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杨虎城将军-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
李志刚
我在杨虎城将军领导下任职八年，经管过民政、财政并充任他的驻南京代表。从亲身经历中，对他的事迹及他与蒋介石的关系知道一些。谨回忆记录，以供参考。
鲁东剿匪
一九二八年冬季我由耿寿伯介绍加入杨虎城将军的部队。杨部番号是暂编第二十一师，归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节制。时奉冯的命令，由鲁西单县开往鲁东临沂一带剿匪。
杨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间由日本回国，他到南京后只见了冯玉祥（冯当时任军政部长），没见蒋介石。冯催他速回部队往鲁东剿匪。杨于十二月下旬到泰安与孙良诚见面后没多停留，就去临沂回到部队。
我是在临沂与杨见面的，他让我住在师部。不久，熟悉了部队情况，让我到泰安担任与孙良诚的联络工作及领运经费和军用品。那时，暂编第二十一师的经费数目没有确定，冯玉祥每月仅给两、三万元的维持费。孙良诚对杨部费用一点也不肯多发，其他军用品更是一点不发。我再三交涉，均无效果。孙良诚的机要秘书刘跨灶告诉我，孙良诚在冯的控制下，不敢多发，要想多领，非去开封见冯不可（此时冯、蒋关系正恶化，冯回到开封）。我去开封见冯。冯装作同情杨部的困难，告诉我说：“虎城部队的困难，我是知道的，但中央没有他的部队的经费预算，这点维持费还是我在第二集团军内部挖肉补疮来拨付的，希望你把我的苦衷转告虎城。你既然来了，我就打电报给孙良诚对费用和子弹酌量多发些。”他是把过推与蒋介石，把功归到自己。我又跑回泰安，向孙良诚多领了一万元，又领了一些子弹，解回临沂。我把冯的话说与杨听，杨冷笑着说：“冯先生的这一套，我算领教够了！”
杨离开部队半年多，回来时，全师官兵在物质生活上虽极困苦，在精神上却大为振奋，相信他回来一定有办法，因为这个部队是他一手领导起来的。他的办法是什么呢？主要是抓训练和教育。严寒腊月，他一早就到操场亲自督练，操练后经常集合官兵讲话。他讲话的内容多属革命、反帝、救国、爱民的道理，有时还引述他在日本时的一些观感来教育官兵。我留住临沂期间，听过他几次讲话，迄今还留有深刻的印象。他讲过：“日本确是一个工业强国，但它是帝国主义，国内贫富悬殊，对外则进行侵略，现在还强占着我国的胶济铁路和沿线城市，并且掩护土匪，苦害我人民。我们现在的任务第一是消灭这些土匪，再进一步就是收回胶济铁路。”他还讲过：日本当局对我国派去学军事的留学生并不认真教军事本领，秘密技术和军事演习还禁止中国留学生参加。他对剿匪，强调：“一定要和当地民众合作，才能迅速肃清。因之，军队要讲纪律，不扰民，并尽可能帮助老百姓。”
杨在临沂把部队亲自训练了两个月，于三月下旬开始剿匪，他以突然的行动首先打垮了盘踞莒县、日照的刘桂堂匪部，紧接着又完全消灭了盘踞诸城、安邱一带的顾震匪部。把这两大股匪军打垮后，他又分派部队剿灭了沂水瓦屋崖和蒙阴一带的薛传凤、黄起凤、尹士贵、张黑脸、毛大将等股匪。仅两个月的时间，就把鲁东铁道以南十几县的匪患彻底肃清，鲁东人民对之都热烈赞扬和拥护。
离冯附蒋
在鲁东打垮的刘桂堂和顾震两部匪军，都有蒋介石委任的番号，是经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浚收编的。杨打垮了他们，是替冯打击了蒋向山东所伸出的手。但在这样短时间内能肃清铁路以南的匪军，引起冯、蒋双方对杨军的重视，冯一再来电嘉奖，蒋的总司令部也派一个高级参谋（忘记姓名）到临沂视察，向杨表示好感和拉拢。
这时，正值冯玉祥下令撤退其山东、河南部队向洛阳以西集中，作欲伸先屈之势，准备对蒋介石作战。孙良诚奉冯令退出山东，冯、孙俱有电令杨部迅速集中，随孙部西撤。杨复电说：“剿匪以后，部队分散各县，正在集中，一俟集中完毕，即向鲁西撤退，再转河南。”就在这时，蒋介石给杨直接来电，要他仍驻原防，维持治安，一切经费和补给由南京拨付。杨就秘密由海路经上海到南京，见到蒋介石和何应钦，发表了新编第十四师番号，由蒋直接节制。他很快地回到部队，并要我到南京成立新十四师驻京办事处；嘱咐我去见于右任（监察院院长）、邵力子（蒋的秘书长）和何应钦，了解情况，从速回电详报，以便联络关系。
我到南京后，知道于右任向邵力子介绍了杨在陕西靖国军时代不与北洋军阀妥协的革命精神，坚守西安八个月的胜利事迹和肃清鲁东匪患等获得人民爱戴的情况，邵转向蒋介石说明。于、邵两人那时对杨是帮忙的。邵又带我见蒋，面报了杨军的纪律和剿匪经过，蒋对杨表示重视和嘉许，关于经费和补充等问题，要我向何应钦请示解决。我又和胡逸民往见何应钦，何批定预算，每月约十万元。据何说，这是新编师中最高的经费额。
我在邓府巷租胡逸民的房子正式成立了办事处。杨派我为处长，胡逸民为驻京代表。胡是浙江永康县人，是南京总司令部军法处长王镇南的下属。据说，王是蒋的表兄弟，因此，胡能在蒋的下边活动。当杨在日本时，曾派马青苑到南京活动，胡与于、邵全熟识，帮马活动，批了一点临时补助费。因此，杨便派他兼任驻京代表。
