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参加西安谈判的中共代表团
李志英
1936年12月12日，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在古城西安市和临潼华清池响起了一片激烈的枪声，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为首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毅然率部扣留了蒋介石，以及随他来陕的10多名军政大员，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根据张学良的要求，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组成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解决事变的一切重大问题。这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公开合法身份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人们在审视中国共产党的一举一动。面临国内外错综复杂的严重斗争，博古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他心头像充满一团烈火，决心为完成党中央的重托贡献一切。他与代表团的同志们，准备迎接新的疾风暴雨的战斗。
西安事变的爆发，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妄图把中国变成为它的殖民地，中国人民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红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同时还由于国民党中央执行了一种要联共又要“剿共”的矛盾政策，这样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为了达到剿共的目的，蒋介石建立于西北剿匪司令部，任命张学良为代总司令，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准备继续进行大规模内战活动。他一再逼迫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与中央军配合作战，以图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还调动嫡系部队进驻陕甘，监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行动，这就逼着张、杨两将军另谋对策。
实际上，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感召下，自1936年上半年开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红军的战争对峙状态已基本停止了。
1936年10月蒋介石在处理了两广事件后，又加紧策划“剿共”。张学良和杨虎城曾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都遭到蒋介石的无理拒绝。
1936年12月6日蒋介石亲往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作为行辕，将嫡系部队陆续开赴潼关。张学良、杨虎城仍乞请蒋介石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要求。蒋不仅不接受请求，反而严厉训斥张学良，表示“剿共”政策至死不变。张学良和杨虎城一再苦谏无效，最后才破釜沉舟，决定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张、杨两将军在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并逮捕了在西安的陈诚等国民党要员。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要求改组政府停止内战召开救国会，并于12月14日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由张学良、杨虎城任正副主任。
12月12日，张学良电告中共中央：“蒋介石反革命面目现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1)并征询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请中共中央速派代表团到西安共商大计。同时将所拟之八项主张迅速通电全国，以争取全国各省实力派和全国人民的支持。
这八项主张是：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四)释放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2)
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发来的电报，对事变的发生感到突然。博古听到事变的消息后异常兴奋，想到蒋介石背叛了大革命，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疯狂地屠杀革命人民，“围剿”共产党。特别是自己做了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后，亲身经历了蒋介石发动的“围剿”革命根据地的战争，多少共产党员、多少红军、多少苏区百姓牺牲了性命。多年内战的血和恨怎能忘记啊!今天，蒋介石终于被扣留，应交给人民公审，判处死刑，为民伸冤，为死难的革命烈士报仇!
蒋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全世界，人民群众欢欣若狂，西安沸腾起来了，西安30万居民，涌上了大街小巷，欢呼雀跃，自发地形成一股股游行队伍，“公审蒋介石!”“枪毙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此起彼伏。
西安事变的消息使人们沉浸在欣喜、激动的气氛之中，然而此时博古的心情很快趋于平静。过去领导工作中痛苦的经验教训、一年前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当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都使他理智地面对现实，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使他冷静地思虑着如何解决这个复杂而又重大的问题。
他回顾着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临时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没有看到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对国内阶级矛盾、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丧失了有利时机。而国民党蒋介石联合反革命势力重新组织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结果日本帝国主义趁机而入，我们丧失了大片国土。严酷的事实说明，国难当头，国共两党分裂、内战，不论谁胜谁负，都将违背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现在一定要把最大的仇恨对着日本帝国主义。杀蒋介石不难，但是内战会因此而扩大，日本帝国主义会从中渔利。这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不能再继续下去。目前当务之急是救国!是团结御侮!显然博古这时的心情是矛盾的，思考是深远的。
