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风云突变
李志英
由于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以为和平局面已经形成，所以向中共代表团提出，希望红军停止南下。周恩来、博古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为了搞好抗日救国统一战线，便于26日联名电告毛泽东，希望我军驻地问题，等待张学良回来后，再行研究解决，最好目前在原地驻扎待命。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与博古的建议，下令中央红军不要越过泾水，不要打土豪。
蒋介石被释放以后，29日周恩来与博古共同交换意见，研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形势可能发展的动向，共同认为国内政治生活将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当前的抗日力量在不断增强，中间派已开始向左靠拢，亲日派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受到致命的打击。经过研究后致电中央，建议采取打击亲日派，巩固以西北为中心的左派，影响与吸收中间派的方针。并且提出党的工作必须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成为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同时应恢复党组织在大城市中首先在工人阶级中的工作，要使各地零散的游击队成为农民运动的策源地。(1)
30日，周恩来、博古等与杨虎城、何柱国等商议关于红军驻地问题。杨虎城、何柱国认为红军主力暂驻在左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地待命，不要太逼近西兰公路的拘邑、淳化、耀县。周恩来在会上表示，在非苏区不会侵犯原行政系统，不打土豪分田地。会后博古将会议的详细情况电告毛泽东。
蒋介石背信弃义，反复无常，到了洛阳以后就迫令张学良发电报给杨虎城，要他释放陈诚等在西安被扣的党政大员。杨虎城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为了顾全大局，也就一一照办。
26日蒋介石在回南京的途中，为了挽回自己一点面子，让陈布雷动手写出了一篇捏造事实的《对张杨的训话》的文章，并于27日在国民党掌握的报纸上大登特登。到达南京后，又指使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把张学良软禁在鸡鸣寺宋子文公馆。亲自导演出一场“审张”、“救张”、“管束张”的丑剧。
他先逼迫张学良书写所谓“请罪书”，随后在12月31日上午召开所谓军事法庭，派李烈钧为审判长，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的罪名，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接着又假惺惺于当日下午发出呈请国民掌政府特赦张学良的呈文，提出所谓“念该员勇于改悔，并恪守国法，自投请罪各情形，依据约法，更沛仁施，将该员应得罪刑，予以特赦，当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借观后效，而施逾格之宽仁。”最后以所谓“特赦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于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2)从此张学良便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蒋介石、蒋经国相继去世后，才脱离软禁的生活，而这时的张学良已是九旬的老人了。
蒋介石在迫害张学良的同时，又采取阴狠狡猾的手腕，企图通过军事的压迫与内部分化瓦解的手段，使西安内部发生分化，从而削弱西北的革命实力。特别是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早已存在的两派矛盾已尖锐化，一部分东北军军官由于张学良被扣异常愤慨，坚决要与蒋介石拚命，以营救张学良。而以王以哲为首的一派则认为只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和红军团结奋斗，张学良是可以营救回来的，不一定非打这一仗。也有个别军官乘风转舵，向南京靠拢。在这形势复杂风云突变的情况下，博古认为：如果多把蒋介石扣留几天，让他签了字，或者张学良不去南京，整个形势的发展会要好得多。可惜的是张学良自以为当时释放蒋介石仅仅是为了从战争中挽救国家，而没有想到今日的后果。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和代表团全体成员，经常彻夜不眠，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以冷静而机智的态度来处理这十分复杂的问题。
由于张学良被软禁，东北军中和战两派相持不下，又都想争取杨虎城站到自己的一边。而杨虎城也处在十分矛盾的境地，他既要求考虑东北军，又要为十七路军着想，还必须以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积极协助杨虎城稳定局势，又深入细致做东北军的工作。
1月16日，中共代表团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召开三方会议，会议坚持和平方针，同时确定要联络川、桂、粤、晋、绥及南京抗日派，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期间，共同提出改变国策，改组政府的建议，并提出防区分配与营救张学良等事宜。会后周恩来与博古将会议情况电告中央书记处。并且建议中央电告津、沪转晋、绥、直、鲁、川、桂在三中全会提出方案，同时还报告中央，东北军中少壮派坚决主战，态度十分强硬，但又缺少具体办法，对军事又少了解。(3)
蒋介石为了分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关系，在南京谈判中，提出了甲、乙两个方案：
甲案是东北军调甘肃，十七路军不动，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
乙案是东北军调豫境，十七路军调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4)
1月21日，阎锡山致电杨虎城，建议接受甲案，并表示愿代向蒋介石斡旋。周恩来与博古立即将这一动向电告毛泽东与张闻天，并讲明杨虎城回电提出甘肃境内胡宗南部全部撤出，请南京发600万及予发三个月军饷，并派人来陕宣抚。