一九二九年夏季，蒋日达成协议，日军由胶济铁路沿线城市撤退。蒋介石令杨接该路从张店到博山一段防务，杨派孙蔚如旅前往接防。这一段有不少日侨，工商企业甚多，蒋使杨接防，说明他对杨部的军纪和战斗力达到可以信任的程度。
守备南阳
一九二九年夏初，冯玉祥把他的部队由山东、河南向洛阳以西撤退，韩复榘、石友三两部，叛冯投蒋，冯、蒋决裂已趋表面化。蒋介石对冯作战的部署是以主力使用于郑州以西的陇海路西段，以一部使用于襄、樊、老河口一带，防备冯军由荆紫关东出截断平汉路，威胁武汉。他把守备老河口的重要任务选择了杨军担任。事前胡逸民和我知道后就把这个消息密报与杨，八月间蒋的命令才正式下达：令新十四师在半个月内全部集中于胶济铁路附近，再乘火车直达平汉铁路花园车站下车，再徒步至老河口，所遗防务由陈调元派队接防；并邀杨到南京一见。
新十四师移防的消息传出后，鲁东南十余县的机关、学校、团体联合电蒋恳切挽留，各县代表和地方父老还到师部请愿挽留。蒋介石备战情急，不顾驻地人民的一再恳求，连电促杨，迅速开拔。
杨在九月初旬由山东用火车把队伍输送到湖北花园车站。他经徐州去南京见蒋。蒋对他备加慰勉，说他在山东时的军纪好，当面密示调动他的部队是为了防备冯玉祥部由荆紫关东进，并问他的部队是否能与冯军作战？杨表示他才脱离冯的节制，马上就去打冯，不甚合适，但如果使他守一个地方，冯军来攻激发了部下敌对情绪，就一定能坚守到底。蒋认为他的话很对，决定使他守备襄、樊的前哨老河口。经蒋的幕僚研究，认为老河口太靠后，不是挡住冯军出荆紫关东进的要路，乃使杨改守南阳。改守南阳决定后，蒋当面问杨能守多久？杨说：“只要有米面吃，有子弹打，命令守多久就能守多久。”蒋大喜，说：“你曾经坚守西安八个月，我相信你可以守住南阳，至于粮食子弹，自然充分供应。”于是，把杨的部队改调南阳。杨部已由花园站下车，徒步向老河口行军。杨遵照蒋的命令，发电报给部队：到老河口后，继续转向南阳进发。蒋为固定杨部任务，又给杨加委了“南阳守备司令”的名义。杨在山东打垮蒋所收编的匪军，本为蒋所不喜，但却表现了他的部队的战斗力和良好纪律，后来又离冯附蒋，蒋对杨打垮顾、刘等部的芥蒂便消失了。
杨在南京见蒋后，即经汉口去南阳部署一切。不久，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新十四师由山东开拔时，第一旅旅长冯钦哉带了几火车食盐被山东盐务局查知，报与财政部长孔祥熙。孔大怒，便用蒋中正名义发电对杨斥责，电报头上连杨师长的称呼都没有，电文大致为：“南阳杨虎城：据报该部由鲁开出时，私运大批盐斤，偷漏国税，扰乱财政，仰即彻查具报，以凭究办”等语。杨当然不愿把部下查报上去，但他附蒋伊始，又看辞句严重，就把详情电告我，嘱我就近设法了结。我去见邵力子，邵看蒋中正电尾字码不是由总司令部拟发的，而是财政部用蒋名义发的，答应向蒋关说，并嘱转告杨不要顾虑，以后不再这样做就可以了。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新十四师到达南阳后，蒋介石从汉口发来大米一万包，面粉一万袋，步、机枪子弹一百多万发及手榴弹、野炮弹和一些做工事的工具。新十四师以一万二千人计算，可足够半年之用了。
杨师到达南阳后，一面补充兵员，重加整训，一面构筑工事，准备长期固守。这时，所有经费和粮弹物品俱由汉口发领，我把驻京办事处一部分人员移驻汉口办公。
一九二九年冬，蒋、冯战争爆发，冯玉祥被阎锡山诱禁于山西五台建安村，冯的总司令职务由宋哲元代理。双方主力在洛阳以西作战，宋派刘汝明部由商、洛出荆紫关东进。当时蒋令唐生智的第五路军集结洛阳一带对付冯军主力，令杨坚守南阳，阻刘部东进之路。杨用兵非常机动，他派部下商、洛籍贯的一些官兵化装回籍，侦察荆紫关以西冯军兵力番号及动静。他侦知刘汝明部并无后续部队，乃改变坐守南阳的战法为“以攻为守”，以主力控制南阳守备，另派孙蔚如旅向西迎击，刘汝明由商、洛出发时原侦知南阳以西除内乡有别廷芳的民团外，没有蒋方的部队。不意孙蔚如旅行动迅速，突然出现于西峡口对刘汝明军袭击，刘军无备，被打得大败，向西溃退。这次打退了刘汝明，获得蒋的嘉奖。
唐生智在洛阳以西打退冯军主力后，十二月间与石友三约同反蒋。石友三在浦口发动，唐随后自称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讨蒋，率其主力刘兴、龚浩等军由平汉路南下，进攻武汉，总司令部驻在驻马店。唐的讨蒋通电未征得杨的同意而列入杨的名字，杨也未通电否认，只电我向蒋方表示否认。唐派人到南阳与杨联系，杨虚与委蛇，表示合作。
蒋介石对唐生智的突然叛变，十分惊慌，认为如果唐军进入武胜关，湖南何键必然起而响应，会攻武汉。如果武汉不守，就会失去他的半壁江山。因此亲到武汉主持讨唐的军事，并派刘峙为总指挥，在信阳一带布防防堵。因唐的通电中冒列杨名，刘峙的参谋长刘耀扬数次问我，杨究竟靠得住否？蒋只令杨归刘峙指挥，相机侧击唐军右翼。
杨接蒋电令后，正电调孙蔚如旅由西峡口东撤，接防南阳。他亲率直属部队和第二旅一部到赊旗店（今改为社旗县、时冯旅驻此），调第一旅冯钦哉部随他去打唐。冯钦哉认为打唐没把握，推病不肯去。杨说：“你不能去，我把你的队伍带去打！”最后，冯还是同部队出发了。当时下大雪，雪深没膝，杨率部两日两夜行二百华里赶到驻马店附近，利用夜暗对唐军奇袭。唐生智主力正对南面的刘峙军作战，对西面未多加防备，被杨部突然攻击，顿时混乱。当夜杨军即将驻马店大部分地区攻占。次日，唐军曾一再反攻，终被杨军击败，唐生智及重要人员化装逃走，其总部官兵被俘甚多，检查战果，约俘唐部官兵四、五千人，缴获两个炮兵团的野炮六、七十门，步、机枪两三千支及其他军用品极多。唐的总部及直属部队大部被俘，残部向东逃去。
