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谊篇-周恩来与“三S”
刘殿君
一提到周恩来，人们自然会想到他是一位驰名全球的外交家。他一生中会见、结识的各国政要和国际友人不计其数，并且有很多与他成为终生的朋友，其中在国际新闻界有三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埃德加·斯诺、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即我们这里所说的“三S”。他们热爱中国，在黑暗中把中国革命信息的火炬点燃，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他们的名字永远难忘。同样，周恩来与他们交往和友谊也将千古流芳。
周恩来与斯诺
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1928年夏天，他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从此开始了他新闻工作的生涯。1933年到1938年，他曾任教于燕京大学。1936年夏，斯诺带着对苏区的神秘感，怀着亲眼目睹红军的热望，踏上了采访陕北苏区的旅途。他通过宋庆龄的帮助和共产党取得联系，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就是在陕北这片土地上，斯诺与周恩来第一次相识。
1936年7月9日，斯诺由红军骑兵战士护送来到安塞附近的小村庄——白家坪。这位红军战士带他进入一间简陋的小房子，把他介绍给一位苏维埃工作人员。刚一坐定，一个姓卞的赤卫队长匆匆地走进房间里，他向这位工作人员讲起他刚和100多个白匪遭遇，打退了一个以白匪为头子的民团。当他讲到这些时，细细地打量斯诺。斯诺不由得一怔，担心起他会不会真的把自己当作带领那些民团的头子，从而把自己抓起来。
他担心似乎有点多余。斯诺回忆到：“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的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打招呼：‘哈罗，你想找什么吗?’他是用英语讲的!我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来，那个‘鼎鼎大名的’红军指挥员。”这就是两人初次见面。两人稍事交谈后，周恩来安排斯诺在白家坪过夜，并约好在第二天到他的住处。
第二天一大早，斯诺来到周恩来的司令部。这个地方一切如常，但却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蒋介石悬赏800万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前却只有一个哨兵”，屋子里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就是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一种对周恩来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由此想到了这是中国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界。
周恩来在这里接待了斯诺。他十分坦诚地对斯诺讲：“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切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求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对于周恩来给他这么大的自由，这位西方记者喜出望外，但他在惊喜之余又将信将疑。以后的采访真的会不加限制吗?但随后的事实立即打消了他的疑虑。
周恩来亲自动手为斯诺画了一张革命根据地的草图，帮助他拟定访问路线，起草了为时92天的一个旅程清单。接着，周恩来对斯诺说：“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你是否愿意遵照，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
要花92天!斯诺在嘀咕，“那里究竟有什么可以看呢?难道红区有这样辽阔吗?当他真正开始红区旅行，就被那里的景象吸引了，以致于流连忘返，实际花的时间比92天还多。
两人见面，使斯诺从周恩来身上看到的比他以前间接了解的要多得多，从而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好感。“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奇怪的混合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5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的知识分子。”尤其令他肃然起敬的还是周恩来的人格和智慧。“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9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这是两人友谊的真正开始。谈话结束后，周恩来为斯诺作了细致入微的安排，让斯诺第二天起程，第一站就是到中共中央的临时首都保安。从白家坪到保安，步行要花很长时间。周恩来便给他一匹马，同时打电报给在保安的毛泽东和苏区其他干部，告诉做好接待斯诺的准备。斯诺对如此周到的安排感动不已。
