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寿山将军-与蒋介石二十年的斗争史
赵寿山
当初，防守保定的军事计划部署以后，我曾经和关麟徵谈过一次话。我对关说：“我带的十七师，无论在装备或训练方面都比你们第二十五师和第二师差。你们两个师装备齐全，训练有素，实在令人可爱。保定是很难固守的。不若在保定只留一个团抗击敌人，把其余大部分主力撤到铁道以西，背靠满城一带山区。待日寇南下时，从侧面给以猛袭，我估计可以打一个好仗。至少可以杀一杀敌人的疯狂气焰，迟滞他的南进。像现在这样单纯防御部署我们是要吃亏的。我带的十七师是在所不惜，第二十五师和第二师如果遭受损失，就叫人太觉可惜。”关听了问我：“你说保定守不住?”我说肯定是要丢的。关“嘿”了一声说：“保定丢了委员长要我的头哩!”我说：“兄弟，你有几个头?有100个头也是要丢的。将来上海、南京、武汉都是要丢的。”关说：“那你是乱说，那样中国不是亡了吗?”我说：“中国不能亡。”问他：“你看过蒋百里的‘国防论’没有?”关说没有。我说：“你可以看看。蒋百里在这本书中说中国的国防在平汉路以西的山区，在目前情况下在平原上是战不胜日本的。日本准备灭亡中国已有70年的历史。我们国内军阀割据，互相混战，把国家弄得一塌糊涂。将来我们边打边准备，人民都发动起来了，才能把日本打回去。”关说：“那不行。”认为保定总是要守的，没有采纳我的意见。 保定失守以后，二十五师和第二师分别在河南新郑和新乡两地收容部队。关麟徵从新郑派了二十五师原在南京的办事处处长来见我，说我还是比他年长，有经验，他后悔当时没有听我的意见使部队遭受到这样大的损失。我的部队在保定失守后，落到敌人后方，在防守保定的战斗中，除了有一个团因援二十五师有所损失外，其余均冲出敌围，向石家庄退却。沿途公路上，看见国民党的22个师都在溃退，互相混杂，乱成一团，又遇到滹沱河河水暴涨，淹死人马无数。
我的部队沿公路东边的乡村路南进。走到渡口以东的一个村庄停了下来，准备找些绳子和木板绑筏子渡河。当地群众十分热情。我们在一个姓李的医生家里，他听说部队要绑筏子，就从楼上拿下一捆染了蓝色的新麻绳，又卸下了彩画的门板给部队用。我说：“这太可惜了!”他说：“日本鬼子来了，什么都没有了，还要这些干什么?给官兵绑了筏子，回去休整以后还可以再来打日本。”他不知道我是师长，见陈式玉副师长年纪较大，以为是师长，就把自己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带到陈的面前，叫给伯伯敬礼，并对陈说：“我把这个娃交给你，请你好好抚养，叫他长大了打日本。又对他的孩子说：“好好跟你伯伯去，长大成人了就去打日本。将来咱们是一定会胜利的，打回来以后你给我坟前烧两张纸就够了。”这件事给官兵们的印象很深，有些军官听了他的话，当时就掉了泪。筏子绑好以后，我带了一班手枪作后卫，等全师官兵整整齐齐渡完以后，才最后过了滹沱河。
部队过河以后，进驻石家庄以东的藁城县。立足未稳，石家庄即告紧，鬼子压了下来。我部即在晋深以西进行了侧袭，阻击了南进的敌人。与此同时，另一股敌人由石家庄右翼迂回向娘子关前进，娘子关也告急。石家庄的指挥官商震(阎锡山部)准备把敌人在石家庄顶一下之后，就撤守娘子关。当时在娘子关的部队有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冯钦哉的二十七路、刘茂恩的六十五军、滇军的第三军和十七路李振西的教导团。这些部队原来归阎锡山亲自指挥，阎未去娘子关，临时命冯钦哉指挥。冯把部队撤进娘子关以后自己逃跑了。蒋介石又派黄绍竑担任指挥官，但是各部队无人敢守娘子关铁路正面。商震即急调我的独立师前去防守。
我先带两个营急行军到娘子关，即去见黄绍竑。黄问：“你带来了多少兵?”我回答说：“先带了两个营跑步前来，全师部队正在后面跟进。”黄又问：“敌人离这里只有15里，你知道吗?”我说知道。黄接着说：“娘子关的大门现在还没有人守，你的两营兵准备怎样防卫?”我随即提出：“先派一营兵进行猛袭，把敌人迟滞在原地。另一营兵在铁路正面作防御部署，全师到后再进一步充实。”黄连声说：“好，好，好，你快去办!”我马上派出一营兵猛袭敌人，鬼子见来势凶猛，被打愣了，在获鹿县附近停了两天未敢前进。我趁此机会把全师在铁路正面作了完整的部署。
当时我的司令部设在雪花山上的乏驴岭。敌人已进逼到娘子关下的朱村、范村、潘庄一带，离师部很近，用肉眼已经可以看见。鬼子们非常狂妄，以为中国的军队已被打乱，没有人敢出击，虽然离我们已经很近，却连哨也不放。我看到鬼子这样骄傲，看不起中国人，心中很难受，也很气愤，当即下了夜袭敌人的决心。这时部队都布置在阵地，能够抽出来袭击敌人的只有11个连。我命参谋处长李竹亭作一个出击计划。李说兵力太少，怎么能出击。我说：“打胜仗固然要兵多，但在有利时机也可以以少胜众，快去订计划!”计划订出后，当晚我就率部出击。鬼子们未曾戒备，当即被打得一团混乱，仓惶撤退。我紧追至获鹿城下，敌人在城外过河被淹死的有400余人，伤亡共约1000余人。这次出击，缴获了敌人山炮七门，机枪40余挺。
出击之前，雪花山的主要阵地原由魏炳离营防守。为了防备敌人偷袭，我又加派团长张世俊带一部分人前去加强驻守。结果张违命未去。魏炳离听到我军出击胜利，带了部分人离开阵地到前面去收枪。正当我们追击敌人取得胜利的时候，另一小股敌人占据了我雪花山主要阵地。我即回兵反击，夺取阵地。原来被我们追击退走的敌人，趁机又赶了上来。当晚部队与敌人在山沟中反复冲击，敌我伤亡都很大，死体狼籍，血流遍地。我的双脚和下腿全被血染红。鏖战一夜，终因雪花山据点坚固未能拿下，遂退守乏驴岭。回来以后，我查知张世俊确系违令未去雪花山阵地加强防守，立即把张枪毙。
敌人又向娘子关发动进攻，我军与敌人连续激战13昼夜。我所率的十七师在娘子关正面，孙连仲部的二十七师在我们北面，李振西的教导团在旧关，都对敌人进行了坚强的抵抗。其余的国民党军队，纷纷撤至关内准备逃跑。我师13000多人，来不及构筑强固的防御工事。敌人的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全部官兵暴露在光秃秃的雪花山上，伤亡很大，光是在太原的伤兵就有6000多人。我军与敌人鏖战到第9天，指挥官黄绍竑见形势险恶，各军士气颓丧，分析娘子关是守不住的，即回去向蒋介石亲自作报告。黄走时，我派了一个连送他。他对我说：“你对得起国家。你的官兵这样勇敢，虽然在娘子关牺牲很大，但是给国家立了大功。以后对你部队的补充，我回去报告委员长不成问题。”他回去见蒋以后，还在国民党的《扫荡报》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说华北只有两个半人抗战，一个是我，一个是二十七师的冯安邦师长，李振西算半个。但是，他回去以后，不久就作了浙江省主席，再未回来，我的部队也未得到丝毫补充。
黄绍竑走后，蒋介石派孙连仲任临时指挥官。当时，我的部队因伤亡很大，军心发生动摇。师政治部主任赵和民(蒋介石派来的监军)溜到太原去了。师司令部中副师长以下的官佐都建议我撤兵。我说：“娘子关是军事重点，我准备在这里牺牲。只要有一人，一枪，一弹，就要守住这个阵地。你们谁怕谁就走，再不许向我说这些话。”接着我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放：“如果谁再说撤兵，就拿这个对付他!”因而继续激战到第13天。此时，战斗兵已伤亡殆尽，子弹也告竭。最后在一个山头上，旅长耿子介用石头与敌人相拼。孙连仲看到这种情况，就命他的二十七师接了我们的防地。我即收容全师所余的官佐约2700多人(一部分人员跑散了)退守娘子关西北的神灵台。
在雪花山战斗中，炮兵营的炮弹已经用尽，炮身也打炸了。阎锡山答应给补充一批山炮，该营即开到太原附近准备补充。结果，阎锡山不但没有给补充，反而纵容托匪张慕陶在部队中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张慕陶与十七师政治部主任赵和民勾结一起，阴谋把这个营给阎锡山拉过去作干部，建立阎的新军。阎的参谋处长楚溪春还到这个营点了名，向阎报告说队伍很整齐，并伪说官兵们都很高兴。阎给这个营每个人发了一套棉衣、一件大衣和10元钱。这件事被我部驻太原的参议孔祥桢发觉，立即报告给我们。我们电报责问阎为什么私编我的队伍?又命孔祥桢当面向阎提出质问。阎大惊，才把张慕陶撵走了。
