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周恩来与延安研究评述
李忠全 宋新勇
周恩来从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在陕北战斗生活了将近13年，这是周恩来一生中辉煌的一段经历。在此期间，周恩来为了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党中央的委托多次到西安、杭州、南京、太原、武汉、重庆等地与国民党谈判，先后进出延安17次，为抗日战争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全国解放后，周恩来于1955年、1959年、1961年、1973年多次来到陕西，曾到延安视察，对陕西、特别对延安的建设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从30年代到70年代，周恩来在陕西、特别是在延安留下了许多活动的足迹。近年来，陕西与全国的史学工作者先后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和专著，从不同角度和各个方面探讨这位有影响的伟大人物的活动和思想。本文对周恩来与延安研究加以评述，以飨读者。
一 研究现状与成果
全国对周恩来与延安的研究，最早在60年代有龙飞虎的《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和魏国禄的《周恩来同志在长征中》等回忆录。而在陕西对周恩来与延安的研究，即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和延安革命纪念馆，这里的专业人员作了大量的调查访问，形成了一批内部资料，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陕西，对周恩来与延安的研究是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后。在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陕西日报社于1977年3月编印了《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一书，52万字，后又编印续集；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编印了《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书，8.3万字；西北大学图书馆编印了《深切怀念周总理》(上、下册)，60万字、《颂歌献给周总理》，35万字；陕西人民出版社转印出版了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同志回忆录》，8.5万字和诗集《周总理我们怀念您》，10万字。与此同时，《陕西日报》先后刊登了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中共延安地委通迅组《周总理回延安》及《音容在眼前，教诲刻心中——敬爱的周总理在西安的几个片断》，土金璋、张汉武、王礼、杨德中、魏明中、同桂荣、石玉玺、张秋香、周尔萃、王家成、刘治中、辛树帜等一批同志撰写的回忆纪念文章20余篇。其中《光明日报》通讯员、记者撰写的《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延安人民的心中》和《陕西日报》通讯员、记者撰写的《敬爱的周总理在转战陕北途中》两文被收入人民出版社1977年2月出版的《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一书第1辑中。中共陕西省委和延安地委的文章及土金璋的《痛忆教诲，奋臂遗志遂》等文被收入人民出版社资料组1977年编写出版的《人民的好总理》一书的中册。
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陕西史学工作者对周恩来与延安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一些曾经在延安与周恩来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继续撰写回忆录，如熊向晖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书，1991年2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全书6万余字，真实地揭示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内幕。在陕西，杨永善收集了周恩来的照片、手迹影印件、书刊等15000余件(册、篇)，编写了《光辉的楷模——周恩来同志的故事》一书，25万字，1991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还编写了《周恩来永远活在世界人民心中》一书，40万字，199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曹应旺主编的《周恩来的智慧》一书，37万字，1994年2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其中我省学者陈答才参编统战篇，6万余字，是比较全面系统论述周恩来从1936年到1949年间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最新成果。此外，郑定于、王吉呈的《在风云突变的年月——周副主席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故事》一书，6.3万字，1980年10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这个期间，我省史学工作者撰写了一大批优秀论文，从不同角度和各个侧面论述周恩来的思想与理论建树。其中张应超一人发表5篇论文：《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交往》(《理论学刊》1986年第1期)、《周恩来与延安文艺》(《延安文艺研究》1988年第1期)、《周恩来与张、杨二将军》(《唐都学刊》1988年第2期)、《周恩来在陕西活动述评》(《唐都学刊》1989年第2期)、《周恩来八次历险记》(《陕西日报·星期天》第28期)；李忠全、胡民新撰写的《周恩来同志17次进出延安》(《陕西社联通讯》1986年第1期)和《进出延安险情多——记周副主席进出延安片断》(《支部生活》1986年第2期)等数十篇论文。关于研究周恩来与西安事变及周恩来建国后三次来陕西的文章，将在以下各专题研究中加以列举和评述。