冯钦哉为了邀功，他攻入驻马店后就用俘获的电台用明码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说他率部已攻占了驻马店。蒋在汉口收到冯电后半信半疑，稍缓收到了杨的电报，才确信杨军攻占了驻马店，打垮了唐军。
蒋介石原来只希望杨侧击唐军右翼，协助刘峙主力军作战。今杨竟用奇袭战法一举而解决了战争全局，实在出乎他的意料。蒋除复电杨备极嘉奖并着查报有功官兵以凭奖叙外，并立即批发了奖赏十万元；接着明令把新编十四师改为陆军第十七师，升杨兼任第七军军长；还召见了冯钦哉，当面夸奖，闻还赏给他两万元。这时，我在汉口具领经费物品，军需人员对我也另眼相看，批发手续极快，一改过去留难折扣等情。刘耀扬对我说：“虎城这次是奇兵致胜”，把从前的怀疑也作了解释。
蒋对杨部所俘获的全部野炮及步、机枪一再来电索要，杨只得把野炮上交，步、机枪都未交去。经过这次战役，蒋认识了冯钦哉，从此逐步挑拨，成为限制杨部发展的环节之一。
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
一九三○年四月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演成民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阀内战。蒋介石发表杨为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令他担任平汉铁路以西广大地区攻守任务，就是西向对荆紫关方面的防守，北向对平汉路正面协同蒋军进攻，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平汉路方面蒋方部队，除杨部外，还有徐源泉、上官云相、萧之楚等军。阎、冯方面，有樊钟秀的第八方面军作主力，配合王振、宋天才、万殿尊等河南土著部队。在蒋和阎、冯看来，双方的这些杂牌部队，都是不十分可靠的，但也是可以争取的。因此，双方对这些杂牌部队进行了秘密活动，互相争夺。
蒋介石知道这些杂牌军不易指挥，他对症下药地派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指挥平汉路方面作战。
何成浚是日本士官学校早期毕业的，但他早已成了腐化透顶的政客。一九二八年，他就以蒋的北平行营主任身分，既拉阎又拉张，起用唐生智赶走白崇禧也是他主演的拿手好戏。他来做平汉线方面的总指挥官，怎样指挥呢？我记得在一九三○年五月间，他由汉口进驻漯河，先把吃、喝、嫖、赌、吹搞个全套，杨不会打牌，请人代打，也得奉陪。何的参谋长朱传经对我说过：“何老总这一套是高明的，起码把他们牵住不去打别的主意，平汉路根本不是决战的方面，只要内部不发生变化，能在对峙中顶得住，就是胜利。”事实上，平汉路双方杂牌军队谁也没有卖力气，就这样对峙了几个月。
七月间阎、冯联合汪精卫等在北平开扩大会议，决定组织政府与南京政府抗衡，这时双方更是造谣离间，秘密勾结，已到不择手段的程度。北平扩大会议开幕时，北平的报纸就登出杨有代表参加。一次我由汉口到南京，于右任、邵力子都问我杨的真实态度如何？何成浚的几个重要幕僚陈光祖、杨揆一等也常用开玩笑的口气向我探听杨的态度。所以办事处不但需要宣传作战胜利，还要随时辟谣。在四、五月间，冯玉祥先后派徐维烈、赵燕卿密来拉杨反蒋。杨用优待方式把他们软禁在南阳。但杨还是十分注意探听蒋及阎、冯双方的军事、政治变化。当陇海主战场胜负未分的时候，杨要我切实注意该方面的战况，随时密报。他还要我与徐源泉部驻在汉口办事处的副军长马海峤密切接触，了解该军动向和他们得到的情报。
八、九月间，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阎、冯在山东和陇海路战场先后失败。蒋介石部署平汉路方面的杂牌军，分五路向陇海路西段挺进，切断冯军连络和后路，杨军为最西面的一路，目标是攻占洛阳。
杨观察大局，认为阎、冯必败，奉命后即率全部兵力由叶县附近出发，以急行军速度经鲁山、宝丰、商酒务、临汝镇、白沙镇（当时叫自由县），突然出现于洛阳以南的龙门山前。侦知龙门山一带有冯军葛云龙师防守，乃以冯钦哉部佯攻正面，亲率主力由延秋镇（龙门西）向敌后迂回。敌陷于半包围状态，被迫退守洛阳城，杨挥军跟踪追击，把葛云龙师围困在洛阳城中，并切断了陇海铁路的东西交通。杨的司令部驻于西工。杨把战况电报蒋介石，蒋顾虑围攻洛阳会耽延时日，令杨把围攻洛阳任务交与徐源泉部接替，速率所部沿陇海路向西急进，扫荡冯军残部，攻占潼关，直捣冯军陕西根据地。
这个任务虽是艰巨，但符合杨和他的官兵回陕愿望，因之官兵踊跃，兼程西进。攻下潼关后，杨率主力经二华、渭南直趋西安，令孙蔚如部北渡渭河，经朝邑、大荔西进。
当时刘郁芬负冯军后方总责，并兼任陕西省主席，得悉杨军攻入潼关，认为大势已去，乃率其军政部属仓皇出西安，经渭河，企图由大庆关渡黄河逃往山西，被孙蔚如部堵截。刘派人向孙求情，孙循情把刘部武装收缴后，人员和财物等一概放过河。
