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业篇-参加延安整风和“七大”盛会
单小娟 钱均鹏
1942年春天，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广泛而深入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在提高全党马列主义水平、统一思想方面产生了巨大成效，为党的“七大”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运动开始的时候，周恩来正在重庆领导南方局的工作。1943年7月，他从重庆回到延安，参加了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
此时，延安整风运动已进入了“审干”阶段。7月15日，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长篇报告。他极端夸大党内和边区内的敌情，认为边区特务多如牛毛，号召要把这些“失足者”“抢救”过来，要“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一时间，各单位出现了严重的“逼供信”现象，造成了浓厚的恐怖气氛。单延安地区就揪出所谓的“特务分子”1400多人。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干部、知识分子成了普遍被怀疑的对象。甚至说甘肃、四川、河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10多个省地下党都是被国民党特务控制的“红旗党”，实际上使“审干”变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大偏离了运动的方向。
甘肃、四川等10多个省的地下党组织不少是由周恩来领导的，因而使刚返延安的他也陷入了相当困难的境地。周恩来对“审干”工作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离开重庆的前夕，他在南方局机关“审干”工作的总结中就说过：审干是对干部的认识，而不是清党，因此结论鉴定都要慎重，应该不怕麻烦地允许本人申诉。他对康生的错误作法非常不满，常常不顾自己的处境，公开给予批评。
在欢迎周恩来回来的干部大会上，周恩来针对有人怀疑四川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为了澄清事实，专门讲了四川省委的领导同志英勇就义，在刑场上面向延安的方向，高呼共产党万岁的情景。并严厉批评了“审干”中“左”的做法。他的话语，深深感动了与会同志。
七八月间，“抢救运动”进入高潮，许多同志被抓。周恩来心里非常着急，他要中央组织部把对南方局干部的审查结论写出，并亲自为一些同志写证明，从而使他们获得释放。南方局机要科的苏艾芬，是从四川地下党调来的，在延安学习时被诬陷为“红旗党”，关押在社会部。在周恩来的关照下，中央组织部把她的审查结论转到社会部，才使得她得以释放。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受周恩来设法保护的人很多。曾在延安工业合作协会工作的黎雪在自己的回忆文章里就详细叙述了周恩来关心爱护自己的事。
抗战期间，宋庆龄、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联合发起组建了工业合作协会，以吸引外援，发展工业，生产自救。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延安成立了“工合”办事处。周恩来安排黎雪担任工程师兼宣传秘书。整风期间，周恩来在当时隔离关押审查干部的行政学院附近碰见他，便问：“我到处找你找不见，你来这里干什么?”原来，边区政府召开“抢救”大会，会上有人说黎雪是“国际特务”，他气愤不过，对诬陷者猛击一拳。于是被隔离送到行政学院，并对他与国际友人的关系进行全面审查。他一见周恩来，就委屈地说：“我也不愿来这里呀!”事后，周恩来专门委托杨尚昆和李富春为他做了结论，恢复了他的工作。周恩来还派人看望他，送给他书籍、有关的外国资料和食品，并在一张便条中写道：“你要努力学习政治，按党的原则、政策办事。看着这些饱含周恩来关怀同志的真情的礼物，特别是那些关切的话语，黎雪非常感动。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的工作中去了。
在延安整风中，周恩来一方面敢于直言批评康生错误的“审干”方式，关怀蒙受冤屈的同志；另一方面，他坚持高标准从严要求自己，认真对照检查思想，勇于承担责任，开展自我批评。1941年9月，中央书记处作出成立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后，周恩来就参加了南方局有25人参加的高级学习组，并领导了南方局的整风工作。在重庆参加整风学习时，周恩来给自己制订了《我的修养要则》，主要内容有：(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新。(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在这个《要则》中，他对自己在学习、工作和思想修养方面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延安的整风学习中也处处体现了这一点。
1943年8月到11月，周恩来参加了高级干部学习班。他认真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写出了5万多字的笔记，对过去的历史，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战初期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在提高思想认识、分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他对自己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的斗争历程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他回顾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我的本质还是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同时他对自己在斗争中的失误和不足之处做了认真的检查。
1930年下半年，党内出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为了纠正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周恩来同瞿秋白一起主持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在中央的领导，取消了城市暴动计划，停止了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命令，撤消了中央和地方的“革命行动委员会”，恢复了党团、工会组织，避免了革命遭受更大的损失。同时，首先引导全党重视红军和根据地这个根本性问题，强调要建立和发展根据地。但在整风中总结这段工作时，他并未突出自己的成绩，而是深入分析了六届三中全会的不足。认为这次会议虽然纠正了“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但仍强调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说明当时“政治上仍是左倾基础”，“组织上也有宗派观念”。把李立三的错误归结为“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显然不够，“批评过去太温和”。在军事上反对游击主义，强调红军正规化，最大限度集中化也是错误的。
