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寿山将军-与蒋介石二十年的斗争史
赵寿山
(六)坚持隐蔽斗争，终于走向胜利 (1945年至1947年)第三集团军是蒋介石的亲信部队之一，下有胡宗南的三个军。我到任不久，蒋介石就把两个军调往新疆。为了填充敷衍，又把高桂滋的十七军(当时在固原县)编为第三集团军直辖。第三集团军直属的部队，只有一个手枪营。武威城内驻有叶成的一个师。原来的集团军，总司令是李铁军，总司令部的干部，80%以上都是李的同乡——广东梅县人。据说李曾对他们讲过，蒋介石调我来第三集团军，是因为我有思想问题，要把我软禁在这里。蒋介石为了监视我的活动，寻找我的破绽，给这个总司令部的干部每月发有几百万“法币”的特务费。事实上第三集团军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软监。集团军直属的手枪营就是看守我的宪兵，这些情况我们在西安和兰州已经了解到了。但是困难吓不住我们。我们决心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坚持进行斗争。
为了到甘肃以后，便于在西北各地群众尤其是在回民群众中，发展中国民主同盟组织，然后进一步再发展党；在西安出发以前，经过杜斌丞的关系，把吴鸿宾(回族，地下党员)介绍给我们。吴当时在甘肃平凉教书。我们途经平凉时，就把他一同带往兰州。到兰州后，由我出面把吴介绍给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在甘肃省政府担任了政治视察员。
在武威，马步青部队的旅长韩启禄刚修建了一院宅房(座落在武威城内东北角官驿巷38号)，院墙很高，像一个堡寨，十分严密。我们到武威时韩要去青海，就自动让我驻在他的新房子里。我们驻进以后，由我带来的卫兵在内部担任守卫，手枪营的人员都在外围，因而环境比较安全。
我们到第三集团军以后，为了应付各方面的关系，不使特务们有空子可钻，采取的对策是：多请客，少说话，沉着办事。国民党每星期有一个纪念周，主官照例要讲话。我们为了慎重起见，事前作了充分准备。令秘书主任何寓础和秘书王安仁(都是党员)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1924年以前蒋介石的革命语录中，挑选出一些段落，每次举行纪念周时念几段，自己不讲话也不作分析。特务们始终找不出什么破绽。
我们到武威大约20天以后，有一个名叫李凯的排长，陕西人，从不认识，前来向我报密。他说：“总座，我来见你以后，就回家做庄稼去了，在这里干不成了。我原来是第三连的排长，几次校阅成绩都很好，营长已当面答应升任我当连长。但是因为你来了，你是陕西人，恐怕我与你勾结，不但连长不升了，把排长也撤了。”并说：“三集团军总部听说你来的消息以后，全体干部开了几天会。首先研究你敢不敢来，议论纷纷，多数人认为不敢来。后来听说你到了西安准备要来，他们非常恐慌。为了对你严密监视，找你的破绽，给蒋介石作报告，总司令李铁军和参谋长池中宽作了详细周密的安排。你总司令部的手枪营就是专门监视你的宪兵。你要多加小心以防陷害。我现在要回家务农了，以后再见。”他报告以后，我们就更提高了警惕。
当时我每日的生活是：白天桌子上放着曾国藩、左宗棠的文集，平时没有事就写字。晚上关了门就读马列主义理论，当时还能看到《新华日报》和香港出版的《群众》周刊。我们与西安经常有专人来往通讯。如果有外人来，想通过谈话进行试探，我们就谈曾国藩、左宗棠，谈写字。别的什么国家大事一概不谈。武威是一个交通要道，为了取得各方面的好感和联系，遇有国民党大员过往，就请他们吃饭。
驻武威城的师长叶成，给蒋介石当过六年传令兵。一次他来见我说：“总座，我们全师有1300多个空名字的经费，你派哪个军需接收?”我故意问他：“什么空名字?”叶回答说：“前李总座在的时候，我们全师每月上交总部1300多空缺名额的经费。”我说：“这样多的空名字还行?”叶说：“这还是少的，还有比这多的。”我对叶说：“我不要这些经费，你去把空缺补齐。要不，你自己把它用了。”叶又说：“总座平时花销大，如果不要，那总部就无法维持了，还是派人接收好。”我断然向叶表示：“按国家制度办事，钱多多花，钱少少花。一个将军一个令，你谈的是李总座的办法，我有我的办法。”叶看我态度强硬，没有再坚持，后来他自己把这些经费吃了。从此以后，他对我们有了好感。
