当中，已“改造国民党，容许部分民众自由的方向中，……可以看到现在的‘统一’重大的意义”(大村达夫、中西功：《支那社会的基础范围和“统一”化的交涉》，《满铁调查月报》1937年8月，第30—31页)。
这些分析角度，在以下两点，对当今中国的认识，仍可提供某种意义的启示。
第一，根据包括承认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国民国家统一的进展等理论，可以批判认为“拯救纷乱和无秩序统治下的中国是日本的使命”的最典型的且为主流的中国观。这就是承认20世纪中国已经是近代国民国家系统的成员，中国社会空间在国民政府领导下，正逐渐在政治上、经济上凝聚起来。中国社会国民国家的凝聚，从20世纪中国的发展看，“救国”理论已经充满中国社会，张学良的思想与救国认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日本却完全否定这些，把“满洲”从中国分离出去。因此，抗日运动具有恢复国民国家的统一，恢复国土运动的含义。
第二，认识以日本加紧侵略为契机，全民族危机意识的凝聚力不断增强的现实。要判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和运动对现实中国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个视角从中国方面的思维来看，就是救“亡天下”事态的“救亡”理论，这股潮流是以张学良的“亡省”体验为媒介的希求中华民族独立的认同，对“九·一八事变”时一度不得不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张学良来说，中华民族认同是更浓厚的“救亡”意识 。
结果，日本否定了第一点“救国”向近代国民国家凝聚的过程，也低估了第二点“救亡”这种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产生了对中国认识的双重错误。现在日本能认识转折时期的中国，能掌握国民国家的凝聚性和中华民族的凝聚性，以及它门之间的相互渗透关系的区别和联系吗?60年前“中国统一化争论”，对中国认识的敏锐性，对今天的问题仍有所启示。
诚然，张学良在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中，不是蒋介石、毛泽东那样具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家，而是地方性的政治家。而且他的政治生涯极为短暂，人们大概会对他是否称得上是影响整个20世纪中国的政治家，产生许多疑问。或者认为，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就不会作为政治家留名于20世纪的中国的历史中。
无论如何，这里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举行分析，是因为从 20世纪中国和日本关系考虑，他是最明显地打上历史烙印的人物。
20世纪前半期，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愉快的事情，而且，在20世纪的后50年，分析历史为什么出现这些事情时，必须弄清楚每个细小问题的原因和根据。
张学良在接受NHK采访时所说的：“希望年轻一代了解历史，吸取教训”(1990年12月播放)的一席话，促使我们思考今后在亚洲日本应起什么作用，要重新认识20世纪历史磁场的强大。年轻一代生活在21世纪的亚洲，要避免发生犹如不知地球重力而飞向宇宙，或跌落下来的事情一样，有必要重新认识亚洲20世纪历史的磁场和磁力的强大。
可以说张学良人格化地表现了20世纪中国和日本浓缩的历史。
那么在思考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二重性时，“救亡认同”今天仍处于历史的连续性当中，而“救国意识”在1949年以后却呈现出历史的不连续性即分裂状态。历史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是20世纪中国内在的两种倾向，今天仍须思考如何把握二者相互渗透的问题。
作者按：
① 国民国家(nation－state，Etat－nation)
本书使用的国民国家概念，是以下列各个历史阶段的观念形态为前提的。
第一，国民国家是指近代欧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过程中所创造的政治社会的国家形态，这里形成了根据自立市民契约作为保持国籍者的国民政治共同体的理念类型。在这种情况下，国民不管民族、语言、宗教、文化如何，都可以被创造出来。第二，这种国民国家的理念，作为19世纪欧洲民族运动的目标，在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有将民族、语言、文化共同性作为近代国家凝聚力量源泉的倾向，先天地形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观念。第三，20世纪为数众多的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面临着重新创造出国民、建设国家的课题，自上推行国民统合和政治制度化。贯穿于这三个阶段的国民统合过程和作为国家建设的政治制度化过程中，包括社会的民族的抵抗在内，作为其调整政治矛盾的结果，存在着在一定阶段的国民国家。
过去nation－stste一般译为“民族国家”，但是从历史内容来看，译为“国民国家”比较妥当，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是“国民国家”的从属概念。
在20世纪的中国，国民国家形成过程，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保存清朝体制的前提下，力图国民国家化的戊戌变法时期，第二阶段是中华民国的建立，第三阶段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第四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第五阶段从三中全会以后直到现在。本书将第三阶段国民国家的政治经济凝集过程，置于东北地方权力和地方社会向国民政府的统合过程中，以重新评价张学良政权。
关于从这个视角来看20世纪中国政治史的新构图，请参考拙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日本研文出版社，1991年)，拙稿《走上国民国家道路的中国》(《探索与争鸣》，1993年第6期)，拙稿《从历史连续性的视角考察20世纪中国政治空间》(《二十一世纪》，1998年)。
② 政治空间
本书使用的政治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等概念，与过去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的概念大体相同。但是，与领域概念是地理的、地界的图像相对的是，空间概念接近物理学所说的“以物理量为构成要素的空间概念”，把它用于社会认识，形成某种社会运动量独立的空间，这就可能产生立体的广度和可能伸缩的空间图像。要说目前最大的框架，就是广义的社会空间，其子概念有政治空间、经济空间、意识形态空间、狭义的社会空间等，进而可区分为个别层次上的农村空间、都市空间、语言空间等等。这些都是对应其固有的社会运动量设想的空间。因而在这里，可以观察空间运动量凝聚力的大小、密度，以及空间和空间互相渗透现象，构成社会认识的立体图像。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