博古带着矛盾和复杂的心情参加了中共中央12月13日召开的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和林伯渠等。
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了言，他肯定了这次事变的性质是革命的，抗日的，对我们是友好的，完全在反对“剿共”的立场上。他分析了西安事变发展的三种前途：(一)西安事变促使日本在南京扶植新的傀儡政府，并且积极向革命进攻；(二)蒋介石的部下也相继转到西安方面来，扩大了抗日的力量；(三)由于日本急于侵略中国，反而促使中国革命的发展。同时认为蒋介石最近的立场是“中间的立场”，这就是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的指导思想。
接着周恩来做了发言，他分析了国内外对西安事变的反映，提出要防止日本利用这一时机将南京变成傀儡政府，因此我们不要在政治上与南京对立，要争取黄埔系、CC派、元老派、欧美派，如林森、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孤立何应钦等亲日派，还要深入发动群众，巩固西北三方抗日力量，把西安变成抗日的中心。
博古在会上也发了言，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的发言，他认为：西安事变反映了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国的共同心愿，日本侵略者企图利用蒋介石被扣的机会，在南京另立傀儡政府，以图掀起新的反共高潮，我们必须有所警惕，因此我们应积极争取国民党内的抗日分子，反对和孤立何应钦等亲日派。
接着张国焘作了发言，他认为，我们要以西安为抗日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而西安事件的发生，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因此内乱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而只是大小的问题，因此要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并且进一步讨论如何达到此目的。(3)
博古听了感到张国焘的意见与中央制定的“逼蒋抗日”这一精神不符，在会上又作了第二次发言，不点名的批评张国焘说：西安事变是抗日的旗帜，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因此在政权形式上，西安不应与南京采取对立的形式。否则对抗日的大局是不利的。(4)
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会议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国民党实力派人物，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这次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救国，所以张、杨所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愿，从而肯定了事变的性质是进步性质，是革命的，推动抗日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同情西安事变的发动，并且准备在政治上、军事上给张、杨以积极的支援，从而以西北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是又考虑到由于张、杨采用了武力要挟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主要军政人员，以致把南京放在与西安对立的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打击，这样妨碍了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有可能给南京政府“讨伐派”以借口，乘机扩大事端的发展，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导致中华民族大规模内战的可能。
中央政治局研究认为事变的发展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由于这次事变的发动，引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反而推迟了对全国抗战的发动，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有利的条件，这是日、德、意、国际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而另一个前途是，如果这次事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结束“剿共”的内战，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使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能够早日实现，这是全国人民和国际和平阵线所希望的。所以，正确解决西安事变，就成了当前的关键。为了争取第二个前途，党的方针应是：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得到和平解决，用一切的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立场。至于对张、杨应当给予同情和支持，包括给予实际的援助，使他们彻底实现抗日的主张。(5)
会议作出了如下决议：
(一)电张学良，赞扬其行动。
(二)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中共代表团，飞赴西安。
(三)派彭德怀等率军赴延安地区，并与友军密切联系。
(四)周等到西安以前，驻西安联络处，避免发表具体意见。
(五)周等在西安作具体声明之前，应等候莫斯科的答复。
12月15日，由于事情紧急，所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部分人员先行去西安，博古等待中央进一步研究具体对策后，再将中央的意见，带往西安。当时是隆冬季节，大雪纷飞，代表团及工作人员骑着马，在崎岖的山路上，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延安进发。17日赶到飞机场。张学良派了专机来迎接中共代表团。张学良急切地盼望中共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的到来。他曾满怀期待地说：“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这句话，充分表达了张、杨两将军联共抗日的迫切心情。(6)下午3点代表团9人飞赴西安。
下午6点多钟，周恩来到达了张学良公馆。晚饭后立即与张学良举行了会谈，张学良表示只要蒋介石答应他与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他就拥护蒋介石为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阐明了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两种前途的分析，并且表明应该说服蒋介石，使他走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路。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与杨虎城会晤，反复作杨虎城的工作，指出抗日已是大势所趋，只要西北三方联合一致，团结全国人民，蒋介石想改变也是不可能的，最后逐步取得一致的意见。
