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寿山将军-与蒋介石二十年的斗争史
赵寿山
我解放前几十年的历史，主要是与蒋介石斗争的历史，整个斗争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36年西安事变以前，是在杨虎城将军的领导和影响下进行斗争的，1936年以后才逐步得到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使我在斗争目标和斗争道路等问题上，认识从不明确逐步到明确，从自发逐步到自觉，起了根本的变化，最后坚定地投入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现在，分别按以上两个阶段加以记述。
(一)我与杨虎城将军的结合
(1924年至1928年)
1917年，杨虎城先生任靖国军第三路军第一游击支队(十七路军的前身)司令。靖国军瓦解后，各部队先后投降了北洋军阀。杨独树靖国军旗帜于陕西武功县，与北洋军阀第二十师以及刘镇华的镇嵩军全部苦战数月之后，终因敌我众寡悬殊，于1922年退至陕北三边。部队编为一个团，依靠井岳秀暂时养精蓄锐。我原在北京南苑冯玉祥的检阅使署任上校参谋兼军事教官。当时，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甚为嚣张。我早闻杨先生颇有革命的爱国精神，尤其是在靖国军瓦解之后，能毅然不屈，坚持革命，深受感动。为了以西北为根据地，背靠苏联，进行革命，振兴国家，我于1924年春，携同保定军校毕业生刘光甫、段象武等步、骑、炮、工人材至三边，参加了杨的队伍。到三边后，初在教导队任排长，不久该队扩充为教导营，遂担任营长。
1925年，杨参加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南下关中，驱逐了陕西督军刘镇华和帮办吴新田。杨集合原在关中的部队，扩编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担任了师长。1926年春，刘镇华率部号称10万围攻西安。杨协同陕西督办李虎臣坚守八个月之久，把西安这一革命根据地保存了下来。冯玉祥于是年9月由苏联归来，在五原誓师之后，由甘肃率部解西安之围，整顿队伍，准备参加北伐。后来，宋哲元出任陕西省主席，以于右任为驻陕总司令。我向杨建议：宋哲元在陕当主席要统一陕西，咱们不必留在陕西，免得与他搞摩擦，还是随冯出关北伐比较好。当时杨的部队已发展到两万人。杨采纳了我的建议，带领7000人随冯出关参加了北伐，我仍被留在陕西。杨参加北伐后，遭到冯的歧视，作战时被调到前线最吃紧的地带不给钱也不给枪弹，官兵困苦不堪言状，豫东一役伤亡近半。杨愤然离开部队去了日本，所余官兵3000多人留在安徽太和，由冯钦哉、孙蔚如暂时照料。据说何应钦曾向蒋介石写过签呈，主张把这3000多人遣散，蒋只批了个“阅”字。杨的部队虽因而得以残存，但官兵困苦万状，处境艰难，几乎濒于瓦解。与此同时，杨在陕西后方的部队处境也很危急，宋哲元正盘算着要肃清它。宋经过其参谋长张维藩告我，准备把杨在陕西的部队给我统编为一个师，归宋指挥管辖。我拒绝了宋的要求，当时杨留陕部队共有八个单位，13000多人，不少官兵都暗自寒心，怕被人解决，少数高级军官甚至改穿了便衣。1928年春，我率全部官兵开至潼关，在潼关打电话告诉宋哲元我和部队就要出关，希望他不要派兵追打，随即离潼关向山东进发。宋没有追打。到单县后，与前方部队会师。此时官兵计有16000余人，军心为之振奋，立即派人赴东京迎杨回国。
杨回国后，部队在1929年被蒋介石改编为新编第十四师，杨任师长。下辖三个旅：第一旅旅长姬汇百(不久改为马青苑)，第二旅旅长冯钦哉，第三旅旅长孙蔚如，我任三旅七团团长。从此就开始了与蒋介石的斗争。
(二)十七路军的发展阶段
(1928年至1930年)
新编第十四师成立之初，蒋介石就对它不怀好意。杨的部队脱离冯玉祥管辖后，冯也很不高兴。蒋冯合谋逐步消灭第十四师。当时胶东一带为军阀所割据，烟台地区有刘珍年，潍县有顾震，他们各有近两个师，一万多人。此外，莒县一带为惯匪刘桂堂(俗名刘黑七)盘据，约有三个师，奸掠烧杀，为害最大，也相当凶悍，人民恨之入骨。当时山东省主席是冯玉祥部的孙良诚，屡剿刘黑七失利。蒋介石命令十四师开赴胶东剿匪。蒋冯以为十四师仅万余人，无疑会被消灭。孙良诚也对人说过：十四师进了山东就不要想再出来。杨的部队被编为十四师后，由于杨先生已经回国，部队领导有人，且关内外两部分已会师一起，又经过在豫东艰难困苦时期的考验，因而士气旺盛，团结增强，但在接受了赴胶东剿匪的任务后，不少人对部队的前途仍很担心。这时我和杨先生谈过一次话。我说：“敌我力量甚为悬殊，蒋冯想趁此把我们消灭，但去胶东剿匪对我们也未必不是有利之机。我们把土匪剿清以后，就可以胶东为立足之地，谋求发展，与蒋作斗争，这样才会有前途。”杨刚刚回国，对部队的发展满怀热情，对剿匪的信心也很高。我便自告奋勇作前驱攻打胶东。
1928年春末，部队开至沂州府。群众听说要剿灭刘黑七，无不高兴，自动帮助部队筹办粮秣，搞运输，大批男女青年知识分子都自愿参加了部队。当时归我指挥的部队除七团外，还有段象武、韩寅生两团。后部队由沂州府出发，经汤头，迅速拿下了刘黑七的巢穴莒县，击溃了刘的全部。刘黑七只带了17个人逃往日寇占领地区。我们乘胜继续前进，七天之内连下八个城寨，最后又拿下诸城，击溃了顾震全部，俘虏了顾的家属(后派人送回)。部队暂时集中在诸城、潍县一带进行休整。刘珍年原是保定军校学生，虽是军阀割据，但军纪尚好。我建议杨可否争取与刘合作，同力反蒋。杨同意这一意见，后来与刘达成了共同合作的协议。这次胶东剿匪，从出发到战争胜利结束总共只有八天，进展神速，成绩很大。对蒋介石来说，这是立了功，应该受奖。但是，相反地，蒋介石看到十四师有这样强大的战斗力反而惊怕起来。担心十四师在胶东这个富庶地区扎了根会养痈遗患，更加深了消灭它的企图。
不久，蒋就下令把十四师调往河南南阳。何应钦命杨把部队分为几路分散行军，以便在途中予以消灭。我向杨建议，何对我们不怀好意，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能分散行军，应集中作战备行军。杨也有同样的考虑，没有让部队分散行军，仍命我作先头部队(当时部队中都把我叫“头里跑”)，直开到汉口以北的花园，然后转赴南阳。后来得悉何应钦曾密令河南省主席刘峙在途中消灭我们，因见我有备而未动。部队到南阳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矛盾已尖锐化，冯阎合作倒蒋。蒋又企图利用杨的部队与冯阎作战，因而部队得以在冯阎与蒋的矛盾的夹缝中，暂时平安集中于南阳进行休整。
到南阳后，杨命我任南阳城防司令。当时南阳、邓县、镇平一带有张大脚(女)等土匪七股，约6000余人，四出活动。杨先后派段象武等两团进剿均失利，城防颇为吃紧。我根据杨的命令，率第七团官兵出穰东镇，发动了南阳、邓县、镇平三县的民团和群众约5万余人，一仗把土匪肃清，只有七人逃脱。此时，十四师部队的番号已改为陆军第十七师，兵员已扩大到二万人以上。南阳群众对部队很拥护，又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自动参军。驻在新野的新五师(原李纪才的部队，多系陕西人)被蒋介石消灭后，其一部由杨子恒率领也投了十七师。
由于部队连打多次胜仗，实力日益增强，杨在国内的地位也逐步得到提高。各方面都派人前来拉拢。驻在驻马店的唐生智，自称反蒋总指挥，约有两个师，派了陕西人李文卿来联系，准备委杨为军长。阎锡山派弓富魁(外号弓老大)来联杨反蒋，准备请杨当河南省主席，冯玉祥派了南汉宸前来联系，拟委杨为浙江省主席或陕西省主席，但为了保护冯自己在陕西的实力，要杨把部队不要带进关。蒋介石也向杨表示，如果杨把冯玉祥在西北的势力完全摧毁以后，就委杨为陕西省主席。杨对这些情况都作了分析。对唐生智很不满意，曾对人说：“我革命时他还是军阀”。认为阎锡山是老奸巨猾，河南是四通八达的要冲，自己实力还不够，很难站得住。对冯玉祥在北伐时就恶感很大，说冯过去对我们那样苛刻，现在既给陕西省主席，又不要把兵带进去；浙江是文化发达的省份，自己不识字如何能当主席，冯是和咱们开玩笑。蒋介石与冯阎的战争爆发后，冯部的石友三、韩复榘两大部分均叛冯投蒋，冯玉祥因而失势，遭到失败。当时西北地区仍是冯的势力，刘郁芬在兰州，宋哲元在陕西，各有两万多人。杨为了实现以西北为根据地，扩充实力，振兴国家的目的，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同意参加打冯阎的战争。1929年12月，杨在驻马店击溃了唐生智全部，并进兵紫荆关击溃了冯玉祥某路司令刘汝明的部队，而后升任为第七军军长。
