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寿山将军-协助赵寿山工作十年
崔仲远
1937年4月，经杨明轩、杨晓初介绍，我到赵寿山的十七师工作，直到1947年进入解放区。今将这十年的主要工作简述如下。
到北平给部队采购军鞋
西安事变前，我没见过赵寿山。事变后，虽曾和赵在会议中见过几面，但未曾交谈。大约在1937年4月间，杨明轩把我介绍给赵。但在尚未与赵约定见面之前，杨晓初(十七师军需处长)即派我到北平给十七师采购军鞋。当时红军驻西安办事处叶季壮同志亦着我一并代为采购。两个单位先后汇款近两万元。那时，南汉宸、申伯纯、王世英等同志均在北平。我一到北平便找到申伯纯，请他代为介绍军衣庄。杨晓初并给安子文同志(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写了一封信，托他协助。事不凑巧，正在军衣庄交货，我们点收之际(安子文曾帮助我点收)，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形势日趋紧张。军鞋运走之前，我只好离平。所有北平存款和订货合同，都一并留给申伯纯保存。我和安子文同志于当年8月由天津搭乘轮船转赴陕西、山西。红军的钱，据说已由申伯纯陆续归还，但十七师所付商号的订款，因那个军衣庄关门，尚未结清。
北上抗日
1937年8月底，我回到西安，十七师和八路军两个师业已北上。周恩来和彭德怀等同志就要离开西安去太原。经南汉宸、博古同志批准，我不再去十七师，随周恩来同志赴晋，留在八路军工作。但到太原不久(我住在安子文同志的岳父刘少白家中)，南汉宸同志又通知我和周恩来、彭德怀同志一同去保定见程潜，仍着我去十七师工作(当时十七师驻扎在保定)。我到十七师不久，便打起仗来。从此我跟着这个部队，并未离开。十七师向晋西北撤退路过山西盂县时，赵师长曾着我向一二○师驻该县部队要了一个连级干部(姓谭)、两个排级干部，帮助十七师学习游击战术。但这些同志到十七师后，看到这个部队每天只是后退，不肯留在敌后，待退到山西交城附近时，乃向赵师长告别归队。十七师到阳泉附近时，赵师长派我去阳泉见过刘伯承将军，要求帮助。到太原附近时，赵又着我去太原(放弃太原的前三天)请示周恩来同志今后如何行动。周嘱留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十七师于1937年11月到山西离石县碛口镇整顿队伍。赵师长办了短期训练班，着孔祥桢(时任赵师参议)、我和李秘书(CC分子，解放后被我枪决)三人担任教官，将所有排长一级干部都轮训一遍。学习内容为游击战术、抗战形势。这时，恰好南汉宸、程子华等同志亦先后到了离石。南汉宸、阎揆要(中共党员，五二九旅一○五七团团长)到十七师讲了几次话，部队的失败情绪到这时才初步扭转过来。
去战地服务团
1938年初，十七师西渡黄河到陕西绥德休息。不久奉命调晋东南。当时，因孔祥桢病，留我看护。孔病稍愈，我即经延安遄返西安，同行的有杨明轩同志。我和杨在延安约住一周，参加过几次大会，向王世英作了汇报；罗瑞卿、刘向三(后曾任煤炭部部长助理)曾约我在饭馆吃饭，会见了林里夫(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和萧明(后曾任北京市工会副主席)同志。我向王世英同志提出不去十七师，留在延安工作。王谈了些道理，勉励我坚持下去。约在4月左右我和杨明轩一道回到西安。
抵西安一个多月，孔祥桢也从绥德到了西安。此时，赵寿山来电催我去前方，并着我带去一些学生。行前，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交我带去党员四人、群众三人。党员都是抗大学生，群众多是安吴堡青训班学生。那四个党员二人已故(刘润辉死于1939年中条山战役中，何振宣死于1948年陕南军区)一人不知下落(名叫牛天顺)，一人叫王安仁。
我们到晋东南时，十七师已成立了一个战地服务团，团长由武志平担任。团内党群关系不好。还有一个血花剧团，是部队在绥德时成立的，团员多是抗大学生，袁洛当时就在该团工作。我到后，赵师长命我重新改组战地服务团，由我担任团长，剧团也归并在内。战地服务团的机构，设有组织部、宣传部、武装工作部、群众工作部、妇女儿童部。团员50余人，除吸收一部分地方青年外，绝大部分是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的学生，安吴堡青训班的学生也有一些。那时，主要工作是演出抗日文艺节目和动员群众抬担架，在部队内部很少进行工作。直到1939年初，国民党的师政治部成立以后，我们的工作重点才摆到部队内部。这时，大约有20余人被派到各连工作，主要是教唱歌，上文化课。到1939年3月，蒋介石下令迫使赵寿山解散了战地服务团。当时，团内共产党员较多，宣传部长司锐、妇女儿童部长赵铭锦、组织部长申敬之都是党员，申还是十七师党的负责人。我和部队的党没有直接联系，只和申敬之一人发生关系。申敬之于1938年夏离队后，十七师党的工作即由蒙定军同志负责。战地服务团结束后，团员除少数赴陕北学习、少数经赵寿山送中央军校学习外，多数留在赵的司令部或到团营转任文书、书记等职务。1939年4月，赵派我去重庆担任赵部联络工作。在此之前，赵升任三十八军军长，部队由晋东南转移到中条山，驻扎在山西平陆茅津渡一带。
在三十八军重庆办事处工作
