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张 兆 本
张闻天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党在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在他的一生中，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他经历了一个从错误到正确的发展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倡导者、参与制定者之一。
一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之下，当时作为党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发表了《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国民党的统治》、《中共党内机会主义动摇》等文章，表明他没有认识到国内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存在着严重的“左”倾思想。
然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不能不在党内产生深刻影响。张闻天在执行某些“左”倾政策的同时，也逐渐产生对“左”倾路线的怀疑和动摇。
1931年12月5日，张闻天在《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的文章中就指出，党内对群众抗日要求存在着“关门主义”。文章说：“无疑的共产党在这一反帝斗争中，是扩大了它的政治影响，然而还有广大的群众，总还觉得共产党的主张，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还觉得共产党的主张，没有灵敏的满足他们民族的要求，甚至以为共产党是根本反对爱国运动、抵货运动与民族运动的”。文章尖锐指出：“当然民众这种感觉，是有它的真实根据的。这一根据，就是本党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深沉的关门主义。”当然，这里所讲的“关门主义”与后来党所批判的拒绝和中间势力结成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是有区别的。它实际上是指党不应该脱离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下层群众的抗日要求。对于民族矛盾上升后整个阶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中间势力的变化，还没有认识。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十九路军将士对日军的英勇作战，上海各阶层人民抗日热情空前高涨，使张闻天对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有所察觉，开始在某些方面逐渐感觉到“左”倾关门主义的作法存在问题，不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对统一战线的重要性逐步提高了认识。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表明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但是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却认为“三条件”仅仅是作为策略口号而提出，只是对下层士兵和广大工农群众讲的。在对这一宣言的理解上，张闻天一开始就同博古发生分歧，他认为“三条件”不仅仅是作为策略口号而提出，也是行动的口号，不仅仅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群众讲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讲的①。
1933年11月，蔡廷锴等率领的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宣布反蒋抗日并主动要求同中共合作。然而，以博古为首的“左”倾领导仍执行关门主义政策，认为蔡廷锴等人是最危险的敌人，其所作所为不过是空喊革命口号，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在对福建事变的政策方面，张闻天同博古再次发生分歧。他主张慎重从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并以中央军委委员的身份，对当时不同十九路军配合的错误军事部署提出过反对意见。在福建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他写下了《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文，批评了当时存在的同十九路军联合问题上的关门主义。文章在分析了国民党营垒内部的分化后，指出“不能否认个别的国民党军阀有接受我们宣言的可能”，“我们的任务不是否认这种可能”，“不是关起大门来表示自己无产阶级的纯洁”，而是“要坚决反对左的关门主义”，甚至可以在“个别的地方进行上层的统一战线”，以此“来争取群众，来争取群众的同盟者。”对福建事变的错误处理，同共产国际将当时统一战线的对象主要限于下层的“左”的政策直接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明确提出坚决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并根据对客观形势变化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反动营垒中真正爱国的分子”有可能接受“同我们在一起为中国民族的生存而战的号召”。并认定有可能实际上建立个别上层分子的统一战线。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张闻天的这些分析和主张，是对当时“左”的思想的某种突破，表明他在犯“左”倾错误的同时，在思想和实践上也有反“左”的一面。
毋庸讳言，此时，张闻天还没有深入地从阶级关系的变动上认识和纠正“左”倾关门主义，他只是指明反动营垒的矛盾应该利用，而没有看到国民党某些将领的抗日表示，实际上是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变化的反映，因而他还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左”的束缚。
后来，在遵义会议上，由于对客观政治形势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毛泽东的帮助，张闻天终于与“左”倾路线划清界限，站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边。在张闻天为会议起草的决议中，再次总结了福建事变的历史教训，指出应该从积极方面扩大反革命“内部的裂痕”，“同十九路军订立停战协定，来推动十九路军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但是，博古等人却“在左的空谈之下”，实行错误的方针，说明他们“根本不了解十九路军人民政府当时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由此可见，张闻天起草的这个决议不仅指出了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实际上也触及了政治路线问题，指出了党过去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二
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是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张闻天对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最早的倡导者、制定者之一。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决定分兵两路，毛泽东、彭德怀等率领中央红军在直罗镇部署粉碎蒋介石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张闻天则带领中央机关到瓦窑堡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1月17日，张闻天写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的紧迫》一文，开始认识到：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阶级关系已发生变化，“在全中国民众中间，不但在工人、农民与士兵中间，而且在中等社会甚至一部分上层社会与某些军阀中间，存在着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蒋介石的极大不满”。因此，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鉴于党在过去执行关门主义“左”倾政策的教训，张闻天明确指出：“党应该深入到工农兵下层基本群众中，进行艰苦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然而党应该同样善于利用上层的统一战线，即使是一时的、动摇的、不可靠的，以扩大斗争的范围与力量。”但是，文章对阶级关系变化的情况还缺乏深刻的分析和认识。还把国民党内部矛盾称为“反革命派别内部”的矛盾；而把与反蒋军阀订立的作战协定，看作是为了采取一切办法“促使反蒋战争的首先爆发”。