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西安事变
张培森 程中原 曾彦修
1984年，我们《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在完成了选集编辑工作以后，就把工作的重点转到他的年谱和传记的编写上去了。经过这几年的摸索，深感年谱中涉及的若干大事还需要具体弄清，例如西安事变就是其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在解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具体情况，过去的史书是从来没有讲清楚过的。几十年来还有一些传说，其中重要的一个，是说我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完全来自共产国际，不然，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再就是，几十年来见到的所有公开文献中，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事，都没有见到洛甫(张闻天)的名字出现过，他好象成了一个历史上失落了的人物。我们以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1935年初遵义会议以后，他就在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身处“负总责”的地位，不可能在解决西安事变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忽然从历史上消失掉。我们所能设想到的一个原因是：自长征以来他就没有再在红色政权和红军中担任过公开的职务。所以，他之不易为人知，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以他当时在党中央“负总责”的身份，如果真的竟然与党中央在解决西安事变中不发生任何关系，那就成为不能设想的事了。因此，我们也就只好先放下张闻天与西安事变的直接关系这个题目，而把视野放大到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究竟是怎样解决西安事变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问题上去。几年来，我们从查考我党有关西安事变的文献档案中，对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都得到了一个大体清楚的答案。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完全是我党中央独立自主地制定的
西安事变的发动，张学良、杨虎城对外是严格保密的。事变后，毛泽东、张闻天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和党的宣言中，都一再指出，西安事变的发动，包括捉蒋的一切部署，共产党丝毫未曾参与。事实上，张、杨是直到兵谏行动之前才通知我党在西安的代表刘鼎，刘鼎则于12日2时30分将电报拍发给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党中央。中央才得知这一事变发生的信息。
事变惊动世界后，世界舆论当然反应甚多。毛泽东在12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英美的舆论，虽对捉蒋表示不赞助，然而也不主张讨伐张、杨，苏联《真理报》两次的评论，对西安事变认为等〔同〕两广事变一样。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变的实质，都有抹杀。”张闻天在同一会议的发言中也说：“……苏联因为日本的造谣，只能这样说。同时苏联如表示同情，使可以使与南京对立。这样的舆论(指苏联《真理报》评论——引者)，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然而我们是不是能采取这一立场?当然是不能的。”苏联报纸当时是怎么说的呢？这里可引一段《真理报》看看：“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部兵变紧密相连，这也绝非偶然。”毛、张的上述两个发言，对《真理报》这种异乎寻常地颠倒是非的评论显然是采取否定态度的。
在西安事变发生后，16日共产国际确是曾经由当时的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发来过一个电报，但17日中央收到来电后，因电码错误原故完全不能译出。因此，党中央又只得去电请他们重新拍发电报来。可是电报还未来时，我党中央领导核心已经在12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决定了。毛泽东在12月19日上述会议的报告中还说：“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这篇名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的重要宣言，后来在当天就发了，没有等待“国际指示”。