抗战开始后，斯诺担任英美报纸的驻华战地记者，如实地报道了中国的抗战实况。抗战期间，他多次与周恩来接触，在与国民党官员对比中发现：“在抗战期间的重庆，绝少中国人能像周恩来那样在美国官员的心目中留下那么好的印象。他的言行具有令人心折的吸引力。他文雅而又坚强。”1941年斯诺对皖南事变作了如实报道，受到国民党的打击，被迫离开中国。1942年到1943年他又来过一次中国。回国以后，他要访问中国遭到了美国当局的限制，禁止去中国旅行。他在日夜想念着他心爱的中国。
他盼望了快20年，到1960年终于得到了我国领事馆的单独签证。这是新中国建立后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他看到的不是从前的战乱，相反的是和平、安宁、蓬勃发展的新中国，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建设自己国家的热情。和前几次相比，心情迥然不同，所见所闻令他鼓舞。
周恩来接待了他。陪他游览密云水库，泛舟长谈。安排他从南到北参观访问，纵谈天下事，分析国际形势。这是老朋友的悠闲的重逢。
斯诺记录下1.1万字的谈话内容，记下在各地参观的所得，又写出了介绍新中国的著作——《今日红色中国：大海彼岸》，它和《西行漫记》一样，同样轰动世界。
1964年，斯诺再次来到中国。周恩来在自己的住宅接待了他，与他交谈长达4小时。这时的中国正是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周恩来坦率地承认，我们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规律还没有完全掌握，赶上英国不是现在的中心问题。这次谈话给了他极深的印象，“他(指周恩来)的言谈中的现实精神，带有对冒险主义和投机行为的强烈厌恶，同时他深深感到，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远远地超过了他自己的岁月。”
他从中国搜集到了丰富的资料，准备把它整理发表，在当时反华合唱中，好让世界如实地了解中国。他把这些资料视作自己的生命。在回瑞士的飞机上，突然发现装资料的包不见了，他几乎大哭起来。而当他的皮包失而复得，由服务员送到他手里时，他激动得抱住了这位服务员。
1970年，是斯诺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周恩来与他进行多次会谈，从当时中国的国内经济形势一直谈到国际形势、中美关系。两人畅谈不倦，以致于有一次从晚饭谈到第二天早晨6点。这年国庆节，周恩来独具匠心地特意安排他和夫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身边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此举意在传达中国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信息。斯诺后来谈论这一事情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这一意向虽然没有被与中国思维方式不同的美国人所马上理解，但斯诺却成为此时中美人民友谊的桥梁。
1972年2月15日，斯诺病逝。按照他生前的愿望，骨灰安放在中国。周恩来亲自拟定了碑文，抱病参加安葬仪式。在安葬仪式上，周恩来对斯诺的夫人和女儿说：“斯诺先生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所作出的功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周恩来与史沫特莱
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是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1890年出生在密苏里州的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1916年开始投身于火热的政治生活，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离开美国前往德国。1929年作为《法兰克福日报》记者来到中国的上海。她一到中国，就被中国人民的苦难所感染了，“坚定地表示了要献身变革这一制度的伟大革命”，决心和中外作家、新闻记者一起，“打开世界人民的眼界，使他们对战斗的中国寄予同情和希望”。她怀着这一理想，前后在中国生活战斗了13年。
她关心中国，热爱中国，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寄予了无限希望。她冒险去西北采访，要亲眼目睹苏区和红军的情况。1936年在西安期间，目睹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参加群众游行，高呼抗日口号。就是在这时，她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并交谈。在和周恩来的谈话中，她感到中共代表团“不是为了个人恩怨报仇雪恨而来，而是为了国家统一的新时期铺路而来”，从而了解了中共的主张。她勇敢地用英语向全世界广播了事变的内幕，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她清楚，她的这些活动，对国民党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同一天，她便离开西安到了红军的驻地三原。1937年1月，在丁玲的陪同下乘坐汽车来到延安。延安，是她神往的地方，在这里，她不知疲倦地采访，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袖们频繁接触。在延安生活的七八个月里，周恩来给她留下了极深印象。她在自己著作中这样写道：“我在延安有幸相逢的另一个难以忘怀的当代风云人物是周恩来。……他的个子中等以上，一张非常漂亮、绝顶聪明的面孔。特别是双目炯炯有神。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在天津南开大学(应为南开中学)念过书，到日本、法国留过学。在苏联逗留期间，他同党内的同志、外国友人以及国民党高级官员谈话的时候，总是端正直立，盯着对方眼睛发表自己的观点，开诚布公，毫无保留。他的学识渊博，阅历很深，见解精辟，襟怀坦白，不存门户之见。假如采用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引进现代医疗实习成为必要的话，正是周恩来签署引进命令并使之贯彻到底。后来若干年中间，他代表他的党和红军常驻国民党中央政府，赢得了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富兰克·多恩上校、英国驻华大使阿基巴德·克拉克·凯尔爵士等许多外国朋友的钦佩和敬仰。