这些都表明，张闻天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认识，仍存在着当时不可避免的过渡的性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张闻天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阐述特别是他关于“经过一些转变的环子”的思想和对上层统一战线的重视，无疑表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不久，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采取了与“八一宣言”基本相同的纲领和策略。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张闻天于1935年12月1日，写了《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宣言》的文章。他针对党内有些同志仍然摆脱不了“左”倾关门主义的思想束缚的情况，指出：“我们不应在宣言发表之后，被动的、消极的等待人家来找我们”，而是“要主动的、积极的到处去活动”。接着，张闻天又对党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采取的策略，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他认为，对于那些过去同我党处于敌对地位的军阀，或者是过去坚决反对我党的政治派别，“只要他现在在抗日反蒋同我们有共同之点，那我们可以完全不念旧恶，同他们联合一起”。而对于那些蒋介石的蓝衣社的个别的法西斯分子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甚至对于“那些最坏的家伙”，也不应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用不同的策略原则，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张闻天深刻指出：做为革命群众的领袖，不但应该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而且应该知道如何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把敌人内部或把所有军阀都看做清一色的东西，“这实是一种最错误的观点”。因此，要灵活地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就必须同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开展最坚决的斗争，“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之下，关门主义成了我们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张闻天强调：党应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去反对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并在斗争的过程中，去取得党对最大多数基本群众的领导权”。
在瓦窑堡会议以前，张闻天对政治形势的正确分析，对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具体阐述，对于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批判和对党在抗日斗争中的领导权的强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他还亲自主持处理了改变富农政策这一重大问题。
关于富农政策的改变，应该说，与张浩带回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八一宣言”的精神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有直接关系，但是根据这个精神在中央主持做出改变对富农策略决定的则是张闻天。在做出决定之前，张闻天先派罗迈、王观澜和郭洪涛进行了深入调查，并与他们一起研究和了解情况。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1935年12月6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关于富农问题的报告和结论。张闻天的报告，否定了过去共产国际“加紧反对富农”的政策，代之以联合富农或联合全体农民(适用于白区)和中立富农(适用于土地革命深入时)的政策，并提出改变富农分坏田的作法。报告说：“我们现在如采取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把他们推到地主豪绅方面去，显然是不适当的。”鉴于目前革命形势，又鉴于过去的经验，在富农问题上，“要改变策略，为的是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根据张闻天的报告和会议讨论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这是中央到达陕北后为纠正政治策略上的“左”倾错误而实行的第一个重大的政策改变。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在张闻天的住所举行。会议上，曾出现激烈的争论。主要是统一战线中是否包括剥削阶级，即是否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会议开始，毛泽东论述了统一战线问题，接着博古发言，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他引用斯大林的话，说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毛泽东再次发言，反驳了博古，论证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在会议中，张闻天与毛泽东“完全站在一条战线上”，②会议最后，张闻天做总结，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综合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党的历史上的教训和与会同志的意见，起草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根据决议的精神，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党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全面最系统的文件，是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纲领。
三
瓦窑堡会议以后，作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对于贯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推动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无论在思想上和实践上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华北直接对日作战，以此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制定了东征的决策。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他指出“东征的目的是要在这一行动中进入山西，发动抗日争取对日宣战，这个方针是使苏维埃和红军发挥抗日先锋队作用。”为了保证东征的胜利，张闻天亲自抓了扩大红军的工作，并于1936年2月和毛泽东一起，东渡黄河亲临前线。5月5日，中共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放弃了反蒋口号，表明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时的统一战线工作，采取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相结合、着重开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中，党把争取东北军、西北军作为工作重点，作为逼蒋抗日的中心环节。
张闻天协同毛泽东，在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合上，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首先建议中央指派一批干部专门从事这项工作。这些干部有南汉宸、王世英、刘澜波、贾拓夫、阎红彦等。起初从事这项统战工作的机构有两个，一个是由周恩来领导由朱理治具体负责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另一个就是张闻天领导由贾拓夫等组成的西北军工作委员会。它们分别在东北军、西北军中作了许多统战工作，争取了一批国民党的将领和社会名流。后来，这两个机构合并，由周恩来统一领导。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了逼蒋走上“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道路，一方面，不断发展自己的力量，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给予坚决的回击；另一方面不断致书国民党，并调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以争取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切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1936年8月25日，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中国国民党书，直接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组织国共两党共同反日的坚固的统一战线。