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业篇-周恩来与延安文艺
张应超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革命文艺所起的作用是武装斗争所无法替代的。延安文艺，又是这一历史时期革命文艺中值得大书的光辉篇章。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在协助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伟大事业的同时，还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特有的远见卓识和求实精神，为延安文艺的健康发展和广泛传播，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延安电影团就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帮助下创建起来的。1937年，周恩来把有摄影技术的徐肖冰由山西送往延安，又从武汉等地为延安输送了一批电影工作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为了解决电影团的摄影机、洗印机等急需的器材，周恩来又指示在重庆的司徒慧敏等人设法采购，终于使电影团的物质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在周恩来的鼓励与关怀下，延安还成立了业余杂技团。
1938年2月，周恩来与毛泽东等联名发起创办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一个多月后，中共有史以来的第一所高等艺术学府屹立在延河之滨，它为革命文艺事业培养了一大批精英。“鲁艺”创办起来后，在师资、图书资料、教具诸方面的许多困难，都是周恩来努力帮助解决的。他邀请音乐家冼星海、舞蹈家吴晓邦到“鲁艺”任教，又通过新四军军长叶挺，在国统区为“鲁艺”搞到一架钢琴；还从西安搞到一箱乐器赠给“鲁艺”。“鲁艺”买戏装无经费，周恩来、毛泽东等人捐赠了约2000元。
为了使延安汇集更多的文艺人才，推动革命事业发展，周恩来做了许多努力。1941年，作家艾青等人去延安，周恩来送他们路费1000元，还特嘱咐了路上对付敌人的办法。艾青等人沿途闯过国民党47道关卡，终于到达延安，在延安文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周恩来又把钱壮飞烈士的儿子钱江介绍到“鲁艺“和延安电影团学习和工作。1943年，在国统区从事抗日进步活动的“孩子剧团”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打击迫害，为不使他们遭致毒手，周恩来亲自排头带队，由邓颖超在后压队，护送他们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以后又送他们到延安。
在决定文艺工作者的去留问题上，周恩来并不是有求必应，而是站在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总揽全局，并根据党的纪律，经过深思熟虑，充分协商后，才作出正确诀择的。1940年，茅盾去延安讲学，打算长期留下。党中央经慎重考虑，认为他回到重庆比留在延安作用更大。党中央的意见由周恩来、张闻天转告茅盾，他无条件地接受党中央的意见，回到重庆工作。曹禺、白杨也曾向周恩来提出想去延安，以离开国统区的丑恶与黑暗。周恩来耐心对他们劝导，使他们愉快地继续留下工作和斗争，在国统区的文艺战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长期在国统区工作，有许多时间不在延安。但是，只要回到延安，总要积极参加延安的文艺活动，身体力行地引导延安文艺健康发展。1937年6月，中国文艺协会召开大会，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周恩来亲自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延安的秧歌刚兴起时，“鲁艺”一些师生扭秧歌时不好意思，周恩来就带头领着大家扭，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有一次举行文艺晚会，周恩来特地把音乐家贺绿汀介绍给毛泽东，并赞誉说：“他写了很好的歌子《游击队歌》。”1939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周恩来右手带伤出席发表讲话，晚上举行游艺晚会，周恩来兴高采烈地高声点将，请女子大学一位姓夏的女学员唱秦腔，女学员的演唱博得热烈掌声，使到会者深感革命领袖的平易近人，也给晚会增添了欢乐气氛。1945年8月，延安文化界欢送即将赴前线的文艺工作者，周恩来莅会并发表讲话。艾青率领的华北文艺工作团临行时，周恩来又亲赴“鲁艺”送行。
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多方面受到周恩来的关怀和爱护。1938年，女作家陈学昭到延安时，大批书籍被国民党当局扣留，为了使她创作不受影响，周恩来从法文字典到一般书籍，均帮助她购买。陈学昭有缺点，周恩来及时向她指出；她遭到诬陷时，周恩来又亲自出面，为她澄清事实，鼓励她振作坚强。1938年7月，延安民众剧团成立后，周恩来去看演戏，热情地鼓励小演员。剧团经费困难，周恩来及时给予资助。同年11月，日本侵略军轰炸延安，延安电影团的房屋被炸塌，硝烟未散，周恩来已经赶到，为从瓦砾中救出来的同志拍去身上的灰土，关心地询问是否受伤，激励他们到前线拍摄八路军英勇抗日的影片。1943年，延安电影团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在延安的土窑洞里制成了反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电影拷贝。周恩来看后，高兴地赞扬了他们自力更生的精神。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中国革命文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文献，周恩来在宣传和落实《讲话》精神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周恩来正在重庆，很快就知道了《讲话》的内容，并予以高度重视。1943年元旦，于伶到重庆去看望周恩来时，周恩来最关心的是问于伶有没有学习《讲话》?还特别强调说，对于《讲话》仅一般阅读一下是不行的，要认真读认真学，了解其政治背景和历史性的意义，而且要联系实际，联系作家自己的创作去学习，不仅延安和各个根据地的同志要学，在白区工作的同志更应好好地学习。
1943年7月，周恩来回到延安。这时，延安“鲁艺”的师生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根据向工农兵学习的实践体验，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编演了《拥军花鼓》、《兄妹开荒》等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节目；延安枣园文工队画了拉洋片《怎样养好娃娃》，向农民进行医疗卫生宣传。周恩来几乎看遍了这些作品和节目，并根据《讲话》精神，向编演人员提出表扬和建议。1945年周恩来在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时，观看了为庆祝“七大”召开演出的歌剧《白毛女》，高兴地誉为《讲话》发表后“我们自己的第一个大型歌剧”。1946年，延安中央管弦乐团成立时，周恩来及时向乐团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乐团工作方针的指示：不要搞古人的、洋人的，要搞我们自己的。同时，他又根据《讲话》的精神，要求乐团用管弦乐这种艺术形式为工农兵服务，创作出反映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好作品。
