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业篇-情系七贤庄
刘彤璧
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参加亚非会议回国途经西安时，下榻人民大厦。繁忙之隙，他让大厦汽车队队长、他熟识的黄金友给他开车外出，径直驶向北新街方向。
当年，黄金友在七贤庄的“红军联络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当过勤务员、司机。周恩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运筹帷幄，日理万机，彻夜不眠的日日夜夜，犹如电影画面一样清晰地回到他的眼前。
1936年的12月17日，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五天，在张学良将军身边工作的中共代表刘鼎的陪同下，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其他同志，从延安飞抵西安。
周恩来下飞机后，刘鼎将他接到七贤庄1号歇息。这里是刘鼎遵照周恩来指示建立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它的公开面目是由德国牙医博士海伯特开设的一个牙科诊所。周恩来跨进大门，一眼就认出了上海工运领袖邓中夏烈士的妻子、在联络站工作的李夏明，立即上前紧握双手，互致问候。他把联络站里里外外看了一遍，表示满意。对刘鼎说，地方找得好，人选得好，工作做得好。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来七贤庄。其后，在八年抗战中他在这里留住20多次。
1937年2月，东北军少壮派刺杀了主和派王以哲将军，西安的形势急剧复杂、紧张，中共代表团奉命撤到三原，身负重任的周恩来等搬至七贤庄1号，在一间不足9平方米的小屋里办公兼住宿。
那些天，东北军群龙无首，杨虎城将军一筹莫展，中央军逼近西安，形势极其险峻。周恩来高瞻远瞩，临危不惧，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魄力和卓越的斗争艺术力挽狂澜，稳定了局面。原东北军政治处处长卢广绩，50年后重返七贤庄时回忆说：周恩来政治上有远见，对人热诚真挚，谆谆善诱。他那轻声慢语犹如春夜细雨点点滴滴渗入心头，引导着他与不少东北军同仁跟着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东北军的不少将领在七贤庄聆听过周恩来苦口婆心的谈话，在周恩来指挥下挥泪唱起“我的家在松花江上……”1986年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活动中，当年的许多老同志在这里忆起往事，老泪纵横。
对十七路军杨虎城部的工作，周恩来也是仁至义尽，呕心沥血。他用真情赤胆感动了苦恼困惑中的杨将军，巩固了“三位一体”的团结，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过程中，共产党人的大度与胸怀，在周恩来身上得到最完善的体现与发展，赢得人们一致的崇敬与钦佩。他在省立二中一次演讲，操场上、墙上、树上都爬满了听讲的人；为营救西路军被俘战士，他礼贤下士求助回民阿訇马德涵先生赴西宁斡旋，古城西安的工农兵学商连同国民党的一些官吏、警察都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与力量。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努力建立与国民党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站在这条战线的第一线，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7年4月25日，劳山事件传到西安，叶剑英庆幸地说：“周公真是命大，是马克思保佑!”接着他又讲了周恩来在战场上，在广州、上海的几次遇险，大家都为周恩来临危不惧、沉着应付的精神所折服。
4月26日，叶剑英等到西安机场迎接乘飞机抵达的周恩来。当汽车开进七贤庄，周恩来依然神采奕奕跨下汽车时，大家一下子拥上前去和他亲切握手。周恩来与邓颖超握手时，邓颖超流下了眼泪，嘴里喃喃地说：“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了!”周恩来到了七贤庄，即与劳山事件中大难不死的红军总部副参谋长张云逸、参谋部参谋孔石泉在院里合了影，亲切地叫他们“难友战友”，照片上写着“劳山事件仅存4人”。这张照片周恩来怀揣了几十年。
