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篇-周总理挚情寄延安
土金璋
今年，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00周年，每每想起总理关心延安人民的往事，我就沉浸在对总理深深的怀念之中。
时刻牵挂延安人民
周总理生前非常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当他了解到延安人民很贫穷，吃不饱饭，延安的山峁还是光秃秃的，十分荒凉时，他痛苦得流下了眼泪。为了改变延安落后面貌，他做了大量工作。1970年3月，周总理将陕西省委和延安地委负责同志召集到北京国务院开会，专题研究解决延安人民的温饱问题。
1973年6月9日，周总理陪同越南外宾来延安参观访问。当时我任延安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有幸参与接待陪同总理的工作。就在这天下午，总理在延安宾馆单独同我谈了半个多小时，谈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总理：金璋同志，你来延安快10年了，据你了解，延安人民生活到底怎么样?
土：总理，延安地区14个县，130多万人口，南边7个县群众生活还可以，北边7个县群众生活很贫困。最近我到子长县李家岔村去看了一下，那里群众连苞谷面都吃不饱，其中有一家5口人合盖一床被子。
总理：战争年代都没这样苦!这是为什么?
土：这可能和政策有关系。老百姓在院子里种几棵南瓜苞谷也都被铲掉。
总理：你们为什么不阻止?
土：人们看法不一致，不好阻止。
总理：要阻止这种作法，铲掉是错误的，要让群众吃饱饭嘛!
土：是，我们坚决照办。
这次总理回延安，我们想到他日夜操劳国家大事，回趟延安很不容易，所以就准备了好酒好菜，想以此表达延安人民的心意。可是当他得知延安人民生活还困难时，酒也不喝，白米饭、细面馍也不吃，只简单地吃了一小碗小米饭而已。总理说：“延安小米真好吃，真香。”还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延安人民生活这样苦，我怎能吃得下去呢?”我看见他是含着泪说这番话的。这天中午设了两桌饭，省上领导坐下一桌，总理和延安地委、行署的领导同志在一起，吃饭中间，总理提出了延安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要求，问行不行?地委书记许效民和其他同志异口同声地说：“行。”总理说：“好!我就要你们这句话。”这时大家心情都很激动，总理也很激动，叫着我的名字，让拿酒来。服务员给每人斟了一杯茅台酒，大家含着热泪，怀着激动、沉重的心情碰了杯。碰完杯，总理又和每个同志握了手，由于激动，握手时用劲大，发出了响声，这情景被服务员看见，事后在延安群众中广泛流传：为了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地委、行署的领导同志和总理“击了掌”(发誓的意思)。此后总理及时安排北京和中央的有关部委对口支援延安，帮助延安发展生产。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延安兴建了钢厂、卷烟厂、毛纺厂、丝绸厂、造纸厂、化肥厂等一批工业企业，对改变延安面貌起了重要作用。
1973年延安有14个县，130万人口，当时农民人均粮食不到250公斤，年人均收入不到50元。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到1995年农民人均收入已增加到912元。延安市经济发展比较快，农民人均年收入粮食突破千斤大关，年人均收入1137元。原来光秃秃的黄土山，如今绿树成荫，瓜果飘香。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归功于周总理生前对延安人民的关怀。周总理英灵有知，也一定会含笑九泉。
周总理是1947年3月国民党进攻延安时离开延安的，全国解放后，因国事繁忙未回过延安，一别就是26年。这次回到他生活战斗过13年的地方，非常激动。这天中午大家都午休了，唯独总理不休息，并告诉警卫同志不要惊动他人，尔后乘北京吉普车登上了宝塔山，环视延安市区全貌，并以沉重的心情读了1949年10月毛主席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反复读了几遍“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这句话。总理说：“陕北小米养育了我们，延安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返回时汽车陷在宝塔山下南小河中，当群众发现是总理坐的车，纷纷拥上前去，数十名群众将汽车很快抬起来，并向总理热情致意。
这天下午3点钟，周总理去枣园看望当年的老邻居高同有，见面后两人都很激动，拉着手不放，总理关心地询问了枣园村里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和高同有家中成员及生产、生活情况，使在场的人很受感动。