在谈到苏区的情况时，周恩来同样严于律己。当时他是苏区中央局书记。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多次指示红军攻打中心城市，要求占领南昌、吉安、抚州，将几个苏区联成一片，威胁武汉，争取湘鄂赣的首先胜利。周恩来虽曾致电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但未被中央接受，坚持必须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进攻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服从中央的决定，选择了认为较好打的赣州，结果造成了军事上的失败。在整风检查中，他主动承担责任，说：“自己没有多多请教原来长期在苏区工作的同志”，执行了中央的错误决定，“这就贻误了向南京发展的大计划”。
在总结第四次反“围剿”时，他没有因这次战役的胜利而掩饰自己军事指导思想上存在的问题。他认为这次反“围剿”斗争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敌情明了，前线机动，工作兢兢业业得来的。存在的问题是自己和一些同志对“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及其战略转变的关键认识不够，不适当地强调正规化、高度集中化和反对‘游击主义’，又逐步发展了军事思想上的争论”。
抗战时期，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统战、宣传、组织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广交朋友，与蒋介石及国民党顽固派斗智斗勇，在孤立顽固派，争取中间力量、民主党派和地方势力，教育和发展进步力量，利用美英反对内战，扩大中共的政治影响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实现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主要任务。在党的工作方面，坚决贯彻中央的隐蔽政策，保存了白区的有生力量。在党员中组织整风学习，为党积蓄了力量，教育培养了干部。在整风中回顾这一时期的工作时，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既肯定了成绩，又不放过一丝失误。认为在武汉时期自己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缺乏政权观念”，“有一种自下而上，由地方向中央，由敌后到全国的政权改革观念”。
周恩来在整风运动中不居功诿过，充分表明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丝毫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他说：“错误要逢人便讲，既可取得同志的监督和帮助，又可以给同志以借鉴。”他还说：“领导的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他这种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以及对自己严格要求，极大地教育了全党同志。
1945年4月23日，周恩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位于杨家岭沟口的中央大礼堂，这天布置得庄严而又简朴。主席台正中竖立着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大幅画像和6面党旗，两侧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主席台上方红底白字横额上写着“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胜利前进”14个大字。两边墙上悬挂24面红旗，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24年的战斗历程。插党旗的“V”字形木座是英文“VICTORY”即“胜利”一词的第一个字母，把党旗与木座连接起来，意思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24年是胜利的24年。后面的题字“同心同德”是号召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一心一意团结一致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下午5时，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大会秘书长任弼时主持了开幕式。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向大会致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刘少奇分别作了《论解放区战场》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在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说，说明中国共产党依靠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先烈的流血牺牲、人民的努力奋斗、国内民主党派的合作和国外进步人士的同情，使中国共产党锻炼成一个强大的党，锻炼出了一支打不败的军队，建立起了永远推翻不了的政权。党的“七大”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将保证顺利地引导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
4月30日，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这个发言，系统阐述了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以来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他在报告中把“九一八”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分为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第二个阶段，从西安事变到“七七”抗战；第三个阶段，从“七七”抗战到武汉撤退；第四个阶段，从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一直到参政会国共两党公开谈判为止；第五个阶段，从“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到现在。当谈到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时，周恩来说：这“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可以搞得很好，很亲密。对自由资产阶级，虽然他闹独立性，但是还可以领导。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般地说不能领导，只能在某个问题上，某个时期内领导。”周恩来指出：“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是：“右的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
6月9日，周恩来在“七大”选举中，被选为中央委员。6月19日，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党的“七大”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各次代表大会中最盛大、最完满的一次大会。为了这次大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周恩来在整风运动中注重剖析自己的思想，爱护干部，纠正运动的偏向功不可没。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