二 对几个重大问题的研究与评述
近年来通过史学工作者的努力，我们从已发表的论著看，对于周恩来与延安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基本搞清了周恩来进出延安的始末、处理西安事变的经过、转战陕北、几次脱离险境，以及建国后5次来陕的重大活动，并对这些问题加以科学的论证与评述。现分述如下：
(一)关于周恩来进出延安次数的研究。李忠全和胡民新的文章认为：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自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至1948年3月离开陕北，主要的有17次进出延安。
第一次，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1936年12月15日从保安县(今志丹县)骑马到延安，换乘张学良的专机第一次离开延安，于12月17日抵达西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由于国共谈判已需同蒋介石直接商谈解决，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要求，从西安飞抵上海，后到杭州，就国共合作与国民党谈判，后经西安于1937年4月2日乘飞机回延安。
第二次，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离延赴庐山同蒋介石谈判，乘大卡车路经劳山遇险(另述)，次日飞西安，后于5月27日飞往上海，6月18日从庐山回到延安。这里要补充的是，李、胡一文未说明周恩来离开延安的时间，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360页称：“4月26日，顾祝同派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又据黄志浩撰写的《1937年周恩来在上海、南京革命活动述略》称：“5月23日周恩来和林伯渠携带我党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到洛阳见蒋介石，后因故未谈，双方约定到庐山再谈。周恩来又返回延安。5月27日他与被蒋介石胁迫出国的杨虎城将军及其随员一行9人同机飞往上海。”以后又回到延安。
第三次，1937年7月17日离延安赴庐山(此处时间有误)，7月底回延安。《周恩来传》第362页至363页称：7月4日，他同博古、林伯渠到西安，7日到上海。13日(或14日)前往庐山，28日返回延安。
第四次，1937年8月9日离延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此处离延时间有误)，于19日后回延安。《周恩来传》第365页称：7月30日，周恩来和洛甫、博古前往云阳，8月5日与朱德到西安，10日偕同叶剑英飞抵南京，8月21日返回延安。
第五次，1937年9月初离延赴山西抗日前线，后于11月26日返回延安(此处时间有误)。《周恩来传》第372页称：洛川会议后周恩来于8月29日到西安，9月3日晚周与彭德怀等离西安去山西，于1937年11月25日与彭德怀回延安。
第六次，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离延安赴武汉等地，于1938年2月中旬回延安参加3月政治局会议。
第七次，1938年3月上旬周恩来离延安赴武汉等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返回延安。《周恩来传》第424页称：8月28日周恩来同王明、博古等返回延安。
第八次，1938年9月底周恩来离延赴武汉，于1939年6月18日由重庆返回延安。
第九次，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因马受惊右臂跌伤，延安医疗条件所限，于8月27日离延安赴苏联医治，1940年3月26日返回延安。
第十次，1940年5月中旬(10号或11号)离延安去重庆，为尽快处理第一次反共高潮后重大事宜，于7月27日飞回西安后返延安。
第十一次，1940年8月25日周恩来离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于1943年6月28日乘车离渝，7月16日回到延安。
第十二次，1944年11月11日周恩来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离延安同机飞抵重庆，同国民党具体商谈实现联合政府事宜，12月7日与董必武等飞回延安。
第十三次，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离延安飞抵重庆为召开党派会议谈判，2月16日飞返延安。
第十四次，1945年8月28日陪同毛泽东等离延安赴重庆与蒋介石会谈，于11月25日飞返延安。
第十五次，1945年12月16日周恩来与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离延安赴渝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27日返回延安。
第十六次，1946年1月29日周恩来离延安飞赴重庆，3月4日与马歇尔、张治中飞抵延安。
第十七次，1946年3月6日周恩来又离延安(仅停1天)飞返重庆，直至内战爆发，他与李维汉等率领中共代表团于11月19日由南京回到延安。1947年转战陕北，1948年3月东渡黄河离开陕北。