1930年4月，蒋介石任杨虎城先生为十七路军总指挥，命部队向西北进发。我率两个营留驻南阳，任后方留守司令。部队进到洛阳龙门以南地区，与宋哲元部酣战10余天，伤亡甚大，僵持多日毫无进展。冯钦哉又与杨搞不团结，要求辞职。杨很感苦闷，急电调我率部赴龙门，南阳城防交姚丹峰负责。我星夜开赴龙门见杨，杨正在睡眠。其卫士营长王镇华对我说：“冯饮哉因部队在前方受挫，又捣鬼，向杨辞职。杨整夜未眠，现刚入睡，暂不要惊动他。”我即前往冯的司令部以观究竟。正逢杨派去的四名参议段国璋、唐嗣桐、刘文伯、续式甫向冯进行说服，我就坐在一旁静听。冯在室内踱来踱去，说的尽是些鸡毛蒜皮一类的事情，说杨某一次给他们的子弹少了，钱少了；某一次责任太重等等，表示不愿干下去。四个参议对冯则是边捧边劝。但是，越劝冯越硬，态度越坏。我听得很不耐烦，就直截了当地向冯展开斗争。我说：“钦哉兄，部队中你资格最老，是老大哥。在部队生死存亡这个关头，你应当带头奋勇前进，打回西安我们才有出路。否则全军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我由南阳到龙门，你的部队一路上走在前面，军纪很不好。我亲眼看见老百姓在一个村口的树上，挂了四条血裤子作为宣传，群众非常痛恨。我们如果在龙门长此僵持下去，既无粮秣，也不会有援兵，不是被宋哲元的部队冲乱，就是走岳西峰陕军第一师的老路(第一师是原胡笠僧旧部，胡死后由岳率领，因军纪不好，在豫西被老百姓用红缨枪消灭)，你的*(左口，右外)肚子也免不了要叫红缨枪‘噗通噗通’戳几下子。”冯一听愣了半天说：“前方几个团都伤亡甚重，无力前进。”我说：“我们不能等死!”冯就问：“那你说怎么办?”我说：“只有冲一条路。”冯接着说：“那你给咱朝前冲。”我当即表示：“你下命令，我就前进。”(冯当时是前方总指挥)冯说：“那好，请示虎城兄。”马上高兴地打电话给杨说：“寿山部队开到了，他要去奋勇前进。”杨立即同意，冯就给我下了命令。我率领第七团和第一旅党澄清的一个团，当日就由龙门以东的一个洼道迅速秘密前进通过龙门山，抄袭了山北口的诸葛村(宋哲元部葛云龙的师部驻此)宋军纷纷撤退，只在伊河与洛河两岸稍作抵抗，就慌忙撤入洛阳。
部队继续前进向洛阳围攻。宋哲元留葛云龙坚守洛阳，自己返回陕西。此时，闻冯玉祥亲率残部3万余人，由登封方向前来增援。杨命先打援军。我率第七团进驻白马寺李家庄之线以东地区，准备击援。后得悉冯援洛阳并无其事，杨即令我率部返回，支援杨子恒部进攻洛阳东站。此时洛阳被围已经四天，相持不下。至洛阳城下后，营长王劲哉、郭子生自告奋勇，愿越过杨子恒防地，即以进攻，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当晚攻下东站与北站。葛派人求降。杨命第三旅参谋何冠五进城洽降，编葛部为三十六师。蒋介石恐杨的势力扩大，不愿把该师交杨管辖，决定归他自己指挥。
杨派马青苑部继续向陕西前进。我的部队在洛阳处理善后事宜完毕，也向陕进发。行至陕州(师司令部所在地)，听说宋哲元在潼关亲自指挥作战，马青苑部被阻不能前进。我即向杨先生建议：“我与宋关系甚好，可以给你当代表去见宋，今天少死一个人，抗战爆发后就多一分抗日的力量。”杨没有同意。他说：“你和宋是私人朋友关系，如果他把你扣起来，我们还打仗不打?”我估计去见宋也可能有危险，即接受了杨的意见，再未争执，并向杨说：“潼关从正面不易攻，我们可以绕到秦岭山麓潼关南塬打过去。”杨表示同意，命我向潼关左翼迂回前进。我率七团进至潼关南面的太峪镇，继出潼关以西10里的吊桥。宋哲元闻讯，仓惶北撤至朝邑。冯钦哉、马青苑两部队进入潼关，杨也相继进入，我由吊桥尾追宋哲元，向朝邑急进。其余部队分为两路：马青苑部由潼关沿大路向西安前进；杨率冯钦哉部和第三旅的几个团向大荔进发。
当时我的想法，仍以不打仗为好，想赶至朝邑与宋见面求得和解。到朝邑后占领了北寨，不料宋已于两小时前只身带少数人由大庆关过黄河走了山西。宋的部队斗志消沉，纷乱地聚集在黄 河滩上。我因在冯玉祥部任过教官数年，宋军中不少中上级军官都认识我。我派出两个武装小组，在宋军中到处宣传，说我已来朝邑，叫他们不要打仗，我们也不还枪，要求他们派官长与我见面。他们很快地就派了五名将校前来见我。我向他们说：“你们已经失败，宋已过河，还打什么?回去整理队伍，把枪捆起，听候改编，我们保护你们的安全。”他们很相信我的话，回去以后很规矩，整理了队伍，捆好了枪，自己抬到了北寨。当时他们约有八九千人，5000多支枪。除一部分人员充实了我们的队伍以外，其余均被改编。这样，宋的部队一枪未打，就在朝邑黄河滩被全部结束了。我在朝邑清扫了战场，把缴获物资清理后，即奉杨令开往大荔。
到大荔后，杨听说陕西省主席刘郁芬率部已过泾阳、三原向富平前进，要我率部赴富平迎击。我建议可由大荔向北直走永丰镇截击。杨表示同意。我即率部向永丰镇出发，并带了大荔绅士单辅之协助筹办粮秣。到达永丰后，探知刘郁芬已到孙镇(在蒲城县东，是杨虎城先生的家乡)。孙镇有东寨、大寨两个寨，刘住大寨。我告诉我的团附程鹏九，准配两匹马，一名传令兵，不要带枪。程问去哪里，我说去说服刘郁芬不要打仗。单辅之听了要求由他作代表与刘交涉。我说“你不行。”程也要求作代表，并对我说：“主帅不能轻动。”我说：“你也不行，需要我亲见刘面才能解决。”程说：“几个部分的部队乱围一起，要穿过去相当危险。”我说：“要革命就不要怕危险，不必多言，赶快备马。”不一会备来两匹白马，我带一名徒手兵上马飞奔孙镇。上永丰坡以后，杨先生家乡的群众认识我，见我向孙镇飞走，忙喊叫说：“赵团长，那里是敌人!”我说：“我知道，大家不必担心。”通过郭仰汾的防地时，我对郭说，奉杨先生命去见刘郁芬，郭随即放我过去。到了孙镇刘郁芬的防线，敌人向我们打枪，我在马上摇手示意，叫他们不要打枪，枪声停了下来。不料来了一班人，把我捆了起来。马也被收了。押到了东寨西门楼上。驻在西门楼上的一个营长认识我，惊异地说：“你不是赵老师么?你怎么来了?”随即松绑，倒茶招待。我说：“现在顾不得寒暄，我是来见刘主席的，你赶快去报告刘主席说我来了。”他立即跑去报告，很快就跑回来说刘要我去见。
刘驻在大寨中间的一个大院内。他来孙镇共带了军政高级官员和士兵七八千人，其中有一个手枪旅，约1800余人，全是驳壳枪，战斗力甚强。此外，还随带了高级官员的眷属300余口。他们一连三天行军，饭也没有吃饱，非常狼狈。刘见了我很高兴。由于军事仓促，未多寒暄，我就开门见山说出来意。我首先向刘说明：“我是以私人朋友关系来看你的。”接着就说：“冯玉祥在政治上已完全失败，你现在剩下这些兵，又带了这么多眷属，拖累很重，如何打仗?打起来闹得乱七八糟，如何收拾?你我是多年朋友，1925年冬天，兰州别后再未见面。你现在行动不便，我来看你。你有什么事，我可以替你代办；有什么话，我也可以替你转达。”刘听了很受感动，热泪盈眶地说：“你在这个时候能来看我，真算一个好朋友。我现在到此地步，有什么办法呢?我想提出三个条件，请你带我斡旋。”我说：“什么条件?”他说：“第一，我想过黄河去山西，你能否设法保护我的安全?第二，我所带300余口眷属的生命财产，你要设法保护，使之不受损失。第三，所有跟我的军队，可以请示杨先生改编，但不要遣散，使他们失业。”我分析刘这三个条件，最主要的是第一条。为了防备刘扣留我，我就从第三条开始答复，准备最后答完第一条抽身就走。我对刘说：“你这几条都好办。军队改编不成问题，冯玉祥过去练兵还是练得好的。你的手枪旅可以改编为杨的手枪团，不遣散也不分割，其余部队都可以分别改编。保护眷属生命财产安全也没有问题。杨先生非常注意优待敌眷，过去在西安、山东作战，对刘镇华、顾震的眷属都是优待送回。这一点你不必顾虑。”最后我说：“你要过河去山西，也能办到。”刘听我加了一个“也”字，很诧异，急忙就问：“你能办到吗?”我说：“你不要多心。我在杨先生部队虽则官不算大，但说话杨先生还能信任。”他问：“杨不同意怎么办?”我向刘表示，我可以先把孙蔚如请到永丰，请孙作担保。刘又问：“孙是否会同意?”我见刘还不放心，就说：“你要是顾虑大的话，我直接派一营兵先送你过河。”他又问：“将来蒋介石向你问罪怎么办?”我说：“为了朋友，你先过河，不必考虑将来，我再想办法。”接着对刘说：“我们谈话就到这里，我要回去，明早9时再来。”临行前又嘱咐刘：“你的部队现在被六部分的人包围(当时有井岳秀、甄寿山等六部分)，都想收缴你们，晚上要警戒好。我明天早上准备带两个营来给你作外围，先把你的部队拖出包围圈。你要把后卫和侧卫派强一些，谁来就打。”刘两泪潸潸，送我到窑门口。听说当天我走后，刘的高级官员议论纷纷，主张不一，不少人对杨恐惧，有的主张走陕北投井岳秀，有的主张走黄龙山；与侯章保、甄寿山有联系的人，分别主张投靠侯、甄。但刘郁芬态度很坚定，表示已经与我约好，等到明早9时我如果不来再说。第二天早上8时后，他们非常着急，望眼欲穿。9时前5分，我率两个营到达孙镇，随即护卫刘的部队脱出包围圈，开至永丰镇。
