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寿山将军-回忆赵寿山军长
王有轩 邓元温
赵寿山将军原是杨虎城将军麾下一位智勇双全忠诚感人的将领。他的一生是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在“西安事变”中起了积极的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他最早率领第十七师(后为三十八军)奔赴前线抗击日寇，他英勇作战，战功卓著。他为了提高部队革命素质，积极改造部队，清除旧习气，建立新作风，培养革命青年，选用革命干部，把三十八军建设成为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他坚定的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积极请求参加共产党，(后经党中央批准从1942年起为正式共产党员)，坚决服从党的指示，在军内他和军工(党)委配合得很好，凡属重要事情都与工委负责同志商量而定。当国民党反动势力加害部队革命干部时，他英明果断机智勇敢地妥善地予以应付，多次掩护了干部。他善于团结干部，关心爱护群众，待人宽厚，生活简朴，平易近人，深受部队干部战士的尊敬!
我们于抗日战争时期在三十八军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初为教导队学生，后来在军部直属单位工作，多次听过赵军长的讲话，他语言通俗，内容纯朴，每次都使人受到启发和鼓舞。赵老(最近多年我们对他的亲切称呼)对青年学生干部十分关心，寄予深切的希望。我们为了表达对赵老的深切怀念，现将我们直接感受和间接所闻赵老的崇高品德简述如下。
赤胆忠心跟党走 惊涛骇浪不动摇
赵寿山将军出生于陕西省户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青年时期即投入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以后紧跟杨虎城将军及其事业，忠贞不二。“九一八”事变后，困难日重，内战不止，在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中，他考察了华北、华东以至全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直接联系，并读了一些马列的基本著作，很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因而在“西安事变”中成为杨虎城将军核心人物之一和得力助手，发挥了积极的重大作用，为国共第二次合作走向全民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时期，他和我党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彭德怀、贺龙、秦邦宪、任弼时、左权、陆定一、杨尚昆等频繁来往，受到启发和提高，在三原驻防时就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当红军的要求。而在物资方面，又给红军以慷慨的援助。1937年5月下旬，他在上海送别杨虎城将军“出国考察”后，奉命到庐山受训。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赵老即向蒋介石签呈，要求率部抗日，7月9日，蒋介石在牯岭住处请赵吃饭，并约于右任、张群、张季鸾三人作陪。饭后，蒋和他单独谈话，问他“在西安事变时在什么地方和红军什么人见过面，看法如何”?赵老作了如实的回答，并说：“我看红军每个人对抗战都很积极热情。”又说：”我愿到抗日前线最艰苦的地方去。”此情被关麟徵得知后对赵老说：“你在委座面前说红军的好话是甩了个大黑板。”赵老说“我是为了国家”。他毫不迟疑地当了抗日先锋，在一系列重要战役中，身先士卒，战功卓著。1938年初，在部队整训间隙，赵老专程赴延安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受到很大教诲和启发，他在以后和日、蒋斗争过程中，总是求教于党和得到党的帮助。由于他在抗日战争中和八路军紧密配合，特务向其上峰报告中称赵寿山为“杨虎城的化身”。蒋介石非常恼怒，于1940年10月命令三十八军(包括第四集团军其他部队)调离中条山，到黄河以南河南的巩县至郑州守备河防，割断他与八路军的联系。赵老则针锋相对，准备率部投奔太行山和八路军汇合，我们得知后都精神振奋。由于中央不同意，未能实现。渡河之后，蒋帮迫害更甚。1941年春，赵老请陕西省委转报中央，要求把部队拉到黄河北岸，又因日寇在汾阳、信阳集结大军，有进攻西安可能，据此，中央指示暂时勿动。