因此，多年来关于我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完全来自莫斯科的说法，纯属推测不实之词，事实上根本没有这回事。而《真理报》等连篇的出乎意外的指责，则既伤害了张、杨两将军，又增加了南京“讨伐派”的勇气。当然，它们也从旁给了我们一点信息，这就是苏联当时是只看重蒋介石的，对西安事变是采取严厉打击态度的，从他们那里不可能得到什么帮助。西安当局还多次来电关心“远方”的援助，但这完全成了泡影。党中央集体领导的智慧，在如此的惊涛骇浪中能把极其复杂的猝然事变处理得这么好，说明了我党中央领导核心的高明和成熟，使我们这些晚辈们今天学习和研究到这个问题时，还对他们充满着无限的感佩和崇敬之情。
中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与张闻天的发言
西安事变，如此突然，事起仓猝，中外失措。加上当时党中央又局处在陕北穷乡僻壤的保安县，消息不灵。而党中央的负责人这时期又相当分散，刘少奇当时在平津地区领导白区工作，陈云在莫斯科(王明、康生也在那里)，彭德怀、王稼祥、任弼时、杨尚昆等则在前线。所以，在事变猝然发生后要求谁能立刻作出一套全面正确的决策来，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由于对西安的情况所知甚少，而国内外各方面颇有点出人意外的谴责张、杨的电讯报道又如雪片飞来，中央在当时的处境是难于公开表态的。正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这就说得很有分寸，是“经过反复研究”，才确定了和平解决方针的，不是哪一个人就能够立刻拿出一套正确的解决方案来的。
12月13日，中央召开了第一次讨论西安事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于张闻天当时在中央担任“负总责”的职务关系，据曾列席会的郭洪涛等同志谈，这个会就是在张闻天的住处开的，由张主持会议。而在此之前数天，即12月7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而在此之前几个月，中央常委会又曾决定过对国民党的“外交”工作，由毛泽东负责。所以13日的会议是由毛泽东作的报告。由于情况所知太少，这一次的报告还不可能提出一套应变的正确方案来。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有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日本有可能把南京政府拉过去造成一个亲日的傀儡政府；另一方面则估计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甚至包括孔宋、黄埔、CC各系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转到西安的主张方面来，而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不叫政府的“一个实质的政府”，以威逼蒋系直接统治的东南七省就范。当时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还提出过“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这些问题的议论从记录档案上看占了会议的主要时间。
但是，毛泽东在报告中并没有把蒋介石列入亲日投降派内，而是说：“蒋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这个估计是重要的。蒋还是被放在广义的“中间立场”范围的力量，即不是亲日派、降日派；其次，既是中间立场就是可能争取的。这句话反映了仍未改变我党在事变前对蒋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转到抗日方面来的估计。整个来说，毛泽东报告的根本精神是一切都要强调抗日，一切为了抗日。所以，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同六天以后的共同决策虽然还有颇大的距离以至矛盾之处，但对蒋氏的态度并未说死，一个“中间立场”的基本估计，就包含了争取蒋介石转到抗日立场的可能。
当然，当时有几位同志发言都曾经设想过把蒋介石的个人罪行同南京政府加以分开，即使不得已“除”了蒋，还是要更好地把南京争取到抗日方面来。(不过，13日的会议上还是设想要以西安为中心的。)而实际上，没有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没有南京政府的蒋介石，都是不能设想的事情。所以，要把南京政府同蒋分开的想法，瞬间即证明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南京政府和各地方实力派于西安扣蒋后，都置抗日问题于不顾，而一味地谴责张、杨是劫持领袖，犯上作乱，并集中力量要张、杨认罪，礼送蒋介石回南京等。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意见中有一可贵之处，就是他在长篇发言中提出了“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问题，同时对是否“以西安为中心”也作了不同的设想。他说，对西安，“将来，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这里，言外之意很清楚，一是不拟推翻南京政府另起炉灶；二是不在西安成立任何形式与南京对立的中心政权。
从程序看，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是最后一个发言，不过，他发言之后，博古又作了改正他本人前面发言缺点的又一次补充发言。之后就是毛泽东做结论。张闻天的这次发言看来是有相当准备又同时讲出了对会上发言中的一些不同看法的。