周恩来很快进入工作。他向叶剑英等介绍了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共谈判的情况，介绍了他带来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的主要内容。叶剑英汇报了西安的近况，特别谈到蒋介石撤销了杨虎城的绥靖公署并逼杨虎城将军出国“考察”的事，他们的交谈由白天到晚上，客厅的灯亮了大半夜。翌日，周恩来前往杨公馆探望，使杨将军倍受感动。
为了抗日大局，周恩来加紧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步伐。他把延安带来的谈判内容告知顾祝同、张冲等大员，反复进行磋商。周恩来坚持在确定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由国共两党共同发表宣言，同时坚持及时解决红军经费与夏衣问题，并商定派红军供给部部长叶季壮到西安行营办理领款、领衣和运输事宜，坚决要求释放西路军被俘人员等。自此，叶季壮为首的采办委员会建立起来，办公地点在七贤庄4号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采办委员会遂改编成属于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科室叫经理科，担起后勤基地的任务。
1937年5月以后，周恩来先后到上海、南京、庐山等地进行更高一层的谈判。6月、7月、8月这段时间，周恩来进出延安，途经西安时都留住在七贤庄。
红军改编八路军，有些干部战士一时想不通。他们中有的人就是为报血仇大恨参加红军的，现在与国民党蒋介石携手合作，共同抗日，认识清楚了，感情上扭不过弯，为脱红军帽，戴上青天白日帽，有些同志掉下眼泪。
周恩来得知情况，很能理解。一天，他抽了点时间，在七贤庄1号办公室里给同志们讲了国共联合、红军改编八路军的道理，深入浅出，言语诙谐，一些沉闷挂脸的小战士高兴了。周恩来从他们脸上变化知道，大家想通了。最后，周恩来笑着说，换帽前可以去照相做纪念嘛!这一提示确有不少人到南院门大芳照相馆照了相，珍存了几十年。
1937年的8月29日，周恩来在七贤庄做赴宁准备时，毛泽东于30日、31日两次急电：“周拟急赴太原、大同晤阎，商好红军入晋后各事(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于是，周恩来坐镇七贤庄，或电告、或派人调人，组织人马前去山西。9月3日晚，周恩来与彭德怀、聂荣臻、徐向前、宣侠父、肖克、程子华等人登上东去的火车。伍云甫处长把他们送到车厢里，看到车上拥挤脏乱，心里不由生出酸苦滋味。
1937年12月中旬，周恩来由延安去武汉留住七贤庄的时间很短暂，也很忙碌。中共驻西安代表林伯渠给毛泽东、张闻天有过这样的电告：“删日抵此，即访当地各负责人，商及目前阶段更进一步团结，意见共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根据形势需要在西京招待所给周恩来安排了一场报告会。18日这一天，各界各团体代表400人按时到会，听取了周恩来关于抗战形势的分析，表达我党的抗战主张和实际行动，对志士仁人的爱国以行动表示热切期盼。
这次报告会历时3个小时，会议很成功。当场就有省党部负责人表示立即停止下层摩擦，一切应先有协商的表态。
这次周恩来还和宣侠父交谈了许久，听取了宣侠父关于西安近况的介绍，特别是对军、政界上层要人的工作情况。周恩来对宣侠父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很赞赏，并安排他南下武汉会见冯玉祥将军。周恩来南下不久，宣侠父接踵而至。遵照周的指示，宣侠父亲自来到冯府，会见十年前礼送自己出境的冯玉祥将军。那是1927年，冯将军投靠了蒋介石，将府邸幕僚中的共产党人一律清洗，宣侠父是其中之一。这次宣、冯会见，都很感慨，他们叙旧话新，谈论了抗战形势，冯将军对共产党人在大敌当前，不记前嫌的高尚情操至为感动。会见成功，给周恩来作冯将军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警卫员、建国后担任陕西省供销社处长的黄世田说：我这一辈子不能忘记的一件事那就是周恩来副主席给我做衣服，每每说起就热泪盈眶。
黄世田个头高，同志们叫他黄大个。公家发的大号制服穿在他身上肚脐露在上衣处，裤子短到腿肚上。一天，他进客厅倒水，让周恩来看见了，即将他叫住，拽了拽他的衣服，低声说，太短了，太短了，不合体，重做一身。说着就叫来了总务科长莫钧涛。过了两天，黄世田喜滋滋地穿上了合体的新衣服。