为了防止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以及东北军主战派坚决要求作战的情况下，1月23日，周恩来、博古与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等人共同商议红军的作战安排，并将研究的意见电报毛泽东。考虑到山阳、柞水等地均大山人少粮缺，不宜屯驻大军，因而提出：“我们主张主力暂不南移，二方面军可先移至蒲城、富平地区，以威胁渭洛间敌人，巩固友军。”(5)
1月27日，在矛盾十分尖锐的形势下，张闻天秘密抵达西安，与周恩来、博古等共同商讨解决内战危机的问题。当晚东北军主战派为了不惜与南京一战，竟包围了我党代表团，要求红军帮助他们打仗，否则就不是朋友。深夜，博古等得知孙铭九等已拟了一个暗杀名单，内有主和派和共产党员。
由于东北军少壮派坚决主战，并且要求红军与他们协同作战。面对这一紧迫形势，28日上午，博古赶到张闻天住处，报告了紧急的情况，并说车辆已经备好，须立即赶赴云阳我军前敌总指挥部。张闻天走后，1月30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一同赶赴云阳红军司令部，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等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东北军少壮派的要求。经过研究，大家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现在两个朋友都坚持要打，我们做了多次解释，仍然听不进去，甚至还提出了，如果答应共同作战，我们还是朋友，如果不同意，就变成了敌对的形势。本来这一仗就不该打，但是在这样一种实际的情况下，只好与他们并肩作战，打好这一仗。根据这些情况的考虑，会议作出了决定，只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意见一致，红军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支持他们的主张，和他们一起打好这一仗。(6)
会后，以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任弼时、张闻天的名义，给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发了电报，说明我们主张接受南京方面提出来的甲案，如果南京政府的军队继续进攻，我们准备自卫。
毛泽东等接到这一个电报后，经过认真的研究，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的名义回电给周恩来、博古、洛甫、彭德怀、任弼时，电文说：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学良)、杨(虎城)的基本方针，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应当同进退；向张、杨表示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7)
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精神，当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三个人赶回西安，立即会见了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只要你们团结一心，意见一致，红军绝不会对不起张将军，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8)
1月31日，为了进一步协调行动，也是为了进一步争取和平的方案，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与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等5人在王以哲家中开会研究和与战的问题。经过全面分析当前形势与利害关系，觉得都不应立即打仗，最后决定派李志刚为代表去潼关谈判。
但是东北军主战派孙铭九等少数人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于2月1日夜在西安街头张贴出“除奸”的标语。2月2日又刺杀了威望较高的王以哲，同时还准备进一步扩大恐怖活动。在这错综复杂，形势险恶的情况下，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一方面积极做东北军及广大群众的工作，另一方面向中央请示应变的意见。经中央研究，周恩来暂留在西安，代表团中的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大部分人员先撤到三原红军驻地。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由保安迁到延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基本上停止了对红军的“围剿”，开始转向抗日方面。2月11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博古在会上作《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会后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中共中央为了再次实行国共两党合作，准备将苏维埃政府改为边区或特区政府。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林伯渠负责政府工作，博古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注释：
(1)《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42页。
(2)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327页。
(3)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328页。
(4)《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44页。
(5)《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47页。
(6)《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48页。
(7)《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48页。
(8)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356页。
博古传/李志英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