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民参政会上的斗争
李志英
博古在长江局工作时期，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重大贡献。他肩负着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代表中共参加国民参政会，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团结各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推动全面抗战的发展，还利用国民参政会这块阵地，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政策，直到皖南事变以后，才停止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活动。
1938年3月1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建议“健全民意机关的建立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1)这一意见得到抗日民主人士的热烈支持，纷纷要求建立民意机关，能够使人民有参政的机会。
在这一形势的逼迫下，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在非常时期应设一国民参政会，其职权与组织方法，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详细讨论，妥订法规。”(2)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在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立之初，国民参政会对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随着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中共参政员利用国民参政会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争取团结广大中间势力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参政会成为蒋介石推行反共政策的御用工具。随着全面内战爆发，参政会日益不得人心，只得草草收场。
国民参政会自成立开始，就存在着十分激烈复杂的斗争，集中表现在是团结抗战还是妥协投降；是政治民主还是专制独裁两个问题上。
1938年4月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就向中共代表团征求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的名单，认为中共出十人为宜。因为事关重大，长江局的领导成员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研究后，立即向中央请示，提出：“国民参政会汪提出我方可推选十人，其职权可商讨，并决定国家大计，但仍须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蒋并得有紧急处置权力。”
“十人名单提议以泽东、绍禹、恩来、邦宪、项英、伯渠、玉章、必武、汉年及一陕北同志(洪涛或高岗)，以上名单提议，我们以(是)从最大多数能出来开会及一部分人如林、吴、董、潘能专门做此事的观点上想的，如何?能争取党的领导公开，张闻天、赵容、陈云、凯丰、少奇等亦可加入。如何?仍请你考虑决定电告。”(3)
6月17日，国民政府公布了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其中中共方面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被正式聘为参政员。紧接着博古等人又将7月1日下午参政员茶话会议的情况向中央做了报告，说明会上我们的态度是“参政会不应有在朝党和在野党之分，刻应谈各党派一致团结、议决抗战建国问题，以表示中华民族团结，借增国内民众抗战胜利信心和巩固中国国际地位的意见。”(4)这些意见得到各民主党派的支持。在电报中还汇报了中共方面担任起草的提案的内容。
为了表明中共方面的态度，7月5日，以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等7人名义，在汉口《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文中表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正式决定我们7人接受政府聘请加入国民参政会……发表如左之申明”。意见中指出：“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虽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显然在其产生的方法上，在其职权规定上，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并不因此而失掉国民参政会在今天的作用与意义。”“目前我们认为最紧急而有待于迅速提出方案以求解决的，大约有下列各问题：怎样动员军力、人力、财力、物力来保卫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交通中心的大武汉及有效地进行第三期抗战……”。(5)
7月6日至15日，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因病未参加会议，但致电参政会：“泽东备员一席，因齿病及琐务羁身，未能亲聆诸公崇论宏议”，“已托其他同志，并案详陈，效其棉薄。”“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忽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6)博古等6人参加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共有162人，汪精卫到场并致开幕词。会议除听取了秘书处的会务报告外，还听了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何键、外交部长王宠惠、教育部长陈立夫及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等的报告。
这次会上博古等中共参政员，对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进行了针锋相对斗争。因为汪精卫派的成员李圣五在会上提出了《对德意外交采取分化方略案》，目的在于改善与德、意法西斯的关系，博古等中共参政员表示坚决反对，并严肃给予批驳。
大会通过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提案》、《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改善各级行政机构案》、《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长期设立省市县参政会案》等重要议案。大会还发表宣言，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宣言说：“拥护本年四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制定之《抗战建国纲领》，作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施政方针”，“中国抗战之目的，纯为自卫，中国必须恢复领土主权行政完整，此乃任何国家立国自存之最小限度立场，中国全体国民，誓以一切牺牲达此目的。”“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止。”宣言最后说：“国难之险，险于覆舟；应战之急，急于救火，凡我同胞，安危相关，生死与共，唯有尽一切努力，忍一切牺牲，以求贯彻抗战之唯一目的。”(7)表达了要抗战到底的态度。
博古和林伯渠还在大会上提出了《关于建军实施方案的提案》，提出“要在抗战发展的过程中、战斗的锻炼当中进行建军”。提案分析了当前建军中的九条不利因素，同时对关于建军工作、兵役法、军队的编制、装备和补给、教育、纪律、军事业工业、后方勤务及政治保证等九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建议，提案经过讨论后，“密送国防最高会议，交军事委员会参考采择”。(8)
在这次会议上博古及王明、董必武等25人被选为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
做为国民参政员每月都得到一份薪金。博古他们保持中共党员艰苦奋斗的作风，把全部薪金贡献给救济事业和公益事业，支持抗日战争。博古等6人于7月10日致函武汉各界抗战周年纪念筹备会，提出：“敝人等本月份所得参政员薪金(每人350元，6人共计2100元)，除已在参政会内委托秘书处每人献百元外(其已献600元)，现将下余全部薪金1500元献作救助抗战军人家属及受伤将士和被难同胞之用。”
随后，又在《新华日报》发表献金《启事》中宣布：“七月份公费(每人350元，共2100元)已全部作为‘七七’献金。八月份公费除照章缴纳党费(每人55元，共330元)外，以1200元捐助抗大、陕公、党校及延安托儿所(各300元)，其余570元，全数捐为救济死难同志遗孤基金。”(9)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参政会实际上是协调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它的历史作用正如7月16日汉口《新华日报》社论《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的成功》所指出的：“第一，国民参政会代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又一次确定了‘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的国策。”“第二，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代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明白地宣布了‘各党各派各界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第三，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代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第一次确定了‘实行民主政治’的方针。”“第四，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四万万五千同胞正式地宣布了‘在抗战时期保障民生’的必要。”社论最后说：“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业，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新中华民国的大业，需要参政员及全体同胞长时期的不断的努力和坚持的斗争!”(10)
注释：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册，重庆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32页。
(2)《设国民参政会案》，《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册，重庆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44页。
(3)《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关于我方参政员名单的提议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15页。
(4)《陈绍禹，周恩来等关于我担任参政会提案起草工作情况致毛泽东等电》，《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58页。
(5)《新华日报》，1938年7月5日。
(6)毛泽东：《致国民参政会电》，《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册，重庆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80页。
(7)《大会宣言》，《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册，重庆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81页。
(8)《秦邦宪、林伯渠等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建军实施方案的提案》，《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65页。
(9)《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10)《新华日报》，1938年7月16日。
博古传/李志英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