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谊篇-周恩来与耿炳光
文东升
耿炳光是第一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后由于复杂的原因一度脱离党组织，但又很快走向党的旗帜下，为抗日战争奔走呼号，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过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切听党的指示”，从沪京大都市到西北边陲都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尤其是他对党襟怀坦白，屡次检讨自己所犯过的错误，直到在“文革”中受迫害而辞世，表现出他对党的信仰和追求。他生前曾多次受到周恩来的教育、关怀和帮助。他逝世后，周恩来又对他的一生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30年代中期，脱离党组织的耿炳光来到上海，在《新闻报》任记者。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新闻报》社派耿炳光去山西采访战地新闻。10月间耿炳光和国民党中央社记者征得八路军太原办事处同意，随“八办”人员去五台县访问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他写的采访记以“剑北”为笔名分别在上海《新闻报》、汉口《扫荡报》和西安《西北文化日报》上发表，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他本人也因之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注意和欢迎。特别是西安读者对他的新闻报道更是情有独钟。
1937年11月上旬，太原沦陷。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由太原撤退到临汾。耿炳光和《西北文化日报》的另一位记者梁益堂一同去临汾，要求采访阎锡山，探寻他的抗战计划。当时周恩来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正好在临汾，耿炳光有幸在此见到了周恩来。
11月9日，耿炳光经人介绍来到周恩来的驻地。周恩来热情地把耿炳光让进屋里，首先对他前来采访表示欢迎，接着就耿炳光提出的关于抗战形势、民运状况、防止妥协、华北抗战的地位、日本侵略野心、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地位、对敌战术、国际援助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充满精辟而独到的见解。
耿炳光被周恩来远大的政治眼光，以及他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谙熟所深深地吸引住了。周恩来的观点、见解都是那么独到，那么针砭时弊，高瞻远瞩，令人耳目一新。他侧耳倾听，快速记录，生怕漏掉一字一句。
几个小时过去了，耿炳光满意地合上笔记本，站起来上前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深情地说：“谢谢!谢谢您给了我这么多的教诲!”
周恩来说：“千万别这样说，我这也是工作嘛。”他鼓励耿炳光多多地宣传前线抗敌的英勇斗争，在新闻工作中为抗日作出更大的贡献。
1938年2月，耿炳光在《西北文化日报》上发表了《周恩来访问记》。
《访问记》中写道：“周在谈话中首先分析当前抗战形势，认为上海、太原失守后，抗战局势出现新的危险，国内外妥协势力抬头，《九国公约》参加国没有对日本采取制裁手段，日本反而向会议提出‘华北自治’、‘内蒙独立’，禁止中国建立空军，禁止中国建立海防工事等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损失过大，引起国民党军人失望的心理。”
“周恩来接着谈了抗战中的民运情况。认为国民党区民运开展得不够理想，前方有些部队军纪败坏，骚扰百姓，所以一定要注重民心，这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还指出，国统区汉奸活跃。”
“关于怎样防止妥协，周恩来指出重要的是国民党最高领袖的决心和广大民众的态度。现在国内的形势不允许妥协，抗战已到重要关头。”
“华北一定要坚持持久抗战，要成为抗战的中心，希望中央军大力配合八路军在敌后的活动。并指出华北的情况完全可打持久战。”
“关于日本的野心，周恩来分析，它一面还要进攻，一面继续搞分裂中国，除了搞华北和内蒙‘自治’，还要搞宁夏的‘回民自治’。”
“访问中还说到八路军在华北抗战中的地位，有关对敌战略战术问题，以及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周恩来访问记》的发表，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全国人民认清了抗战形势，尤其极大地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抗日热情。