上述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搞清了周恩来进出延安的过程。正如文章指出的：“在此期间，为了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受中共中央委托曾先后17次外出，往返于延安与重庆、南京、武汉等地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这些活动中，周副主席从未顾及个人的安危，冒着生命危险进出延安到国统区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他的光荣使命，得到全党的称赞。”
(二)关于周恩来处理西安事变的研究。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不少学者都有论述，其中当年亲身经历事变过程的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写的《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出版)一书，是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真实写照。而在陕西，为此专门成立的西安事变研究会，编辑出版了《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房成祥教授撰写了《西安事变史话》(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李云峰教授撰写了《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出版)等专著。此外，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撰写了《周总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功绩永存青史》(《陕西日报》1977年1月8日)、张应超撰写的《周恩来与张、杨二将军》)(《唐都学刊》1988年第2期)等论文，都对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贡献作了评述。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周恩来把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宏观决策，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促进各方面形成一个合力，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最佳方案。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周恩来帮助张、杨做好善后工作，实现逼蒋抗日。因为作为事变发动者对如何解决而达到抗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有取决权，但事变发生很突然，事前只限于少数人的秘密活动，事后又忙于应付局面，还来不及细致、周密地考虑如何具体解决事变中出现的问题，张、杨期待着周恩来的到来。周恩来借此机会向张、杨指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前途，达到共同的认识。其次，周恩来对各方面人士做好工作，统一了在西安工作的中共党员的思想；广泛邀请各界代表和知名人士参加座谈会；还通过各种渠道，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和下层军官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再次，争取宋子文接受和平条件，逼蒋抗日。从宋氏兄妹与蒋的特殊关系以及在南京政府所处地位看，他们由于救蒋心切，也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向他们提出了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正是在周恩来做好各方面工作的前提下，西安事变才顺利实现了和平解决。
第二，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充分表现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原则性和斗争艺术的灵活性。当时他处在异常险恶的政治环境里，为了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事业，奋不顾身，坚定沉着，表现了他的勇敢机智与革命胆略。在解决事变的紧要头关，应该迅速行动的时候，总是作出正确的判断，采取果断的行动。比如，东北军中“少壮派”青年军官，错误地认为共产党没有把他们的司令官张学良救回来，在枪杀了王以哲之后，气势汹汹地闯进周恩来的临时住处。周恩来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他霍地站起来，猛地一拍桌子，大声指斥：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可以营救你们的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因为你们的行动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犯罪!这一番严词，把他们驳斥得目瞪口呆，无地自容。他们流着眼泪，向周恩来认错。而周恩来的这一行动，不仅使代表团化险为夷，而且避免了东北军内部的进一步仇杀。