还有一件事，那是1966年冬，滞留在延安的串连红卫兵很多，延安的压力很大。为此，我向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汇报了情况后，李瑞山即派我和省交通厅运输局局长牛占彪去北京，请示总理，给来延安串连的红卫兵要汽车。我俩住在北京民族饭店，当时，北京秩序非常混乱，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瘫痪，近一个月我们找了数十次，不但见不到总理，连国务院办事人员也见不上。到了1967年1月初，感到没有办法了，我冒昧给总理写了一封信，申述了延安的困难。翌日早上8时半，总理办公室的负责人吴庆彤等两位同志就来到民族饭店见我，说是周总理派他来的，并说总理因忙就不见我了。吴带来了总理用毛笔批给国家计委负责人李人俊的信：“速给延安50辆大卡车”。李见信后立即照办。这50辆六轮大卡车是战备车，质量很好。待车到延安后，红卫兵串连基本快要结束，多数红卫兵已徒步离开延安，只运送一部分红卫兵到西安。但这些车辆后来为延安经济建设、物资交流、社会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重视纪念地的建设和延安的对外宣传工作
周总理十分重视革命纪念地的建设，对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的旧址、旧居的恢复和保护以及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建设，作了重要指示，确定由邓颖超指导延安革命纪念地旧居、旧址的恢复和对外开放以及革命纪念馆内容调整工作。邓颖超先后派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贺清华、齐吉树、石国瑞等同志，还有中共中央党校毛容芳、唐秀兰等4位同志，给我们介绍了毛主席在延安革命活动情况，参与了纪念馆内容调整工作；应我们的要求，派当时的中共中央联络部乔石等同志为纪念馆写了讲解稿。纪念馆的内容调整方案和讲解稿，都送请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审查。邓颖超曾向我讲：总理在审查延安革命纪念馆方案和讲解稿时非常认真、仔细，对方案一段一段地看，对讲稿一字一句地修改，对调整方案7个单元的标题名称，有的总理感到不合适，他午休时想到更合适的，就起来记到台历上，再去休息。作为共和国的总理，日理万机，对延安纪念馆的展出内容，这样认真的修改，仔细的审查，实在令人钦佩和感动。
为了把延安革命纪念地宣传工作做得更好，根据周总理指示精神，邓颖超组织以延安同志为主，有中联部齐吉树，中央党校毛容芳、唐秀兰，陕西省外办主任鲁曼等共10余人，1970年8月间，由我带队赴上海、湖南、湖北、江西等革命纪念地，学习他们通过革命纪念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先进经验。我们前后花了40余天时间，学习各地好的作法，交流了经验，收集了不少革命文物和资料，于9月初回到北京，向邓颖超及中联部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并听取了他们对延安革命纪念地工作的指示。
为了使国内外广大人民群众去延安参观更方便，经周总理亲自批示，增加北京至延安的飞机航班(每周二、四)，使去延安参观访问的人数增加很多。
1970年5月间，我代表延安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会议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听周总理作报告，在讲到内外有别时，总理问：“延安土金璋同志来了吗?”当时我在前面第三排就坐，便站起来答道：来了。总理问：“西哈努克去延安，饭前是否念了毛主席语录再吃饭?”我答：西哈努克吃饭前没有念，其他外宾有吃饭前先念语录，后吃饭的。总理讲，内外要有区别，中国人吃饭前念毛主席语录，不能强求外国人和我们一样。这段话，在总理讲话正式文件上还写上了。第二天上午，邓大姐在秘书赵炜陪同下到我们住地北京饭店来看我们，并向我解释说：她代表总理看看延安同志，总理说向金璋同志说一下，我和他熟悉，所以通过他说明，制止全国各地让外宾先念主席语录再吃饭，我不是批评延安，要金璋同志理解。总理讲这段话的意图，我全都理解，总理处处想到的是他人，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点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严于律己 关心他人