周恩来还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排除障碍，使《讲话》精神在国统区得以传播和贯彻。为此他发挥了高超的斗争艺术，终于使《讲话》精神成为在国统区指导革命文艺发展的航标。1944的春，周恩来因参加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不能亲自去重庆传达《讲话》精神，特地选派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何其芳和刘白羽赴重庆进行传达。行前，周恩来对传达细节问题也做了周密妥善的安排。据当时听传达者回忆：他们在郭沫若家中的听讲者喝着郭夫人于立群熬的白糖小米红枣粥，听着二人的传达，想象着毛泽东主席的音容笑貌，真好像是到了延安一样。1944年11月11日，周恩来到达重庆的当晚即应邀出席郭沫若为欢迎柳亚子举行的便宴，并介绍了《讲话》的内容和延安的近况。于立群等人后来回忆说：周恩来讲的一件件振奋人心的消息，顿时给小小的“蜗庐”带来了光明。由于当晚几乎所有的知名民主人士都出席了，所以，周恩来的谈话对宣传《讲话》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此后，由于周恩来参加中共“七大”及安排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等重大活动，非常繁忙，但仍然十分重视组织国统区文艺界进步人士学习《讲话》。在他们学习讨论时，周恩来即最大可能去参加，和大家一起学习、交谈，讲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使不少聆听者深受感动。巴金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讲解毛泽东关于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时，用生动亲切的言词介绍了延安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和收获，“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给我打开了新的广阔的眼界。”曹禺回忆说：《讲话》发表以后，周恩来“多次对我们谈到这一光辉著作，并教导我们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司徒慧敏写道：周恩来传达了《讲话》及其他整风文件后，“一再向我们说明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向我们提出文艺工作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张瑞芳说：他清楚地记得，周恩来参加延安整风回重庆后，热情洋溢地向她讲述毛主席的《讲话》发表的伟大意义的情景。白杨写道：在一次看完《新华日报》社演出延安秧歌剧返城的路上，周恩来不仅向她讲述《讲话》发表的伟大意义，还讲了在《讲话》指引下的秧歌剧在工农兵中的影响，同时希望白杨学习鲁迅的著作，学习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倡的鲁迅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为广大群众服务。《讲话》在国统区传播以后，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它不仅使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眼界大开，提高了思想水平，明确了革命文艺必须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而且使不少人写出了高质量的文艺作品。例如，在国统区很有影响的《马凡陀山歌》就是诗人袁水拍学习《讲话》后，才下决心转变诗风，用民歌的形式写出大量讽刺诗，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腐败黑暗的专制统治，同时紧密配合了当时进步力量的政治斗争。《马凡陀山歌》当时不仅流传甚广，而且被一些革命者用来作为观察时局的风信旗。此外，还出现了诸如《还乡记》、《清明前后》、《升官图》等一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作品，充分说明《讲话》对国统区进步文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讲话》其所以能够迅速广泛地在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中传播、生根、开花、结果，周恩来所做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
周恩来还非常重视延安文艺与国统区文艺的相互交流。为了使延安文艺能够在国统区产生广泛的影响，同时使两方面的文艺相互交流借鉴，更好地推动革命文艺向前发展，周恩来也作了多方面的工作。1939年，李凌、赵讽等人在重庆主编《新音乐》月刊，周恩来特别指示他们把陕甘宁边区的新歌曲介绍给国统区的人民群众，使歌咏运动注入新的血液。1944年冬，周恩来把秧歌剧带到重庆，并以极大的热情组织演出，亲自加入秧歌队中，兴致勃勃地和演员们一起扭秧歌，使延安的秧歌剧轰动了整个山城。郭沫若赞誉说：“秧歌舞之到重庆，就是随恩来飞来的。”周恩来每次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都要带去延安的木刻新作品，在国统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古元等人的木刻作品在国统区展出后，徐悲鸿写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周恩来还把重庆“木刻联展”的作品带到延安展出，返渝时，他又带去延安的新作品，由“中外文艺联络社”举办了规模盛大的“渝、延木刻联合展”，对延安与国统区的木刻艺术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还把自己1944年11月16日阅读过的重庆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的由柳伊翻译、戈宝权校序的苏联考纳丘克著的剧本《前线》赠给党校前线演出剧团，供其选用和借鉴。
歌剧《白毛女》在延安演出后，由于国统区禁演，周恩来通过多种方式，向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进行介绍，并说看重庆的演出，即使比较好的，使人感动的程度也无法与《白毛女》相比。1945年10月，在重庆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总会举行的联欢晚会上，周恩来专门向文艺界的许多著名人士介绍了延安的文艺活动，希望重庆的文艺工作者努力奋斗，求得更大的发展。
曾经在延安长期从事文艺工作的老作家陈荒煤说，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党的文艺事业投入如此巨大辛勤的劳动，是历史上罕见的。这一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周恩来对延安文艺的卓越贡献，将同延安文艺的成就一起彪炳史册，流芳百世。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