但是为了全民族利益，在不放弃原则的前提下，该让步的又主动与各派间互相让步和达成妥协，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第三，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过程中，他那以身作则、废寝忘食、无私奉献的工作精神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感染了所有人士(包括国外友人)。正如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所说：“那些天，周恩来同志忙到不可再忙的程度。他顾不得吃饭，顾不得休息，几天几夜睡不上几个小时，夜以继日地工作。眼睛熬红了，人累瘦了，舌敝唇焦。然而，当他出现在会场上，出现在客人面前，仍然是那样神采奕奕，谈笑风生。”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中谈到，周恩来告诉王炳南：“我们有一星期没睡觉，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
总之，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正如1945年2月28日《纽约时报》登载的端纳在菲律宾对记者谈话中说：“周恩来起了在张、杨间调解者的作用，挽救了这可怕的局面”。端纳和张学良都认为“实际是周恩来使蒋得以安全离开。”也正如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所评价的：“没有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毛主席、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很难得到贯彻，内战可能再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就无法巩固。周恩来同志为党的革命事业，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三)关于周恩来转战陕北的研究。1988年7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兰州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写的《转战陕北》一书，其中有专门论述周恩来在转战陕北途中的重大活动；《陕西日报》通讯员、记者撰写了《敬爱的周总理在转战陕北途中》(1977年1月5日《陕西日报》)；榆林地区《转战陕北时的周恩来同志》编写组撰写的《历尽艰险，运筹帷幄》(1979年3月22日《陕西日报》)；魏明中撰写的《难忘的回忆，深切的怀念》——忆周总理在解放战争时期对某医院工作和对伤病员的热情关怀(1977年1月10日《陕西日报》)；牛锦华撰写的《严以律己的光辉榜样——回忆周恩来同志路过石湾》(1989年《社会科学研究》第5期)等文，都从不同侧面颂扬了周恩来在转战陕北途中的丰功伟绩。
第一，搞清了周恩来转战陕北的活动路线及重大事件的时间。榆林地区写作组和牛锦华的文章，确定了周恩来在清涧枣林沟会议后于1947年3月28日去山西临县三交镇安排中央后委的工作，4月2日动身返回陕北，4月9日在横山县石湾镇住一夜，10日到达靖边青阳岔与毛主席会合。上述两文共同记述了确定这一时间的经过：周恩来要返回陕北，毛主席接电后于6日晚派一小队骑兵去接，由于没有给地方上通知，当经过石湾问口令时也没有答出，于是游击队员朝天打了几枪。周恩来到后才说明事情真相并向区委书记道歉。
此外，党中央离开延安后，一个多月取得三战三捷的伟大胜利，西北野战兵团在安塞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转战陕北》一书详细记述了周恩来于1947年5月13日与陆定一由王家湾骑马来到西野兵团司令部驻地马家沟(真武洞西5里)，代表中央祝贺西野的伟大胜利；14日，陕甘宁边区5万军民于安塞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党中央、毛泽东撤离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极大地鼓舞了陕北人民。
第二，毛主席的忠实保卫者和好参谋。自从自卫战争开始后，周恩来不仅参与战略决策，并为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做出贡献。他时刻关怀毛主席的安全和生活，1947年6月中旬，毛主席经过连续的行军战斗，紧张的工作，身体消瘦，他让警卫人员想办法改善生活；同年8月上旬，周恩来跟随毛主席来到佳县曹庄、白龙庙一带。当时，前边是榆林南下敌人，后面是追敌，处境十分危险，从曹庄往白龙庙途中，尾追的敌兵离中央机关仅二三十里远，周恩来为保卫毛主席，总是细致地把每一件事部安排好；后来在转向杨家园子途中，到了五女川小河因山洪爆发，水流过急，毛主席和部队暂时停下来。周恩来立即组织大家架桥，桥架好后他先上去来回走了几趟，感到没有危险时，才让毛主席过桥。
第三，热情关怀伤病员。当年曾任第七后方医院院长的魏明中回忆说：1947年5月蟠龙战役后，他们接收了20多名伤员，6月中旬转移途中突然和敌人相遇。就在情况十分危急时，周恩来发现医院转移情况不明，很可能遭敌袭击，非常着急，立即派龙飞虎、吴台亮、王冰等4位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寻找，并为医院转移指明路线。6月21日魏向周恩来写了一份详细书面汇报，提出一些具体问题请求解决。第二天周恩来就向魏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道：“深幸全院同志大家努力，使轻重伤员都得脱离险境，到达安全地区，至为欣慰”；榆林地区写作组文称：沙家店战役刚结束，周恩来办完公在院子里散步，这时从梁家岔沟底下的大路上向后方转运伤员，见到为革命流血的战士，周恩来便走下山坡看望。突然发现路旁一棵大树下放着一副担架，原来是一位老乡肚子疼，他便把伤员抬到转运地点。
