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南京的艰苦斗争 一、参加国共谈判
李志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博古受中央委派作为中共代表团重要成员，开始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多次谈判，直到最后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即《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做出重大贡献。此后，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驻南京，又承担着营救、安置大批国民党监狱中难友的繁重任务，为恢复、重建南方党组织呕心沥血，在协助组建新四军和改编、指导南方游击队的工作中功绩卓著。
一、参加国共谈判
第二次国共合作早在1935年底已开始酝酿，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甚至也包括像“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在内，(1)联合一切党派共同抗日，为国共合作创造了条件。
11月19日，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蒋介石的建议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建议中有几句最为关键的话，“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2)这话既说明目前虽然还不能“放弃和平”，还不能“轻言牺牲”，但也表明如果到了“最后关头”，那也只好“放弃和平”、“决心牺牲”了。所以1935年底，南京政府就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同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这就为第二次酝酿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从此国共双方通过多条渠道，进行了秘密接触，其中有两次与博古有着直接的关系。
1936年2月，宋庆龄受宋子文、孔祥熙的委托，找到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2月27日，董健吾带着国民党当局要求与中共中央谈判的密函来到了瓦窑堡。当时红军东征，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已去山西前线，接待他的是林伯渠。
这时博古在陕北苏区主持全面工作，林伯渠及时向他汇报了董健吾的到来。博古心想从瓦窑堡确定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来，虽然国共之间也有过一点接触，但都没有得到实际结果，看来需要一番艰苦的努力。这次董健吾来延安，是受宋子文、孔祥熙的委托，孔、宋都不是一般人物，一个是蒋介石的连襟，一个是蒋介石的大舅子。想必是有一定来头的，也可能是国共合作的一个新的突破，他深感关系重大，不能拖延。
第二天一早，林伯渠陪同董健吾来到博古的住处，博古迎上去热情地握住董健吾的手，他深知一个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者，回到自己亲人的身边该是多么激动和兴奋。一番热情的寒喧后，博古详细询问了当时南京、上海的情况，国民党上层人物对统一战线的反映，又详细了解董健吾这次来瓦窑堡的目的。董健吾把南京方面的密函交给了博古，并希望能够尽早回南京复命。博古详细阅读了来信，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这一重要消息报告给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张闻天、毛泽东经过商议于4日电复博古，电文如下：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作者注：周继吾是董健吾的别名)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
(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张、毛、彭。
4号 12时(3)
董健吾迅速将密信带回南京后，使中断八年之久的国共关系又一次接通。
另一次是1935年11月，国民党代表、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通过早年天津北洋大学同学谌小岑，找到中共地下党员左恭，与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上海党组织派张子华参加这项工作。在征得曾养甫同意后，1936年3月张子华与董健吾一起北上到达瓦窑堡。博古得知后立即单独接见了张子华。张子华详细汇报了国民党内各派对抗日的态度，还汇报了陈立夫等找共产党谈判的动向。为了使中央全面了解这一情况，博古、周恩来与张子华一起到山西隰县大麦郊地区(今属交口县)，与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等见了面，张子华详细汇报了他同曾养甫接触的经过和上海地下党的情况。以后张子华又多次与中央取得联系。后因蒋介石要去西安，中共中央要张子华向蒋介石交涉，争取派飞机接周恩来去西安与蒋介石直接谈判，但未能成功。
1936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电告在西安的潘汉年，并任命他为中共谈判代表，直接与陈立夫会谈。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为了争取国民党转向抗日，于8月25日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提出“诚如贵党二中全会所说：国家兴亡贵党有责，如果贵党真正愿担负救亡图存的责任，那么现在是要下决心的时候了。等到做了亡国奴的时候，再讲什么合作，那就会悔之无及了。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4)
9月1日，中央书记处又在内部发出《中央关于逼蒋介石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中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6)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并提出：“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6)
为了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7月根据中央的决定，博古与周恩来、林柏渠一起前往上海、庐山，代表中国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直接谈判，博古负责对外联络、统一战线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党的工作等项任务。
他们一路风尘，于7月7日到达上海。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发动了芦沟桥事变，驻守当地的二十九军奋起抵抗，这标志着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
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救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大声疾呼：“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即切实援助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7)
为了征求党外进步人士的意见，博古与周恩来、林伯渠一起探望了居住在上海的宋庆龄，并征求她对时局的看法和《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宋庆龄听后表示支持。
7月13日博古与周恩来、林柏渠等一起会见了蒋鼎文、宋子文等并与之商议红军改编的人数以及有关指挥机关的问题。7月13日(或14日)博古与周恩来、林伯渠一起到了庐山与蒋介石公开谈判。这次国民党方面参加谈判的还有张冲。
在谈判中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蒋介石。《宣言》中提出了，发动民族革命抗战，实行民权政治与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生活为我们近期奋斗的总目标，并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