孙连仲部接防以后，敌人仍不断进攻。另一股敌人同时攻打旧关，李振西部也伤亡很大，13个连只剩下两个。敌人很快迂回到了娘子关后面，娘子关遂陷入敌人。部队分三路向太原退却，敌人接着由左翼包抄过来。我的部队是右翼，也相继由神灵台后撤，敌人很快绕到了太原，从北、西、南三面把太原城包围。这时我的部队还在太原城东北60里的坪头附近，各军都以为我们已被敌人消灭。我带领所余官兵一边打一边冲，赶到了太原城下，我的脚已经受伤，不能行动，被人用滑竿抬着，两只手各拿一支驳壳枪打冲锋，冲到太原城下小东门外。防守太原的是傅作义，派了一个参谋前来与我联络，要我进城共守太原。我认为太原是守不住的，没有进城。敌人在太原南关的兵力比较薄弱。晚上我带部队由南关边打边冲，到了汾河桥。汾河岸上死人死马破汽车遍地皆是，到处人喊马嘶，惨不忍睹。过汾河以后，各部队都纷乱地向西南撤退。10月初，太原失守。我也脱离了战斗，带所余2700多人于10月6日到达晋西黄河边的碛口镇，进行休整。此时黄河以北华北平原上的国民党军队已全部跑光，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却英勇地挺进到敌人后方进行游击战，牵制了敌人大部分兵力。我的部队到达碛口以后，八路军先后派了程子华、南汉宸、续范亭等同志前来慰劳。我因官兵伤亡很大，情绪不太好，他们对我作了很大的鼓励。那时天气已冷，官兵们还穿着单衣。八路军战士们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500多套送给我们，官兵们很受感动。
在我的部队由保定转战到太原的整个过程中，蒋介石命何应钦不断查问我部的位置，企图把华北失败的责任推在我的身上，把我杀掉以掩盖他们的罪责。但是调查以后，国民党的22个师全都乱了，唯有我的部队没有乱，保定失守时在敌人后面，在石家庄奋力袭击了敌人，又在娘子关轰轰烈烈地激战13昼夜，无法对我治罪。后来1940年在重庆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何应钦问我为什么当时我的部队能够整整齐齐，没有乱。我回答说很简单，打仗时我在前面，撤退时我在最后，没有别的原因。
我的部队到达碛口12天以后，才与卫立煌的指挥部通过电台取得联系。我要求把部队开回陕西三原进行休整，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11月，我即率部过黄河到了陕北绥德。但当时西安的行营主任蒋鼎文(蒋介石在西安的代理人)害怕我回陕，知道以后百般阻挠，反对部队到三原休整，要求蒋介石收回成命。12月中旬，卫立煌即电令我开赴晋南洪洞县赵城。
部队出发赴赵城后，我单身由绥德经延安赴西安。到延安后，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我见了面，对我作了诚恳的谈话和指示。当时，边区政府的主席是张国焘。我在一次晚会上与张见了面。他给我的印象是官气十足，生活特殊，说话吞吞吐吐不够诚恳，使人见了有靠不住的印象，因而我对他产生了戒心。我当时曾向边区政府捐助了5000元的教育经费，交给了边区政府的秘书长曹力如同志。曹问我要不要报告张国焘，我断然表示不要向张报告，并说如果必须要报告张，我这个钱可以不捐了。后来我曾去看过张一次，只是谈了些一般性的应酬话。张国焘叛党后，给康泽当了小瘪三，我1944年去重庆时，康泽曾请我吃饭，在康的客厅里猛然看见张国焘也跟在康的后面一起进来。康与我握手后，张也过来与我握手，并说：“老朋友，多年不见了。”康听了以后，把我瞪了一眼。后来康的秘书就把我叫到客厅外面盘问：“你与张先生是老朋友?”我说仅有一面之交。又问我：“在哪里认识?”我说，1937年年底我的部队在华北抗战到绥德，我回西安途经延安时，张请我吃过饭。这个秘书才“嗯”了一声，未再追问。我当时暗想，幸亏捐钱的事没有让张知道，否则就要露出马脚。
部队到赵城后，因又收容了一些散兵，官兵总数已有3000多人。但是战斗兵和军官大部分都伤亡了，官佐多，成了空架子。为了与蒋介石坚持斗争，使他不能对我们实现其“战场消灭”的企图，即把所余的官佐编成两个团。不几天，晋南天井关吃紧，卫立煌即令我部速往防御。部队到晋城后，即对天井关作了军事防御的部署。天井关一带的农民非常勇敢，他们的红枪会有2000多只红缨枪。我们发动了群众，把红枪会组织起来，埋伏在敌人进路的两侧。正当鬼子趾高气扬地向前推进的时候，部队从正面猛然给予迎头痛击，两侧的红枪会汹涌而上，合力围击，敌人被打得溃不成军，伤亡七八百人，仓惶撤退，天井关得以保全。接着长治吃紧，卫立煌又电令我部前去支援。部队北进到距长治数十里的高平，长治失守，阎锡山在长治的守军已全面溃退下来，我和部队就暂驻高平。这时，在晋南的国民党军队仅剩下三部分：刘戡的十四军在太岳山脉，北端有高桂滋的十七军，南端有朱怀冰的九十四师。敌人二次又从焦作上来，侵占了天井关，晋城、阳城相继失守，上党各县除高平外也先后沦陷，部队已处于敌人包围之中。
高平是晋豫公路的要冲，部队只在城内留了一个连，把主力全部集中到高平以西的山区，与敌人展开游击战。当时八路军的总部驻在屯留，我归八路军总部指挥，因而来往甚密。经常邀请朱德、彭德怀等负责同志到部队来讲话，并给部队作关于进行游击战的报告。两个团，一个出去打击敌人，一个在驻地训练，互相轮换。部队中有一个血花话剧团(娘子关战役以后成立，由南汉宸、续范亭同志介绍来一批演员)，经常对部队和群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我们把群众发动和武装起来，与部队互相配合，打击敌人。有一次，鬼子由长治南进，走到苏店和韩店之间的一个山窝里，人马都卸了装休息。我们在山上出其不意发动猛袭，机关枪集中扫射毙伤敌人300多名，缴获了两辆满载食品的汽车和许多物资。把食品都分给了群众，军民关系十分融洽。部队的电台没有汽油，群众就自觉设法弄来几桶油，并自动给部队筹集粮秣。游击战一直打了半年，敌人过高平时都非常胆怯，戒备很严，跑步前进，说是杨虎城的部队在这里。到1938年5月，部队已先后收复了晋城、阳城、陵川、垣曲等8个县，与黄河以南的大后方已经打通。当时的《大公报》以大字标题登出了“我军晋南大捷”的消息，但是，却不提哪一部分部队取得的胜利，因为我们的部队是“杂牌”。
蒋介石原来阴谋在华北战场把我们消灭，或借口作战不力加罪于我；但是与他的愿望相反，我们立了功，一般舆论都很好，使他无机可乘。就是在国民党内部，有些人也说这个军队仗打的好。但是另有一些坏人却说：“赵寿山的部队哪有那样大的战斗力，里头有共产党。”7月间，蒋介石在武汉召见了我，见面后很客气，鼓励了我的部队在晋南的英勇奋战，并几次请吃饭。当时我的子女、侄女、外甥等共有八人在延安抗大学习，蒋介石也知道了这一情况。有一次饭后闲谈，蒋问我：“你几个少爷?”我说：“一个犬子。”又问：“几个小姐?”我说：“一个丫头。”蒋又问：“他们都干什么?”我说：“正在上学。”蒋接着又问：“在哪里上学?”我直言不讳地说：“在延安。”蒋立即把脸一变，厉声地说：“怎么跑到那里上学去了?”我就说：“抗战开始以后，全国青年都像潮水一样流向延安。我想，他们也是被这股潮流卷走的。”蒋随即又问：“你怎么不管呢?”我回答说：我掉到敌后半年多，和大后方失掉联系，家事和子女的问题当然没法子管。”蒋以命令的口气厉声说：“这回回去把他们叫回来!”我说：“我打算叫的。”蒋接着说：“一定要叫!你要认识到共产党是给你制造环境。”我看这个问题不能和蒋再多谈，就表示答应了。谈罢话回来以后，我就把谈话情况报告给在汉口的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向延安发了电报，通知我的两个孩子和儿媳共三人回西安。他们起先哭哭啼啼地都不愿回来，后来经党组织作了说服，派人送回。
1938年秋，蒋介石为了抓取陕西政权，撤销了孙蔚如的陕西省主席职务，任孙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把十七路所有的军队合编为两个军。任我为三十八军军长，李兴中为九十六军军长。并命孙率全军官兵开赴中条山西段抗日。部队在中条山的形势是：前面是敌人，后面是黄河，东面有刘茂恩的六十五军、李其相的川军四十七军、高桂滋的十七军等几个杂牌军，黄河南岸有蒋介石的嫡系军队监视。蒋介石又企图在这里把我们消灭。当时有一本日本画报上画过一幅漫画：中条山的部队穿着破旧衣服，肩着破枪，身上标着“杂牌”两字，北面是日本军队，后面是服装整齐、枪械齐全的国民党军队，端着刺刀，戳向我们的脊背。这虽是敌人的一幅宣传画，但也说明连敌人都看出了蒋介石企图消灭我们的野心。