我事前安排单辅之在永丰给刘的部队准备食宿。单动员群众给刘的部队蒸蒸馍，把镇上的两半街房子让出来作为宿舍。部队到达后，官兵们吃饱了，睡好了，非常高兴。当晚我与刘的高级官员们畅谈了半夜，刘部的邓长耀还演唱了大鼓。翌晨，孙蔚如来永丰。我向孙汇报了情况，说明向刘保证的三个条件，请孙作担保先把刘放走。孙听了很动摇，恐怕得罪蒋介石，不敢放刘。我说：“我已向人家作了保证，君子要讲信用，你不放，我就放。”孙没有办法，答应了放刘，并对我说，蒋要问罪，他就去南京坐监。我说：“我办的事我担当，要坐监我去。”孙即派段象武带一营兵送刘郁芬及少数高级军官眷属过黄河去山西。对其余人员，愿过河的也可以过河，愿留下的就听候改编。后来大部分人都留下接受了改编。孙急忙给杨写了报告，说我俘获了刘郁芬等等，最后说已派段象武送刘过河去山西。杨的参谋长王一山接到报告后，就念给杨听，刚念过关于俘获刘郁芬的一段，还未将整个报告念完，杨十分高兴，即命打电报向蒋介石报告。蒋复电令杨将刘“优待解京”。杨后来得悉刘已被放走，便训斥孙蔚如“一边报告，一边放人，是什么办法?”孙说报告上已写明把刘放了。杨找出报告一看，果然，又把王一山严斥了一顿，即叫孙看蒋的复电，研究办法。后即电复蒋说刘被俘后由某营长护送，途中逃跑，该营长在押，拟予重办。蒋后来也知道刘被放了，未再追问。刘郁芬的队伍被改编以后，冯玉祥在陕西的部队，除王志远的一个警备师尚在汉中外，其余已完全结束。
1930年9月，杨虎城先生进入西安。我率部驻在三原，升任五十一旅旅长。
驻在汉中的王志远，是我的学生，与我关系很好。当时汉中的形势是：城内有王的警备师，6000余人，是冯玉祥的残部。东路有川军军阀刘存厚，约两个师，由四川绥定来取汉中，已占镇巴、西乡、洋县、城固等县，前哨距汉中城只30里，逼王改编。西路有川军田颂尧，也带约两个师的兵力，企图攻取汉中，已占宁强、略阳、沔阳等县，前锋距汉中城约25里，也要王接受改编。王同时接到双方要他当师长的委任状。此外，还有王三春、李纲五等土匪约10余万人，到处为害，民不聊生。王志远一面与刘存厚、田颂尧两方进行拖延，一面派人至三原找我。我写信给王，要他守住汉中，不要与川军搞在一起，先将情况向杨虎城先生作了报告。杨因此事关系较大，又报告了蒋介石，命我率五十一旅的四个半营向汉中进发。途经宝鸡集中准备12天后，即赴汉中。1930年12月，浩浩荡荡由北站进入汉中城。
我进汉中后，将王志远部改编为警备旅，并派人与东西两路川军联系，请他们撤兵。但刘存厚、田颂尧利欲熏心，见我带人不多，拒不撤兵。我一面派人往返交涉，一面鼓励士气，作战斗准备。杨对当时形势很关心，常向我打电话了解情况。我向杨表示“先礼后兵，争取不打仗。”前后40天与川军交涉无效。经请示杨后，即决定先打两路兵力较强的田颂尧部，指挥官是王劲哉，当天拿下了沔县。东路敌人军心动摇，开始撤兵。第二天即命张骏京率部向东路进击，只留下两个连在城内。当时我命部队除川军以外，连土匪也一齐打(其中包括杨进关后在汉中收编的五个游击支队共约一万多人，实际上也是土匪)。东西两路经过12天的战斗，敌人全部被肃清。蒋介石委我为汉中绥靖司令，此后即长驻汉中。
从此，陕西的战事全部结束，杨虎城将军担任了西安绥靖主任兼陕西省主席。十七路军扩编为三个师：冯钦哉任四十二师师长，孙蔚如任十七师师长，马青苑任五十八师师长。(蒋介石只许杨编两个师的番号。后来，五十八师只得改成地方部队警备师)。
以上是十七路军投蒋后的发展阶段。1926年杨虎城先生为了避免与宋哲元部搞摩擦，率部随冯玉祥部参加了北伐，离开陕西。后又遭冯的歧视，被蒋介石改编为新编十四师。蒋介石对杨的部队也不怀好心，图谋趁机把它消灭。但是，由于十七路军全军官兵的团结斗争，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打败了宋哲元、冯玉祥的部队，消灭了各地土匪，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于1930年又打回陕西，实现了原来的宿愿。
(三)蒋介石企图削弱和消灭十七路军
(1931年至1937年)
杨率部队回西安后，我们已有可能逐步实现当年的宿愿，即把西北作为革命基础，背靠苏联，扩张实力，扫除外患，振兴国家。当时我们把这种想法叫做大西北主义。蒋介石对西北非常重视，诚恐杨在西北力量发展以后与苏联取得联系，对他很不利。他允许杨以西北为防地是迫不得已，因为杨打回西安后已形成既成事实。蒋对杨的政策是“明令限制，暗中削弱”，我们也估计到蒋介石的这一阴谋。
当时我想，蒋利用我们消灭冯玉祥在西北的根据地，我们也利用蒋冯的矛盾打回陕西，但蒋不会就此甘心，必然要逐步收拾十七路军。我考虑，对蒋应该采取“水鸟政策”：政治上简化，军事上准备扩充，表面上对蒋可以恭顺一些，待实力雄厚以后迫使他承认事实。具体的想法是：在政治上，用人要选贤与能，行政机构和措施要力求简化。陕西经过1929年的大旱灾，元气伤得很厉害，人民非常困苦。我们要使三秦父老得以休养生息，并设法救济困苦的百姓，以满足人民盼望我们回来的愿望。在外交方面，可以派人与苏联沟通关系，并和新疆的盛世才取得联系。在军事方面，三年以内可先不扩充，提高现有军队的质量，把现有的三个师练成精兵。在陕西灾荒过去以后财政可能的范围内，逐渐积蓄，积极准备扩充。关于整个军事发展的计划，我考虑要轮训旧干部，培养新干部，办一个训练班，对现有三个师的干部反复轮训，使其政治军事水平得以提高，增强对杨的向心力。另办三个教导团，招收青年知识分子，大量培养基层干部，为扩军作准备。办一个修械所，自制一部分枪械。在财政可能的条件下，再密购一些军械。准备数年之后，一下子扩充到10个师，造成既成事实，迫蒋承认。如果蒋不承认，就宣布独立，公开反蒋。绝对不要招收土匪，虚似扩张，使蒋更增戒备，反而于己不利。我的这些想法，都曾经和杨反复谈过。杨入陕以后，雄心很大，基本上同意我的一些看法。但他入关以后，有许多谋求升官发财的人来投奔他，他收用了不少；还令刘文伯、张鸿远、姚丹峰三人招收了不少土匪，分别把刘文伯、张鸿远编为警备第一、二旅。这些作法使我不能满意。
1931年春，蒋介石派孙蔚如以甘肃宣慰使兼省主席的名义，率十七师(除五十一旅外)向甘肃进发，消灭冯玉祥最后留在兰州的雷中田师。1932年春，红军四方面军进驻川北。蒋介石为了抓取陕西地盘，消灭十七路军，以剿红四方面军为名，派其嫡系亲信部队胡宗南的第一师及一个旅、萧之楚的四十四师，刘茂恩的六十五师入陕。蒋的势力从此开始深入西北。胡宗南进陕后驻汉中，萧之楚、刘茂恩先驻安康，后又调离陕西。
胡宗南这个人，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当时人们都叫他“常败将军”，说他是“志大才疏，胆小如鼠”。但是蒋介石私心用事，因胡是浙江人，又是黄埔学生，一味提拔。几年内，由师长、军长、总司令一直升到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到汉中后，与我同居一城，我和他就开始了面对面的尖锐斗争。当他到汉中南郑县北40里的褒城县时，我按照一般的礼节，曾去欢迎他。我同褒城县长刘明斋一块见了胡，胡的态度十分倨傲。我说：“路上辛苦了。”胡只唉了一声，未再说什么，只是打呵欠，态度使人难堪。我暂时忍耐着虚与周旋，刘明斋县长却忽地站起身来说：“走!”我便趁机向胡说：“明天在南郑北郊欢迎你。”即与刘走了出来。出来以后，刘对我说：“司令，你虽然年纪比我小，但是修养很好。看胡宗南那熊样子，还跟他有什么谈的。”我说：“人家是客，咱是主人，不管他对不对，咱自己要对，你还是要以礼相待。”第二天胡宗南进南郑城时，我去北郊迎接，和他的参谋长、旅长都见了面，就是没有看见胡。原来胡做贼心虚，怕我的部队收拾他，改穿士兵服装混在士兵中进了城。我进城后到南郑中学胡的司令部去等他见面，忽然看见一个穿士兵衣服的人，我就问他的参谋长说：“那不是胡师长么?”胡见我已看到他，才走了进来，但是什么也没有谈。我便愤而走出。后来胡也没有回访我。