莫钧涛科长看到周恩来的袖口磨破上了补钉，就势也给做了一身。不料周坚持自己的衣服还能穿，硬是不肯收下。黄世田知道了，他想周恩来四处奔走，太辛苦了，又那么关心自己这么一个小战士，感动得哭了鼻子。
1938年3月，周恩来在七贤庄留住时，丁玲为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来西安宣传演出。一天，丁玲、肖红等到七贤庄看望周恩来。战争年代，彼此都很忙，在七贤庄会见了，大家很高兴哟。伍云甫处长让人买来瓜籽、花生，坐在客厅边吃边说，谈笑风生。丁玲快言快语汇报了她们在延安组团过黄河赴山西宣传演出的成功，说着站起，让周恩来看她穿的风衣：你看，这是缴获日军的战利品。周笑着诙谐道：穿得这么合体，就像人家专门给你准备的，好神气!大家一齐笑了起来。丁玲继续她的汇报，说：现在奉命到西安演出宣传，正在打开局面，当局下令解放散亡团体，给西战团施加压力，有人偷偷覆盖、污毁西战团的宣传标语，又说什么战地服务团不在前方服务，跑到后方干什么!想赶走我们。
周恩来笑着说：要让人家拍手欢迎你来西安那是不可能的，你们来了，要把你们逼出这座古城也不是那么容易。各地这样的情况很多，还是按主席的斗争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做到“磨而不裂”就行了。多想合法办法，克服困难。他转身对宣侠父说：侠父在西安军政界熟人朋友多，工作的经验方法也多，让他多给你们出些主意，走些门子。宣侠父用浙江诸暨乡音答应：没有问题。
谈工作与叙旧穿插其间。周恩来说：我好长时间没有听《送郎当红军》了。丁玲潇洒大方地立即站起来清清嗓子，情感浓郁地唱起来。一唱完，周首先鼓掌，说：唱得好。肖红接着唱了《五月的鲜花》，客厅欢声笑语，周恩来非常开心。1985年，年事已高的丁玲重返七贤庄，在周恩来故居那间不足9平米的小屋前久久驻足，在那间客厅沉思寻觅。她说起当年在此聆听总理教诲，给总理唱歌的情景，那神情那言语，就像是说昨天的事情，一往情深。
抗日岁月，西安七贤庄作为延安通往全国各地的门户，进进出出的人太多了，中央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将士，社会名流，国民党军政要员，外国人，那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七贤庄由此赢得了“红色桥梁”的美称，遐迩中外。在这么多的过往人员中，无论是次数之多，还是故事之多，周恩来都为之最。
伍云甫处长日记中记载：以1940年来说，5月，朱德由太行经洛阳、西安回延安，周恩来由延安过西安去重庆，两人相约在七贤庄。老战友相聚分外高兴，七贤庄沸腾了，每天进出七贤庄的人很多，看望的，汇报工作的，商讨抗日事宜的。伍云甫请他们去珍珠泉洗澡，举行欢迎晚会，那些日子办事处完全沉浸在喜洋洋的气氛中。
其间，周恩来、朱德一同会见军政界要人，接待各界来访名人。周恩来受邀于邮务局，在南郊宋家花园为邮电职工作了一场报告，激发了职工们的爱国热忱，特别是其中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救亡积极分子，他们大搞抗日宣传，向各地投寄进步书刊，为八路军搞募捐，救亡活动搞得非常活跃。
中华邮政总局第三段，即负责晋陕甘宁等省军邮工作的总视察林卓午先生是具有深厚爱国心、民族感的上层官员，他积极沟通陕北与西安的邮路，便利人民通信往来，周恩来对他评价很高，为他题词“传邮万里，国脉所系。”此题词已由其子女捐赠，国家颁发了纪念邮票。
周恩来教导同志们广交朋友，他走到哪里，朋友交到哪里。他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驻陕军需局局长汪维恒的交谊就是其中一例。汪局长曾是中共党员，失去组织关系后他到国民党那里做了官。抗日战争爆发后，汪局长为八路军的坚决抗战所感动，同情八路军，给过八路军一些方便。中共驻陕代表林伯渠将这一情况报告周恩来，并安排了他们的会见。多次交谈后，更激发了他的爱国心，汪在任职期间，在军需方面想方设法照顾八路军，设法营救进步人士被扣人员和爱国青年。1940年底，八路军军饷被重庆方面下令停发后，他竟斗胆以八路“借支”的办法给八路军拨款。建国后，我党安排汪维恒任上海市房地管理局局长。
1943年，蒋介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企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一举歼灭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为此他命令胡宗南调兵遣将，军事上包围陕甘宁边区，对延安搞突然袭击；政治上导演了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召集9人开会，通过文件，要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的丑剧。