张闻天发言的根本精神是他发言中的最后一句结语：“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作为提纲挈领，这句话的确是抓住了解决西安事变应该掌握的根本精神与根本方针的。他在发言中对当时的形势作了五项分析，提出了四项任务，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项，即：“对妥协派(按：当时往往用这个词来指蒋介石嫡系势力，有时也称为“动摇派”，总之，这是要把蒋系势力同“亲日派”、“投降派”、“卖国势力”区别开来的表示——引者)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从以上这些内容来看，张闻天的发言有几个值得注意之点：第一，他的发言全文，没有用过一个“反蒋”、“除蒋”、“审蒋”的字眼，也完全没有这个暗示；第二，他没有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人为地分开的任何意思；第三，所谓“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当然，就是包括蒋介石及蒋系势力在内的，因为，离开了蒋介石，南京政府也就无所谓“正统”不“正统”了；第四，对客观形势的看法比较冷静，他的发言没有类乎西安一声炮响，全国就会群起响应的任何意思，相反的，他强调“不要急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强调要注意“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朱德13日、19日的发言也都强调此点。)第五，他强调“联合非蒋系队伍”，但这是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性质，而不是鼓动他们一齐来反蒋。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张闻天在西安事变刚爆发时的惊涛骇浪中，头脑还是比较冷静的，他的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联合和推动南京走上抗日途径的政策思想还是比较明确的。他的这一套比较明确镇定的看法，看来并不是偶然的。这次公布的他在西安事变的一个月前蒋介石发动大规模进攻面前的会议发言，早已认为“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并且指出：“不能因他(按：指蒋介石)压迫我们，我们便轻易估计他是专门来打我们，而会与日妥协。”可见他12月13日会议上的发言，是有其比较巩固的对蒋系政权将被迫不得不走向抗日的形势分析作为基础的。当然，对于如何顺利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如何处置蒋介石等问题，他在13日会议上也还没有提出什么可观的，系统的决策意见来。
在这么惊天动地的仓猝事变面前，要求革命前贤们立即能拿出一套完整的、正确的应变决策来，那就是把人当神看待，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毕竟在这样突然的事变面前，我们老一辈的革命家能够处变不惊，多数同志并能讲出一些极可珍贵的正确意见，这就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们遗留给我们的多么难能可贵的革命智慧和革命胆识啊!
这里要顺便提一下张国焘。他在这次会议上也作了重要发言。所谓“重要”，是因为他的错误的严重性，而不是别的。他说：“我只说到关于西安建立政权问题。我们要以西安为抗日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可以看出，张国焘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基调，是同其他一些中央同志的观点全然不同的。他发挥了一整套极左的、只能引起全面内战的、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和汉奸卖国贼的完全错误的主张。在他发言后，凯丰、张闻天、博古等都不指名地批评了他的错误观点。在明白了这些事情的真象以后，如果再花笔墨去驳斥张国焘在他的《我的回忆》中制造的大谎言，就很不值得了——那不过是无耻叛徒的再一次无耻表演罢了，实在值不得一驳。
由于时局的紧迫，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于15日即动身去西安(博古、叶剑英是在24日下午才到西安)，直接到事变发生地点去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并处理事变去了。
也由于时局的紧迫，在各方纷纷表态的情况之下，我党久不表态也不行。于是在12月16日才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林彪、徐向前等15位红军将领的名义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
这个电文正象13日的会议一样，还看不出多么明确周到的决策意见，而主要是呼吁“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要他们停止内战，接受张、杨主张，将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等。其中写道：“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这个通电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简单地说，就是“停止内战，接受张、杨建议”十个字。至于仍然提出审判蒋介石的问题，则还不能说是13日会议上完全明确一致的主张。因此，从15日的电文来看，中央领导核心似还未形成成熟的决策性的系统意见。这是事情发展的初步阶段难于避免的现象，应该说是正常的，而不是不正常的。