我回司令部后，分析胡此来对我们不存好意，就积极准备作战。将司令部移驻西门内的天主教堂(周围石墙很高)，准备巷战，晚上在各街巷都布了哨，当时我的部队共有三个团，(内有张汉民一个团)九个营。胡有九个团。我把营长以上的干部都集合起来，说明胡此次来汉中对我们不怀好意，我们要积极准备作战。干部们听了无不气愤，纷纷要求把胡的枪收了。我说：“胡宗南的士兵逃亡很大，缺额很多，每个连不过七八十人，近日来不断拉我们的兵。我们可以将计就计，要打胡就要先用放鸽子的政策，每营抽80个可靠的精壮，投入胡的部队中去。约好到枪响时先击毙其连长，造成混乱，有可能时就带全连叛胡投我。在胡的部队中要潜伏忍耐，如果不打仗，一定要携带武器归来。”并要九个营长向我保证，九个营长同声表示：“除了被胡发觉后杀害的以外，活着的如有一人不归，即请军法从事。于是，我即把九个营720名精壮士兵暗投入胡军中，作为内应。
当时，两军官兵的日常斗殴也屡有发生。胡军官兵夜寻暗娼，被我部士兵下了枪的有十多起。汉中十字口有一姊妹饭馆，两部官兵常去其处吃饭。一次，我部司令部有一姓刘的传令兵去吃饭，先在一个空桌上入座。胡部有三个士兵也来吃饭，同坐一桌。招待员先拿来一碗面皮，胡部的一个士兵拿去就吃，刘看了很生气。第二碗拿来后，又被胡部另一士兵拿去。刘忍无可忍，就骂胡的士兵：“有个先来后到么，你为什么要先吃?妈的，你的脸白吗?”双方随即斗殴起来。刘会拳术，一拳把一个士兵打倒在地，一脚又踢倒了一个，第三个即拔出刺刀迎面戳来。刘抓住刀柄翻转过去向其胸膛连刺三刀，这个士兵当即倒下，血流满地，后来被那两个士兵运了回去。刘回司令部后把情况报告给任副官，任向我作了汇报。我没有责刘，向任说：“像这样的斗争好!”后来，胡宗南叫南郑中学校长前来见我，打探情况。我对该校长说：“你告诉胡宗南，我赵某从来没有打过30倍以下的敌人。这次在汉中，川军、土匪兵力将近百倍，我也像用铁扫帚扫落叶一样，在12天中扫光。胡宗南那几个毛毛兵，喊一声就可以把他的枪收了。”校长回去以后，把原话告诉了胡。从此，我部与胡部各守防地，戒备森严，我与胡11天没有见面。
杨虎城先生在西安对汉中的情况非常关心，怕我收了胡的枪惹出大祸。每晚打电话与我联系，并向我说过：“你与胡一定要搞好关系，人家是中央派来的，绝不能意气用事惹出大祸。”我说：“我决不打头一枪，胡宗南如果打我，我就收他的枪。”杨很着急，后来又派其参谋处长傅立平乘飞机来汉中调解，因天气不好，起飞未过秦岭。以后杨又向我打电话问情况。我说：“请你不要惦念，丢不了人。胡宗南如果造次，我对收他的枪十分有把握。”杨问：“收了枪以后怎么办?”我说：“把枪捆起来交到南京，我和他去南京打官司，请你不要担心。”杨也没有办法。
胡宗南当时非常恐慌，坐卧不安，不但收不了我的枪，还怕我把他解决。他把南郑中学校长拉入了复兴社，又派这个校长到我的司令部来，向我道歉。说他到汉中后也没有来看我，是他的不对。说我总是比他年长，他是小兄弟；我是主人，他是客。说咱们为了剿共，自己先闹成这样，这不好。又说他是中央来的，其咎在他；并要求和我见面，或我去他处，或另约定一个地方都可以。事实上他是不敢来我这里，想叫我去见他。我便对校长说：“请你转告胡宗南，只要他认错，我可以去他的司令部见他。第二天我即去见胡。在出发以前，团营长们都不让我去，担心胡如果要扣我怎么办?我说胡已经吓得没了魂，还敢扣我。但也作了万一被扣时的安排。我和他们商定：如果胡扣了我，就由张骏京全部指挥。要是到了12点我还没有回来，就用电话询问，确知我被扣以后，你们就干。我到南郑中学见了胡，胡一变以往的倨傲态度，亲至大门口迎我。进办公厅坐下后，很客气地对我说：“我才到西北，情况生疏，以前对你不认识，你在十七路战功很大，是常胜将军。今后剿共军事尤望你多多指教。”我便不客气地把胡斥责了一顿。我说：“你是中央的第一师长，委员长的亲信，一定要对人谦虚，团结友军才能完成任务，否则你一事无成，只能祸国殃民。”话虽很重，但是胡忍受了，他说：“你的指教我衷心接受，还望以后多谈。”我没有多停，就告辞回来。从此两军对垒之势暂趋缓和。
胡看到在汉中把我吃不了，就请示蒋介石改驻甘肃天水。开拔之前，我原投入胡部的士兵都携带武器而归，虽有二人遭胡的暗杀。我部驻褒城的一个连，有一个士兵一人带回三件武器：一支冲锋枪、一支驳壳枪、一支步枪。胡知道了这一情况，开拔到达第一站褒城时，想趁机把武器追索回来。胡的参谋长余某把该连的一个姓蒋的排长叫至其司令部说：“你连一个士兵背走我们三支枪，如果有这事，就应该把枪送回!”蒋说：“有无此事连长知道，排长不管。”余就叫把连长叫来。连长叫王俊，对余说：“有无此事，我可以回去查问。没有了不说，如果有，我们是友军，一定要按手续办事。我连长不能直接与第一师打交道。有枪，我要交到我们司令部，由我们司令部再交还你，请你原谅。”余只好说：“好，你回去查问。”胡宗南没有办法，就开往陇南天水县驻防去了。我投入胡军的士兵，共带回各种快枪700多支。从此，胡与我结怨很深，恨之入骨。胡到西安后，向杨告我的状，说赵某某坏透了，把他700多条枪背走了。杨应付地说：“听说你在汉中拉他们的兵很多，你们相互关系很不好，各有责任。”即了却此事。
胡宗南离汉中后，我派参谋武志平与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关系(当时司令员是徐向前，政委是张国焘)，密订了互不侵犯协定。我们给红军送了小无线电机，经常代红军在西安采购和运送交通卫生器材，彼此关系很好。为了遮掩蒋介石的耳目，必要时打一些假仗。
孙蔚如到兰州后，军纪不好。杨子恒诱杀了甘肃地方部队的师长陈国章，消灭了陈的部队，并占了陈的老婆。甘肃群众对孙部离心离德。蒋介石为了掌握甘肃政权，1932年春，派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第二年又改任陕西省主席)，军事方面又派邓宝珊以西安绥靖公署驻兰州行署主任名义坐镇兰州。同年秋，委孙蔚如为三十八军军长、冯钦哉为第七军军长，并调孙率部回陕西驻汉中，以对付红四方面军。
孙蔚如到汉中后，我的司令部移驻城固县。南郑以东城固、洋县、西乡、镇巴是我们的防地，南郑以西归孙直接管辖。我恐与红军的关系暴露出来，同时也为了把我与红军订立的协定合法化，就向孙进行试探。我说：“蒋介石肯定是一个祸国殃民的新军阀。现在红四方面军与我们接壤，蒋一定要利用我们当炮灰打红军，这就是要消灭我们。我们不能这样干。你考虑我们可否与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以保全我们的力量准备将来打日本。”孙当时反蒋很力，但是对红军没有认识，听了以后犹豫不决。他说：“蒋要是知道我们通敌，那还了得!”我建议孙可以到西安与杨商量，请示杨的意见。后来孙对杨谈了，杨非常同意，命孙全权办理，但要行动秘密，必要时还要打些假仗。孙回来后即与我研究如何具体联系，派谁去。我建议可以派我部的少校参谋武志平前去联系。孙即将武调作其司令部的参谋，派去与红军接洽。这样，我原来密与红军所订的协定，就扩大为十七路军与红军订立的协定。从此，我们就与红军各守防地，安定下来。
1924年9月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也由豫鄂入陕，击溃了我们在安康的警备二旅张鸿远部。杨为了应付蒋介石，亲率直属部队三个警备旅进驻蓝田，攻打红军。结果，唐嗣桐、张汉民两个旅全军覆没。杨将指挥部撤回西安，非常苦闷。红四方面军为了确保中央红军北上时的右翼安全，于1935年2月5日(旧历正月初二日)袭击宁强，消灭了杨子恒旅的杨竹荪团，杨竹荪被击毙。大安驿一仗，王劲哉、刘文伯两旅全军覆没，王、刘只身逃回汉中。红军乘胜前进，占领了沔县，兵临南郑城下，同时围攻南郑和褒城，酣战数日未下，又自动西撤。孙蔚如在汉中非常惊慌，把我部张骏京团星夜由西乡调至南郑。孙原来反蒋很力，这次战役以后对共产党很不满，说共产党不讲信用。从此，他就不反蒋而反共了。他曾对我说：“你主张与红军订协定共产党订了协定又要打人。”我说：“自古争江山者，谁对协定那样认真。我们与红军订协定是为了保全自己。红军与我们订协定也是他们的一个政策。我们不要怪人家，还要怪杨竹荪团麻痹大意不作戒备。如果红军打不下宁强，还不是碰壁后就走了。”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打汉中后，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驻安康的红二十五军也开赴延安会师。杨于是把十七师全部调往陕北前线。孙蔚如的司令部驻三原。我的部队分驻黄陵、洛川、白水等地。王劲哉驻富县。段象武驻耀县。