一九三○年十一月，杨占领了陕西，摧毁了冯玉祥盘踞五年的根据地。十二月我在南京从邵力子口中得悉，蒋对杨军迅速入陕，极表满意，但对放刘郁芬过河不满。蒋曾电杨查问，杨复电说自己兵力不够，不得不如此，把放刘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放刘一事并未影响蒋对杨的好感和信任。至杨入陕为止，蒋、杨互相利用的关系达到最高峰。
组织陕西省政府的一些情况
中原战争末期，杨军以破竹之势，攻入潼关，控制全陕已成事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距离尚远，因而蒋不得不把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给杨，至于陕西省府人选，要杨提出名单由他核定。杨提出的省府委员名单是李协、李百龄、李志刚、王一山、胡逸民等，杨自兼民政厅长，李志刚为财政厅长，李百龄为教育厅长，李协为建设厅长，南汝箕（即南汉宸）为秘书长。蒋除添二陈派的李范一为委员兼教育厅长、李百龄仅为委员外，其余未动，杨自兼民政厅长是想亲自把各县整顿一个时期，再物色适当人担任。李协是水利专家，特邀来兴办陕省水利的。李百龄原系于右任的亲信，但已与于貌合神离，实际上与杨接近，杨荐李入省政府，标榜着是用于的人。因此，为于内心所不喜而又有难言之隐。
陕西省政府人选发表时，我在汉口，后去南京结束应领而未领的经费和物品。到京后，我去见财政部长宋子文，宋当面要来任命状一张，委我兼任财政部驻陕西特派员，告诉我特派员公署的编制和应征特种消费税的种类与税率等文件即直发西安；征税时不要随意附加和扩大，以至成变相的厘金税。他又说，为了接济陕西省财政，征收的税款直接拨陕西省库并报部核销。
我又见邵力子。邵说：这一年多来，杨的表现和战绩全好，陕西省政府的人选，尊重他的意见，这是蒋对他信任的表示。邵荐马本诗充财政厅秘书，说马能协助办理财政。
我又见陈立夫。陈介绍李范一的能力和经验，说他能协助杨主席办好教育，希望拨足教育经费，让李放手去做。陈立夫向来与我认北洋大学同学，曾带我见过蒋介石，那时他是蒋的机要秘书。杨每次到京，他总是与杨拉拢，杨部由山东开往南阳时，杨到了南京，陈果夫邀杨在家中便饭，陈立夫作陪，亲切地谈了整半天。二陈拉杨是要伸手抓陕西省的党政组织，是控制杨的主要活动，这自荐李范一任陕西教育厅长和组织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开始。
我还见了于右任。于说：“陕西省政府的人选，虎城没有和我商量，人家就是和我商量也不听我的话。”不满的情绪溢于言表。自从杨部入陕之后，于、杨间的感情逐步下降了。
获得西北地区军权的经过
当蒋军把阎、冯的部队基本解决以后，就伸手到西北。一九三一年春，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潼关行营，派顾祝同为行营主任，指挥陕、甘、青、宁各省的军务，十七路军也在潼关行营指挥之列。还派陈继承的第三师和蒋鼎文的第九师入潼关，驻扎于二华、渭南一带，咄咄逼人，有取杨而代之之势。
杨对顾祝同、陈继承、蒋鼎文等表面上极表欢迎，陪他们游华山，去临潼温泉洗澡，又请到西安开欢迎大会，大宴小宴不断。但在暗中杨却把十七路军布置在临潼、高陵、大荔、朝邑一带，形成对中央军的半包围形势。
另外，杨还要我到庐山见蒋，表示甘、宁、青、新等省全由杂牌军割据，请将陕西军政大权交与中央，自带部曲西进，作肃清西北的先头部队。经过再三研究，杨以为这样对蒋表示是有益处的：（1）可以探出蒋是否要直接完全控制陕西；（2）可能继续取信于蒋；（3）如果邀准，要他到更西北的地方，也有广阔发展的天地。他告诉我，要向蒋表示诚恳而坚决的态度，不然，探不出蒋的真意，难以决定我们的动向。于是，我由西安去庐山，两次见蒋，报告陕西的政治军事和杨与顾等融洽相处的情形。蒋说：“告诉虎城，安心进行陕西的军政建设，要把他的家乡治理好，切勿三心二意犹疑不定，这样的态度是做不好事的。至于西北的事，将来或许有用他的地方，但那是以后的事。”蒋表现的态度也很坚决。我回来后，向杨做了详细的汇报。杨后来说，他把对蒋的表示告诉顾祝同，顾冷笑说：“你何必多此一举？”又过些日子，蒋把顾祝同和陈、蒋的两个师调走，将潼关行营主任遗缺派杨接替，从而杨获得广大西北地区的军权。
经略西北中蒋、杨矛盾
一九三一年秋季，杨接任潼关行营主任之后，对西北各省杂牌军积极进行联系与收编，先后委任青海回军马步芳为新编第九师师长、陇东的陈圭璋为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陇西的鲁大昌为新编第十四师师长、在甘肃走廊的回军马仲英为新编三十六师师长、天水的回军马廷贤为陇南警备司令、陇北的石英秀为新编第九旅旅长、李贵清为新编第十旅旅长。当时西北甘、青、宁（马鸿逵）各省的军队首脑都派有代表常驻西安，表示听命。惟有冯玉祥的残部雷中田、王家曾两部盘踞兰州一带，抗不听命，雷中田自称甘肃保安总司令。杨曾电蒋拟派军入甘解决雷中田部，蒋主张对甘不要用兵，以政治方法解决，他由南京直接派出以马文车为首的甘肃政治视察团赴甘。