周总理严于律己，关心他人，有几件事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1969年秋，我因公去北京住在中直招待所，邓颖超用车将我接到中南海西花厅她的家中，对我说：“恩来托我告诉你，他在延安的旧居不要开放。”听到这话我思想上接受不了，就向邓大姐讲，把总理的旧居关闭了，不仅延安人民接受不了，全国人民也不会同意，就连外国友人也不会答应。邓大姐说，你们按恩来的意见办吧。1970年1月邓大姐陪外宾来延安参观，发现总理的旧居仍然开放，回去告诉了总理，总理批评我们不听他的话，随即通过陕西省委指示我们把总理旧居关闭了。无奈，1971年我们只好把总理旧居的牌子取掉了。虽然取掉了牌子，但凡是来延安的内、外宾都争先恐后地要参观总理的旧居，实际上是关不住的。
1973年6月周总理到延安，对我们说，延安要突出宣传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并问我，他的旧居关闭了嘛?我说：关是关闭了，牌子也取了，但要求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经过我反复向总理讲了中外来宾的心愿，这时总理才说：如果你们非要这样，那其他领导人的旧居也要开放，朱老总的、任弼时同志的旧居也要开放。并一再告诫我们，延安一定要突出宣传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周总理严格要求自己，还体现在各个细微之处。记得1970年1月，我们托邓颖超大姐给总理带去一点延安的小米和红豇豆，总理都付了钱和粮票。1973年6月9日总理离开延安时，我们也送了几斤小米和红豇豆，总理也让秘书付了钱和粮票。
总理不仅对自己要求很严，对亲属的要求也很严格。总理有个侄子叫周秉和，1969年冬在延安枣园插队锻炼，这是总理的意思，要他在延安接受再教育，扎根延安，建设延安。由于秉和表现很好，插队不到两年就参军入伍了。总理知道后很生气，认为秉和来延安插队时间不长就离开，很不应该。总理通过陕西省委和兰州军区有关领导，又把秉和从部队调回延安河庄坪公社农村插队。秉和由部队回到农村，思想不通闹情绪，给总理和大姐写信，说了一些不满意的话。这时我在北京，邓大姐用车将我接到她家，说：“总理和我希望你作秉和的监护人，把他管起来，加强对他的教育。”由于秉和在农村劳动得好，入了党，当了民兵连长，到了1972年群众推荐他上了清华大学。1973年总理来延安得知秉和被推荐上了大学，就对我讲，我让他来延安插队，是让他当农民，接受教育和锻炼的，可是他去北京上大学了，是怎么去的?是不是你们说话了?我回答说：秉和在延安河庄坪公社农村插队劳动表现很好，是群众推荐他去上大学的，我们没有替他说情。总理说：我是希望他在这里扎根。稍停后他接着说：大学毕业还回到这里来，你们要不要?我说要，秉和学到知识，对建设延安更有好处。
周总理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他人却关心备至，平易近人。就在1973年回延安这次，他每到一处，对当地的领导、干部、服务员、讲解员、司机都一视同仁，离别时总要热情地同大家一一握手，合影留念。在延安举行欢迎国宾的宴会上，总理指明要枣园、杨家岭旧居旧址纪念馆的讲解员吴欢显、李秀梅等4人参加宴会，使这些同志激动万分，吴欢显将当年参加宴会的请柬保存至今。
“文革”期间，造反派说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夺了权、罢了官，下放到南泥湾“五七”干校劳动。后来外交部一位负责同志陪外宾来延安时对我讲：“文革”期间，总理在外交部向他们说过：“延安有个土金璋同志，是从外交部调去的，到底有什么问题，现在还未恢复工作?你们可以了解一下嘛!”自从总理过问后，1968年秋，我就参与了工作，时间不久，就恢复了原来职务。在这关键时刻，总理如此关心我，令我没齿难忘。
一桩未了的心愿
1937年4月，周恩来副主席和张云逸、孔石泉等同志从延安动身，将往庐山同国民党谈判。由于特务告密，4月25日当车行至延安50华里的湫沿山时，遭到120多名全副武装土匪的袭击，密集的火力雨点般射向汽车，轮胎被打坏，驾驶员当场负重伤，警卫参谋陈有才从驾驶室跳下指挥警卫战士向敌人还击，掩护周副主席安全撤退，而陈友才、排长陈国桥和9名警卫战士英勇阻击敌人，最后壮烈牺牲。随后救援部队赶到，击溃了土匪。烈士遗体运回延安，总理察看了牺牲同志的遗体，当来到陈友才烈士遗体旁，抚摸着烈士的手，深情地说：他是为我牺牲的呵!此后的几十年里，总理无时无刻不怀念陈友才烈士。
1970年1月邓大姐从北京来延安，说总理托她告诉我打听陈友才烈士的坟墓在什么地方。我们立即组织人查史料，找当事人回忆，反复核对，确认陈友才烈士的坟墓就在清凉山上，但是哪一座坟墓，一时无法确定。
1973年6月，总理回延安同我谈话时又问起这事。我把详情告诉了总理。总理沉思良久，深情地说：“陈友才是个好同志，作战很勇敢，也很机敏，湫沿山遇险，他是替我死的。”并要我们再找一找陈友才烈士的坟墓。
一个警卫参谋的牺牲，成了一个国家总理的终身憾事；而这位烈士的坟墓未能找到，又成了总理终生未能了却的心愿!
敬爱的周总理虽然离开我们已22年了，但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那宽广的胸怀，政治家的气魄，伟大的品格和严于律己的工作作风，永远为我们所敬仰。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