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杨虎城将军-杨虎城将军支持福建事变的经过
王子安
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虽受命于蒋介石，但对蒋介石亲日妥协的行为极为愤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在江西红军的政治影响下，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对立。杨将军很重视这一事变的发生，当他听到福建省建立起抗日反蒋政权的消息后，异常兴奋。为了进一步了解内情，与福建省人民革命政府主席李济琛等取得联系，以便协同一致反蒋抗日，决定派人前往福州，秘密地进行联系。
杨虎城经过缜密考虑，认为派我去福建比较合适。因为我岳丈是福州人，当时任南京政府财政部直接管辖下的印花总务处处长，我的叔岳丈又是戴季陶的机要秘书，他们家可称得上是福州的望族，我以探亲的名义去福州，特务们是不会注意的。
在我临行前，杨将军的参议郭增凯要给我写信，介绍李济琛与我认识。我告诉他，我原来就认识李，而且路上带信件也不方便，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一九三三年十月初，我先乘火车到上海，然后由上海再去福州。
当时的福州，是众人注目的地方，沿途所到之处都有蒋介石的特务。我到上海后，就化装成从河南来的商人，并有意将船票买到香港，这样不至引起别人的怀疑。两天后，船在福州靠岸，我便乘机下了船，平安到达福州。
我首先去会见徐谦，他当时任人民革命政府最高法院院长。一九二七年徐谦在武汉政府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委，那时我从广东来到武汉，就是他派我到北京做地下工作的。我向徐谦说明了这次来福州的原因，他说他的侄子徐维烈，作为冯玉祥的代表，也来到福州与李济琛等人进行联系。
第二天，我到人民革命政府谒见李济琛主席。由于我们原来彼此相识，谈得很畅快。我首先向他介绍了杨虎城将军在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和蒋介石处处刁难、压抑杨将军的革命力量，以及杨将军积极支持福建事变并竭诚协作的心愿。李济琛听后十分高兴，说他对于杨将军的过去是了解的，杨将军是陕西靖国军的将领，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坚守西安之役，是对北伐战争的支持。现在，日本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势如垒卵，而蒋介石却顽固地执行他那套“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将民族推向灭亡的边缘。眼下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首先应该团结全国一切爱国力量，共赴国难，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铲除蒋介石这个障碍，否则抗日救国之计无以实现。李济琛主席的话，讲得非常感人，道理深刻。他还特别指出杨将军今后的出路。他说，如果只为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苟安图存，其结果必然为蒋介石个个消灭，杨将军也无光明前途。过去蒋介石用阴谋诡计消灭了很多异己力量，杀害了许多爱国将领和爱国人士，前车之鉴，后人猛省。杨将军同情和支持我们反蒋抗日，我们是欢迎和感谢的，更希望杨将军始终不渝地以实际行动同我们同心同德地完成国民革命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杨将军应当果敢地行动起来。望着李济琛主席那诚恳的神情和严肃的态度，我深受感动。我告诉他杨将军目前所处的环境和杨将军反蒋抗日的决心。表示回去后定将他的话向杨将军汇报，以后还望多加指导。我告辞后，李济琛主席一直把我送到人民革命政府的大门口。
下午，我又去见十九路军的重要领导人陈铭枢。他同我谈的比较简单，谈话内容同李讲的基本相同。
五、六天后，我从福州回到西安，将了解到的情况向杨将军做了详细汇报，说明“福建事变”是以十九路军为核心，同邓演达、谭平山等人组织的第三党合作，其中第三党的领导人之一黄琪翔在福州同江西的红军有联系，他们接受了共产党抗日救国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以军事行动发动了这次事变，但在政治上还没有大的改革措施。我向杨将军转达了李济琛等人的希望，他听后非常满意，并准备积极反蒋抗日。
不久，蒋介石一面用钱收买事变人员，一面突然以绝对优势兵力进逼福建，镇压事变。中共由于王明极左路线的影响，在蒋介石重兵镇压福建事变时，红军方面没能给以相应的军事援助，杨虎城将军也未来得及以军事手段予以支援，“福建事变”失败了。但是它的政治影响以及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却使蒋介石政权危机四伏。
杨将军始终坚信人民抗战的力量，这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福建事变”失败后，他反蒋抗日的意志更加坚决。他曾说“今后真正抗日的力量在西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正是杨虎城将军一生追求和信仰的结晶和必然归宿。
（王萍整理 一九八三年四月六日）
回忆杨虎城将军/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