孙蔚如集合在陕西的部队和李兴中的队伍开到中条山西段，总司令部驻在六官村。我率部由上党到达中条山后，进驻茅津张店一带。这时，给我的部队补充了五个团的新兵，并将我的孔从洲旅归还建制。从此，我们防守在中条山与敌人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当时晋南的永济、运城、侯马、夏县均被日寇占领，敌军队进逼到中条山下。我对孙谈过。我说：“中条山南北纵深很短，是东西一条线，牛角形。六官村位于牛角尖端，黄河岸上，在当前的敌我形势下，总司令部驻在这里相当危险。”孙说：“这是蒋鼎文主任的意见，因为这里距他比较近，容易联系。”我听了便说：“蒋鼎文想叫你当日本俘虏，你是知道?”孙说：“我当俘虏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我说：“自杨先生走后，蒋介石就对我们部队采取了分割使用，相机在战场上消灭的毒辣政策。你当了俘虏，军队也就被消灭了，达到了蒋介石的目的，蒋鼎文也就完成了任务。”孙不以为然地说：“你这些话不一定对。你说‘分割使用’，这一次我们还不是整个都集中在中条山了。”我说：“蒋介石这一次就是要整个在中条山消灭我们。”孙说：“那不一定。”我接着说：“就是不论蒋介石、蒋鼎文是否有坏心，日本人总是要进攻。万一日本人把中条山像切萝卜一样截成三节，你怎么办?”孙仍坚持说：“那我们拼命。”孙的参谋长陈子坚是刚从陆大毕业的学生，没有战斗经验，也同意孙把总司令部设在六官村。我在六官村住了三天，反复对孙建议，他始终没有接受我的意见。最后，我对孙说：“我回军司令部去了，你就等着当俘虏吧!”当时我的军司令部驻在茅津以东五里的马沙涧。
我回军司令部约半个月，日寇果然把中条山西段截成几节。日军出二十里岭，拿下了芮城，孙的总司令部也被敌包围。孙非常惊慌，一会工夫给我接连打了六次电话，要我派兵救他。我也十分着急，立即在防地抽了2000多人，打了芮城，压住了二十里岭，把敌人赶走，从敌人包围中救了孙和总司令部的官兵。孙见我后感激得掉下泪来，对我说：“没有听你的意见，遭到这样重大的损失。”我随即建议总司令部改驻张茅公路以东10里的东延村，孙即表示同意。接着敌人又增兵来攻，与我部在二十里岭到芮城之线激战很烈。为了掩护孙及总司令部官员的安全，我们且战且退。我带一连人作后卫，途中经过一个村子，敌人进南门，我们出北门，形势很危险，最后撤回张茅防地。这一战役共伤亡700多人。从此，孙的总司令部就驻在东延村，并将李兴中的九十六军也挪到张茅，另作了部署。此后，全军在中条山与日寇坚持斗争共达两年零四个月之久。
我的部队分守运城、安邑、夏县及张茅公路等防地，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敌人多次进犯，均未得逞。1939年4月17日，敌人向张茅公路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四·一七”战役)双方缴战十余日。在四州圪垯歼敌一个中队。敌我伤亡都很大。我军伤亡约4000余人，敌人伤亡过万，牛岛师团被打得溃不成军，开回日本进行休整。因敌人兵力过重，我们主动放弃了二十里岭以西中条山的尖端地带，孙蔚如的总司令部东移至张茅公路以东30里的郭家原。1940年1月初，敌军又向望原镇大举进攻。望原是中条山的心脏，如果为敌人占领，中条山就很难防守。因此，我部派有重兵在望原驻守。与敌人接触以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为了保存我军实力，令其参谋长郭寄峤从洛阳打电话给我，说望原是守不住的，要我放弃望原，冲到敌后去。我对郭说：“望原丢了，中条山就丢了，敌人就要过黄河。”郭说：“那你守不住怎么办?”我说：“能守住，你向卫长官报告如果守不住，杀我的头!”郭见我很坚决，就说：“那你看着办吧!”这一役，战斗十分激烈。但我们事前已有准备。我亲带连长以上干部详细勘察了地形，现地指示了作战部署和轻重武器配备的位置，进行了具体严密的安排。与敌激战10余日，全军官兵斗志昂扬，非常奋勇。驻淹底村的范文英营，营长已经阵亡，剩下九名士兵坚持奋战，始终未丢阵地。敌人用四路纵队反复冲锋，一个队如果冲不上，后边的指挥官就立即把该队领队的军官杀掉。我们亲眼看见，有四名敌人的军官当场被杀。经过10多日激战，敌人未能拿下我们一个据点。最后，我们集中兵力进行反击，敌人伤亡很大，溃退至运城，望原阵地仍然牢固地掌握在我们手中。战斗结束后，我打电话与家中联系，正逢我的小孙女出生，她的祖母刚刚接过生，净了手就来听电话。我即在电话中把小孙女命名“望原”，以纪念这一战役的胜利。
全军除了在军事方面与蒋介石企图消灭十七路的阴谋进行斗争外，在政治方面也进行着尖锐复杂的斗争。军司令部到马沙涧后，在茅津成立了一个训练班。我兼班主任，师、旅长任副主任，轮训旧干部，培养新干部。目的是团结进步，联共抗日。当时提出了三大纪律、四大口号。三大纪律是：不嫖、不赌、不吸烟；四大口号是：自我纪律、自我教育、财政公开、人事公开。对官兵明确指出：蒋介石如果抗战，就拥护他，不抗战，就反对他；我们抗战到底一定能够胜利。对旧干部的轮训，在军事方面主要是学会游击战、运动战；在政治教育方面，请了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作教官。当时有孔祥桢、温朋久(由德国留学刚回来)，冯一航、任敬斋等人。主要讲国际时事和国共合作抗战的道理，加强官兵团结奋斗抗战必胜的信心。此外，又派陈雨皋负责对旧干部的思想和能力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了解，以便结合实际进行教育和使用。全军团长以下干部都反复轮训过几次。有些人开玩笑地称这个训练班为“茅津大学”。在培养新干部方面：部队前在保定时，就从京津和陕西的一些学校中召收了知识分子700多人，在陕西三原县成立了教导大队。蒋鼎文对这个教导队非常注意，说我们是训练共产党，屡次要孙蔚如遣散。孙命我遣散，我不同意，就把该队开至茅津渡。蒋几次追问孙，孙又要我遣散。他说：“你这是惹事生非。你不遣散，蒋鼎文以后不给我们补充。”我说：“蒋介石要消灭我们，蒋鼎文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我们即使对蒋鼎文非常驯顺，他也不会给我们补充。”并说：“这是训练班长的，不是什么训练共产党。”与孙争执过好多次。后来孙坚持一定要遣散，我只得表面上答应实际上并未遣散，只是把原来的教导大队，改编成四个普通连，用连的番号代替了教导大队的名义；并把其中优秀的学生编成一个侦察连部队与党中央联系的电台就设在该连(这个电台在河北时是与八路军前总联系，部队过黄河后就直接与党中央联系)。但是孙蔚如左右的人知道教导大队并没有遣散，报告了孙。孙为此亲到茅津来看了一次，发现并未遣散，非常生气。他问我：“你说遣散了，现在还在，怎么哄我?”我回答说：“名义都取消了，把人员补充了缺额，编成了普通连，训练班长。”孙强硬地要我不要训练，还是遣散了，免得闲话。我也态度强硬起来，对他说：“你没生过孩子，不知道生孩子的苦处。我们一个战役下来，班长伤亡最大，常是上千人。补充来的新兵没有坚强的干部带领，军队怎么能有战斗力?如果每个战役以后，我向你要一两千名能够称职的班长，你要是能拿出来，我就不训练了。我们这些受训的人，编的是普通连，也不领蒋介石的饷，可以对他说得过去。要是不训练班长，军队缺乏战斗力，我们就难以生存，甚至还要当俘虏。你愿意当俘虏，我不愿意。要不，我宁可不干!”孙见我态度很强硬，讲的也有道理，才没有再逼我遣散，以后也再未追究。教导大队因而得以继续存在，又连办了四、五期，先后训练出3000多名知识青年投入了部队。
在此期间，对部队的人事安排也作了调整。对干部中年老、怯懦、抗日意志薄弱和思想反动的，分别经过说服教育后给资遣散。所遗缺额用大批知识青年来填补。教导队学生毕业以后，都下部队当了班长。部队在过黄河以前，绝大部分班长已经都是教导队的学生。对一些优秀的学生，有的还越级提拔当了连长。经过这次训练收效很大。全军绝大部分官兵方向明确了，思想进步了，敌我分明了，对联共抗日有了基本的认识，树立了抗战到底必定胜利的信心。在军事技术和战术方面，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因而部队上下团结一致，战斗力增强。全军在中条山与日寇的战斗中，能坚守两年零四个月使敌人无法前进，与茅津渡的训练是分不开的。