耿炳光本人在这次采访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和鼓舞，同时也唤起了他对党的怀念。周恩来的声音就是党的声音，这声音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坚定了他回党工作、为党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从此以后，耿炳光更加自觉积极地深入抗战前线采写八路军将士英勇抗战的事迹和共产党领袖的谈话，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斗争和抗战方针，用他自己的行动表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忠诚。
1943年后，耿炳光担任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总编，他坚持进步的政治方向，努力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扩大中共在国统区的影响，积极为和平、民主、自由而呼号。
抗日战争胜利后，《联合版》主张国共合作，反对分裂。1946年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联合版》不顾国民党的摧残和迫害，发表大批文章，主张团结，反对分裂；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反对专制。
《联合版》的进步政治方向得到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一次经过西安，他特托杜斌丞转告《联合版》编辑部：“为西北保存这个仅有的进步报纸，希望言论勿太突出，免遭毒手。”得知周恩来的关怀，耿炳光倍受感激，对周恩来的斗争策略暗暗佩服。
当《联合版》遭到特务破坏，其中一位社长为自己利益要编辑部改变报纸的态度时，耿炳光第一个起来发言：“报纸是你们办的，你们主张改变态度，我们走。……他还特别指出：“社长的意见似乎是关心报纸的前途，但“这同共产党人周恩来希望我们‘言论勿太突出’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从而拒绝了社长的要求。没有多久，耿炳光就借故离开了《联合版》。
解放战争中，耿炳光本着“不回共产党就在共产党人领导下做事”的思想，积极为革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奔走，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1949年9月，耿炳光专程由上海去北平向党交代自己历史上的问题。因当时中央忙于建国大计，无暇接谈而未果。
11月，原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社长成柏仁从北平给耿炳光写信，说他见到周恩来总理，总理提到耿炳光，并且要求耿炳光写个《自传》去北京见他。
耿炳光得知这个喜讯，感激得热泪盈眶，他没有想到周总理还记得他，并在日理万机中过问他个人问题。他立即拿出笔纸记述自己所走过的道路，真诚地检讨自己历史上的错误。最后诚恳地表示：“请党审查我的经历，如有任何批评和处分，我是乐意接受的。”“希望能在党的领导下，就我的所能为人民服务，努力学习党的政策，争取党的信任”，“一切听党指示”。
1950年1月，耿炳光带上《自传》来到北京，不巧，周恩来离京外出。耿炳光对统战部的同志说：“我愿继续在上海酸碱厂工作，别无要求，只求留下《自传》交周恩来总理。”
在周恩来亲自关怀下，中央组织部重新安排了耿炳光的工作，先调他到统战部民族出版社任副总编，60年代初又调他到宁夏师范学院任副院长。在工作中，他始终按“一切听党指示”办。对党交给的一切工作都尽职尽责地去完成，没有一丝一毫的马虎。他时刻牢记周恩来对自己的关怀，以努力工作作为对党、对周总理的报答。
1966年，“文革”突至。许多开国元勋都被置于死地，像耿炳光这样在历史上曾走过弯路的人亦不能幸免。“文革”中，耿炳光受到折磨和摧残，但他没有绝望，他相信党、相信周总理会对他的问题作出公正评价。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始了落实政策工作。耿炳光于1972年“五一”劳动节前夕获得了解放。组织上正式通知他“历史问题早有结论”。
对于这次政治上的大解放，耿炳光特别高兴，心里由衷地感激党，感激周总理。他逢人就说“我的问题搞清楚了”“感谢党的政策好”“我得到解放了”。五一节这天他更是兴奋不已，刮了胡子，换了新衣服和老伴尽情地游了一次公园。就在这天下午，由于他的脑血管病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加之过于激动，脑溢血突发，不幸于5月3日与世长辞了。
耿炳光老人走了，他是带着幸福的微笑走的。“政治问题搞清了”，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心愿，这是在周恩来亲自关切下才“搞清”的。他的家人没有忘记耿老的心愿，在耿炳光去世的当月给远在北京的周总理发去了电报。
周总理收到电报，心中一阵悲痛，他肯定地说：“耿炳光功大于过!”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