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李志英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准备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博古等接到中央通知后，于8月29日与王明、周恩来、徐特立等一起离开武汉赴延安开会。9月10日前后，到达了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和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
早在1938年3月，为了加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以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中共中央委派任弼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党的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5月17日、6月11日两次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最后通过了《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几次会议。
9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内容先是由刚刚回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声明共产国际与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解放斗争是团结一致的。”(1)
同时还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王稼祥回国时他特别嘱咐说：“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②至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正确路线，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和肯定，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9月1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代表团作有关统一战线的工作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根据当前国内形势，需要调整中央在各地的组织机构，初步确定分别设立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和西南局。
9月20日，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到应当坚持持久战，承认要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发动广大民众开展游击战争，但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还继续坚持“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3)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针对当前一部分党员，包括少数党的领导干部中关于“保卫大武汉”的错误思想，提出了“保卫武汉是争取时间的问题不是死守的问题”，他说：“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定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因此必须避免大的不利决战。”他还针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在报告中强调要“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他说：“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毛泽东还针对王明在长江局不经请示汇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同时鉴于张国焘破坏纪律的行为提出了：“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4)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1月6日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共产党员应该成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战士。根据一切服从抗战利益，一切为着抗战胜利，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原则立场。”同时应该保证共产党本身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决议案》还提出：“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爱护党和党的团结统一有如生命。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一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中央是全党最高的领导，用以严格党的纪律，使党及各级领导机关达到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得如像一个人一样的程度。”(5)
张闻天在大会上宣布了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和西南局，以代表党中央指导各地方党的工作。会议还根据周恩来、凯丰的提议，补选了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共中央委员。
博古在会上也作了发言。他主要汇报了有关长江局的工作，他对统一战线中应当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清楚的，血的教训使他对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有所了解，所以他在武汉与斯诺的谈话中就明确表示：“在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时期，争夺领导权就成了现实问题”’“我们必须随时随地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我们不讳言这一点。一个不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就没有理由存在下去。”(6)这一重要的观点在他10月17、18两日为《新华日报》所写的社论《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困难及前途》中明确地表现了出来。
他在文章中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优点”。“伟大的民族统一战线正是在战争的过程中产生起来，发展起来，巩固起来，为着抗战，在抗战中产生、发展和巩固，抗战中的合作造成抗战后的坚强团结，这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显著的特点。”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二个特点就在：这个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共同进行民族自卫战争，反对异族之侵入国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最简单最基本的内容就在团结我们民族中一切生动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因之，共同进行民族自卫战争，便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基础。”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第三个特点，就是他既不是国会内推翻或拥护内阁之一时的党派联合，亦不是以推翻现成政府为目的的在野党派之结合，而是国内一切抗日党派及一切抗日力量之大团结用以战胜侵入国土之日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四个特点是他的包括着全民族一切无例外的生动力量之广泛性”，“因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把我们民族的一切活泼生动的力量(除掉那最少数腐朽的民族败类——汉奸之外)都包含起来，团结起来。”最广泛的吸引着国内一切阶级阶层，各种不同的民族、信仰、党派、职业不分男女老幼之无比宽大的包容性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大的优点之一。”
“这些特殊的优点的综合表明了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之生命力。他的不可摇撼性，他的远大的前途，他对中华民族的无上的贡献。”
他在文章中还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遇到的困难及怎样克服这些困难”，文章分析了所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广泛的包容性，因而在其内容参加者之间的阶级的距离相当地悬殊，从这里必然会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某些具体方法上，在如何在抗战过程中实现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必要和步骤上”，“产生某些意见的分歧，这便造成了某些内部摩擦之根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遭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就是做为它的基础的合作的国共两党，在过去不仅有过一度合作的经历，而且有着十年的互相敌对的历史，十年的斗争到今天还影响人们的心理和思想，他使得两党中的一部分人还保存过去的猜忌、歧视、戒备，及不信任；他妨碍了两党同志的友谊亲爱的接近；他造成着某些足为敌人及其走狗可以利用之间隙。”他特别提出“克服这个困难必须：第一，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各政党，相互尊重其他党派之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和不应该有限制参加统一战线的各党派在政治上及组织上的独立性之目的，这无论是对国民党共产党或其他抗日党派来说，都是如此。”“互相尊重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是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基本最初步的必要条件。坦白地忠实地尊重别的政党正常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便能够大大的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扫除一切敌人汉奸可以利用之间隙。”第二，培养抗日各党派之间的共患难、同生死的精神”。“第三，忠实不贰的信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三民主义及共同拥护的抗战建国纲领。”“第四，以适当的组织形式来巩固各党派之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遇到的第三个困难，就是民主制度之缺乏和民众组织性的不足。”
最后文章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必然地长期的存在发展巩固，他有无限广大的发展的前途”；“自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其长期的发展将要更加丰富他的内容而提高到新的阶段，这就是从争取抗战胜利的合作，继续发展为完全建国的合作。”(7)
博古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情况的分析和理论上的论证，充分表明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具有正确的思想认识。正是由于指导思想正确，他在长江局工作期间，抓住有利时机，迅速建立健全和发展了南方各省党的组织，壮大了党的队伍，为我党发动和领导南方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使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既坚持了我们的阵地，更发展了我们的阵地，在贯彻执行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国民参政会议第二次会议10月28日在重庆召开，所以于10月下旬，博古与王明、林伯渠、吴玉章等中共参政员途径西安飞往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
注释：
(1)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319页。
(2)徐则浩：《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
(3)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227页。
(4)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28页。
(5)《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177页。
(6)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0页。
(7)《新华日报》，1938年10月17、18日。
博古传/李志英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