周恩来走后，博古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在这关系着中国走向何处的紧急关头，不掌握第一手材料，很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博古急切的等待着，希望周恩来能够尽快地把情况送回来，自己才能将中央考虑的意图带到西安去。在当时电讯困难的情况下，也只有这种办法最为稳妥。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像博古一样焦急的等待着。
18日终于收到了周恩来的来电，介绍了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及国内外，包括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反映，情况远比原来估计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南京亲日派企图制造内战，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件中提出：“宁抗日勿死敌手”。蒋介石态度开始强硬，现已转向缓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还表示要将西北交张管理。(7)
中央得到了第一手材料后，最后下定决心，力争使西安事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改变了原来少数人以西安为中心的设想，承认南京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同时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召开抗日救国会议。
19日博古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西安事变以来的全国形势，21日电周恩来，指出“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央政权，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间派在动摇中”，因此西安方面的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乱为抗战。”(8)并指明中央代表团可以公开与蒋介石、宋子文等谈判，同时提出了六项达成和平协议的条件。
22日，又收到周恩来致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等的来电：我来此4日，中心在抓紧反对和推延内战，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巩固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方面的联合。建议中央“对蒋过去误国政策，尤其最近使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互消的计划，尽情宣布以影响全国发动。”(9)
这时，宋美龄和端纳等已经来到西安。23日谈判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西楼二楼会议室举行，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参加了谈判，参加谈判的有张学良、杨虎城、宋子文，以后宋美龄也参加了，应德田担任记录。周恩来遵照中央指示，在会上提出共产党和红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
(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
(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10)
谈判中，南京方面宋氏兄妹不免要讨价还价，但由于背后英美要求和平解决，宋氏兄妹又救蒋心切，经过几轮会谈反复磋商，终于代表蒋介石达成了六项协议：
(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11)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博古、叶剑英带了中央最新意见，风尘仆仆于23日来到西安。博古立即向周恩来传达了中央最近研究的意见，并一起研究了工作，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重的特点，因此作了比较具体的分工。周恩来负责上层统战工作和群众团体工作，博古负责党内工作，叶剑英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的工作。(12)
当时在西安的地下党员，对蒋介石镇压革命人民都恨之入骨，对蒋介石被扣押，感到十分欣慰，有的希望对蒋介石公开审判，然后杀之以平民愤，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没有思想准备。党内思想不统一，对争取东北军、十七路军及西北广大人民群众十分不利。因此，党的工作政策性显得非常关键，博古的工作十分艰巨。他把主要力量放在与地下党员进行谈心，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引导他们了解当前阶级斗争要服从民族的斗争，共产党员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要从民族利益出发，顾全大局，挽救民族的危亡，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宣传党的政策，在广大群众及国民党官员中做好思想工作。工作日以继夜地进行着，忙的连饭也顾不上吃。
早在12月初，博古在保安就主持召开了红中社(红色中华社的简称)工作会议，博古任社长。西安事变后，博古来到西安，决定成立红中社西安分社，由李一氓负责主持，博古还给西安分社人员讲了话，要求加强对西安各界舆论宣传工作。西安分社建立后十几天，就接到中央的指示，为了适应统一战线的环境，把红中社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红中社西安分社也改名为新华社西安分社。它虽然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在红中社、新华社的历史上，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新华社与红中社的连接点。
博古要求红中社西安分社要充分发挥党的喉舌的作用，宣传党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一系列政策；要求他们向西安各报社、各社会团体印发红中社的新闻和党的文告、宣言，进一步扩大宣传舆论的影响。
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严密封锁“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也由于国民党单方面对“西安事变”大肆造谣攻击，使中外舆论一时很难收到正确报导，甚至连苏联《真理报》一开始，也产生误解，认为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并认为实际上则是帮助日本侵略与分裂中国。(13)