我前在汉中期间，因杨枪毙甄寿山，任用马青苑，大批招收土匪，行政人员贪污腐化，虚务外表不求实际等，曾对杨多次提出过意见。后来杨到汉中，还和杨争吵了一次，我说：“你这样搞，我们过去的血是白流了。”杨听了不满地说：“你好好练你的兵，你的意见太多了。”此后有一个时期，我的心情非常苦闷。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日益凶狂，蒋介石一心要打内战，认为国民党肯定不好，但对共产党还缺乏深刻认识，自己原来设想的大西北主义又失败了，不知怎样才能救国。想来想去感到没有前途，曾一度犯了消极主义的错误，腐化堕落，吸上了大烟，把身体搞得很坏。杨曾对人说：“寿山腐化了。把身体搞得像鬼一样，还能革命!”很为不满。我的部队被调到陕北前线后，我又新遭母丧，心情更加愁闷。1935年10月，我便借看病为名(当时我患肠胃炎)向杨请准了假，离开部队到平、津、沪、汉等地观察形势，同时也希望利用此机会重新阅读一些有关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书籍。
这次共去了一年，先后到过北京、天津、济南、汉口、南京、上海等地。在北平住了53天。当时我有一个打算，想说服韩复榘、宋哲元二人共同合作，迎回冯玉祥，建立北方政府，搞好华北，肃清日寇，消灭蒋介石，挽救国家危亡。但因韩复榘曾经叛变过冯和宋，曾被冯打过40军棍，二人对冯都很冷淡，我的打算未能实现。到南京后，看到蒋政权党派分歧，争权夺利，贪污腐化，乌烟瘴气，很感气愤。我当时住在中央饭店，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应酬，在旅客名牌上登记了一个假名：“赵福海”。每天阅读各种报章杂志，找一些进步人士交谈国内外形势。一天，杨明轩听说我到南京，就到饭店来找。他问茶房：“你们这里住着一个赵司令没有?”茶房说：“没有。”杨说：“恐怕是有的。”茶房就说：“一位司令官住到这里，我们还能不知道?”杨叫茶房把他带到旅客名牌前，用杆子指着“赵福海”的名字叫茶房引他去见。杨一进屋子就对我说：“你好秘密，当我把你挖不出来!”饭店的茶房都是特务，杨找到我以后，他们也向政府作了报告。蒋介石知道了，就派了一位高级官员来见我，建议我去见蒋。我说：“我的官小，没有必要去见委员长。”他说：“听说你想住陆大，见委座后，委座写个条子，你不用考就可以去。”我回答他：“我要住陆大，就按国家的手续办事，一定要杨的部队送我去报考。”他问：“你走那弯路干什么?”我为了拒绝他的意见，没有别的话可说，就说：“杨不保送，我就没有官了。”他随即说：“你见了委座，住了陆大，还能没有官?”我说：“官要当得有道理。我随杨已多年，还不愿意离开他。你的好意，我领谢。”他回去报告了蒋。听说，蒋的左右有的说我是个大傻瓜，有的说陕西人就是有些别扭劲。
我在各地，看到日寇企图灭亡中国的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蒋介石对外妥协投降，对内积极“剿共”排除异己，镇压爱国人民，这种反动政策日益把中国导向亡国之途。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全国人民抗日意志极为坚强。全国各阶级、各阶层，除了一小撮甘愿当亡国奴的汉奸卖国贼以外，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全国人民坚决抗日的伟大力量汹涌澎湃，势不可挡。通过这次观察、学习，使我明确地认识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的真理。因而，在未回陕西以前，我已逐步树立了反蒋联共抗日的思想，并且曾在上海对一些进步的朋友吐露过。
这次在上海共住了半年，与原来认识的一些朋友如杨明轩、赵葆华、杨晓初、李馥清、韩述之等经常接触，互相往还。国民党曾经拉拢过他们，但他们都是硬骨头，不愿为蒋所利用，因而生活困苦有如浪人。国民党把他们称作左倾混账教员。一天，我们几人在杨晓初家吃罢晚饭闲谈。我说：蒋介石祸国殃民，这样下去中国必然要灭亡。只有把他推翻，建立新政府，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他们也都有这样的看法。在谈到蒋介石目前兵力还很多，势力比较大，如何倒蒋时，我曾经表示：回西安后看情况，必要时建议杨先生把蒋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如果杨先生不干我就学张义安(张原为胡景翼部营长，在三原扣了陕督陈树藩的旅长曾继贤，发动起义，成立了靖国军)。大家认为很好，并督促我回陕西以后和杨研究。
我在上海期间，杨因我离职日久，先后打过六次电报要我回陕。我因当时对如何救国还很不明确，加之对杨在陕西军事政治方面的某些措施有意见，不愿立即回去。后来杨为了逼使我早日回陕，把我用钱的道路也堵塞了。他通知在南京的西安绥署办事处处长李志刚，不准给我钱；又在西安告诉我的管家刘俊甫不要汇钱给我。但是，这并没有把我困住。等到我经过与朋友们的多次交谈，明确了反蒋联共抗日的救国方向和办法之后，就立即回了陕西。
我在十七路军的时间比较久，知道杨虎城将军是一个有强烈爱国心的人。他与共产党发生关系是很早的。他的朋友和干部中，共产党员也不少。在联共这一点上，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他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反对的。因此，反蒋联共抗日，对他来说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1936年10月，我回到陕西，脑子里有许多问题想和杨谈，同时也急于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汇报给杨，因而和杨先后谈过好几次话。谈话内容，除了汇报我在各地游历的情况和我病已痊愈外，着重向杨陈述了当前形势。首先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作了充分准备，企图进一步灭亡中国的各种事实。同时谈到我在平津和济南与宋哲元、韩复榘见过面，也接触了其部下许多人员。杨以询问的口气说：“听说他们的抗日情绪很高。”我回答说：“在将领中，坚决抗日的只是个别的。”杨又问：“听说张自忠很积极，是不是这样?”我说：“是的，张是积极的，但萧振瀛派是多数，是亲日的，很坏。”谈到韩复榘时，我说韩在被日寇欺压得无可忍耐的时候，也曾经吓唬过日本人，说他虽然打不过日本人，但是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他防地内的日本人杀光。虽然话是这样讲，但是还是没有决心抗日的精神准备。最后我说：“总观韩、宋两部的情况，他们内部奢侈腐化，醉生梦死，已没有冯玉祥当年在南苑练兵时的那种精神了。杨略显惊异地问道：“那不是华北形势相当危险么?”我说：“我看如果一朝日寇进攻，华北有很快失掉的可能。”接着我向杨汇报，在南京、上海等地彻底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腐朽透顶、争权夺利、排除异己、特务横行、怨声载道的情况。杨问我：“听说蒋最近严办了几个人，你是否听说过?”我说：“蒋介石政府的贪污腐化、争权夺利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风气，不是惩办几个人可以改变得了的。有一个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官员曾对我说，不管共产党怎么样，国民党是腐朽了，像一座梁柱已被虫蛀空的大厦，一经风吹草动，就要倒下来。我很同意这个看法。”杨说：“这个人可算是深知国民党内情的。”我又以十分兴奋的心情接着向杨汇报了全国人民在中共领导和影响下，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的许多事实，以及自己思想上得到的感受。杨听了也很受感动，关心地问我：“你在外面这样长的时间，都接触了些什么人?”我说：“各方面的一些朋友，主要是救国会等方面的进步人士。杨又问：“你对共产党和红军是怎么了解的?”我说：“我这次出去，主要读了三本书。一本是社会发展史，使我深刻了解了社会发展有一定的规律，谁也阻挡不住。一本是政治经济学，使我建立了无产阶级必胜的信心。