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寿山将军-抗战时期党在三十八军的工作
蒙定军
党的抗日政策教育了十七师官兵
西安事变以后，赵寿山升任十七师师长。赵是杨虎城的老部下，九一八事变以后，赵寿山接触了不少进步人士，对蒋介石集团对外妥协投降，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有所不满，接受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期间，赵多次受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等同志的帮助教育。事变以后，部队驻三原县期间，又多次受到彭德怀、贺龙等同志的接见谈话。党的教育使赵逐渐坚定了抗日信念和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心，愿接受共产党派干部帮助他的工作。1937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派申敬之为特派员到十七师负责领导地下党的工作，随后杨明轩、孔叔东、杨晓初、崔仲远等同志相继到十七师进行上层统战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十七师奉命开赴河北，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我党中央非常关心这支部队，9月中旬周恩来、彭德怀同志曾到保定前线看望赵寿山师长，并鼓励全师官兵巩固西安事变成果，坚持长期抗战。从1937年9月至11月，十七师先后参加了河北保定以北新安镇一线的阻击战、漕河战役、阜河战役、山西娘子关雪花山乏驴岭战役、太原东郊陈家峪战斗等。由于整个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蒋介石长期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作战指挥不统一，各自都企图保存实力，因此多次战役都失败。十七师虽有抗战之决心，又有共产党员和爱国将士浴血奋战，但由于蒋介石阴谋借日寇炮火消灭这支参加过西安事变的抗日力量，在河北战场上将十七师两个团割归国民党嫡系五十二军指挥，严重削弱了十七师的力量。而且战斗刚打响，刘峙就乘火车跑了，剩下十七师孤军奋战，受到日寇两面夹击，损失很大。在固守娘子关雪花山和乏驴岭战斗中，我军与日本军队激战九昼夜，曾一度夺取了井陉车站，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给日寇以重创。但由于单纯军事防御，互相配合不好，因此付出重大代价，没有取得应有的战果。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山西境内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向晋南溃退，十七师经过河北和晋东两战场连续作战，疲惫不堪，思想相当混乱，一部分进步官兵要求随同东进的八路军去敌后打游击，一部分人则对抗日悲观，逃亡不断发生。党为了保存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当时曾向赵寿山建议部队留在正太路以北之盂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在由娘子关向太原方向撤退时，我八路军派两名干部来十七师进行抗日宣传，帮助巩固部队，同时建议赵寿山率部去晋西八路军留守兵团驻地进行整训，重整旗鼓，继续抗日。严酷的事实教育了赵寿山和十七师广大官兵，不仅从战争中看到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也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危亡，甚至不惜借用日寇炮火消灭异己的反共卖国面目。于是赵率部经太原以南，转移到离石县碛口一带。
碛口整训，十七师走上革命道路
部队由离石去碛口途中，受到我留守兵团及群众的热烈欢迎，并在兵团帮助下开始收容整顿。这时党中央派南汉宸率慰问团来部队慰问。南汉宸多次给部队官兵做形势报告，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民抗战最后一定胜利的道理。萧劲光同志讲话时，肯定了十七师抗日战绩，赞扬了部队流血牺牲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提高了抗日信心。部队在八路军河防部队萧劲光旅的帮助下，抽调班以上干部办短期训练班进行整训(即五日整训)，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学习全民抗战方针，总结河北、晋东战场失利原因，学习游击战术。为了整顿军纪，改造部队，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赵寿山颁布了三大禁令，提出四大口号。
通过碛口整训，十七师广大官兵抗战精神为之一振，广大官兵有了重返前线的决心，当时就编有《碛口整军振旗鼓》的歌曲。