十二月十九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与张闻天的发言
这次会议与上次会议不同的是，它是中央经过了短短六天对形势的观察之后，在认识一致的基础上确定方针的一次重要会议。这个方针的内容集中体现在会议产生的两个文件之中。其一是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通电》建议由南京召集有各党各派参加的“和平会议”，讨论事变的解决办法和抗日救亡的大计，这也就明白地表示承认南京政府为全国性的中央政权。其二是对党内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这是代表中央向全党说明和平解决方针的一个文件，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阐述了我党力争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
从以上两个文件可以看出，这次会议精神同上次会议相比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就是在对蒋的处置问题上，明确地确定要实行“和平解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两次会议之间六天客观形势的发展。正如张闻天所说的“在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显得〕更充分”。客观形势展现的问题之一，就是在蒋介石被扣后，国民党营垒中包括一部分原来对蒋不满的实力派在内出现了一股“拥蒋潮流”；展现的问题之二，正是在蒋介石被扣这个问题上形成了南京与西安之间对立的焦点，而确实要在主观上将二者分开是不可能的，刻不容缓的内战危机摆到了面前。除了以上主要的两点之外，国际上正在转向同情中国抗日的英、美，以及一贯支持中国革命的苏联也都已明确地表示不赞成张、杨捉蒋的这一行动。
正是以上这些客观形势的变化，促进了中央领导人的决策。这里应该指出的，周恩来17日到达西安之后通过电文连续向中央提供外界反应并陈述自己的意见，对中央的决策起了重大作用。
在这次会议上，仍是毛泽东做的报告和结论，报告着重分析了形势的两个方面，即当前严重的内战危机(黑暗的方面)和走向抗日的前途(光明的方面)。同时说明：“现在发表的通电与前次的电是有区别的，更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公道话。”他说，“现在是黑暗与光明的两方面都在发展的，不过光明的被黑暗的所掩盖着。”又说，“西安事变后，对于内战的发生与延长是不利的，我们主要是要消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西安事变的前途，有胜利的前途，有失败的前途。如果在这次战争中，抗日军方面打了几个胜仗，将使光明势力更要起来。”结论中也是突出地谈了和战这个中心问题，说，“内战的前途一定要结束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有六种力量：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六是国际。……我们应把六种力量团结，使内战结束。”结论明确指出：“在抗日派和亲日派之间，我们应争取中间的一派。”争取“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其他同志的发言，也都集中在内战的扩大与停止内战的两个可能性上，而且谁也没有能够断定哪个可能性大。
张闻天在这次会上的发言，看来也是很有准备的，他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意见，共讲了七点。他首先忧虑的也是和战两个前途，他说，“这次事变的前途：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为〕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失败的可能如弄得不好是有的，而且相当的大。胜利的可能是有的。失败了怎么办?应尽量争取其一部。困难的前途也应准备。”这样的分析全局，准备应付失败后的困难是十分正确的。张也同样没有分析胜利和失败的可能性哪一个大。足见这时的中央领导核心都在焦虑：尽量争取和平，但要准备失败时应付更困难的局面。张闻天发言的第二、三点特别值得注意，他说：“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只要所谓拥蒋的潮流过后，他的内部矛盾更要发展，这是有利于我们的。”在和解虽然已出现迹象而战云依旧密布的情况下，他还是强调我党“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足见在他对客观形势的认识是坚信蒋和南京政府不可能转到完全降日反共的政策上去的。因此主张：“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可以说，这确是我们对西安事变的总方针。而关于“和平调解”西安事变的方针的说明，就记录所见，张闻天这里讲的是最为明确、最为完整的。
