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
张培森
近些年来关于西安事变的历史文章、书籍以及文艺作品出版不少，当年在这个轰动世界的政治事件中的风云人物张学良、杨虎城以及我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这一事件中的许多事迹已经广为人知。然而，当时在我党内居于负总责岗位的张闻天在这一事件中有何表现和作用，却很少有人知道。最近，《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在编写他的年谱过程中接触到一批档案材料，从中发现几篇他在中央会议上的发言和个人署名的电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合办的《党的文献》今年第3期已经将这批文献发表。笔者仅就个人的认识，谈谈这批文献记录所反映出来的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
第一，事变爆发第二天，张闻天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发表了“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这一独到见解，同时指出了“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根本方向。
事变爆发后我党在制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短期的曲折变化过程。前后变化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蒋介石的处置方针问题。事变爆发之初，在12月13日党中央召开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多数人的意见是主张“除蒋”、“审蒋”的，大致上反映这次会议初步方针的公开文件是12月15日发表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电文呼吁南京当局“欲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这个电文发布不久，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全面考察和周恩来赴西安后争取和平努力的尝试，迅速改变了原来不成熟的方针。在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中央电中开始有所表示，及至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作出和平调解事变的最终决策。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明确地表示这个方针是比以前更进步的方针。
这次发现的张闻天一份最为可贵的发言纪录稿，就是他在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这篇发言开始就对事变的性质及前途作出这样的分析：“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张闻天在这里用“揭破妥协派”这个表述，就是指明这个行动是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妥协派在抗日问题上妥协动摇的一次揭露和打击，这不但准确地概括了事变发动者的本意，而且由此推测到事变积极意义方面可能发展的前途。这个推测的正确性已经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这篇发言重要的价值还在于提出了对事变初步方针的意见。请看发言中的这样一段话：
“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在这次会上持“除蒋”意见的同志同时还提出，在西安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并“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而张闻天的上述意见则是提出了不同的另一种主张。这里不仅没有“除蒋”、“审蒋”的含义，而且提出在两“不”(不与南京对立，不成立对立政权)、两“争取”(争取妥协派，争取南京政府正统)的前提下进行“政治上进攻”，“威逼南京”，这是同事变前4个月我党即已确定的“逼蒋抗日”方针相一致的。
这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提出“争取南京政府正统”的问题。这不仅表明张闻天不同意“除蒋”，而且表明他不是把蒋看成孤立的个人，而是关系到国民党政府正统的维系这一复杂问题。形势的发展很快就证明了这样一点：本来我们一些同志估计各地方实力派会支持或响应西安事变，结果他们当中却出现了一股相反的“拥蒋潮流”，使得蒋的处置问题明显成了“和”、“战”的关键。而张闻天在13日的会议上就能从原则上提出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富有远见的。
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有针对性地强调指出：“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要“慎重考虑”，要“把抗日为最高旗帜”，要“依靠我们党的策略正确”，他在发言的最后提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具有总纲性的结语，实际为我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指出了根本的方向。
在张闻天发言之后不久，会议作出了结论。结论虽然没有完全采纳张闻天的意见，但是接受了张闻天、周恩来还有博古等不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意见，确定了“除蒋”条件下争取南京政府的初步方针，这个方针虽然是不成熟的，但却为不久形成的最终决策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第二，在党中央确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19日政治局扩大会上，张闻天围绕“不再恢复反蒋”这一关键，对决策的正确性及其策略思想作了鲜明、系统的阐述；并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1936年12月19日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继13日会议之后党中央讨论西安事变的一次会议，也是中央确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一次会议。和平解决方针的确定是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的一次决定，尽管它经历了一个从除蒋到有条件放蒋的曲折过程，但是仅仅五、六天时间，经过民主讨论，就能对这样重大而复杂的事件作出为后来历史证明完全正确的决策，这正说明了我党的英明，也生动体现了党中央集体智慧和民主决策的精神。毛泽东在19日会议上根据对内战与抗日两种前途的分析和会议的讨论，毅然作了修改原来方针的结论。周恩来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会议之前他在西安为争取和平所作的努力以及向中央陈述的意见，对于会议的决策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张闻天在这次会上的发言是为全面阐述决策的思想和精神而作的。发言共分七点，对事变发展的前途、党对事变的根本立场、和平调解方针的策略思想，以及党对失败前途的准备等，均一一作了论证和说明。
这篇发言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蒋介石的处置方针问题作了鲜明、透彻的说明。发言明确指出：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理由是：“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鉴于党内在事变爆发后已经有过在这个问题上的徘徊，发言批评了“审蒋”这一类的错误口号，发言说：“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时刻，张闻天对此关键问题作出如此鲜明的表示，对于统一党内的思想和步伐是十分必要的。发言也正是在对这个问题阐述的基础上将和平解决事变的总方针作了明确的概括：“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
