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参加重庆谈判 一、新的征途
李志英
由于政治形势发展很快，需要再配备有力的干部协助周恩来等进行工作。中央考虑博古在同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方面比较有丰富的经验，1936年他曾与叶剑英一起协助周恩来参加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1937年参加了国共两党的多次谈判，并担任中共驻南京的代表，在长江局与南方局期间，也曾与蒋介石及国民党有关人士打过不少交道，具有一定外交工作的经验。他是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委员之一，又是宪法研究委员会的成员，显然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所以决定调博古协助周恩来、王若飞工作。
1946年2月初，博古到重庆参加宪草审议工作，担任政协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这是博古一生的最后战斗岗位。宪草审议委员会是由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产生的，其主要职责是根据协商会议拟定的修改原则及各方所提的意见汇总整理，制订出《五五宪草》修正案，提供国民大会采纳。
博古即将离开已经奋斗了五年的新闻战线，从艰难创业到解放区的新闻事业已形成一套强有力的战斗机构，历经磨难，他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教训，特别是最后的两三年经过了许多重大的事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新闻工作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此他感到欣慰。博古热爱新闻工作，精通业务，工作得心应手，指挥自如，他已成为解放区新闻工作上最有权威的指挥官之一。然而就在这时，历史又把他推向新的岗位。党和人民的需要，形势发展的需要，他依旧无条件地服从。
他深感责任之重大。自从西安事变以后，他以中共代表团的身份，曾与蒋介石打过多次交道。他深知蒋介石绝不会轻易放弃他那一套独裁统治，他估计到斗争将会十分尖锐和复杂。谈判完全有可能破裂，但是为了使人民得到和平和民主，他毅然走上新的征途。
1946年2月，博古很快要动身去重庆参加宪草审议小组会议，在临行前，解放日报社、新华通讯社与新华印刷厂召开了一次隆重的欢送大会。博古在会上首先介绍了他这一行的战斗任务，然后语重情长地说：“抗战胜利了，我们有些同志向往和平、幻想和平、有急于到大城市去的思想。大城市是可以去的，而且迟早是要去的，不过，有个问题需要搞清楚，那是到大城市去干什么呢?是辛辛苦苦工作，为人民服务呢?还是去做官当老爷，贪图享受?”他狠狠地吸了两口烟，像是让大家思考一下他所提出的问题，然后接着说：“我们只能去为人民努力工作，尽可能替人民排忧解难，不能去做官当老爷，贪图那里的物质享受，否则那和国民党有什么两样!”(1)
他接着说：“和平民主的路程是很长的，政协决议才走出了第一步，前面还有一千里。大家不要因为国内外条件对人民有利就麻痹了或睡起觉来，相反的，在我们面前摆着十分艰苦、严重、复杂的斗争任务，我们的担子是更重了，需要我们加倍紧张地工作，好好学习，精通业务，使我们工作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2)这是博古多年斗争的体验，他深知国民党顽固派是不肯轻易放弃独裁统治的，他们正在准备发动全面的内战，敌人在磨刀霍霍，我们的同志是绝对不能放松警惕的。最后他闪动着目光，有力的挥着胳膊说：“同志们要好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因为和平民主的道路是曲折的，前进的道路困难是很大的，我们是共同为祖国的和平民主奋斗，我的走，只是暂时的。”(3)大家聚精会神的听着、想着，这是一个领导者的深情期望和共勉。博古的声音在大礼堂里回荡，深深印在每个人的心坎上。但是又有谁知道，这次讲话竟成了他永别的赠言。
博古要从清凉山启程了，他与共同战斗多年的亲密战友真难舍难分啊。五年来，这里的同志理解、信任、尊重并且喜欢他，他们结下深厚的友情。
博古忘记不了与他共同战斗多年的亲密战友，但他更忘记不了他从事的新闻事业。临行前，还拟定了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内建立报纸和通讯社的计划，他一面整理行装，一面再三叮嘱说：“时局更开展了，要多想办法，夺取新阵地!”(4)
就在博古准备起程去重庆之前，在陪都重庆发生了破坏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较场口事件，为博古之行增添了一层阴影。预示着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等待着他的到来。
注释：
(1)王敬：《博古的革命生涯》、《新闻研究资料》，1988年第44期，第133页。
(2)廖盖隆；《搜集材料及其他》，《解放日报》，1946年5月16日。
(3)王敬：《博古的革命生涯》，《新闻研究资料》，1988年第44期，第133页。
(4)余光生、艾思奇、陈克寒：《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解放日报》1946年4月20日。
博古传/李志英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