此外，他在发言中还光明磊落地大胆批评说：“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因为13日会议中这个问题是正式提出来的，而在张当天的发言中是没有“倒蒋”、“除蒋”、“审蒋”的字样和意思，并委婉地提出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六天的客观形势发展说明，西安和南京之间和与战的集中问题，恰恰是对蒋的方针问题。因此，为了统一思想，作为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的正式会议上作出这样明确的负责表示，应该说是必要和可贵的。
危急时刻亲赴西安，会同周恩来等在现场商定大计
12月25日，蒋介石作出六项诺言保证之后获释，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一步。然而由于蒋介石回南京不久就扣留了张学良，并派重兵进攻西安，使得人们刚看到和平希望的局势又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中。1936年12月31日，南京当局组织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张学良，紧接着蒋介石就调动五个集团军的兵力进逼西安。这时在我们党内一部分同志思想中，也就产生起对蒋介石能否实现其诺言的疑惑。西安方面主战派的声浪更是顿时上升，紧迫的形势再一次要求我党表示明确的态度，并拿出正确的对策。
然而，在1937年1月2日中央政治局讨论西安事变时，张闻天的态度仍然是强调对客观形势作科学分析，他说：“蒋的态度仍是在动摇中，我们的方针还是要争取他。对西安问题的主要关键是团结内部，站在防御的动员更为有利，争取更多的同盟者。南京要进行大的内战目前在舆论上是很难动员的，他主要还是一方面以武力来威胁，一面来分化西北。”又说“要蒋脱离右派转向抗日，是要经过很多的困难的，主要要依靠斗争与活动。”以张闻天当时的地位来讲这番话，无疑在稳定局势与统一内部认识上是很重要的。这里既坚定地看到蒋仍有转向抗日的前途，又看出他目前所施展的手法，这一认识对于继续坚持党的正确方针，而不为一时的现象所动摇是十分重要的。后来一个半月局势的曲折发展证明了上述估计的重要和正确。
为了解决新的内战危机，张闻天还同毛泽东等一起指示各方面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努力。1月15日，张闻天致电上海地下党的允生(冯雪峰)、小开(潘汉年)，要他们设法找人向李宗仁、白崇禧活动此事，并同时请人向宋子文活动，“要他继续担负调解责任，表示我们拥护他调解之诚意”。还要他们通过杜重远向熊式辉探听何应钦等亲日派目前的行动方针，以便决定对策。潘汉年当天就电复张闻天，“已请大姊(指宋庆龄——引者)同宋子文说项，设法由他负责调停”并“已派人去孙、冯、川、桂活动”(孙指孙科，冯指冯玉祥——引者)，“已嘱杜重远、叶挺设法公开往南京”等。
但是，南京方面扣张不放，在派出大军威逼西安的同时，提出处置西北问题的甲乙两种方案，所谓甲案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撤到甘肃和陕西西部，红军全部返回陕北；乙案则要东北军移驻安徽，十七路军仍留陕西西部，红军则同样要求返回陕北。在此情况下，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坚主强硬抵抗，不愿接受甲、乙两种方案中的任何一案，而主张同蒋军决一死战。事实上，当时敌我力量悬殊，战必吃大亏，故当时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及红军三方面来说，争取和平都是高于一切的。但东北军少壮派激于义愤，听不进去，1月21日，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军政负责人会议已决定接受蒋方提出的甲案之后(我方也主张接受此案)，主战派于是更为愤激，形势一触即发。在这矛盾尖锐、形势险恶的情况下，张闻天于1月27日秘密抵达西安，与周恩来、博古等在现场共商解决内战危机问题。
张闻天于1月25日自延安动身。就在他动身之前，他还有一电致刘少奇，指示北方局要“大力策动各方和平解决西安问题，此是目前时局中心关键。”可见张闻天前往西安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动身当天，毛泽东有电致周，告知：“洛甫本日出发来西安。”后来博古也说过：“正是很尖锐的时候，很险恶的时候”，“洛甫同志来了”。27日晚，东北军青年军官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50余人到周恩来住处请愿，激烈反对和平撤军，只能接受释张才能撤兵的条件。经周恩来多方劝说，仍不听，以同我们决裂相威胁。深夜，周恩来、博古获悉有几个人已拟就暗杀名单，内有东北军主和派及中共代表等。第二天(28日)上午，博古到张闻天住处(王以哲副官家)，告以紧急情况，并说车辆已准备好，须立即驰赴云阳我军前敌总指挥部。
张闻天离开西安前，通过周、博了解到，东北军主和派高级将领与中央军代表之间的潼关谈判，已经初步达成停战撤军(指东北军按甲案撤军——引者)协议。据此，张闻天于当日以他个人名义发出了一份致毛并彭、任的电报①，电文介绍了西安主战派的实际情况之后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疑的坚决为和平奋斗”，并说，“为贯彻这一方针，必须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左派中之大多数分子相信我们政策之正确。对极少数不能听[说]服的过激分子应与之斗争。”并征求毛泽东的意见，说“此间正为这一方针奋斗中，你有什么意见?”