9月1日，中央书记处下达《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进一步改变了“抗日反蒋”的策略，紧接着中共中央又召开了9月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而经毛泽东改定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正确估价了新形势下，“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及时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统一战线策略。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闻天主持中央会议，商讨解决西安事变，经过反复认真的讨论，最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6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赴西安参加谈判。12月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以此统一全党的认识。
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苏区和白区代表会议，张闻天主持和出席了这两次会议。在党的苏区和白区代表会议上，张闻天先后作了《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的开幕词和《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他深刻地阐述了党在新阶段的方针政策，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一起，为迎接国共第二次合作新时期的到来，为争取千百万群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方针、政策、斗争策略等方面，作了必要的准备。
在此期间，张闻天不仅在实际工作中为推动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做了许多领导组织工作，而且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从思想上为转变党的工作任务，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这些文章和讲话，除比较系统地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较周密和具体地指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方法，为党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指明了方向。
他在这时的统一战线思想，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继续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当时，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党内仍然存在“左”倾关门主义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张闻天指出：在目前的形势下，关门主义还是主要危险。他驳斥那种认为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是“投降”的谬论，指出：我党的四项保证，不取消或降低党的独立性，并不放弃党对军队与政府的领导，而是为了争取共产党在全国的公开活动，这是本党两年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发展的必然结论。他严肃地告诫全党，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提出过高的过左的要求，使统一战线过早破裂，是我党所不能容忍的错误。他深刻指出：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必须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每一个冲突与矛盾，善于利用国民党每一允诺，每一合法口号，提出积极的主张，组织群众把运动推向前进。
二、加强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上层统一战线的建立，是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环节。那么，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呢?张闻天认为：首先注意那些有群众的有实力的抗日的派别，订立协定也应考虑，今天所需要的是什么，先订立部分地方性的协定。为了反对共同敌人，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订立的协定可以是各种各色的、部分的、地方性的。而协定的时间可以是长期或短期的。张闻天认为，在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中，只有掌握正确策略方针，才能实现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者的作用。他强调：应该知道谁是民族革命中的左派，谁是中派，谁是右派。我们的方针应该是同左派结成坚固的同盟，联合中派，而孤立右派。后来，毛泽东更完整更全面地概括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做好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1936年8月9日，张闻天《给刘少奇同志的信》中，具体地指出争取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性，“军队中特别是二十九军中的工作，现在特别重要，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去进行”，他严厉指出：“过去我们只做士兵工作不做白军的官长工作是根本错误的”。
三、强调统一战线内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上升后，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如果看不到民族斗争掩盖下的阶级斗争，就必然会出现右的错误。针对国共合作即将实现，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可能滋长的情况，在继续批判“左”倾关门主义的同时，张闻天阐述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认为：民族统一战线只是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形式，在民族营垒内部的斗争，还是继续着。内战停止，并不是阶级斗争的消灭。阶级斗争将采取更复杂、更曲折的形式。因此，党必须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主义的倾向作斗争，但同时不要放松反对尾巴主义、投降主义，保证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他提醒全党：在新形势下，更应大大提高我们的政治警觉性，任何疏忽与错误，都会使革命受到挫折，以致失败。
四、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同时存在，国共合作的局面即将形成的情况下，巩固我们的党现在成为一切工作的核心。张闻天根据党在领导权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指出：争取领导权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党的政策与领导是否正确，将决定于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那么党如何加强自己的领导责任，去争取领导权呢?他认为：一，要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日救国的方针；二，要善于应用一切适当的斗争方式，从武器的批判转到批判的武器；三，要加强白区党的领导，建立全国范围的工作，每个中心地区要有坚强的能独立工作的干部；四，在苏区红军中要特别加强党的领导；五，要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新的政策，适合于新的要求。
张闻天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以上论述，为中国共产党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策略转变做出了贡献，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原载《党史研究》1985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个别地方作了删改。)
① 见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② 见张闻天1943年《整风笔记》。
张闻天研究文集/张培森主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