1937年年底，部队从碛口过黄河到绥德进行补充，我受地下党委派，以去后方安抚伤病员和收容散失官兵为名，去延安和云阳向中央和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在延安，罗瑞卿听取了汇报，后由刘向三向我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抗战是长期的，地下党要协助部队大量培养干部，加强部队的政治改造工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实力，准备长期抗战。随后，在泾阳以北之云阳镇，又向省委书记欧阳钦和军委汪锋作了汇报，研究了贯彻中央指示的具体办法。
此时赵寿山师长也到了延安，受到毛主席、叶剑英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毛主席向赵寿山详细讲述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了改造军队的建议，为赵寿山指明了今后奋斗的方向。赵寿山表示完全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愿意和我党合作，愿意改造部队，使其适应抗日的要求，配合八路军抗战到底。毛主席还交给赵寿山一本密电码，约定以后通讯联系。毛主席亲自做十七师的统战工作，对赵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8年元月，十七师由绥德到延川，从延水关过黄河，经永和、隰县抵洪洞集结待命。这时，八路军朱德总司令来到部队，在一所小教堂里给连长以上的干部讲了话，分析了形势。阐述了持久抗战，抗日必胜的道理，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总司令还和赵寿山师长作了长时间的交谈，向赵讲述了运动战、游击战的方针，进一步坚定其团结抗日的思想。3月，部队经沁水、阳城到达晋城一带，编入第二战区东路军(十八集团军)战斗序列，受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此后彭总多次来十七师进行视察指导，慰勉部队坚持长期抗战。
开办教导队，培养青年干部，改造部队
赵寿山接受党中央关于改造部队的意见后，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从1937年开始对部队进行改造。改造工作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即碛口整训；第二阶段是1938年在晋东南期间；第三阶段是中条山期间；第四阶段是在1941年在河南守备黄河河防期间。
从1938年开始，地下党把培养青年干部和改造部队作为工作的中心。经过碛口整训，十七师进行大量补充，需要大批下级军官，赵寿山师长为了防止蒋介石、胡宗南以偷梁换柱的手法，派中央军校学生来替换部队干部，接受了中共陕西省委意见，开办教导队大量培养下级军官。第一期教导队在三原开办，由陕西省安吴堡青训班调出一批学生做学员。在教员学员中都有不少共产党员，还有一些知名的进步人士任教。教导队的大队长、区队长等干部，大都是共产党员。以后各期的学员除由青训班选调外，也选招陕西、山西的青年学生及地方党团组织和民先队从关中陕南各地介绍来的党员和进步青年。
教导队从1938年元月在陕西三原成立到1944年3月，共办了5期。第一期是十七师教导队，1938年7月后改为三十八军教导队，以后遭到反动的政治部主任张泰祥破坏，即改名教育连，四、五期又以补充团二营名义续办*。其中领导干部虽有变动，但一直完全由我党掌握。教导队的教材都采用抗大的，还有从安吴青训班抄来的政治时事教材。开设的课程除军事课外，政治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土地问题、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群众工作等。地下党还用电台抄收新华社发的社论和党内文件中有关毛主席的讲话报告等。1942年全党整风时，整风文件就全部用电台抄收下来，不仅作为党内学习文件，也曾作为教导队的教材。
教导队(包括一个儿童连)先后培养了1000多人，其中约半数先后发展成党员。他们不断被派送到连队，有效地加强了部队的改造工作，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后来，针对蒋介石制定的控制杂牌军的一条规定(即非中央军校出身的人不能担任连队主官)，地下党经请示陕西省委同意，又有计划地选派了百余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去国民党中央军校“镀金”，毕业回来后，担任排、连、营长职务。1938年底，政治部主任张泰祥和以后的罗任一，要所有军官必须加入国民党。为了掩护党的工作，经请示省委同意，地下党又指示党员军官可随其他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为进一步开展部队政治教育和战地群众工作，1938年十七师到晋东南后，成立了战地服务团，由崔仲远任团长、武志平任副团长，团内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中共党员。战地服务团派人以指导员的名义到各团、营、连检查和贯彻纪律检查会、生活检讨会制度，组织官兵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密切军民关系。战地服务团还出版油印的《战地》报，发表抗日言论、官兵学习体会、作战经验等文章，进行抗日宣传。这一时期由于受东路军的指挥，经常和八路军并肩作战，举行驻地联欢，还派了一批干部去东路军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这对促进部队政治改造，改变部队作风和作战方法都起了积极作用。