蒋介石为了从内部控制和瓦解我们的部队，在各军、各师都派有监军(职务名称是政治部主任)，并在每个团派有一名指导员，每个连派有一名政治干事，进行反动宣传和反共活动。我们对这些特务分子作了长期的、尖锐的斗争。我的部队初到中条山时，蒋介石曾派了两个政治部主任来进行破坏，但是他们的阴谋都没有得逞。蒋介石认为，三十八军中共产党不少，派来的两个政治部主任能力太差，因而遭到失败。就决定在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中挑选所谓最能干的，最有能力的人来与我们作斗争，要把三十八军中的共产党肃清。最后派来一个非常反动顽强的特务张泰祥。张到任以后很狂妄自大，我们对他以牙还牙、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有一次，张要集合平陆县的老百姓，叫每人带二斗口粮来受他的“训练”。我坚决表示反对，对他说：“日寇不时进犯，人们提心吊胆，老百姓都非常穷困，日谋升合尚有困难，谁能带几斗粮食来受训?”没有同意他的意见。不料张竟私自下了通知，但是事与愿违，没有能把老百姓集合来。我得知张私自下通知后，立即把张叫来当面斥责说：“你这人非常骄傲，脑子里有不少 坏东西。你认为你是中央来的，委员长派的，我们的军队是杂牌，你是正牌。告诉你，你是中央来的，我也是中央来的，我的委任状比你的大得多。不要以为你在委员长面前吃得很开，要是咱们一同去见委员长，看看委员长到底先见谁。不要分什么杂牌、正牌。我认为拥护委员长抗战到底，争取全国胜利，为国捐躯在所不惜，就是正牌。如果挂羊头卖狗肉，见了敌人一枪不打，抬腿就跑，被敌人吓得一团混乱，那才是杂牌。你以后还是规规矩矩，什么事都要通过我，否则你寸步难行。”张听了很不高兴，说：“那我就在这里干不成。”我说：“干不成你就滚蛋!”从此张就过了黄河，住到黄河南岸的会兴镇，但是也不敢随便回去，每天闭门给蒋介石写假报告，三天一个，五天两个。因为我们已经派人打入他的政治部内部，他的这些活动都逃不出我们的眼睛。有一次，他给蒋捏造了一个最毒辣的报告，说我确于某年某月某日加入了共产党，三十八军的干部75%以上都是共产党员，蒋介石对这个报告非常注意。
我与张泰祥作了面对面的斗争以后，部队官兵都知道了，于是全军普遍地与团指导员、连政治干事开展了斗争。有一次，蒋介石派到军政治部的一个秘书(林绍堃)，外号叫狗熊的(张泰祥不在时，他代理张的工作)到九十七团去讲话，我当时也在场。他在讲话中大捧美英，辱骂苏联，反对共产党，士兵都不愿听。他讲了以后，我就接着讲话。我说：“×秘书讲了几个钟头话，很辛苦。你们要敌我分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自己要在心里用事实好好分析。国际上的朋友同我们个人交朋友是一样的。比如你们有一个人，家很穷，母亲死了买不起棺材，向有钱的人去借钱。他不但不借给你，反把你骂了一顿。向另一些人去借，说明了困难，他们就自动把钱借给你。这两种人究竟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士兵们异口同声地说：“借钱的是朋友，不借钱又骂人的不是朋友。”这个团有一个连全部装备着苏联制的水连珠式步枪和转盘轻机枪。我就问他们：“你们拿的步枪是哪一国给我们支援的?转盘枪是哪一国的?”他们齐声说：“苏联的!”我又问：“我们抗战以来，美国和英国接济了我们什么?”他们说：“什么也没有，还在滇缅路上捣我们的鬼。”我接着再问：“谁是真正的朋友?”士兵们齐声回答说：“苏联是真正的朋友。”狗熊秘书十分尴尬，满肚子不高兴，抽身走了。最后我又向士兵们说明，对问题一定要分析，不要谁说什么就听什么，才能认清敌友，弄清是非。另一次，在茅津渡训练班开会，当时各地党组织正在开展反对托派的斗争，部队的士兵们也受到了这一斗争的教育和影响。狗熊秘书在会上又讲话说：“反对托洛茨基是共产党的口号，我们部队中也有人喊这个口号，这是给共产党作应声虫。”话刚说完，就有一个16岁的士兵田焕贵振臂高呼：“打倒托洛茨基!”给了这位狗熊秘书一个有力的耳光。就这样，蒋介石派遣的所谓政工人员，在部队中日益走向孤立，无法施其伎俩，有的还倒向了我们一边。
张泰祥在会兴镇住了约四个月，见我并不理他，就亲自去重庆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见在中条山消灭不了我们，原来就想把我们调过黄河加以解散。但是中条山的防地十分艰苦，国民党军队无人敢守，因而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这次听了张泰祥的报告，认为三十八军已经红了，非常危险。于是，立即派出一名少将到郑州，复查张所报告的情况，同时下定了决心要把部队调过黄河准备解决。我们得到南调的命令以后，中级官员中的共产党员都不愿意过河，建议我把红旗插出来。我也不愿意过河，就打电报向八路军前总请示。前总指示部队坚决过河，不要动摇。彭德怀又派了薛涛同志来向我说：“你要是不过河，国民党首先给你戴一个违抗命令、破坏团结的帽子，共产党也不敢要你。只要部队过河以后团结进步，与群众打成一片，蒋介石是吃不掉的，是能够存在下去的。”我即开会与军官们作了研究，接受了党的指示，开过了黄河。先集中在张茅附近。
部队南调以后，中条山不久即失陷，日寇又进而占领了风陵渡、平陆。敌人的机枪已经可以扫射到陇海路上，对铁路形成严重的威胁。听说在重庆的国民党一些比较进步的高级官员如冯玉祥、李济深等，都曾经责问过蒋介石：“据卫长官(卫立煌)说赵寿山的军队是中条山的铁柱子。为什么要把他们调过黄河，丢了中条山?”
部队未到张茅以前，后方也风传我们不愿过河，孙蔚如为此十分担心。部队到张茅以后，虽然在军事上与日寇的斗争暂时停了下来，但在政治上与国民党的斗争更加尖锐。孙蔚如曾指示十七师的师长耿志介，要他放勇敢一些，与我作斗争。孙并对耿说：“闹不过了你就搬铺盖，搬了以后我就有办法。”因而耿在过河以后，多方为难，不愿与我们合作。当时我们不得不在蒋介石、蒋鼎文和孙蔚如及一些师长们的几重压迫下进行斗争。
在张茅集中的当天晚上，军部参谋处长李竹亭来见我说，郑州来了一个蒋介石的少将特派员，是他的同学，打电话要他去郑州。他问我：“去了以后人家一定要问部队的情况，我应该怎么说?”李竹亭是陆军大学的优秀生。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时曾向蒋介石要来五名陆大学生，但半年未分配工作。后来他们同去找参谋长王一山，跪在地下要求把他们解放。我知道后就问杨，何以把他们要来又不使用?杨说各部队都不敢要，派不下去。我说，我愿要。就从其中选要了李竹亭到十七师担任参谋处长。李到职后，我常注意关照他的生活，初步建立了私人感情。部队在高平打游击时，李由于缺乏战斗经验，所以作战方案教条较多，我未同意。李背着陆大的包袱，很不高兴。我另拟的方案，他也不完全同意。我就命令他：“照着去办，打完仗回来我再给你讲战术!”类似的事情，有过好几次。后来我给他讲了战术和几次战斗取得胜利的道理，并对他说：“你要把陆大学生的包袱都卸掉，你没有作战经验，要虚心在实际中学习，书本上的东西不能胡搬乱套。”从此以后他在思想上被说服了，并对人表示：“师长把我批评了一顿，上了一课，人家有作战经验，今后要好好向他学习。”此后，他和我的私人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因而这一次他要去郑州，就先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对他说：“你明天就去。见了你那位贵同学，要问部队情况，你就以实相告，有啥说啥。”并说：“你知道人家对部队有许多风言浪语。你在部队很久了，应当了解情况。我们的部队就是抗战积极，打日本勇敢。只是有一点你要注意，不要给人家保证咱部队中没有共产党。共产党神通广大，谁也保不了他的部队中没有。但是你要对他讲，我们部队团结如铁，共产党在我们部队中不能活动。”李第二天就去了。那个特派员把张泰祥向蒋介石报告的详细内容对李讲了一遍，李把部队的情况大致本着我谈的精神也作了介绍。他们共同研究以后，给蒋介石写了一份复查报告。后来了解到他们在这个报告中，分析我本人不是共产党员。因为我年纪大，共产党要青年不要老汉；又说我有百万之富，生活优越，吃不下共产党的苦，因而不会是共产党员。这个报告认为，部队中不能说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但张泰祥断定75%的干部是党员则是错误的；并说部队对共产党有好感，内部非常团结，战斗力很强，赵的威信很高。他们在报告中向蒋介石建议，说我与孙蔚如是孩提之交，中学时期曾立过“兰谱”，虽然在政见上有时不一致，但是有兄弟的历史关系；只要蒋介石对孙蔚如善加对待，通过孙来掌握我，就什么事也没有了。蒋介石见了这个复查报告以后，相信了他们的看法和结论。我原来对李竹亭是有意识地进行争取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必要时运用他，这一回果然用上了。如果这个特派员对蒋介石确定张泰祥的报告是真的，可能蒋介石早就把我杀了。经过这次复查以后，蒋介石认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同时也认识到我们部队十分团结，战斗力很强，要用武力解决颇不容易。因而在一个时期，似乎采纳了复查报告中的建议，对孙蔚如关系很好，企图通过孙来控制我和部队；但是总还不能放心，仍想乘机把部队消灭。