还有一本是国家与革命，知道了国家是怎么回事情，要革命不但要粉碎旧的国家机器，更重要的是还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并说：“我了解到红军是人民的力量，不论在战略上、战术上都有最新的东西，人民非常拥护，它是一定能发展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杨注意地听我说着，频频点头。当说到十七路军的团结问题时，我请杨考虑是否可开办一个干部训练班，进行抗日救亡的教育，并籍以加强杨与各部队军官，尤其是与冯钦哉部队军官的关系。杨说：“绥署有一个步训班。”我说：“那个步训班不解决思想问题。”杨说：“以后可以研究。”我又向杨建议，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应进一步增进交往，密切联系，以便随时互相沟通意见。杨肯定地说：“对，我们一定要同东北军亲密合作。以前我们两部有过不必要的猜疑，虽则经过东北军高崇民先生的联络、解释，情况好转，但两部的关系还不够十分密切，你要注意这个工作。”并着重指出：我们必须做到和东北军精诚团结，才能共同抗日。最后谈到联络红军问题，我知道杨与中共中央早有联系，我的部队在汉中时与红四方面军订过互不侵犯的密约，杨也知道，只是彼此没有直接谈过。于是我就直言无隐地说：“红军是真正代表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虽然它今天只有几万人，可能不久就会发展到百万人，将来整个江山总会都是它的。我们的部队都遭受了红军不同程度的重创。我的队伍由于与红四方面军有密切联系，贯彻执行了互不侵犯的协定，才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在我的部队虽已调到陕北前线，但全部官兵决不愿与红军作战。我们可否派得力的人员，与红军进一步加强联系，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以便将来共同抗日。”杨听了略微停顿了一下，接着沉静地对我说：“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要慎重考虑。”
在最后一次和杨谈话中，我看情况愈紧，便对杨说：“目前的形势，对国家的兴亡，对我们的前途来说，只有反蒋联共抗日这一条路。看蒋介石最近调兵遣将的举动，是要对红军大举进攻，还要把我们也拉入内战旋涡，甚至会消灭我们。因此，是否可以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杨听了显得有些惊异，望着我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我说：“只要把你当年打李贞的精神拿出来，就敢干!”(李贞是蒲城县的恶霸地主兼劣绅，杨在青年时把李击毙)杨看起来很高兴，但是他却以深沉而似乎责备的态度对我说：“你在外面转了一圈，回来脑子发热了。这样大事，要很好考虑，不能轻举妄动，随便乱说。”我便进而表示：“如果这一举胜利了，整个国家就可以振兴。万一失败了，我们就背靠北山，全部集中到耀县以北，或者干脆就打出红旗与红军合作。将来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就像当年由武功退到陕北然后又打回来一样。”最后，杨很严肃地告诉我：“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又说：“国内外形势相当险恶，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举一动要慎加考虑。国家好了，我们才能存在。国家亡了，我们不是死就是去做亡国奴!你近几日所谈的，有些是对的，有些很冲动，要冷静些，咱们以后再谈。”并命令我说：“你离开部队很久了，赶快回去看看部队，安慰安慰官兵。对红军还可用你以前在汉中时的办法，但切莫令人看出破绽。把你部队先整理好，以便应付时局的变化。咱们全十七路军我也要作一番整顿。”我听了之后很高兴，第二日就去部队了。(当时旅司令部驻在白水县)以后听说杨和我谈话后，告诉他左右的人和杜斌丞：“寿山变了。”表示很高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形势和出路问题，已经是心中有底的了。我去部队不久，杨便把我叫回西安，要我办训练班，轮训全军团、营、连三级干部。当训练班正在积极筹办中间，给各部队的学员名额已经分配，第一期学员正待集中的时候，西安事变就爆发了。
1936年12月8日，杨与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将军已商定准备扣蒋，并作了分工：临潼(蒋介石当时住临潼华清池)归东北军负责，西安归十七路军负责，待机行动。不料12月9日发生了一场误会。那天傍晚，杨的特务营长宋文梅到西安东城楼去看张的特务第二营营长孙铭九(他们都已接到扣蒋的密令，正在待命行动)，正逢孙全副武装率部分士兵登车出发。宋问去哪里，孙说去临潼。宋以为要扣蒋，急忙回报杨的秘书王居仁。此时，杨正陪南京来的军政大员们在易俗社剧场看戏，张学良因事未去。王将杨从剧场找回，告杨据宋报告东北军今晚行动，孙铭九已出发。杨听了后想到张未去剧场信以为真，即命王转告我，队伍归我指挥，马上布置行动，又匆匆返回剧场。王立刻用车接我到绥署，转达了杨的命令。我根据杨的指示，派兵包围了易俗社，由剧场到绥署沿路设了岗哨，在北城墙上布置了炮兵，准备行动。杨回到剧场，发现张正在看戏，久等不见动静，顿生怀疑。便着人继续点戏以拖延时间，自己马上回绥署命王居仁赶紧查问，告诉王，如果行动时要立即事先向他报告，以便他与张离开。为了不使南京来的军政大员生疑。杨说罢很快又回到剧场。王即叫宋文梅找孙铭九查看究竟。不料宋去看孙时，孙却正在睡大觉，经问明后才知道孙去临潼并不是扣蒋，而是去查路，宋急速跑回告知我们。我未待杨的命令，立即撤兵，并限令于10日晨5时前撤归原防。结果各部队均按时撤完，幸未发生乱子。这次误会虽然引起了一场虚惊，但也使我进一步认识了张杨扣蒋的决心。
12月11日晚(西安事变的前夜)9时许，杨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我在外室见了王居仁和孔从洲(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问王因何找我。王说：“主任要亲自对你讲。”我便想今晚可能要行动。又见孔在一旁低头沉思，我便向他说：“从洲，请你给我找一张西安市的地图来。”他说：“我这里带的有。”随手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地图给我。我正在看地图，杨就唤我：“快来!”到内室后，杨对我说：“今晚要行动，叫你来商量作准备。”我问杨是否已通知了冯钦哉，杨说没有，来不及。我又问孙蔚如、李兴中(绥署参谋长)是否已经知道，杨说没有通知他们。我说：“冯远在同州，来不及可以另派人通知；孙蔚如、李兴中是否现在可以请来予以说明，共举大事。”杨问我：“把他们请来，他们如果不同意怎么办?”我说：“孙与你在一起多年，他心里也许不同意你的主张，但是你下了干的决心以后，他会跟着你走的。把他找来在你左右商量些大事有好处。”谈到李兴中时，我说：“时甫(李兴中的号)比我还激烈。我这次回陕以后，跟他谈过了多次，曾和他谈到蒋逼我们‘剿共’是要消灭我们的，我们必要时可以扣蒋。他听了非常高兴，积极表示赞同。我看他是真心赞同的，没有问题。”杨听了很诧异地说：“时甫还是这样!”表示很高兴。随即命我与王居仁把孙、李接到绥署。他们到后，我们就分了工：杨与孙在绥署掌握全局，军事方面交给我和李商定。杨命我与李研究提出一个军事计划。我即到李的办公室，并把孔从洲请来，三人共同商议。
当时，西安的敌我兵力是这样的：
我们方面：十七路军的主力均在外县和陕北前线，只有西安绥署特务营、教导营、炮兵营、卫士队和陕西警备第二旅三个团等少数兵力在西安。这少数部队中，有些还是靠不住的，如教导营营长李振西是黄埔军校学生，思想反动，态度暧昧，有可能和军统特务有关。孔从洲带领的警备二旅，除了郑培元团可靠外，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均系新由张鸿远的地方团队改编，军纪不好，孔到任仅两个月，还未来得及进行训练，对部队使用尚无把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这两个团叛变投蒋)。总计起来，可靠的部队官兵还不到3000人。此外，东北军特务二营孙铭九部在西安市东南一隅，不归我指挥。