这篇发言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价值，即它为证明我党独立自主制定这一方针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证据，这就是在发言的结尾对苏联报纸关于事变的指责舆论所作的一段表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共产国际在12月16日曾给我党发来关于西安事变的电报，但由于译码的错误，电文完全翻译不出。因此，直到19日这次会议召开之时，共产国际关于事变有何指示我党中央根本不知道，而苏联《真理报》等报纸14日以来对事变的评论，则是把事变的发动说成是亲日的阴谋，这一舆论引起了人们的困惑。张闻天的发言就是针对这一情况而讲的，他说：“苏联的舆论，〔是〕应该解释的。苏联因为日本的造谣，只能这样说。同时苏联如表示同情，便可以使与南京对立。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然而我们是不是能采取这一立场?当然是不能的。”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完全是我党在12月19日会议上独立自主作出的，而不是如有些流传的说法那样，是什么接受国外指令的结果。
中央这次确定方针的会议通过了两个著名的文件，即对外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和对内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前者为毛泽东的手笔，后者曾被一些当事者证明为张闻天所起草。今天看到的他在中央决策会上系统阐述方针的这个发言以及13日关于方针的初步意见，不仅能够进一步证明这份重要的党内指导文件确为张闻天的手笔，而且以确凿的史实反映出这位领导人在这一决策中的历史作用。
第三，在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出现新的复杂形势面前，张闻天揭破蒋所玩弄手法的实质，教育党内仍从实现和平的全局上正确处理西北局势，并在紧急时刻亲赴西安同周恩来现场商定大计。
蒋介石在作出接受抗日等六项诺言之后获释，使得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一步，然而由于蒋回南京不久就扣留了张学良，并派重兵进攻西安，使得人们刚看到和平希望的局势陷入了又一次危机之中。当张学良被扣消息传到西北的时刻，广大群众无不为蒋介石背信弃义的行径而感到义愤，西安方面主张武力解决的舆论顿时上升，党内也有的同志对于是否还要争取蒋介石发生了动摇。紧迫而复杂的局势要求我党表示明确的态度并能作出正确的对策。就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1937年1月2日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又作了一次全面分析形势和提出对策的发言。
他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作了这样的分析：“南京要进行大的内战目前在舆论上是很难动员的，他(指蒋介石——引者)主要还是一方面以武力来威胁，一面来分化西北。”并且指明：“蒋的态度仍是在动摇中，我们的方针还是要争取他。”发言建议西安方面发表通电，呼吁“反对内战”，“要求放张学良回来”。同时提出“西安问题的主要关键是团结内部，站在防御的动员更为有利，争取更多的同盟者。”发言最后要人们看到：“要蒋脱离右派转向抗日，是要经过很多的困难的，主要要依靠斗争与活动。”
当时西北局势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复杂问题是：由于张学良的被扣使得全局上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同西北原来三位一体(即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这个局部阵地的保持呈现了尖锐的矛盾。放弃局部谋求整体固非良策，然而如果一味只争局部而不顾整体，则势必有使已经初步取得的和平毁于一旦的危险，而且局部也不可能真正得到保持。张闻天的上述发言，把谋求西北问题的解决置于实现全局和平这个前提之下，主要靠团结内部和采取政治斗争手段来争取，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坚定正确的方针。
张闻天的发言所表现的坚定性仍然是同正确估计联蒋抗日的可能性分不开的。发言的可贵在于它不是偏重于单纯从人格上来观察蒋的行为，而是着重从政治形势的全面分析中对其作出比较准确的估计，看清他所施展的手法的实质。这一认识对于人们坚定方向，不为一时现象所摇摆，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后来一个半月，曲折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上述这种估计的正确。
文献还向人们提供了一件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这就是在张学良被扣后西北局势发展到最紧张的时刻，也就是东北军著名爱国将领王以哲被害的前夕，张闻天亲赴西安，同在那里的周恩来现场商定大计。张闻天是1937年1月25日从延安动身，27日抵达西安的。出发的当天毛泽东发一电文致周恩来：“洛甫本日出发来西安”。在张闻天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少数激烈分子到周恩来住所请愿的事件。博古后来回忆时说道，“洛甫同志来了，正是很尖锐的时候，很险恶的时候。”现在找到了张闻天到达西安后的个人署名的几份电报，其中两封已由《党的文献》发表。电报之一是他到达西安第二天(1月28日)向毛泽东通报西安贯彻“坚决为和平奋斗”方针的情况并征求他的意见的；另一封电报则是同日发自云阳前敌总指挥部，向毛泽东提出红军及时撤出陕南的重大提议的。这两封电报是体现我党为彻底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努力的一个光辉的历史见证。
张闻天在总结西安事变这段曲折历史时，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国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要求我们有确定的方针，而不为表面的现象所蒙蔽与动摇。”他自己正是实践了这一点，在这段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中始终表现了一贯的方针上的坚定性。而他当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看来是同他不断地注重客观基本形势的科学分析分不开的。目前见到的材料中还发现，早在西安事变爆发一个月前，他在党中央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就指出：“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提醒人们“不能因蒋的某些摇摆而忽视总的形势”，“不能因他压迫我们，我们便轻易估计他是专门来打我们，而会与日妥协。”要人们看到“日的进攻，英的态度强，蒋的动摇，走到抗日方面来的较多”这些基本的因素。他的这次讲话，虽然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西安事变的发生和事变和平解决的具体过程，但是从西安事变的最终结果以及导致这种结果的各种实际因素来看，张闻天的上述这番话是没有说错的。这位领导人在西安事变中留下的这笔精神遗产，是值得人们研究并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的。
(原载《人民日报》1988年8月15日)
张闻天研究文集/张培森主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