在中条山阶段，我们除了与蒋介石派遣的特务分子进行斗争外，还对阎锡山的反动组织和反共活动作了坚决的斗争。阎锡山的18个反动组织派出了不少特务，混入我们防地企图进行破坏，但都被捕获。我们对这些特务分子训斥以后，仍旧放回；并警告他们，以后必须带有证明信件才准进入我部防地，否则对其安全概不负责。当时阎锡山还在山西各地大肆逮捕牺盟会的共产党员，四五十个被迫害的共产党员先后逃至我部防地避难。部队积极掩护了他们，并发给护照，资助路费衣物，送他们回大后方投奔了八路军。
部队在中条山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他们热情地为部队代购粮秣，参加战勤服务，配合部队打击敌人，对部队两年多以来在中条山的坚持斗争，起了重大的保证作用。部队也从各方面关心群众的生活。我们的儿童连在72处地方分别给老百姓的子女办了小学，使儿童们在战争炮火之下仍能有机会上学。
(五)与蒋介石“抽梁换柱、分编遣散”的阴谋作斗争
(1941年至1944年)
1941年1月，部队开赴巩县、汜水一带进行训练。蒋介石看到要用武力解决我们很不容易，就改变手段，阴谋用抽梁换柱、分编遣散的办法把部队消灭。针对这一情况，我们根据过黄河以前党给我们的指示，采取的对策是：团结进步，联系群众，坚持斗争。
部队到巩县不久，郑州被日寇占领，守军孙桐萱部溃不成军。卫立煌命我部收复郑州，并亲至前方指挥。将郑州收复，随即对孙桐萱的部队进行收容整顿。卫把郑州前线的所有部队均交我指挥。我军乘胜追击，把敌人压缩到黄河铁桥南端的邙山头。敌人在邙山用钢骨水泥修筑了桥头堡，我炮兵火力不足，几次轰击未曾拿下。我们即在山下修了网状工事，敌人被封锁在邙山头，寸步难行。一次夜间，敌便衣队300多人从孙桐萱与我部的结合部冲下山来。孙桐萱部的军、师部都要求转移地方。我严词拒绝，并在电话中对他们说：“你们把日本人看得那样可怕，几百个敌人打下来有什么要紧!你们派一个营，我派一个连，两面夹击，就可以把敌人打回去。”他们照办了。果然夹击以后，敌人立即缩向阵地，以后再未出来。此后，敌人就困守在邙山的霸王城。我军占据了汉王城，隔着一条鸿沟与敌人东西对峙。这时，我军部进驻广武以南荥阳以北的苏寨，只留侦察连一部分人携带电台驻在巩县。
军事方面的斗争稍微和缓以后，政治方面的斗争就尖锐起来。我们预计到这一情况，从多方面采取了措施。为了加强部队的团结和进步，首光在汜水县以南的南峡窝村成立了训练班，对干部加强思想教育。重申了不嫖、不赌、不吸烟的三大纪律和自觉纪律、自我教育、财政公开、人事公开的四大口号。此外，还着重实行了军队民主化，全军上下级之间可以自由提意见，士兵可以批评官长。每星期有一次生活检讨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因而提高了官兵的认识，增进了团结，巩固了纪律。有一次，孙蔚如与我同在防区散步，看见老百姓的玉米棒子长得很好，一个也未丢失，颇感诧异。我说，这是实行军队民主化的结果。前些天，一个炊事员掰了老百姓一个玉米棒子，已经在生活检讨会上受到批评，没有人敢再掰了。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对军官也重新作了必要的调整，大量地越级提拔了一些知识分子，对十七师团长以下的干部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在党内又与九十六军加深了密切联系(这个军当时有两个团长、五个营长是共产党员)，目的是逐步准备条件，以便在抗战胜利以后使整个第四集团军转变为人民的军队。
在改造军队的工作中，师、旅长以上的军官阻力最大，他们思想偏右的人很多。尤其是师长耿志介接受了孙蔚如的指示，处处为难，反对对部队进行改造。耿的年纪比较大，思想有些糊涂，非常爱钱。为了与他搞好关系，增进团结，减少改造部队的阻力，我决定采取适当的措施。一天，我把他叫到军部来聊天。我说：“景惠(耿志介的号)兄，你在军队多年，没有什么积蓄，现在年纪也大了，要给你将来的生活也作一些准备。”当时部队在汜水河口设有一个稽查处，对从敌后贩运出的各种物资进行检查和征税。我就对耿说：“我们打算把汜水河口的稽查交给你管。你可以派一个知心得力的参谋，小心谨慎地给你积蓄一些钱，以备后世之用。”耿听了欣然接受。有一次，第一战区兵站总监杲海兰从敌后贩运了18桶大烟，被耿没收。耿的参谋处长胡振家(共产党员)向我密告了。我打电话问耿，耿不承认。我又向孙蔚如作了报告。孙与杲海兰的交情甚密，杲也向孙打了电话，说他的东西被耿没收。孙又打电话向我责问情况，我说我虽知此事但耿不承认，建议他直接问耿。孙即气势汹汹地问耿：“听说你们扣了一只船，装有大烟，有无此事?”耿见孙来势很凶，心中有些害怕，慢腾腾地承认了。孙即命令耿说：“那是杲总监的，你惹得起?赶快派人送回去!”耿不知该怎样送去，忙叫胡振家来找我想办法。我就对胡说：“给我送到军部来，我派人去送。”结果耿送来了16桶，我也不知少了两桶，即交由杨晓初转运洛阳交还杲海兰。杲收到以后甚为感激，后来曾向杨透露少了两桶。从此以后，耿对我就很顺从，对部队的改造也不再加阻挠了。 为了进一步团结群众，开展斗争，部队注意了与当地群众增进联系，密切合作。1941至1942年间，河南遭到大旱，部队从西安买回100吨小麦麸皮，在防区内的10多个地方设了粥厂，救济了受灾的群众。平时部队也经常帮助群众收割庄稼，医疗疾病，搞卫生。群众也多方帮助军队。我当时和群众的接触也比较多，巩县、郑州等地有不少群众都认识我。有时我骑着骡子从街头经过，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就放下农具到路边来打招呼。军民关系亲如一家。1949年全国解放后，我从北京开罢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回来，途经荥阳车站(距原来军部驻地苏寨较近)在月台上散步时，站上许多卖小吃的群众还认识我。他们把自己卖的各种食品拿来叫我吃，并要我在荥阳住几天。群众的这种热情使我很受感动，久久不能忘怀。蒋介石为了瓦解部队，专门派来一个由100多名特务组成的别动队，在巩县、荥阳等地进行破坏活动。一天，部队在南峡窝村的训练班举行晚会，我也坐在广场后面看戏。别动队的八个特务混进了会场，被我们的侦察连全部捕获。经过审问，他们供认是来暗害我的。侦察连长未向我报告，就叫人挖了坑，准备把他们活埋。我发觉了后立即制止了他，并把特务队长叫来当面作了责斥，叫他把人带回。我对这个特务队长说：“前方汉奸、土匪很多，你们以后进入我们防地必须持证明信件，否则对你们的生命安全概不负责。”特务队长很惭愧地把特务们带走了。这以后，我们更提高了警惕，并命侦察连集中力量对付别动队的破坏活动。
这时，国民党特务已探知我们的侦察连有一部秘密电台。当时部队都在前方，只有侦察连一部分人携带电台留在巩县后方。敌人不时想乘机抄袭。别动队的100多名特务，和我们的侦察连背靠背住在相邻的两个山沟里，沟顶上有一条路相通。有一天，国民党中央派员到苏寨，要对全军点名，侦察连也要从巩县开到苏寨听点。当时该连连长给中央送报告去了延安。我就把临时负责侦察连的排长于一之预先叫到苏寨说：“人家要点名，侦察连必须到前方来听点，你回去要好好安排。可能有人乘机来抄袭电台，对电台的警卫要留足够的兵力。要告诉留守的人员，如果晚上有可疑的人进入院内，就开枪射击。打死人我负责任。如果电台有失，就杀你的头!”于一之立即回去作了布置，随后就把侦察连带到前方来听点。我问他：“留了多少人?”他说：“三个人，由薛忠厚负责。”我听了大吃一惊说：“三个人怎么能行?”他满有信心地说：“我都安排好了，你放心，不会出乱子。”别动队特务探知我们留人很少，果然在晚上派出了数十名便衣，带着手枪，由沟顶上过来抄袭电台。在窑洞里守电台的是薛忠厚。他用沙袋在窑门口作了防御工事，并安了一挺轻机枪。另两个人各带手枪在院内放哨。敌人从沟顶上下来，哨兵就问口令，没有答上，马上就开了枪。敌人人多，把两个哨兵一步一步压缩回窑洞里，接着就猖狂进逼到窑洞门口。薛忠厚立即用机枪扫射，首先打死打伤别动队的少校队长，又接连打死打伤10多人，窑门前血流满地。敌人仓惶拖着尸首从原路逃跑。沿途的血迹证明，这次抄袭确是别动队的特务们所为。敌人走后，薛立即向前方打电话报告。我看此事已由暗斗变为明斗，扯开了面皮不大好，准备敷衍过去。我就叫军法官王更宇去见巩县县长，说我们部队在前方抗战，土匪在后方抢我们的粮秣；并把别动队的副队长也叫到县政府，问他们是否也被抢。王照办了。于是别动队便以为我们把他们抄袭电台错当成土匪，此事就算敷衍过去了。