一九三一年冬，吴佩孚率其所谓八大处及几百人的卫队由川北入甘，打着兴国军总司令的旗号，沿途对各地军政人员乱发委任状，收编队伍。沿途各军政小头领慑于吴“大帅”的威名，多招待应酬，间亦有送款报效，企图投万一之机。吴到兰州后，雷中田对吴表示拥护，连马文车也表示对吴拥戴。吴见雷中田拥有武力，乃思以兰州为根据地，向外发展。
陕西省民政厅行政人员训练所所长耿寿伯（吴佩孚任直鲁豫副巡阅使驻节洛阳时，耿为胡景翼的代表，常川驻洛，耿与吴的第三师副师长张儒清又是甥舅，所以与吴很熟。）忽接到吴佩孚亲笔信一封，要耿从中运用和杨合作。耿立即把吴信交杨看。杨看后笑对耿说：“这是个很好的题目。”他连同所获吴佩孚到兰州后的活动情报一齐电报蒋介石，提出派兵入甘，已再不宜迟。这样，蒋才令他速派部队入甘平乱。
杨得到蒋的同意后，即派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指挥十七师及驻平凉的新编第十三师陈圭璋部分路向兰州前进。在定西一战击败了雷中田的主力，迅即进入兰州，吴佩孚、雷中田仓皇逃走，从而平定了甘肃。
当时甘肃省行政无人主持，杨电令孙蔚如暂代甘肃省政府主席并电报蒋备案，杨所以不保荐孙蔚如为甘省主席，意在试探蒋介石的意图。蒋复电仅明令发表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这说明蒋不同意孙正式主甘，而在甘省纷乱的情况下，又怕派自己的人不为杨所支持，因而就以孙为甘肃宣慰使暂代主席。
杨对甘省主席人选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当时，杨愿意提出的人还是孙蔚如和邓宝珊（时住西安，为杨的上宾），孙已为蒋所拒，而邓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为樊钟秀的第八方面军副司令，是反蒋的，又不能提出，因而久久不决。后来杨想出从蒋方人物中提人选，但必须是接近十七路军的，因而选了邵力子。提邵在杨是以此取信于蒋，并认为邵是蒋的重要幕僚，不见得就能分身来甘，或者省主席还能落实到孙蔚如的身上，或者发表邵而由孙代理下去。电报去后，蒋很快明令发表邵力子主甘，并即行到任，这是杨没有意料到的。一九三二年二月，潼关行营改为西安绥靖公署，杨计划把邓宝珊派到甘肃，利用他是甘肃人的关系，加强西安绥署与西北各省军队的联系。时邵力子赴甘就任，途经西安，杨对邵提出邓的问题，邵允在蒋介石方面疏通，于是杨就先斩后奏任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以后蒋也同意了。
邵力子主甘后，蒋介石的势力逐步深入西北。后来以“追剿”红军为由，派第一师胡宗南部由豫西入汉中，再入甘肃，军事上蒋在西北也扎下了根。
不久，杨的警备师师长马青苑在天水叛变，虽被杨迅速解决，但从此杨、蒋间的矛盾表面化了。马逃到南京，蒋安置他入陆军大学深造，以后又派充平汉铁路局警务署署长。在南京，胡逸民曾得意地对我说：“青苑想独立是失败了，但却升了官，你看虎城还有什么办法？！”马青苑的叛杨是葛武棨（宁夏教育厅长，实是西北复兴社的负责人）还是胡逸民搞的，我说不清，但可以肯定是蒋派人搞的。
一九三二年，红军由鄂豫皖边区进入川北。蒋介石马上借了这个题目，令杨把孙蔚如部调回陕西防共，只留孙部的杨渠统旅驻防陇东平凉一带。以后蒋又拉拢杨渠统，扩编为新五师，调到河南归刘峙节制。接着，蒋介石又派朱绍良为驻甘绥靖主任，邓宝珊调榆林，从此，杨的势力退出甘肃。
新编三十六师马仲英部是杨派入新疆的部队，还派了几个人随马工作，马进入新疆后，与杨的军事力量接连不上，最后被盛世才消灭。
青海的马步芳被蒋直接拉了过去，宁夏的马鸿逵依乃父马福祥的关系也归了蒋。
一九三二年夏，我由民政厅长调充西安绥靖公署驻南京代表兼陕西省政府委员，取消了胡逸民的驻京代表职务，原因是杨见蒋时，蒋说胡逸民说话时靠不住，重要的事不可使他传达。从此胡怀恨在心，到处拆杨的台。
当杨把孙蔚如军撤出甘肃时，曾邀南汉宸秘书长、王一山参谋长和我谈话，他深感自己的力量不够，但雄心壮志没有减消，把退出甘肃看成是伸缩发展中的曲折。他说：“当前的形势，蒋好比太阳，我们好比地球，我们不能不围着他转，但我们必须有拒力，不要被他吸进去。”
一九三二年秋，蒋电召高级将领在南昌开会，我同周梵伯随杨前往，住在南昌百花洲饭店。应召者除刘镇华、张钫、梁冠英、徐源泉、上官云相等杂牌军将领外，还有蒋的嫡系将领刘峙、朱绍良等。蒋一连几天讲曾国藩、胡林翼治兵方法、军队精神教育等，其中特别强调“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大家不知蒋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几天过后，蒋的药葫芦才揭盖，要各杂牌部队交出十万名徒手兵，集中洛阳，由刘峙编训，为“剿共”的预备力量。蒋当面分配数额，有二万名的，有一万五千名的，一万名的不等，杨的十七路军被指拨二万名。蒋要他们好好地考虑能否照拨，然后对他作答复。这一下把杂牌军将领难住了，稍有不当，就会犯拥兵自大之咎。