1939年4月底，我由西安搭汽车经成都到重庆。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已迁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也由武汉迁到重庆，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均在渝。我由西安出发时，吴德峰同志叫我带一封我的组织关系介绍信给博古同志。我一到重庆，就托王炳南同志转去。博古同志很快和我见了面，并指定周易同志同我联系。在重庆期间，我除代表三十八军交涉一些具体工作和定期以电报供给情报外，还给八路军办事处做些情报工作。周易同志转延安后，我曾和叶剑英同志直接发生关系。叶曾前后发给我400余元的活动经费。皖南事变后，叶曾着我为他准备一旦需要时的秘密住所。那时，和我经常来往的除王炳南外，尚有冯玉祥的几位秘书，如赖亚力、王倬如、吕向宸、梁蔼然等同志。
1941年皖南事变后，赵寿山电召我离开重庆，遄返西安。行前，我见董必武同志一面，询问能否准许回到延安，他说可以，但路线要我自己找。我还在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夜，记得和邢西萍(曾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睡在一张床上。周恩来同志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他认为有好转可能，让我转告赵寿山坚持下去。是年约4月间，我回到西安。
再回赵部工作
大约1940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向赵寿山提出一个在该部的共产党员名单，着赵查办，其中就有我的名字。经赵向各方说情(说情只是一个小因素，主要是怕赵拖起部队造反，因为当时所提的名单中，有团长一级的二人，营长一级的八九人，连长一级的十几人)，因而从宽处理，批准送往劳动营改造。赵用拖的办法，结果只送三人去劳动营，其余获准送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我呢，虽然赵再三交涉亦送中训团受训，迄未获准。这时，我正在重庆工作。赶到皖南事变发生，赵怕我被抓去，给他增加麻烦，因而急电召我回部队。此事，我到西安后才知道本末。因此，我到西安一月之久，赵寿山未表示是否需要我去他处(河南巩县)汇报。那时，孔祥桢同志虽在前方，但被藏在一老百姓家中，不让他同熟人见面。约6月间，才由三十八军参谋长打电话叫我去前方。原因何在，现时已记不清。到前方后，我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见孙蔚如总司令，以自己在重庆看到、听到蒋介石吃掉杂牌部队的事例，作了一番鼓动。孙和我前后曾争辩几个钟头。孙认为只有逆来顺受，才能保持实力，以待时机，逐鹿中原；我则主张加强部队教育、团结，随着国内情势，软硬兼施，才能站得住。结果，谁也没能把谁说服，但我却站住了脚，未被赶走。不久，苏德战争爆发，大家都要看看形势发展，于是，我就得以长期呆了下来。到1943年初，还当了赵寿山三十八军的军法处长。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同时又接到从陕北回来的范明同志的传达，让部队的同志尽量隐蔽，于是经赵寿山及其副参谋长段森(曾任西安市林业局局长)介绍，参加了国民党。1944年初，蒋介石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将赵寿山调离三十八军，委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驻甘肃武威，我也随之前往。
我自参加赵寿山部队以来，一直以第三者的面貌出现。直到范明1943年初由延安回来，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将部队党员名单全部向赵公开，并请赵决定取舍后(不包括我在内，党决定叫我自己斟酌)，赵才向我揭明，说周恩来同志在保定时就把我的政治面貌向他作过交代(此事，周恩来、王炳南当时都未告我)。
跟赵寿山去第三集团军
1944年2月，赵寿山调走的命令已经公布，尚未离开三十八军时，部队党组织曾致电党中央，请示方针。中央答复，能隐蔽的尽量隐蔽，过红的分子应即随赵离开，有的可去陕北(范明就是这时去陕北的)。我和其他五六个同志随赵前往甘肃履新，记得当时连战士共去12人，除二三人不是党员外，其余都是党员。第三集团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赵去名义上是总司令，实际等于软禁。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呆了两年，每天除打球、看书，游山玩景以外，并无别事要做。1946年7月，蒋介石下令撤销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我们被编到西安军官总队。1947年，我从军官总队(不在里边住)跑出，进入解放区。在甘肃时，国民党对我们虽然封锁很严，我们还是做了些事情，如组织上不断派人去联系，十七师起义时我们还给西安做过指示。
* 作者当时系第三十八军军法处长。
赵寿山将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