1941年冬，军训部部长白崇禧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校阅团，对全国军队进行校阅。派到我们部队来的校阅团有40多人，其中还有一位苏联的包顾问。这个团的成员中有坏人，也有不太坏的人，但是他们都反苏。他们听说我能叫出全军班长的名字，不大相信。后来在校阅某连队时，我直呼班长的名字，他们见了非常惊异。那位苏联顾问原来是炮兵出身，当在孔从洲旅的一个连校阅射击演习时，要求我们和他比赛射击。我想苏联是友邦，他是顾问，我是军长，比输了也没关系，就答应了。他又说，还要赌个输赢，我问赌什么，他说赌10杯酒，我说10杯太少，还是20杯。校阅团的人员都鼓励我和他比赛。这位苏联顾问以为我们不会赢他，就很不在乎地作了三轮射击，结果打了18环。我打了24环。校阅团的人员反苏情绪都很强烈，看见苏联的顾问输了都非常高兴。弄得包顾问面红耳赤，神色很不正常，随即要求再比一次。我答应了。这一回他非常认真，把大衣和夹克都脱了，只穿了一件毛衣，挑选了一只好枪，还把枪准星用火柴熏了一熏，又挑了三颗子弹，用手帕把子弹沟擦得干干净净。一切准备妥当以后，他叫我先打。我就随便拿了一只枪、三颗子弹先打。两枪打了18环。我想如果这次再赢了他，不只对他的面子不好，不利于增进中苏友谊，而且会更加助长校阅团人员的反苏气焰，因而打第三枪时就故意放了空枪。校阅团的人员看见了很不高兴。接着包顾问小心翼翼地瞄准射击，三枪打了21环，比赢了，他对我说，第一次不算，这一次算；校阅团的人员都说第一次算。我没有作声。校阅完毕后举行宴会，校阅团人员要苏联顾问吃20杯酒。他十分尴尬，坚持要我吃，我提出各吃10杯，才算了事。晚会上，士兵们请唱秦腔。有一个士兵要求我担任一个角色。校阅团人员看见士兵们敢给军长提要求，颇为惊讶，但是也由此感受到我们部队上下一致，平等团结的精神。部队兵强马壮，战斗力很强，在校阅中也给了他们很深的印象。当时国民党的军队中，吃空名子、贪污马料的现象比比皆是，弄得士兵们营养不良，身体羸弱，马瘦得脊梁像一把刀子。传说有一个笑话，某个部队马瘦得不能行动，检阅时要几个人抬到操场上掰开腿站着，一动就倒。因此，校阅团校阅了我们的部队以后，备加赞扬，回去以后经过评议，列为全国第一。这虽是一件好事，但却更加引起了蒋介石、何应钦的害怕和惊慌。
蒋介石为了给我的工作上制造困难，在部队过黄河以后，曾先后两次把我的秘书姚警尘调离部队，到重庆去受训。何应钦还亲自对姚谈了两次话，后来又要把姚留在重庆，我没有同意。以后，何应钦又指使孙蔚如给我下命令把姚调到了孙的总司令部去当秘书。孙又命令我说孔祥桢、冯一航是共产党员，必须赶走，迫使我把他们调离了部队。
1942年，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在洛阳成立了一个将官训练班，指名要我去担任队长。事实上是为了准备在我离开部队以后，随意调动和迫害部队中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干部。这个训练班规定，该班的服务人员要由队长带去。我即在干部和侦察连中挑选了精明强干的知识青年12人，预先作了训练，以便得到了训练班一面服务，一面打探一些情况。到洛阳开课以后，我通过查对课堂、会场、宿舍、食堂的学生名单，在四天内对全队83个将官学员都能够叫出名字。对上课迟到的，查问以后记下姓名。因而他们在受训期间都很守纪律，不敢随便。有一天，蒋介石命何应钦给孙蔚如下令，没有通知我，就把我军32名重要干部(他们认为这些干部都是共产党员)调往重庆参加所谓受训，实际上是要把他们关进集中营。这些干部路过洛阳时，三个带队的干部立即前来见我，说明了情况。我听了非常气愤，要他们回去，不要去重庆。他们都哭了，对我说：“我们回去了，你就不能回去了。”我说：“你们先回去，不必管我，我是可以回去的。万一不能回去，以我一个人的死换你们几十个人的生，也是值得的。”我叫他们当晚就回去，并说以后没有我的命令，调谁离开也不行。他们都回去了。当天晚上我就去见卫立煌，质问他：“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大批抽调部队的干部，我这个军长还算不算负责呢?照这样，我这个军长就没有法子干了。”并说：“抽调的这些干部都是积极抗战立了功的，他们不能去重庆，去了重庆就要坐监狱。我要对他们负责，我已经命令他们回去了。”卫看我态度十分强硬，就安慰我说：“这是何总长调的，我可以代你回何总长，就说你在前线有困难，这些干部可以免训。”于是我就回到训练班。
何应钦听说我把干部挡了回去，大为生气。不久，就亲来洛阳。名义上是检阅军队，实际上是要直接向我摊牌，大批抽走我们的干部。何到洛阳后，先见了孙蔚如。拿出了一张开列着73个人的名单，说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要带走。孙见了大吃一惊。回来以后就责斥我说：“你平常爱与人闹别扭，作斗争，方式方法太硬。上次何总长调干部受训，你不叫去。这一回他拿出73个人的名单给我看，要把这些人都带走。”我随即问孙：“名单给了你没有?”孙说：“没有给，总长要和你当面谈。看你怎么办?你要好好准备一下，千万不要再和总长闹别扭。”我听了以后，一夜没有睡着。想来想去，想不出很好的对付办法。以前也多次考虑过，反动派总是吃软怕硬的，蒋介石如果逼人太甚，我们就造反。搞得在后方他不安宁，他也很感棘手，无可奈何。因而最后决定，无论如何，人总是不能交给他，还是要与何应钦作坚强的斗争。
第二天，何应钦约我见面。到了何的院子里，冯钦哉、裴昌会刚与何谈完话出来。他们都善意地对我说，何此来可能要抽调我的人，要我小心一点，善加处理。我进了何的办公室。何心里藏刀，脸上带笑，非常客气，先对我胡说了一通。他说：“委座时常关心你，对你很器重，每次给你的钱也很多。大家都常为了你担心，说你的队伍里有共产党。共产党是六亲不认、残酷无情的。如果他们在你的队伍里起暴乱，把队伍分裂了，还要把你杀掉。”说罢拿出73人的名单说：“据各方报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要我把这些人集中起来，交他带回重庆受训。我听了非常气愤，怒不可遏地对何说：“总长，请你先撤我的职，另派军长去处理。只要我还是军长，这些人我不能交。据我了解，他们都是抗战积极、作战有功的干部。我当军长，上对总长和委座负责，下对干部和士兵也要负责。如果人家说他们是共产党，我也说他们是，不给他们伸冤，那我算什么人?”何见我态度强硬，来势凶猛，笑着站了起来，又把蒋介石对我如何好等等鬼话重复了一阵。我说：“总长，你还是撤我的职，不然我觉得太惭愧。”他说：“你很好啊，有什么惭愧?”我说：“委员长管国家大事，日理万机，都管得很好。总长指挥一万多个单位，也措置裕如。我也是一个人，只带了一个军。因为带得不好，反劳委员长和总长以及中央的一些高级长官都对我这样分心，把我撤职以后，委员长和总长把关心三十八军的精神转用在考虑国家大事上，对国家是有好处的。我一个人干什么都行，甚至给你当传令兵都可以。”何听了以后僵了半天，无法下台，后来才说：“好，好，好，我把这个名单交给你，你回去好好地考查。共产党在你的部队中捣乱，你要查出来谁是共产党就可以撵走，由你来办。”我回答说：“这我一定能办到。我要查出谁是共产党，就给你绑送重庆。”与何应钦面对面的斗争就到这里结束，接着我就告辞出来。
当晚卫立煌找我说：“听说你今天和总长大吵大嚷了一顿，调你的干部你拒绝了。军人要服从命令，谁敢与何总长像你这样叫嚷!你这对何总长的面子太下不去。你要想法子应付一下，不然你的前途很危险。”他向我建议说：“你回去考查，看谁是共产党，要送去少数几个人应付一下，不然太下不去。”我说：“好好，我回去考查。”回军部以后，感到卫的建议有些道理，如果把事情搞的太僵了，反而对以后不利。于是就挑选了3个人：一个叫陈居莘，是国民党中委刘守中的女婿；一个叫邵青山，是冯玉祥的老传令兵；一个叫魏洪涛。我对他们事先作了训练和说服。我说：“人家说咱们部队有共产党，我和何总长吵了一顿，卫立煌要我送去几个人应付一下。我现在选定你们三个人为团体当黄盖去，暂时受几天委屈，我保证三个月以内设法仍叫你们回来。”他们慨然应允说：“为了掩护团体，粉身碎骨在所不惜。”我就把他们送回西安。他们到重庆后，立即就被关进了集中营。冯玉祥首先知道了，说邵青山是我的老传令兵，哪里是共产党?就把他保出去了。不久，刘守中的老友张继(国民党右派的元老)等人又把陈居莘保释出来。魏洪涛后来通过于右任的关系也得到保释。结果不到三个月，三个人又安全回到部队。