1943年10月，蒋介石突然命令三十八军从郑州抗日前线调至巩县、偃师、登丰之间狭小地区，名为集中整训，实为陷入蒋之嫡系重兵包围之中，准备软硬兼施瓦解消灭三十八军。当此危机关头，赵老和工委即秘密地积极地准备起义工作，拟以三十八军为主，带动九十六军，把部队拉到黄河以北，太岳军区南沿。电请中央批准，中央即回电批示：“抗日战争尚未结束，统一战线没有破裂，不宜举行起义，还是服从蒋的调动为好……”赵老再一次顾全了大局，服从了中央的决定，接受蒋的安排，忍痛离开了三十八军，到远离抗日前线的甘肃凉州(武威)当了一个空头集团军总司令，实为软禁。就在此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赵老仍为党提供了蒋介石方面在西北极为重要的军事政治情报。(邓元温曾担任中央毛泽东主席和赵寿山军长及工委之间的绝密通讯的翻译工作，并于1944年7月将第一份重要情报送回陕甘宁边区马栏陕西省委)，真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红心处处向着党”。
1946年，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之后，赵老坚决巧妙地和蒋介石进行了周旋，不为其高官厚禄所诱惑，避开多次被害的危险，在党的帮助下，终于回到了解放区，投进了党的怀抱，实现了他多年的宿愿。这就比杨虎城将军高明一筹，实为原三十八军将士之幸，西北人民之幸，我党之幸。
以身挡剑 掩护同志
在部队南渡黄河不久，即1941年1月份，蒋介石就进一步对赵老和三十八军实施迫害。首先下令指明三十八军中数十名(37人)旅、团、营、连长及参议参谋人员为“异党”，要调劳动营听审，实际就是要逮捕“治罪”。其中主要有崔仲远(中央政治局特派员)、孔祥桢(中央军委特派员)、工委书记蒙定军、委员郝克勇、张西鼎、军长秘书主任姚警尘、军务处长胡振家、人事科长陈雨皋(民主进步人士)、团长刘威诚、营长李森、特务连连长尤继贤等等，都是党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在这种严重情况下，赵老除准备拉部队北渡黄河外，就想方设法和蒋介石方面周旋，借故否认，拖延应付。4月间，蒋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期间，何应钦约见赵寿山军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在坐，三人对面。何应钦又拿出这份名单，先交给卫立煌，卫又传交给赵寿山。何应钦说：“赵军长，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你看怎么办?”赵老看过名单后，很沉着冷静地说：“何总长，三十八军有没有共产党，我不敢保证，但这些人不是共产党，都是部队的老人手，战斗骨干，我敢用全家性命担保，如果何总长不相信我，先把我撤职。”赵老这一表态，把何应钦弄得不知所措，无话可说，骑虎难下，卫立煌在一旁不作声色，暗地佩服赵老有胆有方。(这一情况是卫立煌将军解放后回到北京时对接待他的杨荫东同志讲的)。何应钦无法，只得推给卫立煌处理。经卫的调解，为了应付蒋介石，赵老写了具结书，以后只送了三人去西安劳动营受训。即陈居莘(营长、其岳父刘守中，国民党执委)、邵青山(连长，行伍出身，没有文化，非党)、魏洪涛(共产党员，被指明为军工委书记、军部参谋)，赵老估计他们三人不会出什么事。临走时，赵老给他们诚恳地谈话说：“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要回来。”随后，赵老就给本军驻西安办事处长杨晓初(共产党员)布置办理此事，杨晓初又给管钱和印件的刘顺明同志具体交代说“为了把送去的人放出来，要全力活动，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硬是把劳动营有关队长用钱买通，不久，即获释放，安全回到了部队。
这年春季，正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期，蒋介石给部队派来许多“政工人员”(特务)有一天早晨，教导队(教育连)第三期学员出早操时，派来的姜指导员(特工)从七班学员章安翔床头搜出一本“苏联文艺论”，认为有“共党”嫌疑，就被抓起来关在军“政治部”审查，但没有其他证据是“共党”，经军部有关领导交涉，半个月后获释放。在一次军直部队朝会上(每周一上午举行)，赵老发表讲话说：“青年人好奇心强，有些书你不叫他看，他就越想办法拚命看，甚至躲在包谷地里不吃饭也要看。其实，不要把一些书看得那么神秘，放开，让他们去看，不一定都会争着看的……”。他用这种道理驳斥国民党当时对文化思想的封锁政策，讲话时，军“政治部”主任就在场，也未敢上台辩驳。