敌人方面：蒋系在西安的单位，包括特务机关，约有120个，有武装的为42个。其中以宪兵第二团(团长杨震亚)、保安司令部(司令张坤生)、西安省会公安局(局长马志超)警察大队、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江雄凤)武装最多，枪支在3000以上。其他特务机关(国民党省党部等)和蒋系各军、各师的留守处、办事处的武装尚不在内。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的部署是：命陕警备二旅孔从洲担任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常驻的宪兵连和西关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当时蒋系在西安飞机场驻有数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的任务，并以一部担任西安各街巷口的警戒(东南一隅归东北军)，每一街巷口有一武装警察时，即派武装士兵一名监视。为了加强警二旅的领导力量，增派许权中为副旅长。命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炮兵位置在西安北城门上，对西安车站方面警戒，准备对外来的敌军轰击。命西安绥署卫士队(两个队共200人)担任绥署及杨将军公馆的警戒。命特务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员负责逮捕住西京招待所的蒋系军政高级官员。特务营其余部队作为预备队待命，派绥署参谋处长王根僧去教导营监视李振西，该营归我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东北的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
军事计划拟定后，我即向杨作了汇报。杨表示同意，命我任总指挥，并说：“我们准备好等张副司令来确定后，与临潼统一行动。”此时，张正在公馆与其高级官员开会。随即带了11名重要军官来了。张一跨进杨的内室就带开玩笑地爽然高声说：“虎城兄，干不干?不干了就取绳子，我将我的这11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给你升官领赏。”当时我和孙蔚如都在左右。孙说：“副司令，我们这些人绝不会出卖朋友。”接着杨和张就立即着手研究具体行动问题。张说，他已派刘多荃、白凤翔、唐君尧、刘桂五和孙铭九5人去临潼作准备，问杨准备好了没有。我说，我们已作了部署计划。杨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当晚，张终夜未归，在杨处共同指挥行动。
12月12日上午约5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我向张杨请示后，即放了信号枪，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约到7点半钟，大部分敌人已被消灭，枪声也停了下来，只有新城北门外警察大队的一连武装尚在顽抗。我即严令李振西：“限半小时内消灭新城北门外的据点!”李如限完成了任务。到8时，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我即向张杨报告全部胜利完成。张听我报告以前曾接到刘多荃的电话报告说：“委员长跑掉了，尚未找到。”听完我的报告后，张即要临潼电话查问，接电话的是白凤翔。张问找到没有，白说还没有。张即命令白：“如果到9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的头送来!”张打罢电话与杨出室外散步，我也随着出来。他们走到假山上站住谈话，情绪紧张，心情都有些不安。张说：“虎城兄，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杨低头沉思说：“委员长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当他们回到室内时，旋即有电话来，报告蒋介石已经抓到，张杨听了忧虑顿失。9时许，蒋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绥署大楼。南京政府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在蒋被押至西安前也都全部被逮捕起来。
张杨在蒋被扣以后，立即向国内发出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并打电报给陕北中国共产党中央，请他们马上派代表团前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政策是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共同抗日。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可以合作。党的这一正确主张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2月17日，党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到西安，与张杨一起和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代表蒋谈判)，同时，对防御南京“讨伐军”的进攻也作了军事上的准备。经过谈判，蒋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25日，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张并亲自把蒋送到南京，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当天，杨为了迅速安定西安市内的秩序，命我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到任七天一切安排就绪后，杨为了准备对南京“讨伐军”作战，拟将十七路军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到泾阳、三原一带，同时红军部队也要开到关中，杨就命我任渭北警备司令，驻三原县，统一指挥在渭北的十七路军。临行时，杨对我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今后任务很重，其中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准备防御战，一个是联络红军，并将渭北群众发动起来，武装起来，以备万一，望你努力。”
我约在12月19日到三原，巡视了渭北10多个县，对部队作了动员，准备必要时与红军一起夹击南京政府在潼关以西的四个师及一个教导总队。为了发动和武装群众，在各县召开了群众大会，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宣传了联共抗日的道理。各地群众听了以后都很兴奋。但是三原不少绅商由于以往受反动宣传的影响较深，听说红军要来有些恐慌。我分别召集他们开了几次会，说明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军纪优良，不必担心，并保证如果红军来后，谁家有丝毫损失，我情愿完全负责赔偿。因为我在三原先后住过四次，他们对我还有信任，听我这样说，也就放了心。我又派了一连兵驻在三原北门，指示他们：见了红军要握手问好，红军携带武器可以自由出入，不受检查；红军问路要热情作向导。不久，红军开到三原西北的云阳镇和富平县的庄里镇一带。我与红军中的负责同志经常互有来往，我的司令部也成了红军由陕北南下的联络站。为了对南京政府的“讨伐军”作战，我请红军将领给十七路军讲解和演习游击战，左权同志也请我们给红军演习平原河川战。当时陕北粮食较缺，我们就派军需人员协助红军在渭北各县购粮，并派了150多辆大车送往陕北。彼此关系十分密切。在与红军的长期来往中，使我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示，进一步认识和证明了红军是革命的、人民的军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就是在这个时期，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开始参加了党的队伍。当时的经过情形如下：一次，我与左权、彭德怀、博古等一些红军负责同志合拍了一张照片。事后他们笑着对我说：“这一下你把‘通匪’的证据弄下了。”我说：“我不怕，我还准备上山入伙哩!”后来他们把我的这一表示向党中央作了报告。以后中央就派人转告我，从西安事变以后批准我为中国共产党员。由于我当时不了解入党手续，以为这样就入了党，未再向组织明确表示态度，因而没有取得正式的组织关系。直到1942年我再次向党请示入党问题时，才算正式入了党。