部队在绥德期间，八路军警备区政治部帮助十七师组织了宣传队，派警备区政治部司锐和原八路军战地服务团的袁洛等同志负责，并组织了血花剧团(由从绥德随军到晋东南的青年学生和从延安等地调来的革命文艺工作干部组成)。演出的抗日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江山好》。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如《大刀歌》、《游击队员之歌》、《黄河大合唱》及东北流亡曲等。这些活动对鼓舞部队士气，进一步坚定抗日信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开办干部训练班，进一步推进新作风运动
1938年7月赵寿山升任三十八军军长，辖十七师和独立四十六旅(后改为新编三十五师)，部队随即由晋东南调中条山，归还三十一军团(后改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建制。为了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改造工作，军部在茅津渡办起了干部训练班，赵寿山任主任，孔祥桢任教育主任，设有军官队、军士队、军需队、军医队和通信队。教导队也从陕西三原来到前方，加强干部训练工作。教学内容除前述学习内容，还有周恩来副主席1938年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和郭沫若任该部第三厅厅长时颁布的《学习小组讨论会实施简则》、《生活检讨会实施简则》。为了进一步推进新作风运动，改造干部的旧思想、旧作风和旧的作战方法，干训班进一步重申三大禁令、四大口号，同时提出“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废除打骂，反对克扣兵饷和贪污，反对欺压打骂驻地群众。部队还实行了三项措施：一是军队不驻城镇，住在农村，自己开荒种菜养猪，节约开支，减轻群众负担，并且支援农村生产，救灾救荒；二是军师长带头不带眷属，眷属来前方探亲至多不能超过半个月，敌占区逃来的眷属，由于生活困难送各师陕西后方生产基地安置；三是派小部队轮流到敌占区进行游击战，实习游击战术。连队还成立了“民运组”，平时帮助群众生产，宣传抗日，战时帮助群众转移、疏散，密切军民关系。
部队在中条山时期，还与山西新军、牺盟会、妇救会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牺盟会、妇救会帮助部队联系群众，每逢战斗及时给部队传递情报，解决给养，部队则送给他们枪枝弹药，建立地方游击武装。1939年12月阎锡山配合蒋介石发动反共磨擦，动用六个军的兵力向我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即决死队)各部展开全面进攻，同时指使其晋南反共突击队在中条山芮城、平陆、夏县等地破坏各县、乡的牺盟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大肆逮捕杀害抗日志士和共产党员。三十八军除了镇压当地反动势力，立即动员部队将大批受追捕的同志掩护起来。如当时中共平陆地委书记薛涛、县委书记姚文、新军团长张锐达、夏县牺盟会负责人甘玉梅等同志都受到三十八军的掩护。
与蒋介石的破坏活动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三十八军极为仇视，千方百计企图消灭这支部队。在极其尖锐复杂的形势下，地下党和进步力量有效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种种阴谋。
1938年冬，蒋介石召开了武功军事会议，置杂牌军于对日作战第一线，置其嫡系部队于第二线，将胡宗南部留陕西包围陕甘宁边区。赵寿山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我们把赵谈的会议情况向中央和省委作了汇报。此后，蒋介石对三十八军的仇视和压迫也日甚一日，从1938年底**派张泰祥为政治部主任开始，陆续派大批特工及中央军校学生来三十八军，以指导员名义分配到连队，进行反共活动，破坏部队抗日和进步，妄图“化掉”这支抗日力量。他们强迫撤销了血花剧团、战地服务团，不准《战地》报出版，扣发《新华日报》、《解放周刊》，没收进步书籍，阻挠部队的改造工作。地下党和进步力量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干训班不让办，赵寿山就通过孙蔚如同意，在四集团军总部干训班继续办；不让办教导队，就改名为教育连，以后为了掩护，又以补充团二营名义继续办；扣发《新华日报》、《解放周刊》，就派人到边区秘密携带。为了及时了解形势，就用电台抄收新华社新闻和社论，在连队以办中山室为掩护，继续组织官兵学习；撤销了战地服务团和血花剧团，就将部分同志送回边区，其余人员分配到连队继续工作。并公开组织战地视导团，由赵寿山担任团长，刘威诚担任副团长，到各部队检查部队训练、生活检讨会和小组学习会执行情况。视导团成员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军官组成。他们同官兵谈话，检查学习日记、壁报，访问地方进步组织及驻地群众，了解部队纪律，最后评比发布“奖惩令”。部队驻守黄河河防时，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的“黄河支队”和胡宗南的渡口“检查站”走私贩毒十分猖獗，对部队腐蚀影响极大，视导团视察河防时，惩办了违法乱纪分子，震动了全军，加强了部队纪律。