当时，刘镇华对这些杂牌将领殷勤联络，自带厨师，熬特好的小米粥，做河南猴头、果子狸等名菜，和大家又吃又玩，在乱谈乱扯中，许多人表露了真实态度。张钫说：“这就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有人说：“这是办不到的。”杨却对我说：“刘雪亚混在里边，说话要特别谨慎，说的不当，恐被扣在南昌。”杨同我们每天往城南的青云谱（八大山人出家处）游览，兴之所至，杨引吭高歌，大唱秦腔。刘对杨的招待殷勤，出乎别人之上。
杨为探听何时能回去，曾偕我去看杨永泰。杨永泰是蒋的秘书长，已成为蒋一人之下极有权力的人物，远远压倒了二陈的势力。杨永泰见杨时，讲了些蒋的“剿共”要诀：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理论”。告诉杨准备着蒋召见，没有说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又等了几天，蒋分别召见留下的将领，对每人都说：“你有特殊情形，徒手兵不必拨啦。”自动解决了这一做不到的难题。据说，刘镇华给蒋做了这次特务工作，得到了信任，不久发表为安徽省政府主席。
杨在回陕时说：“这次到南昌有收获，看了一次官场现形记。”
主持陕政及与蒋介石的矛盾
我在陕西省任过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民政厅长及西安绥署的驻京代表。从我的回忆中，杨主持陕政期间的表现是进步的、民主的和爱国的，也是和蒋介石反动势力不断斗争着的。
在用人方面，他采取并包兼蓄的方针，大量引用青年进步的人士，包括地下共产党员和失掉与共产党组织关系的青年人。例如省府秘书长南汝箕（汉宸），杨是知道他的情况的，但是信任他，要他负责筹划一切政务，还由南介绍不少青年到省政府工作。又如绥署办的《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辑宋绮云和省府办的《西京日报》社社长蒋听松，杨也知道他们的情况，但完全信任他们，让他们负责办理文化宣传工作。再如用申伯纯为民政厅秘书主任，张默夫为省立印刷局长，张汉民为省政府警卫团团长，王泰吉为骑兵团长，连瑞琦为机器局局长等，这都是引用进步青年的例子。在教育界中用的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更多。他邀请李协为建设厅长，来兴办陕西水利事业。李是全国知名的水利专家，杨对李非常尊重。李也常说：“我不在中央，来地方，就是知道虎城有决心要实干，能做出成绩。”杨用李百龄为省府委员，后又兼任教育厅长，李在陕西教育界站在进步方面。他也用黄埔学生，如用唐嗣桐为省会公安局局长。杨用人是只要有能力并为他所用，却不论他们政治背景。还有杨用人不限地域，打破一般人所常有的封建乡土观念。
在民政方面，杨强调民主和重视民意。他认为过去当过县、局长的老手，即是所谓“好”的也不过是会敷衍公事，四平八稳而已；至于坏的，那就贪污腐化，无所不为。当时省府顾问耿寿伯经常讲“新精神”、“合理化”问题，杨特用耿主办行政人员训练所，招训大学毕业和有相当文化的青年，毕业后出任县、局长。我任民政厅长期间，他屡次嘱咐我调用青年人，有朝气才能积极替人民办事。按他的计划，是分期分批用训练和调训的方法，把各县旧官吏完全扫清。
在经济建设方面，杨是最重视的。在陕省连年大旱灾以后，财政困难，不能百废并举，他认为兴办水利是最急需的事，常在省政府的政务会议上说：“陕西的问题是‘水’的问题，‘水’的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能解决了。”他就千方百计地筹措经费，举办水利。
为开发陕省和西北的资源，他函电交驰地请求南京建设委员会派员勘查和拨款办理，还派绥署办公厅主任陈子坚到上海，把当时国民党负责主持建设事业的宋子文邀到西北视察考查，希望他投资开发。宋子文在西安设立了建设委员会的办事处，派刘竹君为主任，作要投资的姿态，但后来却什么事也没做。
在教育方面，他也十分重视，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增加了教育经费，并规定专征专用的方法保证教育专款不被挪用。他还开始筹设武功农学院，培育农业技术和水利人材。
他提倡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课外阅读研究的自由。因此，在“九一八”后，西安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非常活跃，学校中可以公开阅读马列主义和其他进步书刊。教育厅长李范一执行蒋介石的反动教育政策，想更换思想进步的校长和教员来扭转教育方向，因而引起了驱李风潮。杨暗中支持学生和教职员，并派李百龄出面劝说。李百龄阳为劝说，实际助长教职员和学生的声势。因此，李范一才不得不离开了陕西，李百龄接任教育厅长。