从6月开始，延安与陕甘宁边区全体军民紧张地动员起来，反对内战，保卫边区。这期间，毛泽东电告重庆的周恩来速回延安。6月底，周恩来、邓颖超等100多人分乘6辆卡车返回延安。7月9日，周恩来、邓颖超两人先来西安七贤庄，按照毛泽东的电示与胡宗南交涉，制止他“闪击”延安的轻举妄动。
7月9日，周、邓一走进七贤庄大门，就忙得没有了休息时间，周子健处长要汇报情况，毛泽东的多份电报要研究。
周恩来回延安蒋介石是知道的。胡宗南得到了罢兵的指示，遂于7月8日下令收兵，先遣人员返回原建制，并通知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等人，如有周约谈，务必否定胡有进攻边区意图，又精心安排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在小雁塔招待周、邓事宜。
不等周恩来赴胡官邸，胡宗南于10日下午派秘书熊向晖坐他的专车来接人。周恩来安排邓“称病”卧床，等待情况见机行事，自己坐车前往胡官邸。
胡宗南安排酒会颇用匠心。他精选了黄埔六期以上的将级军官30人，每人偕夫人出席酒会，对周称先生，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
酒会上，周恩来与胡宗南既谈政治，又谈军事，不时还提出他想要了解的问题，胡宗南几次无言以对，面露难色。很适时，将军和夫人一拨又一拨走向前来，发出种种酒辞，齐向周恩来敬酒，妄图解脱他们官长的尴尬，灌醉周恩来。
周以高超的艺术语言，又洒脱又和蔼的一一婉辞了敬酒，使军官们、夫人们个个春风般谦恭样，陪衬了这不同寻常的酒会。酒会高潮周恩来站起，适时地公布了他们的谈话，他说，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长官的电报，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胡长官说这都是谣传，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借这个机会，向胡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上一杯酒，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
这次招待酒会，周恩来反客为主，圆满成功。蒋、胡企图闪击延安，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自此暂时偃旗息鼓了。
40多年后的1986年5月，邓颖超重返七贤庄，坐在当年她和周恩来坐过的客厅沙发上，给大家讲了这一段往事。末了，她风趣地告诉同志们说：不瞒你们说，那次我和恩来到这里正值炎夏，两人挤在这么一间小屋里实在太热了，一张床要“打架”，于是一人睡床，一人睡地铺，说得大家一齐笑了起来。
中共地下党员、在胡宗南身边做秘书、建国后担任中共中央安全部副部长的熊向晖，当时不仅接送周恩来，并目睹了在胡宗南官邸酒会上的全过程。50年后再到七贤庄时，面对那间不足9平米的小屋，沉思良久，娓娓细语，告诉了我们只有他最清楚的那段往事。
周恩来留住西安七贤庄的最后一次是1946年1月底，这次他是与12位随行人员由延安乘机前往重庆。由于天气恶劣，飞机未飞过秦岭而折返七贤庄，在这里住了一夜。那天傍晚，周子健处长安排他们在办公室围坐吃了点小菜、油炸馍片与稀饭。席间，周恩来不时放下筷子和周处长讲话，嘱咐他说：看来今后的形势只会日趋紧张，一定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是坚守这个阵地，二是应付突然袭击，要做好同志们的思想工作……
第二天早上，周处长送他们到机场登机赴渝。
这一年7月，胡宗南率兵大举侵犯陕甘宁边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被国民党当局限令3日内撤出。在这紧要关头，周恩来多方联系，想方设法，据理力争，取得国民党中央有关部门要人关于解决运输工具保证人员生命安全的承诺，以周子健为首的20位同志于1946年9月10日安全返抵延安。
自1936年12月至1946年的10年间，周恩来有20余次工作、留住在七贤庄。他的足迹踏遍古城西安，他的音容笑貌萦绕在古城人民心中，和七贤庄这块革命纪念地融为一体，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