我这一次与何应钦的斗争，很快地在国民党政府和其嫡系部队中间风传开来，议论纷纷。不但蒋介石、何应钦对我非常痛恨，其嫡系部队的许多将领，首先是胡宗南对我更是极其仇视。胡宗南曾向蒋介石自告奋勇，要在我回西安以后设法把我杀掉。由于胡是蒋的亲信，蒋介石不愿意让胡背这个血债，因而没有批准；并警告胡，不得他的许可，不准杀我。但是蒋介石并非不想把我除掉。他先后给卫立煌下了21道电令(这些电令，卫的机要室戴主任曾给我看过)，要卫设法把我枪杀，把部队干部遣散，把士兵补充蒋军缺额。但是，卫没有执行。起先，蒋介石要把我的部队调离中条山时，卫就不同意，曾与蒋有过争执，担心调离以后中条山可能丢失。蒋介石说，哪怕丢了中条山，也不能让三十八军变成共产党的军队。卫对此很有意见。这次卫接连接到蒋介石的电令以后，想到我的部队坚守中条山两年多，对国家有功，蒋不但不给奖励，还要陷害，自己良心上过不去。同时，我的部队目前守卫桥头堡，又没有坚强的部队可以去接防，因而对蒋的21道电令，都坚未执行。蒋介石因此把卫立煌撤职，令蒋鼎文接替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并令程潜接替蒋鼎文任西安行营主任，准备利用程潜、蒋鼎文消灭我们。蒋曾给程六次电令，要把我杀掉。程良心上也通不过，没有照蒋的话办。蒋介石又以八次电令，要蒋鼎文把三十八军遣散，把我杀掉。蒋鼎文因桥头堡阵地无坚强部队接防，拖延未曾执行，受到蒋介石的责备。后来据说蒋鼎文曾对人说：“不要胡宗南杀赵寿山，要我蒋鼎文杀，其咎叫我来负。我也找不到赵的罪状，我怕人吗!我才不干。”
蒋介石想枪杀我未能如愿，于是又采取了其他种种的阴谋手段，来进行陷害。1942年8月，蒋介石把我调到重庆，表面上优礼相待，对我说准备叫我接替俞飞鹏，任全国后勤总司令。我看穿了蒋的企图是要使我脱离部队，并用一顶贪污的“黑帽子”代替他无法找到证据的“红帽子”，把我除掉。我当即婉言谢绝说：“我是个老粗，只会打仗。后勤总司令责任很大，我对后勤的常识很贫乏，又没有业务研究，绝对负不起这个责任。”蒋见我很坚决，不上他的钩，只得作罢。金钱收买也是蒋介石拉拢和陷害我的一个办法。蒋先后给过我约20多万现洋。1942年冬一次给过我7万元，我在一星期内花光了。主要是用来救济了比较贫困的进步人士，捐助了比较进步的报纸。有人夸大地给蒋介石反映：“你给赵某人的钱，赵都给了共产党了。”蒋听了更加痛恨。有一次关麟徵问我：“寿兄，委座给了你那么多钱，听说你都给了共产党?”我说：“委座屡次给我的钱，都是供我私人使用的特别费，我有支配权。我给冯玉祥送过一万，给于右任送过5000，不知道这些老家伙都是共产党!”关说：“人家都那么说，风声很大。”我说：“风声再大，我相信冯玉祥、于右任总不是共产党。”
蒋介石见收买政策也没有奏效，又把希望寄托在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身上，企图有朝一日从袁处抓到我与八路军来往的证据和文件。袁晓轩原来是东北军的一个军官，曾在八路军前总任参谋。我在高平打游击时，于屯留八路军总部第一次见到他。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世故很深，流里流气。我曾问过前总彭德怀副总司令袁是否可靠。彭说袁是老同志，很可靠，对他不要有顾虑。但我仍对袁有戒心。有一次，我部收复了垣曲，袁经过我的司令部时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是毛主席与卫立煌的合照。我看了以后对他说：“这个照片应该保守秘密，不要随便给人看。”袁说：“我给你看。”我严肃地问他：“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就不应该给我看。”袁才没有再说什么。袁晓轩当了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处长以后，多次要替我作与八路军前总联系的工作，我都严词拒绝，未与他来往。一天，袁给我转来一份前总印发的文件。我把文件内容摘录了以后立即退还给他，并对他说：“八路军的文件为什么要转给我?我与八路军不来往。”袁以为我变了。我又电八路军总部，说明袁不可靠，希望另派专人与我联系。以后前总就派了薛涛同志与我联系。我曾对薛表示我看袁是靠不住的，薛也有同样的看法。不久，何应钦又来洛阳，我便和薛涛研究利用这一机会割断与袁的关系。我请薛涛向袁伪说赵某人靠不住，何应钦这次来洛阳曾允许给他补充，他现在变坏了，再不要与他来往。袁听了信以为真，以后便与我割断了关系。1943年夏，正是蒋介石的反共高潮时期，袁晓轩被国民党逮捕，特务们检查了八路军办事处的文件，没有找到陷害我的证据，大失所望，袁被捕后叛变，由于他对我的真实情况不了解，因而未受其害。反共高潮到来以后，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更加猖狂。我回到西安时，我家周围到处有特务监视。我不在家时，有10多人，我在家时多至二三十个。胡宗南当时已升为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驻在西安。我到西安后，他假惺惺地三五日一次，不断请我吃饭。这时斗争已经半公开化，我也更加提高了警惕。吃饭时，哪个菜他不吃我就不吃。饮酒时，他喝了以后我才喝。一次吃饭时有二个酸辣肚丝，他先喝了两口，不无用意地说：“老寿，这汤很好喝，酸酸的。你们陕西人都爱吃酣，你要多吃一些!”我也似开玩笑地回答他说：“胡长官，你是浙江人，我看你连吃了几勺，兴趣很大，你大概是爱吃醋的。”胡无言可答，嘿嘿一笑。
蒋介石用了一系列的办法企图瓦解部队，把我除掉，但是都失败了。于是下决心要把我调离部队。1943年8月，蒋介石派其王牌军队汤恩伯带三个军，接收了我部在桥头堡的防地。令三十八军集中到巩县、汜水一带，准备抽梁换柱，加以消灭。蒋先命令张耀明去洛阳见蒋鼎文，准备接替我的军长职务；又电令我即去重庆中训团，担任该团第29期的大队长。我到重庆后遇见了张耀明，他见了我显得神色很不正常。我问他去哪，他说蒋鼎文叫他去洛阳。我见他心怀鬼胎，当日便给部队打了电报，说张去洛阳有可能要接我的职务，要早作准备以便对付。
我去中训团以前，先见了蒋介石。人们说蒋介石是“好话说完，坏事做尽”，这话一点也不错。蒋见了我说：“你已经在第四期受过训，当过队长。这一期原定冯治安当队长，因为这一期的学生都是各部的领导人，知识水平高，恐怕冯负不起这个责任。我把全国的将官名册翻来覆去看了几遍，觉得只有你能带好这个队。你要努力，把这一期办好。”实际上蒋把我调离部队是为了便于张耀明去接事，但一时又没有考虑好处置我的办法，因而临时用任大队长的办法把我羁縻住。训练班的期限是一个月。我除了带队以外，很少在队员面前讲话。当时我任第一队队长，第二队队长是李仙洲。他常对学生讲话，引起学生讨厌。有一次，课程表规定有半个小时的队长讲话。我只讲了五分钟，说：“大家都由最高学府毕业，在最高机关担负一部分领导工作，今天又在最高的训练班受训，希望得到最高的成绩回去。训练班的一切，都有规章规定。我是个当兵的，对大家没有什么可讲，不如大家回去自己看书。解散!”一个月的队长就这样当了过去，还得到学生们的好感。训练班结束后，蒋介石对如何处置我仍是煞费苦心。说是共产党，没有证据。说是贪污犯，没有事实。欲加之罪，竟患无词。最后，决定用升官的办法把我调离三十八军。但是，调往什么地方，仍是颇费脑筋。整整研究了一天，变了六个地方。因为每一个地方，附近都有共产党，不敢放我去。最后他们队为甘肃河西走廊比较“安全”，才决定调我接替李铁军的职务，升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总司令部在甘肃武威)。
命令发表以后，蒋介石又找我谈话。蒋深恐我不愿离开部队，一开始就说了一大通“好话”，进行劝诱。他对我说：“你抗战以来成绩很大。华北22个师都乱了，只有你的师是整齐的，你们坚守了娘子关，在晋东南取得很大胜利，坚守中条山，收复了郑州，保卫桥头堡数年。这些功绩中央都知道。但是由于战争形势不时变化，对你未能提前提拔，我自觉惭愧。今天再不能叫你长任军长了。拟升你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接李铁军的职，让张耀明接任三十八军军长。你意见如何?”我说：“我是多年的军人，脑筋简单。不过因为在战场上的时间很久，打仗我觉得还有些经验。要令我作高级指挥官，我的智能不够，有误国家大事。况且我的部队与我有几十年的历史关系，我也不愿意与它离开。我当军长已很感吃力，只要对国家有好处，自己升迁与否没有什么，还是不去好。”蒋又反复说他负国家领导责任，对我没有使用好他要负责，劝我还是去好。我仍坚持不去好。反复谈了约一个多小时。蒋介石显得已经不耐烦，并且因我坚持不去也有些恨意。这时，我忽然从屏风空隙中，看见特务头子戴笠鬼头鬼脑地在后面窥视。我马上意识到，蒋今天叫我来，已经早有安排。如果我坚持不去，很有可能就叫戴笠进来把我引走，走张、杨走过的路。与其那样，还不如先应承下来再想办法。这样考虑以后，我就改变了主意。因而当蒋介石最后有些烦燥地高声问我：“那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时，我也高声回答说：“委座刚才是问我的意见，我这个人是有啥说啥，讲的都是老实话。如果我心里不愿去，口说愿去，那不是欺骗你么?