西安分社的宣传，对了解《西安事变》的真象，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澄清当时人们的一些错误认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2月24日，周恩来与博古共同商议后，将代表团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的情况与达成协议的内容，打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上午博古在谢家华家中开会，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决定撤销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组织部长欧阳钦，宣传部长李一氓，徐彬如搞统战工作，西安市委书记张德生。并明确高级将领的关系转到中共代表团，一般民众团体工作归陕西省委。
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周恩来决定亲自会见蒋介石。24日晚上张学良带领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当时，宋子文、宋美龄亦在场。周恩来走了进去，蒋介石忙从床上坐起来，周恩来走向前去同蒋介石握了握手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些。”蒋点了点头叹了口气。周恩来接着说：“我的头是从你的刀底下滚过来的，现在都不说了，一致抗日吧!”蒋介石很狼狈地说：“我后悔了，杀人太多了。”这时宋美龄圆了圆场说：“算了吧，以后不剿共了。”
周立即回答说：“只要蒋先生很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蒋随即表示下述三点意见：“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我指挥；由宋、宋、张全权代表我与你解决一切；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谈判。”
会见中，周也与蒋略叙家常，蒋提及他在苏联的儿子蒋经国，言下之意微露思子之情。周告蒋，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他愿协助他们父子团聚。(14)
根据斯诺采访博古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是这样记载的：
“当夜10点后周第一次去见了蒋，在此之前，蒋一直拒不同周会面，主要是经蒋夫人、端纳和张学良的力劝他才同周会见。见面时蒋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不能再打内战了。’共产党的主要要求就是要蒋做出这一诺言。蒋讲了这句话之后就讲了些寒喧话，例如：‘在我们打仗的时候我经常想到你。我连在打仗时还记得你给我做的出色工作。希望我们能再次共事。’”
“张学良和蒋夫人都告诉蒋介石，要是不见周恩来他就无法获释。在他们初次会见后，周又在圣诞节上午去见了蒋，蒋再次说他要停止内战。(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博古想了又想说，周在此之前也许已经可以去见蒋，但一直在等博古从保安把红军的条件带回来)。据博古说，中共没有向蒋提出为他的获释预先作出任何诺言。”(15)
周恩来在与蒋介石的会见中，严肃表明，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要坚持内战，必然导向灭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2月26日，周恩来和张文彬到杜斌丞家去作杜的工作。博古与徐彬如一起到杨明轩家去做杨的工作。杨脾气很大，对博古说：“你们来干什么?我要上华山当和尚去了，你们骗我。”博古为了摆脱僵局，把话题拉到上海大学附中的情况，当时杨是博古的老师。从一清早一直谈到11点，杨明轩才消了气，答应第二天去“西救会”(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上班，不过杜斌丞的思想还没通。(16)
蒋介石接受六项协议以后，张学良分析了当前形势，他终怕闹出乱子来，所以希望尽快放蒋。但博古始终认为蒋介石必须发表改变政策的“公开声明”，否则不能立即放他走。同时也不同意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共同返回南京。因为血的教训使他深知蒋介石是一个反复无常的、背信弃义的小人，不能不有一定的警惕。周恩来也有同样的看法。
但是张学良听不进周恩来、博古及其他人们的意见，因为宋美龄对他有一定的影响。宋美龄一再希望张学良以释放蒋介石做为送给他们的圣诞礼物，到那时一切罪过都能一笔勾销。由于张学良对蒋介石抱有错误的幻想，所以竟于12月26日下午三点左右，悄悄与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等飞离西安，也没有与中共代表团打招呼。张学良的卫队团团长孙铭九听到张学良要走的消息后，便赶快向中共代表团报告。周恩来闻讯后，立即驱车赶赴机场，打算劝阻张学良，但是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由于机场上挤满了迎接傅作义的人群，没有人意料到张学良、蒋介石等正在离去。
此时博古正在与一些东北人士开会，作思想工作，说服他们释放蒋介石的作法是明智的，对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日是有利的。
周恩来曾派人通知博古下午两点共同找张学良谈话，但这个通知被人延误了。当博古接到通知，三点钟赶到时，张学良早已离开西安。
注释：
(1)李海文、汪新：《1935年到1937年初的国共关系》，《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33页。
(2)《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32页。
(3)李海文、汪新：《1935年到1937年初的国共关系》，《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36页。
(4)李海文、汪新：《1935年到1937年初的国共关系》，《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36页。
(5)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版，第38页。
(6)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289页。
(7)《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36页。
(8)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9页。
(9)《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38页。
(10)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版，第53页。
(11)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版，第54页。
(12)《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40页。
(13)《真理报》，1930年12月14日刊。
(14)陆军等：《张学良与东北军》，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154页。
(15)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6页。
(16)徐彬如：《徐彬如同志回忆西安事变》，《党史研究资料》第一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406页。
博古传/李志英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