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篇-周总理参观碑林
王翰章
陕西是文物大省，周恩来总理对陕西文物的发掘、保护、利用极为关心，其中对西安碑林的许多指示和厚爱可见一斑。
西安碑林，位于西安端履门内三学街，原文庙所在地。唐昭宗天祐元年(公元904年)，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为了保护重要碑石不失散，遂将长安城内的重要碑石集中于文庙内。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增建碑廊、碑亭，为碑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以后，金、元、明三代各有征集，清初已有“碑林”之称。
在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曾四次来到西安碑林，第一次是1955年4月开罢万隆会议以后，回京途经西安；第二次是1961年8月10日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来西安；第三次是1961年10月6日陪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来西安；第四次是1973年6月10日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和副总理黎清毅来西安。
我曾有幸三次见到周恩来总理，特别是1961年10月6日那一次，我曾为周总理介绍西安碑林，记忆更加深刻。
这一次和周总理一起陪尼泊尔国王和王后来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及夫人张茜同志。当日下午3时左右，忽然省外事办公室的几位同志急急忙忙来到省博物馆陈列部办公室，说是周总理陪同尼泊尔国王来了，要我们准备接待。正说着，一群人已由棂星门走进，匆忙间，武伯纶馆长迎上去在前面边走边给国王介绍。当参观完“周秦汉陈列室”后，周总理独自一人向碑林走去。一位省外事办公室的同志走到我跟前问：“为什么总理没人陪同呢?”他便拉着我向总理走去。开始我有些紧张，这时总理正在看“石台孝经”，那位省外事办公室的同志把我介绍给总理，总理说：“噢!你就在这里工作?”我点点头问：“总理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呢?”总理说：“好呀!”我便把“石台孝经”由太子李亨写的碑额说起，一直介绍到最后一章(都是介绍每章的题目)。这时周总理看见碑石后面的一些小字和人名，便问：“这是什么?”我答：“这是‘石台孝经’落成后，李林甫、李齐古等给唐玄宗上的表。”他说：“啊!那就是竣工报告。”又问上边的大字是什么?我说是玄宗的批语，我便“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亲自训注，垂范将来，今石台军工，亦卿等之善职，览所进本，深嘉用心。”一句一句地念了一遍。总理笑了，说；“目的很明确。”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想，他大概说唐玄宗立“石台孝经”的目的很明确吧。
看完“石台孝经”后，他问我：“集王羲之字刻的《圣教序》在哪里?”我答：“在第二陈列室。”他要我领他去看。这座碑子靠近南边的窗户，坐东面西，由窗子射进的光线有些反光，加之天阴，光线很不好，总理弯下腰，左看看，右看看，曾经几次地蹲下又站起来，看得很吃力，保管部李长庆同志急忙去打开窗户，还是看不清，总理笑了，他说：“碑子很多，就是太挤了。”据说他提出在大雁塔附近另建新博物馆的指示，大概就是由这次参观碑林引起的。这时我也着急了，我以为总理要了解《圣教序碑》的内容，所以我便说：“总理我给你念吧!”他稍停了一下，说：“好吧!”我便“盖闻二仪有象，显伏载以含生，四时无形，潜寒暑而化物……”当念到“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的时候，他笑了，说：“好了。”他又看了一阵，准备要走，我说：“总理!后边还有一块集王羲之字刻的碑，叫《兴福寺残碑》，因碑子仅剩半截，所以也叫《半截碑》，总理说：“看一看”，看了以后，说：“很象圣教序碑的字”。又说：“可见当时能见到王羲之字还不少呢!”总理为什么对王羲之的字那么重视?看得又那么认真呢?我一点也不了解，后来听有人说，可能因当时有人对王羲之《兰亭序》和《集王圣教序碑》的真伪有争议，引起总理的关注。果然到了1965年由于南京郊区出了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琨鉴志》，这种争论便公开化，郭沫若先生写有《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发表在《文物》1965年第六期。
看完《集王圣教序碑》及《兴福寺碑》以后，他说：“好了，再不看了”，起身准备走，这时我多说了一句话：“总理，这里有一座《陀罗尼经幢》，都说是汉文和尼泊尔文合壁，我们叫它为《中尼合文经幢》，也叫《汉梵合文经幢》，请你看一下。他有些惊讶，问：“在哪里?”当我领到经幢跟前时，他看了看，问道：“谁说是中尼合文?”我说：“好些专家都这样说，象郭老、唐兰等。”这时他非常重视，又看了一看，问：“有拓本吗?”没等我回答，在旁的李长庆说：“有。”总理叫拿两份来，李长庆刚走出陈列室门，总理又叫了回来，叮咛了一句，“拿来给我。”
这时我便陪总理到接待室，进了接待室门，陈毅、张茜他们已坐在那里，不大一会儿，拓片拿来了，总理对陈毅说：“他们说这是《中尼合文经幢》。”陈毅接过去看了看，说：“我也不认得。”沉思了一下，又说：“给他们的文化大臣看一下。”不一会儿，国王和王后等参观完了，都来到接待室，陈毅副总理便把上述情况告诉了文化大臣。并把拓片也交给，文化大臣看了后，说：“是尼泊尔文，它就像中国的甲骨文一样，是古尼泊尔文，认得的人很少，除非研究古文字学的人。”他和国王说了一阵，提出要带回去一份，翻译好了，再送回来，周总理表示同意。这时宾主双方都很高兴，气氛很融洽，一致认为这件文物是我们两国友好往来的见证，这时文化大臣问碑文(指经幢)是谁翻译的，我答：“是不空和尚。”武伯纶补充说：“他是中国佛教密宗的开创者之一，著名的开元三大士之一。”
经过大约几个月的时间，由尼泊尔翻译的《汉尼合文陀罗尼经幢》的文字，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送到陕西省博物馆，经过传阅后，作为重要文献资料保存。
周总理对西安碑林的建设非常重视，1955年4月，他参加万隆会议以后，来碑林，在参观过程中再三说：“太拥挤了，参观不方便，照像也不方便”，当看到碑子上有划的道道时，他指示要用玻璃罩起来，后来我们就按周总理的指示办了。他不仅对西安碑林的保护重视，对陕西的文物也非常关心。1973年6月10日在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和副总理黎清毅来碑林参观时，对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说：“陕西文物很多，展室很小，在适当的时候，新建一个博物馆，馆址可设在大雁塔附近。”回到北京后，他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国家文物局。所以在党的十一大期间，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告诉陕西的负责同志：“周总理指示，陕西要建立一个博物馆，可以搞得宏伟一些，投资多一点。”现在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就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建起来的。
就在这次陪范文同参观碑林时，周总理还和陪同他参观的工作人员以及陕西省委负责同志，谈到发掘乾陵的问题。因为在这一时期，据说郭沫若曾向周总理写报告，要求发掘乾陵，因此陕西文物界对此事也特别重视，所以当周总理陪同范文同参观碑林时，工作人员问总理乾陵是否可以发掘?周总理问为什么要发掘。答乾陵是唐代帝王陵唯一没有被盗的。总理问：“你怎么知道没有被盗?”工作人员答：“史书有记载。”总理说：“靠不住。”后来听武伯纶馆长说，周总理不同意发掘乾陵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还解决不了陵内出土文物的保护问题，势必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对我们的后代无法交待，留给我们的子孙去发掘，周总理的宽阔胸怀，使大家深受教育。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