1939年11月，蒋介石以反共不力撤销了军政治部主任张泰祥，另派罗任一充任，并派刘文光组织十七师“特别党部”。1942年又撤换了罗任一，改派秦怀玺任军政治部主任，并派极端反动的龙冠军任十七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这些反动分子偷听官兵谈话，搜查官兵行李，拉拢腐蚀干部，发展特务组织，斗争日益尖锐复杂。省委及时传达了中央指示：地下党为了掩护和隐蔽，要内红外白，要入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要把上层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顶住逆流，团结抗日。我们按照指示精神，一方面研究利用国民党自抗战初期发布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命令、法律以及社会习惯，使我们的言行“合法化”，坚持抗日与进步；另一方面则发动官兵对特务政工人员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在抗日的前提下，能争取的争取，不能争取的设置障碍使其活动困难。对派到连队的反共分子则利用他们畏缩怕死的弱点，派其带小部队出击侦察或到敌后游击，结果这些人吓得大部逃跑。对个别已经危害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官兵安全的极端反动分子则秘密加以惩处。在中条山时，曾发生过包围共产党员王廷杰营，企图搜捕共产党的事件，地下党即团结进步力量，将被收买利用的反动营长撤职查办。由于地下党组织团结了全体官兵进行斗争，使特务政工人员几乎无法活动，一度不得不把政治部的牌子挂在远离前方的陕西华岳庙。他们无法了解到部队的真实情况。
蒋介石用特务手段瓦解不了这支坚持抗日的部队，于是就采取了更加阴险毒辣的手段，从组织上下毒手。在中条山时，就已经发生电令孙蔚如查处总部干部训练班“异党”分子雷展如等同志的事件，经孙复电：雷展如并非“异党”。1940年冬为了切断三十八军与八路军的直接联系，蒋令四集团军全部调离中条山，南渡黄河，守备洛阳郑州间数百余里河防。三十八军守备巩县郑州间百余里河防，处于日伪及汤恩伯数十万中央军包围之中，换防刚结束，蒋介石就以“异党”嫌疑为名调孟定均(我当时名蒙鼎钧)等37名军官去洛阳干训团“受训”。这37人中有地下党员，也有非党的旅、团、营长，明显地暴露了蒋介石以抽梁换柱的手法来搞垮、吃掉三十八军的阴谋，引起了全军官兵乃至四集团军总部的不满和愤怒。地下党立即利用上层统战工作揭露蒋介石消灭异己，吃掉杂牌军的阴谋，并向全军握有实力的军官说明利害。军、师长联名发电进行抵制：查无孟定均其人，部队也没有“异党”，河防吃紧，无暇受训。但蒋介石回电，名单上去掉了孟定均，但仍坚持其余人员去受训。赵寿山看到送走这些部队骨干，蒋介石必将派反动军官来任职，那时三十八军就会被蒋介石完全控制，于是与地下党商议，决定举行起义，渡河到豫北。部队一面进行起义准备工作，控制渡口船只，补充战备物资，派人去豫北进行侦察联系；一面向省委、中央请示报告。中央复示：国共合作还不会完全破裂，起义不符合团结抗日的原则，要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斗争，坚持下去。根据中央指示，工委和赵寿山研究取消了起义。工委也否定了党内一部分同志要求将指名调去受训的党员撤退的意见，因为这样做既不符合坚持斗争的方针，又会暴露这些人的政治面目，使留下的同志和赵寿山的处境更加困难，甚至会破裂我党同全部第四集团军的统一战线关系。在蒋介石接二连三的电令催促下，赵寿山感到硬顶不是办法，担心蒋介石以“违抗军令”加罪，于是去和孙蔚如商谈，要孙致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证明被指调军官均系第四集团军的老部属，决非异党分子，要求免训。孙蔚如也看出蒋介石指调是为了瓦解异己，但他从自己的处境和杨虎城将军尚在关押考虑，同意采取婉转拖延的办法应付，向卫写信保证，卫接孙信后，以河防吃紧要求缓训复电蒋介石。蒋介石虽仍不同意，但退了一步，指令先送少数几个人去洛阳审查。当时卫和赵之间私人关系较好，卫答应可以送几个人去洛阳应付蒋介石，然后以日寇企图渡河进犯为由要求将人调回。赵于是派下级军官张西鼎、尤继贤、陈居莘等八人去洛阳，旋即又以河防吃紧要求免训，经卫批准，八人全部返回部队。不久，蒋介石又来电称：军长办公室主任姚警尘就是“异党”，必须离开部队。为了减少对方攻击目标，这次山赵寿山出面将姚介绍到孙蔚如总部工作。接着又发生了胡宗南电令指调魏洪涛(党员，军部秘书)、陈居莘(非党，营附)、邵青山(非党，连长)去西安劳动营受训。为此，赵寿山再去洛阳活动，经三十八军驻西安办事处杨晓初请客送礼，并利用陈居莘岳父刘守中(国民党中央执委)的关系，将三人先后要回部队。部队没有因魏等受训暴露地下党的组织，更无一个党员因此受到牵连。但1942年又连续发生了要查处孔叔东(孔祥桢)、王安仁(王静先)及章安翔的“异党”嫌疑和部队有“异党”活动等一系列事件。为了孔叔东的安全，工委派人护送孔回太岳解放区，由赵寿山军长报告卫立煌说孔早已离开部队。对王、章二人则分别经军法处(处长常汉三)进行假审问，然后以二人均非“异党”，也查无其他“异党”分子活动进行应付。经过以上事件的斗争，蒋介石不仅没能搞垮三十八军，反而使军内更加团结。