……从一些国民党官员散布的谣言看，国民党当权派希望他脱党改宗为国效劳，这种阴谋从未得逞，因为他毫不计较个人的安福尊荣、权力地位。他的公私生活表里一致，既维新也开明，他过着现代化文明的公私生活。”
看到这些描写，人们很容易看到史沫特莱对周恩来的崇敬心情。她佩服周恩来的修养、知识和人品，更佩服他无私坦荡的胸襟，为中国革命奋斗到底的政治坚定性。
史沫特莱同样关心中国国内和平的真正实现，希望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局面早日实现。
1937年4月中旬，周恩来和国民党谈判后从南京返回延安，两人很快便在延安见面。一见面，她首先关心的是这次谈判的成果。“周恩来说根本的问题是实行民主制度，这个问题照旧没有解决。南京国民党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有许多官僚党阀，他们意识到老百姓当家作主、享有民权之日，就是他们独裁结束、特权乌有之时。军政部长何应钦是极力反对实行民主和反对统一战线的首脑人物，何在4月初旬还下令国民党部队围剿红军。”
在打内战问题上，蒋介石应不应该负责任?她照样有自己的理解。“我问周恩来‘蒋委员长对他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布的命令难道不负责任吗?’共产党人千方百计尽力争取能同蒋氏达成统一战线，他们深知蒋氏对他的军政部长的行动如果不赞同的话，他是会罢他的官的”。
对史沫特莱来说，延安的生活是紧张的，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采访、紧张地撰稿和写作。但同时这里的生活又是轻松愉快的，她在这里是自由的，采访没有任何限制。忙中偷闲，还能经常参加舞会，舞会同样增进了她与大家的友谊。周恩来是她经常的舞伴，她对周恩来的印象是，“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数学题似的。”全面抗战爆发后，她于1937年秋来到山西抗日前线，在太原她又一次与周恩来相遇。她在记述见面时写道：
“还有一次，我跟一位最优秀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在一起谈了话。很明显，他是我在太原遇到的所有人士中最讲求实际、最精明、最会办事的一个人。他风度翩翩，博学多才。他跟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和其他一些八路军、共产党领袖一样，都是一批中国最杰出的人才。他问了我各种各样的事情。当我说到我跟阎锡山将军、傅作义将军谈过有关日本军人的日记的事，而且我还感觉到这两位将军估计日军里可能会发生哗变时，周恩来不动声色，直到我把话讲完。我对他说，也许我的感觉不对头，但这种估计看来是一种幻想，就跟5年之前有人相信国联或其他列强会让中国收回被占去的领土一样。周恩来急忙把头一甩，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她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周恩来的信任和好感。
抗日战争中她还冒着枪林弹雨，采访新四军驻地，深入沦陷区，到过中国的大后方国统区重庆。1941年回到美国。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斗争中，她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亚洲的希望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希望。
从此以后，虽然她在有生之年再也没能回到中国，但她却终生都在以各种方式关心着中国，思念着中国。“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在她生命垂危的时刻，只有最后一个心愿：“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将使我的心灵得到安息。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许多中国革命烈士放在一起。”
像史沫特莱对周恩来的印象一样，周恩来对她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位伟大的美国人，在专心写出更多更好的革命回忆录和革命传记文学作品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这些作品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一个宝贵的贡献”。