我的意见是否正确，请你考虑决定。如果委座作了决定，我是一个军人，当然要服从命令，坚决执行。”蒋介石听我这样讲，马上换了笑脸说道：“今天不升你的官是不好的，还是去好。”我说：“去就去。”蒋接着就说：”那你就不用到前方去了，直接由西安去武威好了。”我要求还是去前方一趟。蒋说：“不要去了。李总司令等你去了以后作交代，他还另有任务。”我说：“我如果不去前方，于公于私都不好。”蒋问：“什么道理?”我回答说：“委座也知道，我与孙蔚如是孩提之交，共事几十年，孙又是我的直接上司。我今天升了官不去辞行，于理有亏。张耀明和我也是很好的朋友。古语说：‘旧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我对张也要当面作一交代。部队与我有几十年的关系，我也应对他们有一个安排，便于张耀明顺利地干下去。我如不作安排，万一部队发生逃跑等事，对张也不好。请委座考虑。我还是去前方一趟好。”蒋介石这时知道张耀明已经到职，想不要我去，又没有适当的理由可讲，很勉强地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由重庆先到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把蒋对我的谈话详细地向党中央作了报告，请示今后的行动。中央指示，去前方时最好能说服孙蔚如，要求孙给蒋介石打电报，留我在孙处作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争取孙的转变。如果孙坚决不同意，还是去武威作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毛主席并亲自指示：“如果有一线之路，官得坐下去，对党有好处。”我得到党的指示后，就到了前方。孙蔚如驻在巩县以南的和义沟。我与孙整谈了四夜。首先向孙报告了在重庆的情况和与蒋的谈话。请孙考虑可否给蒋打电报留我在第四集团军帮孙工作。孙对蒋是唯命是从的，也许他心里同意把我留下，但是不敢给蒋打电报。他对我说：“委座想升你的官，我怎么能表示不同意呢?不好打电报。”我反复对孙说：“蒋介石是要用抽梁换柱的办法消灭我们的部队。可能调我以后把你和孔从洲也要调离，然后把部队分编遣散。我被调走以后，你这个总司令出不了一年也可能要被调开。或许蒋介石也用升官的办法把你调为胡宗南的副长官，或者命你担任某个不重要的战区的长官或是其他官大而无权的闲职。然后就是调孔，遣散部队。蒋这个毒辣的政策是很清楚的。这样一来，十七路军就被蒋介石完全消灭了。如果十七路军被蒋消灭，你是要负责任的。因为杨虎城先生走后把部队交给你了。这个部队是西北人多年来革命的结晶。由搞辛亥革命、靖国军直到现在，西北上所剩的就是杨先生这一点力量。部队被消灭以后，干部流离失所，将来骂谁呢?西北人民将来骂谁呢?如果是这样，你就当了阿斗，你的政治生命也就从此完蛋了。抗日战争很快就会胜利，我看日本绝支持不到一年。你留下我作副司令，抗战胜利以后，我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蒋介石压迫我们过甚，我们也会造反。蒋介石对这一点是不能不有所顾虑的。”孙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是不足的，他认为蒋介右已经成功了，以前曾就此和我有过几次争论。他听我讲了以后不以为然地说：“蒋介石是成功了，抗战胜利以后，蒋就统一天下了。”我说：“蒋介石专会吃杂牌，可吃不了八路军。现在一些杂牌军队的首脑没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头脑筋单，因而被蒋介石—个个击破，部队也随即被消灭。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却没有办法，因为共产党在政治上高明，人民拥护。”孙随即说：“你总是对共产党估计得过高。他们有几个毛毛兵?不是我们搞了个‘双十二’，他们还不是早被消灭了。”我说：“不是估计太高，是你看问题不对头。你看的全是现象，我看的是实质。国民党就像一颗老树，看起来很高大，但是内部已经腐了，只有一天天烂下去。共产党就像新的树苗，看起来虽小，但它是新生的，一天天会长大起来。”接着我又对孙说：“你还记得我上保定前线时，我们在渭南车站上的谈话吗?那时你把我拉在一边说：‘寿兄，看咱们还有些什么话要说一说?’我说：‘这次战争我也许在前方牺牲，可能这是我们今生最后一面，我只对你谈一件事。你今后要设法与共产党交朋友，为了你能够作官，起码不要骂共产党，不要妨害人家。’当时你对我说：‘你一说就说到这里，咱们不谈这个，看有别的什么谈谈。’我说：‘别的我不谈。为了使你印象深刻一些，我就只谈这一件事。你不要看共产党现在几万人，也许不久发展到百万，甚至将来的江山整个都是它的。’你又说：‘几个毛毛兵能怎么样，不谈这些了’。我说：‘我这是临别赠言，望你切记切记。’你还记得这一段谈话吗?听说共产党现在已经发展到百万人了。”孙仍坚持说：“委座升你的官，我不好意思再讲话。”我继续向孙建议说：“你打一个电报，蒋准了就好，不准了我就滚蛋，也许会准的。我只要不离开四集团军，张耀明虽然当了军长，他也会有所顾虑，不敢妄为的。”孙坚决不打电报，叫我还是去。反复谈了三夜。到第三夜临别时，我对孙说：“我们今后的行动，关系着国家的利益，关系着十七路军的存亡，也关系着在部队里多年共患难的同事们的前途，今天夜已深了，我希望你仔细再考虑一下，明天晚上我们最后再谈。”第四天晚上我去见孙，问他考虑好了没有。不料孙却满不在乎地说：“我就没有考虑。”我即问孙：“这样的大事，你不考虑怎么办?”孙仍然漫不经心地说：“你升了官了，你还是去吧!”我看事情已没有希望，就对孙说：“那我明天就走了。”孙说：“你去吧，以后或者还会有好的前途。”我说：“第三集团军是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部队，我去作总司令等于坐监，也许甚么时候把我就暗害了，今生不知还能见面否?”孙敷衍地对我作了些安慰和鼓励以后，我随即告别出来。
我与孙蔚如谈话的事，三十八军中的党员团营长都十分关心。他们都预先集中在一起，等候我与孙谈话的结果。我约在晚12时左右，与孙谈完话出来，立即就到他们那里开了一整夜会，对部队以后的行动作了研究和安排。我首先说明和孙蔚如的谈话已经失败，接着着重谈了以下问题：一、日本人看起来再支持不到一年，抗日战争很快就会胜利。二、我被调走以后，蒋介石可能就要调孙，大概也出不了一年。孙被调走以后，就要调孔从洲。蒋介石就是企图用抽梁换柱的办法，把人调走，把部队分编遣散。三、我们的对策：目标很突出的人，要马上离开部队去延安。对张耀明要用心对付，谨慎从事。一致拥护孔从洲。我说：“孔虽然不是党员，但是反蒋很积极，对十七路部队非常忠实，是将官中唯一可靠的人。九十六军的基层力量虽然不如我们，但是中级军官的条件比我们好，有两个团长、五个营长是党员。我们拥护孔从洲，是希望在抗战胜利以后，鼓励他把整个第四集团军带动起来，投入党的怀抱。”此外，我向大家提出：“要切记两件事，一个是团长绝不能丢掉，蒋介石如果撤谁的团长，整个团就行动起来，开过黄河，党会设法与你们联系。另一个是，要时刻注意，孙蔚如离职之日，就是全军起义之时，绝不要再拖延误事。”最后我说：“望大家共同努力，团结奋斗，争取胜利。我以后还要和大家联系。”安排好以后，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和义沟。临行时，军部、师部的官兵都到沟口送别，很多人都哭了。
我当日到了洛阳。在洛阳住了几天，向蒋鼎文辞了行。这时日寇已探知三十八军交了防，由汤恩伯来接替，即大举发动进攻。两个小时以内在汉王城下广武县西北的鸿沟沟顶突破了一个缺口，汤恩伯的部队不战而退。敌人猖狂前进，很快就侵占了郑州，逼向洛阳。我由洛阳回到西安，尚未去武威，洛阳即告失守。国民党的部队四处逃散。蒋鼎文依靠我们一个团的掩护，才仓惶退到卢氏。
我到西安后，把三十八军驻西安办事处改为第三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为了便于以后联系，把蒙定军留在西安，并带电台一部，北通延安，南通重庆，西通武威，东通前方部队。我在西安期间，胡宗南仍是三五日一宴，故作殷勤。我也虚与委蛇，应酬了几天。胡唯恐我去武威多带人，假意试探说：“你可以多带些人去。”我说：“都是国家的军队，不需要多带。”于是我便于1944年3月，仅带10余人到武威，就任了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赵寿山将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