驱逐李范一后，一九三三年四月，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来陕西视察。戴季陶在游历了古迹名胜之后，对杨表示，陕西的学风不好，他要对学生训一次话。杨预料戴对学生讲他那套“理论”会发生不愉快的事，因而对戴婉拒，说西安多是初中学生，对他的“高深道理”不一定能听懂。但戴坚持要对学生训话，杨只好着教育厅长李百龄集合学生在民乐园听训。李陪戴上台介绍后，戴大讲中庸之道，四维八德，从文、武、周公、孔、孟直扯到孙中山、蒋介石，说蒋介石现在继承了这个道统。他要学生读死书，不要谈主义，乱搞运动。听的学生不耐烦，群起提出质问，如：“政府为什么不抗日？”、“学生爱国救国不对吗？”、“爱国的人们全要准备往东北去抗日，你为什么反倒来西北逍遥自在地游古迹看风景？”等等要戴答复。戴瞠目结舌，答不上来，学生便一哄而起，朝讲台上扔石子和铜元。戴见势不佳，便由后门溜跑，学生又把他坐的汽车烧毁了。从此，戴不但恨透了陕西学生，连所有陕西人也都被看成“化外之民”，说陕西出过张献忠、李自成“犯上作乱”之人，现在学生都是这一类型。他主张把陕西的陕字要加上“犭”旁，列为没有“王道教化”的“夷狄之邦”。其实，陕西社会上舆论是同情学生的。西安有一小报——《民意报》说：“苏州结子扬州绦，杭州剪子并州刀，真打得好呵！”打戴季陶是反映陕西进步力量与南京亲日动派间的斗争。
南京教育部认为陕西教育非大加整顿不可，未征得杨的同意派来了CC分子周学昌来接替李百龄任教育厅长。周学昌是个流氓，以做官为第一，欺软怕硬，对杨表示：“立夫先生着我来一切服从主席，主席叫咋办就咋办。”杨对周很少假以辞色。周以李范一为前车之鉴，鬼头鬼脑地作两面光的教育官，不敢执行南京“整顿陕西教育”之命。
蒋介石认为杨的举动是他下面有共产党人活动的结果，不断来电要杨防止共产党的活动，最后竟指明南汉宸是共产党，要调到南京察看，并要杨另用秘书长。杨不得已，让南去职，以耿寿伯为秘书长。
“九一八”事变后，杨的抗日情绪是高昂的，除派四十二师北上参加抗战外，对部队以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为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此外，对陕西各界的抗日救国运动也极力支持。
一九三二年春，日本间谍在西北活动，并勾结美、瑞间谍由甘来陕，被杨侦知并截获，有小泉浩太（日）、艾克佛（美）、多福寿（瑞典）三人，查到测绘的新、甘、宁等省草图、密电码和勾结少数民族的函件等物证。杨怕解到南京会被害怕帝国主义的蒋介石白白放走，在抗日爱国激情下把这伙间谍处决了。这就引起了日、美、瑞三国对南京政府严重交涉，蒋介石严令杨就地了结此案，否则要撤去他省主席职务，并派员督促办理。蒋既怕帝国主义，同时也借此对杨施加压力。日、美也派外交官员来西安坐催。过了几个月，杨巧妙地了结了此案，使蒋失去撤杨的借口。
一九三三年三月，蒋介石到石家庄约张学良晤面时，我陪杨往石家庄见蒋。杨见蒋请缨率部北上抗日，说比在陕西对国家的贡献大。蒋又慢又低地对杨说：“现在抗日还用不着你的部队，你回去好好地训练部队，就好了。”出来后，杨分析蒋是不以杂牌军队对待他，同时知道杨对陕西省并不恋栈，所以表示满意。在会见中，蒋又以关怀的语气对杨说：“你读书少，不知道古今兴衰全在用人的得失，例如，胡逸民欺骗了我，也欺骗了你，以前我告诉过你，你还用他，以后把用人的事，要多加考虑，你那里还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去要查查。”杨分析，这是对他用人的控制，也就是为C．C．派和复兴社开路。
我回南京不久，从于右任和甘籍监委等处听说，蒋有另派大员主陕西军政之说。果然不久，蒋就发表邵力子由甘肃调陕西接替杨任省主席。这是蒋利用杨、邵关系进一步削弱杨在陕西的政治势力，杨当时情绪是忿怒的。
在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下对红军的防御战
杨与蒋介石和共产党两方面的关系都是很复杂的。他一方面依附蒋介石发展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同情共产党，引用共产党员和接近共产党的人。当红军进入陕境，杨在蒋的压力下，也曾作过防御战。例如，一九三三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他派十七师五十一旅赵寿山部据守南郑和褒城，阻止红军北进，同时他又暗派武志平往川北与红四方面军商定互不侵犯协定。又如徐海东部红军进入商、洛一带，他又奉蒋令派张汉民、唐嗣桐旅在商洛和镇安、柞水阻截。曾记得他说过：“蒋调我出去打红军，咱还可用各种借口不出去，现在红军进入陕西，就很难应付了。”还有一件事，也是使他难于应付的。他的骑兵团团长王泰吉是共产党员，带着队伍投向刘志丹。杨得报后，迟迟地才派团长严佩霖带兵去追，当然追不上了。以后王泰吉秘密到耀县活动，被民团指挥雷乾一捉住①，公开解交陕西省政府（主席是邵力子），报纸上也登了消息，陕西省党部的特务们都睁着眼看杨如何处置？杨不得已把王泰吉枪毙。事后，他屡次谈到此事，犹深表痛惜。
一九三五年五月，红军长征入川。蒋介石电杨预作防堵准备。杨估计红军如能通过四川，可能到甘、宁和陕北一带。蒋既电令防堵，杨利用这个机会派我到四川见蒋，携带参谋处的“武器弹药补充计划书”要求补充，因为平时蒋对杨部武器弹药补充控制极严。他要驻四川的代表傅剑目和我一同与川军各派将领会见，进行联络，并探听他们如何对付蒋，如何对付红军。我于五月下旬到成都见蒋，报告了防务准备情形并请求批准武器弹药补充计划。蒋说：“共产党很有向北窜入甘、陕的可能，那就是虎城的存亡关头，告诉虎城一点不能大意，更不要迟疑观望，失之交臂，要早作准备。至于武器弹药，用时可由陕库充分供应。”我当即将见蒋情形电告杨。