1959年在党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受到极大的冤屈，在北京工作的赵老不随声附和，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前往西郊吴家花园探望彭总，为彭总的处境十分担忧，回到家中不禁落泪，他说：“彭总是党的功臣，长期领导我工作，我终生难忘。”当范明同志被错划为极右分子，实行双开。赵老认为处分太重了，为此，他曾亲自去某领导同志家中说情，请其疏通，为求一见，而坐了两个钟头的冷板凳。赵老为党为同志之心，由此可见。
沤心沥血 培养青年干部
为了抗日反蒋，改造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根据党的指示，赵老十分注意对青年干部的教育培养。他不顾蒋介石的一贯反对，从1938年到1944年，采取各种方式，连续开办干部训练班和教导队五期，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我虽在“双十二”事变前参加杨部，但较系统的学习还是在教导队第一期。在中条山时，为了贯彻三大禁令、四大口号，军部组成视察督导团，赵老为团长，刘威诚为副团长，我是团员之一。赵老经陈雨皋先生转告我，到部队后，专门考察了解团、营、连干部的政治思想状况，可见赵龙对我们的信任。赵老对青年干部十分关心，凡教导队的学生，他基本上都了解，教导队第三期毕业学员几百名，赵老都要和每个学员个别谈话。三天谈完，一个不剩。了解每个人的基本情况、特长，并指出今后努力方向。对教导队第四期毕业学员也是如此。如对王拯中(共产党员，17岁)谈话时，赵老首先就说：“不要因我是军长就害怕，不要拘束，自由交谈。”由于我长期在军部工作，除了经常聆听赵老的讲话外，还多次得到他的具体指点和教诲。军部驻巩县大巴沟时，特务连连长尤继贤(共产党员)出操演习武器时不慎，枪走火，打死一个在旁观看的8岁小孩。赵老命我参予处理此事。他首先把尤继贤关押10天禁闭，就自带各处处长到老乡家中慰问，捐钱捐物，圆满解决了这一军民之间的大事，对我很大启发和教育。尤继贤工作期间，连里亏空军粮500多斤，有关部门追查，我向赵老汇报说：“尤继贤家在河南陕县，地少人多，很是困难。赵老听后，批准予以报销。尤继贤调走后，连长暂缺，目下尚无合适人选，我知王建杰(共产党员，系五十团营长，因丢失郑州黄河桥头堡，第一战区长官部追究责任而撤职)闲着无事，我向陈雨皋先生建议让其充任，陈先生也同意，即向赵军长签请，立即得到批准。王建杰被任命为特务连少校连长。军部驻苏寨村时，赵老都是以身作则，每天带领各处干部出早操，打太极拳。为了培养锻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的演讲才能，赵老号召早操时自由演讲。记得参加演讲的有雷觉民、杨海涵、王安仁、李文章、王有轩等，以抗日救国为内容，轮流在朝会上发表演说。既锻炼了我们，又宣传了党的基本政策。我任军部教育参谋，有一次去南下部干训班了解干部思想情况，班副主任申及智知道后很不高兴，向军长报告我插手他的工作，随后军长给我谈话说：“以后要注意工作方法，不要使他发觉和误会。”1942年，我报考陆大，赵老给我个别谈话，并要我路过西安到户县看望崔日尧(共产党员、儿童连连长，在家养病)身体如何?如果好了，就到前方把自己连内的事情了结一下，以免贻误工作。赵老就是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干部。他善于用讲故事的办法教育干部，关于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他就讲将相和的故事。关于如何对待部属的问题，他就讲唐朝郭子仪、李光弼两员大将复唐的故事。他说：一个宽，一个严。我们应该宽严并济，也就是诸葛亮的治军方法。1945年秋，工委书记兼第三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蒙定军去了陕北，叫我(王有轩)临时接应来往工作同志，如王建杰、王安仁、赵古振、王拯中等，解决路费和化装问题。这时，参议温朋久先生也从甘肃武威返回西安，因为他是我尊敬的老师，我就将蒙定军的情况向他透露了。赵老知道后，立即把我叫去，进行了诚恳的批评。他说：“再是熟人，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今后必须注意。”可见赵老对保守党的秘密警惕性之高，对年轻党员爱护之至，对赵老这种精神，我们终生感激不尽。
(1992年12月于西安)
* 王有轩当时系第三十八军参议。
赵寿山将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