由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还存在着幻想，所以将《宣言》扣住不肯发表，而另一方面却坚持红军必须改编为3个师直属行营，而且在3个师上面不准设立总指挥部，师参谋长由南京政府调任。在谈判中，博古力争要使陕西省的党组织合法化。蒋介石说只承认中共中央不承认陕西省委。周恩来对蒋介石说，你是从西安放出来的，你应当承认，陕西省委与陕北有密切的关系，这样有问题好联系。经过争辩，蒋介石被迫不得不承认陕西省委。博古当场明确表示徐彬如是省委代表。蒋介石指定天水行营政治部管陕西省委的问题。
以后博古把徐彬如带到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处，见了政治部主任任觉吾和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郭紫俊。博古向他们介绍说徐彬如是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家住在胥子庙街15号，即省委机关。(8)
17日，张闻天和毛泽东致电给周恩来、博古等人，提出在谈判中从大局出发，可以承认红军的指挥机关平时只设政训处指挥，以朱德为正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如果在作战期间就不能不设军事指挥部，否则没有办法指挥部队作战。(9)同时向蒋介石建议，是否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但是蒋介石对红军改编问题仍坚持他的无理要求。20日蒋介石由庐山返南京后，立即召集全国军政负责人到南京开会，商议抗日问题，但不许博古等人参加会议，实质上是不允许中国共产党公开活动。所以中共中央决定暂停与蒋介石谈判，博古与周恩来、林柏渠等人下庐山回上海等待形势的变化。
到了上海后，7月21日，博古与周恩来、林伯渠经过商议致电中央，要求无论如何要着手对以下三件事做好准备工作：
一、立即自行改成三个方面军六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一万五千人，各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地方经费需尽量减少。
二、前后方经费需尽可能节省之。
三、请准备“八一”前后召集政治局会议，彭、任、贺、刘、肖、张到会讨论大计，我们按时赶回。(10)
当时中央考虑没有什么重要问题要研究，而且开会影响红军迅速改编，所以没有同意开会。
7月28日，博古与周恩来、林伯渠到达西安后，中共中央要求他们立即去云阳商定改编问题，同时还要求他们去云阳商定改编时应一并商定红军的作战原则。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博古与周恩来、林伯渠等人去往云阳，与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多次进行讨论研究。
在这段时间里，博古与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一起对当前抗日战争的形势作了研究，并于8月4日将意见电告张闻天和毛泽东。电报说，我们讨论对抗战意见如下：
(一)要求南京要有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和布置，然后从局部抗战做起。
(二)争取我们在抗战中参加和领导。
(三)但并不反对在推动全国抗战中，须要积极的准备。
为了实行第一项任务，我们反对妥协谈判，增援不力，划地自守，与观望或再望的事。作战方针要以区分集团的防御，箝制敌人，而反对单守不攻与退却逃跑。(11)
为了实行第二项任务，我们应：
(一)对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势。
(二)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补充与使用兵力自由(三师主力出去仍可节约使用)。
(三)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予作战于察、绥、晋三角区(争取消灭伪军与发展察热冀的游击战)与便于补充联络之后方(绥远、宁夏、与陕甘一带)。
(四)不拖延改编，但要求宣言名义及全部名单同时发表，迅速补充，发足善后开拔费，以便开动。
(五)对作战序列，要求只属于一方面的指挥路线，由韩城、平民分两路渡河，经同蒲路北上作战，后方分设大同、包头。
为了实行第三个任务，我们应要求：
(一)立开国防会议。
(二)健全军事指挥机关。
(三)重订战时编制(以三三制为主)。
(四)实行全国动员，征兵与武装民众。．
(五)整理全国军队参战，不再编遣，地方绥靖部队另编。
(六)建立新的政治工作及其组织。
(七)援助义勇军，组织华北游击战争与发动蒙回自决自治。
(八)迅速移植分散国防经济及军事工业到内地，投资于交通及农业。
(九)补充供给及运输，要适合各地独立作战的条件。
(十)加紧与英、美、法的经济协定，进行中苏同盟。
8月初，国民党多次从南京打电话给叶剑英，了解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目前在何处，同时蒋介石让张冲发急电，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同商议有关国防的问题。因此，中共中央电令叶剑英搞清楚蒋介石要毛泽东等人去南京的意图。叶剑英了解到因为平津沦陷，蒋介石对日媾和绝望，他只有抗战的一条路，所以想召开国防会议，毛、朱亦在被邀请之列，叶剑英建议为防止蒋介石重演对张学良的故技，“所以毛不必去，朱必须去，才是万全之策。”(12)
根据中央的意见，由周恩来电复张冲，讲清楚如果是开国防会议，则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去参加，如果是谈话交换意见，便可由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叶剑英去。后来张冲回电还是希望毛、朱、周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考虑到蒋介石反覆无常，翻云覆雨，所以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去参加会议。
8月6日，周恩来、博古、朱德、叶剑英又回到西安，9日周、朱、叶去南京开会，博古因事重返延安。
周、朱、叶到达南京后，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由于平津已经沦陷，日本帝国主义调兵遣将，准备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国面临严重危机。“八·一三”后，全国性抗战开始，蒋介石迫于形势，终于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任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分别由林彪、贺龙、刘伯承任师长，但仍然拒绝发表中共提出的《宣言》。
8月19日，叶剑英和秘书童小鹏留在南京组建八路军驻京办事处。
注 释：
(1)《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330页。
(2)宋平：《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350页。
(3)《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4)《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426页。
(5)《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430页。
(6)《中共中央给中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449页。
(7)《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1页。
(8)徐彬如：《徐彬如同志回忆西安事变》，《党史研究资料》，第一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408页。
(9)《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71页。
(10)《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1月版，第208页。
(11)《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74页。
(12)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40页。
博古传/李志英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