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和竞选中委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陕西省选出杨虎城、冯钦哉、孙蔚如、缑克敬、田毅安、张志俊等人为代表，杨不得不往南京参加会议了。当时，“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先后签订，华北形势岌岌可危。杨到京后，见国民党的大员们很少谈论如何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喧嚷着竞选中央委员。杨对竞选十分消极，还认为蒋介石要他当中委，不竞选也会选上，如果不要他当，竞选亦属无用。南京的朋友劝他说：各省的军政大员，因地位关系，应该竞选中委；党的组织虽由二陈掌握，但在争夺剧烈的时候，陈家也不能完全控制住；再说，如果不参加竞选，会惹起蒋的怀疑。杨听了才有活动之意，同时，陕西省的几位代表拥护他，要给杨作基本票。这样，他才决定竞选。
那时竞选，第一必须得到蒋的允许和陈立夫统一安排；第二自己要有基本票，才能与别人交换；第三会场内须有人监视画票，不然，选举人尽管信誓旦旦，而临时变卦，就完了。
当时，各地的代表互访交谈，酒楼饭馆相征逐。有的干脆讲价卖票。各系各派的要人，伸手向蒋要中委名额，互相排挤，彼此攻击，形形色色，无奇不有。
杨决定竞选后，派我和正在陆大上学的陈子坚与驻京办事处处长缑克敬三人分工负责活动。
杨竞选的第一关是蒋介石批定他竞选中央监察委员。因此，陈立夫也是给他安排监委，而我们要求的是执委，再三与陈交涉，他说中央的意思，他不能变动。杨自己分访各代表，风头很高，我们觉着票数也确有把握，就不管陈立夫的安排，继续竞选执委。其实杨对执委或监委不在乎，只要有个中委名义就算完了。
十一月中旬，代表大会开幕。杨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对付日本。但蒋介石在讲话中提出的对日政策仍然是：“在和平未到完全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杨听了表示非常失望。
投票选举之日，会场内乱成一团，进行了很长时间，夜间开票结果，杨的执委和监委全选成了，执委的票数比监委还多，陈立夫仍照蒋的意思，把杨虎城的名字列在监委中。
杨参加了国民党第五届第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他在离京回陕的时候，曾对我们表示：“蒋介石对日不抵抗的政策是非常错误的，国民党领导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另走一条道路等等。
庐山受训
一九三三年夏，杨交代了陕西省府主席职务后，到庐山训练团受训，我随他前去。受训期中，蒋所讲的无非是“安内攘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略”以及“剿匪”战术等内容。总括起来，只是一个“剿共”。一次蒋集合一些高级将领作秘密训话，杨对我说：“今天委员长讲的与平时稍有不同”。我问有何不同，杨说：“今天他把安内和攘外分开来讲。他说所以集中力量先安内，其目的是为的攘外，因为内不安便无从攘外。希望大家能了解他绝不是不抗战的。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先把共产党消灭，他决定领导大家一致对外。目前谁欺负压迫我们最厉害，你们是全都知道的。”杨又感慨地说：“他说了半天，还是百说不离其宗，必须先安内。他这次所以把攘外提了一下，是因为日本进逼而不抵抗，实在说不过去了。但他只是露出攘外的苗头，连个‘抗日’都不敢明说出来，这还是骗人的！”受完训，杨对我说：“这样只剿共而不抗日的办法，再剿几年，恐怕要亡国了！”
杭州见蒋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杨应召到杭州见蒋，我随同前往。韩复榘、徐永昌等也应召到杭。在会见蒋后，杨问我：“你感觉这次蒋是不是对我们冷淡呢？”我就反问他：“你怎样感觉冷淡呢？”他说：“今天会见时，蒋对韩所谈的整军和剿共问题，特感兴趣和重视，对我谈的建议全面抗日问题，只哼哼哈哈，不作答复。在宴会上，对韩和我的态度也不同。他把咱们的军政权削减到现在的程度，认为我们作用不大，还要谈什么呢！”
次日蒋安排到杭的大员游天目山。杨说：“咱们不陪韩向方了。”当晚向蒋请假赴沪入虹桥疗养院检查身体，于十月二十二日返陕。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注释：
①王泰吉于一九三四年一月间，由红四十二师驻地合水之康家*（左土右佥）赴豫陕边做兵运工作，途经淳化县通润镇，投宿在旧相识、敌保安团团长马云从处，被马云从出卖被捕，解交陕西省政府。
回忆杨虎城将军/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