张闻天于同日抵达云阳我军前敌总指挥部，当即同在那里的杨尚昆、任弼时、王稼祥(王病重待机出发赴苏治病)诸同志紧急商议，并以他个人名义(但说明已取得杨、任、王的同意)发给陕北毛泽东和西安周恩来、博古一电。这份电报在军事、政治战略上均有重大意义。电报首先建议，将派往陕南商县一带的红军主力主动撤退回渭北。这既是表示“我们对和平的诚意”，实际也有军事作用，收缩兵力，防止被歼。同时明确提出“红军愿意服从主张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其中策略性特别强的是反而由“红军要求蒋委员长立即销假视事，主持中枢。”实际这一要求是对我方有利，而使蒋陷于被动并难于玩弄新的花招的好办法。因为，蒋于回京后不久即耍赖皮，假惺惺表示自己统率无方，请假养病，以撑面子。如此，则他既可以让别人进攻西北，他个人又可装作未主持战事。如今让他销了假，他就不能不适当考虑他在西安停止内战的诺言，若再坚持武力解决就逃避不了重新发动大规模内战的责任了。政治斗争的艺术，在这里是相当可观的。毛泽东果于第二天即1月29日即致电上海潘汉年，要他向国民党当局表示：“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要求。”电报也同时要求国民党给红军“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
1月28日张闻天回到云阳后，西安东北军少壮派主张武装抗蒋的空气还在上升，一部分稳健的将领情绪也有所动摇。1月29日东北军团以上军官在渭南开会，在应德田等少壮派的鼓动下，当场决定，张学良不放回，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即决一死战。次日，即1月29日，张闻天又在云阳前敌总指挥部单独致电与毛及西安周、博，报告西安的紧张情况，并强调红军应公开表示不参加战争，电报说：“如和平绝望，战争或部分接触发生，红军应公开表示，为求得全国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主张的实现，不愿参加内战，宣布我们在西安事变中为和平而努力的经过，并且愿为和平继续奋斗。”电报同时也表示“在和平尚未绝望时期，红军仍不采取单独行动，同东北军，十七路军完全处于对立地位。”1月30日又有一电给毛、周、博，认为“只有在我方实行甲案之后，南京仍向我们进攻破坏和平时，我方应实行自卫战，不是无条件的自卫战。”
1月30日下午，周、博、叶即赶到了云阳，同张、彭、任、王紧急商量对策。会议分析，由于西安方面已形成主战的态势，如东北军、十七路军这两个友军同蒋军一旦真的打起来，而我们不参加，我们就势必会同西北地区两个友军处于对立地位，局势更不堪设想。有鉴于此，会议毅然改变了前一天即使打起来了也不参战的决定，一致决定“在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仍不变的前提下，有必要采取同友军行动一致的灵活办法。当夜，云阳方面将以上意见电告毛泽东等，表示“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败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和平主张，在更不利的条件下接受和平。”此电以与会诸人共同名义发出。30日晚24时，毛、朱复电来到，同意了这个新的紧急决策，并在复电中将当前的行动方针概括为“三位一体，进则同在，退则同退。”可见，毛泽东、朱德高度赞扬了这个新的决策。
周恩来又回到西安后，1月31日同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同在王以哲家开三方最高级会议，决定仍坚持三位一体，争取和平，用政治方式营救张学良的方针。可是，东北军中一些鲁莽的少壮分子，缺乏政治远见，意气用事，终于在2月2日发生了抢杀东北军中的有头脑的高级将领王以哲将军的不幸事件，使三位一体的团结局面受到重大损失，这其实是一件亲痛仇快的事。
可是，当时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日本全面占领中国的战争行为已迫在眉睫，再不容许蒋系势力继续打大规模的内战了。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对之提出五项国策、四项保证，保证中有一条即是“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2月15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数十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向大会提出关于恢复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紧急议案。这次全会虽然形式上通过了一个所谓《根绝赤祸案》，但实际上这是蒋介石以阿Q精神表示了停止武力剿共，正式重开国共合作商谈的态度。至此，西安事变基本上即告以和平解决而结束。
从上述文献资料可以充分看出，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历史性的决策，是我党中央独立自主地、正确地决定的，而且还可以看出，这个和平解决方针的制定，并不是由哪一个天纵之圣一言而安了天下的。这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充分发扬民主，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互相补充、互相修正，集中了集体智慧的结果。而从领导核心来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三人无疑是我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全过程中三个最为核心的人物。
(原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① 见《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张闻天研究文集/张培森主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