蒋介石不仅从组织上，而且从文化教育、训练方法、干部作风等方面，妄图瓦解这支部队。三十八军到河南后，政治部除了继续查禁《新华日报》和进步书籍，还大量推销《扫荡报》和反动书刊。为了抵制反动影响，地下党和进步力量创办了《新军人》刊物，十七师还办了《前哨》，转载新华社消息和抗日文章，在党内传阅。
1942年日寇大举渡河进犯****，由于右翼孙桐萱部花园口防线被突破，威胁到三十八军右侧背，不得不将右翼部队撤至北邙山抵抗。三十八军在百余里长的防线上孤军奋战，而汤恩伯几十万大军不仅按兵不动，且断绝三十八军的粮弹供应，使三十八军在日寇优势炮火下伤亡惨重，黄河铁桥南岸为日军突破，蒋介石不但不追查孙桐萱部的责任，反而乘机以丢失河防的罪名压迫三十八军，追查赵寿山的责任，下令撤职查办刘威诚团长和王廷杰营长。为对付蒋介石，第四集团军总部对刘作了撤职留任处理，对王以假关押应付，后调任军部特务连少校连长。同年，蒋鼎文又派武装特务偷袭我地下党专用秘密电台，被电台保卫人员及时发觉，将敌打退，保卫了电台。1942年秋，军部侦察兵截获了日寇派驻重庆进行日蒋勾结的代表，地下党立即将查获的情报，包括日蒋合作，以黄河为界，北面归日本，南面归蒋介石，以及日蒋联合反共的文件和日蒋联络用的密电本等全部报告了党中央。后由新华社作了揭露。对此蒋介石恼羞成怒，并于1943年冬将赵寿山调离三十八军，以便消灭这支抗日力量。
经过改造的三十八军受到人民的爱戴
三十八军经过教育改造，面貌发生了变化，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都与国民党一般军队有了明显的不同，大大减少了侵犯驻地群众利益的事情。1942年至1943年，河南广武一带连年发生蝗灾、旱灾，加上蒋介石炸毁黄河花园口河堤，河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饿殍载道，国民党汤恩伯部队又乘机抢掠灾民，群众愤恨地称为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当时三十八军则拨出一部分军粮救济驻地灾民，动员官兵帮助群众扑灭蝗虫。十七师还将100多儿童(大部分是十三四岁孤儿)收编成一个儿童连，连、排、班长大多由共产党员担任，使他们有吃有穿。这些都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在晋东南时期，三十八军配合八路军徐海东部进攻长治一带日寇，使我八路军收复了晋东南上党地区19县。在中条山抗日期间，从1938年8月至1940年冬，日寇对中条山进攻11次，大的9次，其中有1939年“三·二九”战役、“六·六”战役，1940年的“四·一七”战役。1940年，三十八军还按彭德怀指示积极策应八路军百团大战。在这些战役中，三十八军虽因受上级的不正确指挥，坚持打阵地战，没有完全发挥战斗力，但仍是这一地区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对确保中条山地区和保卫洛阳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作战勇敢顽强，部队被群众誉为“铁的三十八军”。
1939年春节，中共陕西省委派田静沉和安吴青训班樊中黎率慰问团来中条山前线慰问，给第四集团军和三十八军分别赠送了锦旗，同时了解了三十八军地下党的工作、部队改造工作和对日作战情况。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工作，1939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由我和郝克勇、张西鼎组成中共三十八军工作委员会，由我担任书记。这时三十八军地下党的组织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军、师部，教导队及十七师各旅、团、营都分别建立了党的支部。工委成立后，为了对付蒋介石的反共活动，根据省委指示，改变了组织形式，团以上保留支部委员会(3人)，团以下改为单线联系并加强了保密纪律。
毛主席、党中央深切关怀三十八军
在同蒋介石和顽固派斗争中，三十八军得到了中共中央、中共陕西省委的关怀和八路军的帮助。从1938年起，地下党就和党中央、省委及八路军总部建立了电台联系，开始是利用军、师通讯连电台联系，电台由共产党员刘振高等同志掌握。1940年，在赵寿山的支持下，地下党建立了专用秘密电台。1941年3月在洛阳调训事件以后，工委派张西鼎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毛主席亲自接见，叶剑英和陕西省委汪锋同志参加听取了汇报。