周恩来和斯特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年11月24日出生在美国内拉斯加州的弗兰德城。她20年代到50年代先后6次访问中国。她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特有方式，关心和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的这些报道，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她和周恩来有了接触和来往。她深入国统区采访，热情报道和讴歌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在国民党反共摩擦加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遭受威胁的时刻，她正在重庆。1940年她向周恩来了解真相，周恩来如实地向她介绍实情，并不断地进行分析。两人结束谈话的时候，周恩来向她表示，如蒋介石再无反共的军事就不发表这些材料；如果反共的军事继续加剧，就由她在国外发表。对此，她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写道：
“共产党外交代表周恩来，在重庆的一个半地下状态的简陋小屋里，花了好几个晚上向我长篇介绍了蒋军同共产党领导力量之间的武装冲突。斗争在加剧，已经两年了。但双方都仍然封锁消息。周告诉我：‘等我通知你时再发表。我们不愿过早透露这些冲突使摩擦加剧。但是，如果蒋进一步发动更严重的进攻，我们希望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的材料能够在国外发表。’”
蒋介石的反共高潮还在升级。1941年初制造皖南事变，屠杀了上万名新四军，形成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当时斯特朗正在前往旧金山的船上，回到纽约便接到了“发表你了解的材料!”的通知。“这样，在重庆封锁了两年的关于这场隐蔽的战争——皖南事变的消息，现在在纽约发表出来了。”通过这些报道，她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破坏全民族抗日的罪行。
这是斯特朗与周恩来默契而成功的配合。
1946年6月，斯特朗第5次访问中国。这次访问与前几次不同，她的目的地没有选择国统区，而是选择了解放区的中心延安。之所以在这时选择了延安，是因为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浓厚兴趣，在中国处于两种命运决战的决定性时刻，看到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她一到延安就溶入了火热的战斗生活，不知疲倦地进行采访，如饥似渴地找人谈话，以致于谈话成了她在延安生活的最美好的内容。这些谈话，使她“感觉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变得敏锐，有那么大的发展。”她在延安的生活是惬意的。一天，她和周恩来一起散步，周恩来打趣地说：“看，我们在这里散步!蒋介石没有军队保护就不能出门，杜鲁门能吗?”她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却说出延安与莫斯科不同：“在莫斯科我未感到像在延安这么自由自在。我在苏联那么久，他们根本就不找我谈话。”周恩来问道：“谁不找你谈话?”斯特朗直接了当地说：“领导阶层的人，那些人我从来看不到他们，而你们我都见到了。”延安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星期六晚上，她还能经常参加中共领导人参加的舞会。这种场合，对她来说不仅是娱乐，而且更重要是社交，这里成了增进她和中共领导人了解和友谊的场所。周恩来的舞姿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周恩来跳舞具有外交家风度，他的华尔兹跳得棒极了……他跳舞时掌握的分寸，他优雅自如的风度，使人能想象到这些正是他在南京谈判中所具有的才华”。她很快爱上了延安，爱上了延安的共产党人。1947年初，国民党对延安进行重点进攻，中共中央部署撤离延安。斯特朗执意要和大家一起行动，一再请求“我要和部队一起走。我可以骑骡子，可以步行，可以爬着走——怎么做都行，就是不要把我送走。”为了安全，也为了她能把重要消息带给外部世界，大家还是想方设法地说服她。周恩来了解她的弱点，告诉她路上会有臭虫和虱子，也无法洗澡。可她没有被吓住，还是决心随大家一起行动。
当天晚上，周恩来又邀请她到自己的窑洞里吃饭，毛泽东、朱德也来了，还有在延安的其他外国人马海德、李敦白和阳早。饭吃完了，朱德的话题转到了斯特朗去留问题上：“你们都要求留下来，我们已经决定，除了斯特朗以外，都可以留下来。听到这里，斯特朗哭了。朱德只得继续向她解释：“我是个军人。李敦白和阳早还年轻，而你比马海德的年纪还要大。但更重要的是，你的任务是写作，部队要东奔西走，没有固定的地方住，你在那样的地方无法写东西的，写了也无法发表。”周恩来在旁边也安慰她：毛主席交给她重要材料，只有她才能成功地加以发表。这时她又疑惑又委屈地问了句：“我离开对大家都有好处?”在场的人再一次为她的深情感染了，又耐心地安慰她。
1947年2月14日，她依依不舍地离开下心爱的延安，告别了这里的人民。1958年她最后一次来到中国，把她的余生留给了中国。1970年斯特朗在中国病逝，周恩来出席了追悼会并送了花圈。
在中国革命和中外友谊的历史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三S”。正如邓颖超所说：“三S”虽然是美国人，但是“三S”从30年代起就热爱中国，先后来到中国，他们不避风险，不顾自己的安危，不断地把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和胜利，以及在旧中国各族人民所受的苦难情况，介绍给全世界人民，直到他们生命的终止，还留下遗嘱，把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是多么感人，又激励我们热爱中国，发扬国际主义的永恒动力啊!“三S”为中国各族人民所作的贡献是难能可贵的，也是难以估量的。同样，当人们提到“三S”时，自然也不会忘记周恩来与他们的友谊。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