总之，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助手，始终和毛泽东一起，历尽艰险，运筹帷幄，协助毛泽东指挥了人民解放战争，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使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反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四)建国后周恩来回延安的研究。全国解放后周恩来利用工作之机或陪同外宾先后5次来到陕西，曾回过延安。作过许多重要指示。
1973年6月8日至11日周恩来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来西安和延安参观。对这次活动的回忆和追忆文章较多，其中当时在延安参与接待工作的刘静撰写了《1973年周恩来回延安》(《中共党史资料》第41辑，1992年4月中共党史出版社)；李忠全撰写了《追忆周总理对延安纪念馆的指示》(《理论学刊》1986年第5期)；土金璋撰写的《拳拳挚情寄延安——周总理关心延安纪事》(《时代与人》，1996年第5期)，这三篇文章分别论述了周总理对延安老区建设和对纪念馆陈列内容的关怀和指示。
关于周恩来关心延安老区的建设：早在北京知识青年来到延安以后，周恩来就得知延安的落后情况。为此，1970年3月26日，周恩来在北京专门召开“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请地方党委负责人出席，回忆历史，贯彻落实毛主席1949年10月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复电》的精神。会后先后派来2700名北京干部和有关部委同志来帮助延安建设，办起了延安五小工业；也就在这一年，周恩来决定从北京各大医院抽人组成医疗队，连续10年给延安老区人民看病，培养地方医务人员，发展延安地区的医疗事业。1971年他又亲自指定王震和霍士廉草拟了改变陕北面貌的规划。当他到延安后，又向地委指出“五年粮食翻一番”的要求，即每年净增20%，增产幅度较大。延安地委的同志感到胆怯，但终于答应下来，带病的周总理破例干杯，兴奋地说：“延安五年粮食翻了番，我一定再来延安。”
关于周恩来对延安纪念馆的指示：从周恩来抓延安建设的1970年起，就把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全国的重点工程来抓，同样在北京召开纪念馆工作座谈会，指定邓颖超亲自抓，还委托中联部乔石等同志兼管延安纪念馆陈列内容审查工作。1973年6月9日，他到延安参观后又作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指示。
第一，党史陈列和研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周恩来抓延安纪念馆工作时，是从讲解词入手的。因为当时为了紧跟“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讲解词中出现了对一些人和事的随意夸大和拔高，从而严重地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1970年6月，邓颖超检查了纪念馆工作后，10月份转达了周恩来对修改讲解词的具体意见。要求讲解词必须实事求是，一分为二。明确指出：讲解词要有内容，切忌空话、抽象，要实事求是，不要把无关紧要的用语写很多，而对展览本身内容说得不明确。要求讲解词必须概念明确，层次清楚，重点突出，最后归纳几条。在延安，周恩来还实事求是地向大家讲述了历史和党史，要求为一大批同志恢复名誉，认为陈列展出应该出现这些同志的名字。
第二，党史陈列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周恩来看了展览后说：内容很单调，感到很不安，许多领导人照片都未出现，应该充实。并反复强调：办展览，搞党史工作，始终应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个不能动摇。
第三，党史研究陈列宣传要注意群众路线。周恩来指出：任何工作都离不开人民，没有群众观点不行。你们搞党史研究和陈列展览一定要注意群众路线。
第四，党史工作必须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和注意干部政策。周恩来反复强调：革命不是几个人，而是一批人。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并指出，要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我们党所以能发展壮大，一是依靠群众，二是有一大批干部。对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能因为某个人后来犯了错误或表现不好就不提他们。他再三强调：革命不是几个人、不是少数人干的，党史研究要正确对待历史人物和注意干部政策。
文章述评说：“周总理的这些指示在‘文化大革命’的逆境中提出是很不容易的，它充分反映了周总理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坚持真理而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延安展览馆的指示，都是我们应当认真学习的。”
除上述外，就周恩来劳山遇险、右臂跌伤及飞越秦岭危急时刻等有关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三 今后研究的计划与重点
根据以上对周恩来与延安研究的情况来看，在陕西还是有不少成果和进展，但是相对地说，回忆和资料较多，专著少；纪事性的活动多，系统集中论述的少，特别是没有一本专门论述周恩来在延安革命实践及理论的专著。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为了1998年隆重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我们建议编写两本书：一是《周恩来在延安的理论与实践》(专著)，二是《周恩来在延安和陕西》，以资纪念。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