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并加紧调派军队向陕西推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一部分人主战，一部分人主和，相持不下。托匪和特务四出活动，在两军内部进行分化，破坏团结。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刺杀了老派军长王以哲后，部队陷于瓦解。四五月间，东北军各部被蒋介石分别调至豫南、皖北、苏北各地。十七路军方面，冯钦哉部和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叛变投蒋，王劲哉的一个旅也被蒋挖走。1937年5月5日，蒋介石批准杨虎城将军辞去本兼各职，十七路军的其余部队被改编为三十八军，孙蔚如被任命为陕西省主席兼军长，共分编成两个师(十七师、一七七师)，另两个旅(独四十六、四十七旅)。我被任为十七师师长，李兴中被任为一七七师师长。杨虎城将军被迫出国考察。后来全国抗战爆发，杨回到国内即被蒋介石逮捕，在重庆解放前夕，惨遭特务杀害。
(四)“分割使用，战场消灭”政策的破产
(1937年至1940年)
1937年夏天杨虎城将军出国，我曾在上海送别，回来以后就去庐山参加所谓受训。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我即向蒋介石写了签呈，要求率部开赴最前方抗日。7月9日，蒋介石请我到他在庐山牯岭的公馆吃饭，这是我与蒋介石第一次单独会面。当时蒋约了于右任、张群、张季鸾三人作陪，见面以后非常客气。饭后，蒋约我单独谈话。先问了我的家情，接着就问我平常都看些什么书。我伪说看的是曾文正公集、左文襄公集等等。蒋连声说：“很好，很好。”我接着就说：“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我们再无可忍，请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战。”蒋说：“我们正在准备抗战。”又问我：“听说双十二事变时你在三原?”我说是的。蒋又问：“你在三原都同红军什么人见过面?”我回答说：“红军的主要负责人朱德、贺龙、任弼时、彭德怀、左权、王明、博古、杨尚昆等我都见过。”他又问：“他们同你都谈了些什么?”我说：“谈了些抗日的道理。”蒋随即又问：“你看他们抗日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我看红军每个人对抗战都很热情、积极，看起来像是真的。”蒋听罢两眼把我翻了一下，很不以为然地嗯了两声。接着又问我：“你看对红军应该如何处理?”我说：“他们不是愿意编为国民革命军，愿意接受委座的领导么?我听说委座也打算改编。”蒋回答说：“现在还未定，正在磋商中。”我向蒋表示，如果要改编，越早越好。蒋又问：“把他们改编了，如何使用?”我说：“我们要与日本作战，需要把全国所有的力量都拿出来，还要使用得当。红军多年善于游击战，改编以后，我建议把红军插入华北日寇的后方，在敌后打游击。起码可以牵制日本几个师团的兵力。”蒋又把我翻了一眼说：“我们再酝酿。”接着，他就问我：“你愿意率部开到前方去?”我说：“我青年时代的志愿，住陆军学校就是为了打洋鬼子。今天如果全国抗战，我自愿开到前方最艰苦的地方去。”蒋随即答应说：“好，我准许你的请求。那你就不要在这里受训了，赶快回去作准备。”我即辞别出来。
关麟徵(国民党第二十五师师长)与我是小同乡，我与蒋谈话以后，他曾经责问我说：“寿兄，听说你对委座讲，要红军改编以后深入敌后打游击，还说可以牵制日本几个师团，有无此事?”我说有。关说：“你这是甩了大‘黑板’*了!怎么能对委座讲这些话?”我说我讲的话很对。他把脚跺了一跺又说：“唉，你甩了‘黑板’了!”我说：“就是甩了‘黑板’我也是为了国家。”7月12日我就回到了三原。
蒋介石原来就对十七路军未存好心。这次他趁机抗日之机，对十七路军采取了“分割使用，战场消灭”的政策。把我的部队单独调到河北深县，命许权中旅开往阜平，李振西教导团开到石家庄，又把李兴中师调到潼关以北黄河沿岸的韩城、合阳地区。针对蒋介石的这一企图，我们的对策是“团结进步，立功疆场，争取社会舆论。”
我到三原后，即在部队中进行了动员和准备，并对家中安排了后事，准备为国牺牲。蒋很快就下令命我开赴华北。7月21日，部队从三原开拔，24日抵河北深县待命，8月2日进驻保定。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韩复榘的部队溃退到黄河以南，当时只有孙连仲部倪玉声的一个军在保定以北的房县。日寇继续猖狂南进，倪急向孙连仲求援。我到保定后曾打电话给倪，鼓励他顶住敌人。后来关麟徵的第二十五师、郑洞国的第二师均开到保定。蒋介石派刘峙为前方指挥官，驻河南安阳。此后国民党的部队陆续向华北开来，共达到22个师。不久，倪玉声撤离房县。8月中旬日寇侵占了徐水，向南即将与保定接壤。驻保定的三个师在保定以北30里的漕河岸上作了保卫保定的防御部署：关麟徵在左翼满城附近，郑洞国在铁路正面(含守保定城)，我在右翼由保定至新安一线。日寇侵占徐水后，刘峙仓惶逃走，华北的22个师群龙无首。蒋介石命关麟徵为临时指挥官，指挥我们三个师坚守保定。
有一天，关麟徵请我去澡塘洗澡。他说：“寿兄，人家都说你是‘绯红子’(陕西土语，带有‘红气’的意思)。你要觉得共产党好，你就干脆去当共产党。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但是人家都说你是。你这样弄下去，前途不堪设想。”我说：“人家把莫须有的事要那样说，你有什么办法?我的认识同你和其他一些人的不同处，就在于我觉得要抗战就必须联共，这也是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讲清楚了的。有些人却不想抗战，只想‘剿共’，我不管人家怎样说，只要自己能对得起国家就对了。”关语气沉重地讲：“唉!我劝你还是尽量与共产党少来往。”我说：“没有隶属关系当然没有来往的必要，但是，如果防地接壤，那来往也是避免不了的。”关没有再说什么。
当时河北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非常高涨。我们在漕河岸上构筑防御工事时，遍地的秋庄稼长得很好，谷子快要熟了。修工事的防地上已经划了线准备动工。我望着满地的庄稼说：“这样好的谷子，砍了实在可惜!”站在旁边的农民们就说：“为了打日本，有什么可惜!你们不砍我们就砍!”就自己动手把谷子砍掉。
我的防地从保定到新安约60华里。当时新安附近到处遭到了水灾。为了阻击敌人，我又指挥部队引出漕河洪水，在阵地前泛滥。只剩下保定正北十一二里宽的地面可供敌人行动。接着就把全师纵深配备到这一地带。日寇侵占徐水县后继续南进，首先在我的防地上接触。我前沿阵地上的一个据点，丢了三次又拿回了三次。敌人于是分两路改向关麟徵、郑洞国的防地进攻，很快就在关麟徵阵地的满城和郑洞国阵地的黄村各突破一个缺口，关郑两师遂成混乱状态。汉奸特务坐在敌人的坦克上，从曹家花园附近临时挖成的城墙洞把敌人引进了保定城。城内郑洞国的一个团被冲乱，保定失守。敌人进城以后，当地的大地主、大商人等有钱人都出来欢迎，有的奴颜卑膝地把敌人招待到自己家里。广大劳动人民对敌人无不切齿痛恨，秘密地组织起来，与敌人作斗争。
赵寿山将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