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
中共党员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编著，张素华，许雷主编
瓦窑堡会议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以各种形式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亲自做同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的统战工作，逐步确立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在西安事变前夕初步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抗日的格局。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正确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前往西安谈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实行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御侮，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民族战争和总枢纽。
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对红军穷追猛打。1935年10月，当中央红军刚刚进入陕北苏区的时候，27日，蒋介石便飞到西安，亲自部署“督剿”红军。
1935年12月9日，北平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数千名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快，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为停止内战，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毛泽东积极筹划联合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共同抗日救国，把同张、杨部队、同国民党政府建立联合战线的工作，放在了第一位。
一意孤行的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抗日的要求，从1936年9月起调动几十万国民党军到西北“围剿”红军。毛泽东指挥红军沉着应战，11月下旬，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歼灭胡宗南军一个多旅。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等致书蒋介石，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置毛泽东和朱德等红军将领的呼吁于不顾，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飞抵西安，加紧部署对红军的“围剿”，并向张学良、杨虎城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1、服从“围剿”命令，将部队全部开赴陕甘前线对红军作战；2、如不愿“剿共”，就将两军调往他省，由中央军“剿共”。
1936年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举行游行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杨虎城无法接受蒋介石提出的两个方案，向蒋介石“苦谏”反遭严厉训斥。1936年12月12日，张、杨两将军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逼迫其接受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主张。
应张学良电邀，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赴西安参加同蒋介石等的谈判。1936年12月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发表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同一天，毛泽东连发11份电报给周恩来，通报中央的决定并提出具体的工作部署。同月24日，经过谈判，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7年1月，张学良的东北军从延安撤防。1月13日，毛泽东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的保安迁驻延安。延安从此成了千千万万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
为了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中央在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从2月至9月，国共两党就合作事宜进行了多次谈判。
周恩来在杭州同蒋介石谈判后，于1937年4月回到延安，毛泽东等到机场迎接。这一次，周恩来带回了同蒋介石秘密联系的电台密码。
1937年清明时节，毛泽东、朱德派林伯渠和国民党的代表一起前去祭扫黄帝陵。毛泽东亲笔写了一篇祭文。文中说：“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烈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1937年5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组织中央考察团到延安考察。延安各界召开了欢迎国民党考察团大会。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向他们介绍中共关于抗日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利用国内战争结束的有利时机，积极做好出征抗日的各项准备。并积极练兵，准备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
毛泽东画传/中共党员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编著，张素华，许雷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