毛主席肯定了工委的工作，并指示：要继续大量培养干部，扩大充实部队；整顿健全党的组织，清理内部；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聚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要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毛主席还针对蒋介石妄图破坏地下党组织，消灭三十八军的阴谋，指示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蒋日伪的突然袭击，和顽固派斗争要尽量利用国民党内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和关系，在必要时要征得赵寿山的同意和合作才能将部队拖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工委认真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扩大教导队，吸收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参加部队、加强干部训练工作，同时，严密了党内纪律，停止了少数动摇分子的党籍，清除了部队中的内奸，挤走了蒋介石、胡宗南派来的中央军校学生中的特务分子，撤换了部队中的顽固军官，做好了一切应变的准备。
1942年秋，省委通知工委派人去延安汇报。工委研究决定派郝克勇和已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张西鼎进行汇报。他们汇报了抗战以来三十八军的情况和赵寿山自毛主席接见后的表现，以及蒋介石分化、瓦解、迫害三十八军的种种阴谋。毛主席亲自听取了汇报，并对党在三十八军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做了指示。指出要进一步做好原十七路军各部的工作，要学会交朋友，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进一步团结原十七路军广大官兵共同抗日，重大问题工委要同赵寿山商量解决。毛主席还针对一些同志急于将部队拖出和不安心三十八军工作，要求回延安的思想状况，指示我们：现在国共还在合作，主要敌人是日本人，只要还能合作，就要合作，不能急于拖出。并说：“你们穿国民党的衣服，吃国民党的饭，而为革命工作，这还不好吗?你们有合法身份比派别的同志去方便得多。”毛主席还接受了赵寿山的入党要求，但指出目前不入为好，更方便些。毛主席的教导指明了方向，坚定了我们做好工作的信心。
在晋东南、中条山时期，三十八军的工作也多次得到八路军的帮助。八路军派人帮助训练部队，与三十八军并肩作战，特别令人难忘的是1941年日寇大举渡河进犯，三十八军孤军奋战，伤亡惨重的危急关头，彭德怀副总指挥一面指示三十八军让开河防，靠近嵩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避免和优势敌人打阵地战、消耗战，一面派八路军在黄河北岸武陟一带出击，牵制了日军继续南侵。
地下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把统一战线中的上层工作与群众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在三十八军中担任高级职务的党员同志，专门负责进行团以上军官及第四集团军孙蔚如等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三十八军和第四集团军的上层人士在抗日战争时期，基本上能够坚持抗战，而且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有一定的抵制，这是与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分不开的。
地下党特别注意团结部队中的进步人士一起工作。当时，在三十八军和第四集团军中，有一批抗战开始后来部队工作的进步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这支部队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持进步都有一定的贡献。特别是陈雨皋先生，他在陕西民主运动中有较高的威望，西安事变期间，曾参加过陕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的工作，1937年3月以“联络工作组”的名义去延安，受到毛主席的几次接见。抗战开始后，他来三十八军，一直担任军部参谋处人事科长，并在教导队和干训班代课，主讲群众工作，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工委能够有计划地把大批党员安排在军部、师部的各要害部门，如办公室、参谋处、译电室、通讯连、特务连，任命党员担任排、连、营长，撤免一批反动军官，这是与陈雨皋先生的密切配合分不开的。
1942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工委向赵寿山公开了一批共产党员名单。此后，赵寿山对党更加信任，合作更为密切了。
* 三十八军教导队第四期用的是补充二营名义。第五期用的是辎重团二营和五、七连名义。
** 据张泰祥当时给陈诚的电报，张泰祥是于1938年10月28日率第十七师自后方抵达山西平陆县茅津渡三十八军驻地的。
***据龙冠军当时写给张治中的报告，龙被任为十七师政治部主任兼副师长的时间是1941年5月13日，实际到职时间约为1941年6月。
**** 根据当时战役，日寇这次大举南犯的时间为1941年10月，我军在广武一带与敌展开激战，称广武战役。
赵寿山将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