参谋长池中宽也是广东人。我到任以后，他怕我揽权太多，使他不好办事。我就把他叫来谈话，先对他恭维一番说：“我们以前虽不认识，但我对你早已闻名。你过去是陆大的优秀生，军事学造诣很深。我是多年的兵油子，今后我们在一起，要好好向你学习。”他听了非常高兴。接着我说：“今后总司令部的事情，一般的由你负责，特别重要的，再向我报告。”他满意地放了心。以后他也找不出我们的什么破绽，对我们也慢慢有了好感。大约过了一年，蒋介石、胡宗南怀疑池中宽和我们已搞在一起，就把池撤职。另调来个参谋长。到职后又约一年，也对我们有了好感。他给胡宗南上了一个建议，说我这个人如何好，不应对我有所猜疑，应该放手让我做事。胡宗南见了这个建议以后，批评他没有脑筋，上了我的当。胡把他的建议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看到他们这些参谋长都对付不了我们，决定派其国防部二厅厅长於达(浙江黄岩人)到第三集团军任副总司令。於到职后，也抓不住我们任何把柄，看到我们吃苦、谦虚，认为不一定是共产党，和我个人的关系也搞得颇好。有一次，蒋介石派於临时到新疆出差，去了二三个月。於想回武威看他的老婆，但又不敢向蒋提出，他的老婆也很想念他。我就给蒋介石去了电报，伪说有事把於叫回，於十分感激。后来我去了解放区，据说於达看到蒋介石没有把我拉拢得住，还深感“惋惜”。
以上是我们对付第三集团军的一些领导干部所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效果。
在对待集团军总部的干部方面，李铁军过去吃空名字很多，可能对干部有少数津贴。我们到了以后，按国家制度办事，干部们只有那些薪水，又不敢胡搞，生活比较穷困。我们也自知这样，让他们尝尝苦头。有一次，一个科长没有钱用，卖了俄国毯子，副官长封高亿知道了就向我建议说：“官长们太贫困，总部要设法给些津贴。”我说：“你们想办法，我来作主。”后来办了两件事。一件是从甘肃省政府以低价买回茶叶一批(省政府掌握茶叶公款)按市场高价又卖出去；一次是一批煤油，也是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这两次赚了不少钱，准备给干部作津贴。到1945年春节前，副官长作出计划，要把这两次所得的一半给我，一半分给总部的官员。我向他说我不要，完全分给大家，官员们因此私下称颂，很是感激。后来也逐渐放弃了对我们的寻隙和挑剔。
武威商人中陕西人很多，由于同乡关系，经常互有来往，关系也处得较好。当地有一个绅士孟炼百是我过去的同学，通过他和当地一些上层人士也有了联系。因而在对付地方人士方面，也进行得比较顺利，取得一定的成果。
甘肃文化比较落后。三青团的势力比较大，有不少团员，大多是当地的知识青年，另外也有一小部分CC特务。蒋介石政府派到甘肃的行政领导人员，大多是CC或其他方面的特务分子，都非常反动。三青团人员与蒋介石从外地派来的行政官员们相比较，无形中成为一种地方势力。他们与后者矛盾很多，但是常是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天邓宝珊(甘肃人，当时率部队驻在陕西榆林)由榆林回到甘肃，正逢甘肃省参议会、三青团甘肃省干事会在兰州分别开会。参加会的共约七八百人，包括了甘肃省的许多老年和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准备给邓宝珊开一次欢迎会。开会的前一天，我和高桂滋到兰州去看邓宝珊，他们也就决定借机同时欢迎我们。我在赴会的途中对高说：“人家是欢迎邓，咱们二人是搭上的秤。咱们在会上不要讲话，邓一个人讲就行了。”高表示同意。会议的主持人是水梓。邓在会上的讲话相当长，谈到甘肃的一些商店，门面刷修得很好，但是货架子很空；乡下有的姑娘没有裤子穿，等等。隐约流露出对甘肃的行政方面有不满之意。后来水梓要高讲一讲，高违反了和我的约定，讲了话，主要是谈他自己的历史。接着水梓要我讲。我明确表示没有准备，不能讲。三青团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也要我讲。当时我想可能他们不怀好意，要在我的讲话中找岔子，同时我也不是主要的出席人，仍表示没有什么可讲。但会场的群众连续鼓掌，无法下台。我只得答应说几句。讲话的题目是“溯回既往，展望将来。”内容主要是针对地方势力与外来势力的矛盾，支持地方势力，进行煽风点火。我说：“我们西北在汉唐时代盛极一时，经济文化都很发达，河西走廊是唯一通向外国的要道。瓜州人口有几十万，元宵佳节灯与长安相映红。以后逐渐中衰。现在有人说开发西北，这是胡说。叫做复兴西北，我倒同意。戴季陶甚至以为西北人仍是原始时代的茹毛饮血者，竟然主张给甘、陕两字旁都加上‘犭’。这是对西北人多大的侮辱!后来，戴季陶在西安给学生讲话，群众非常气愤，高呼口号打倒他，把他的汽车也烧了，戴季陶非常尴尬地溜了回去。第二次戴又来西安，因为有前一次的教训，这一次就学乖了。事先在报上发表文章说，他这一次来西北是回家，他的先祖原在西北，这一次是看他的先祖来了。这些人就是这样欺软怕硬，给他一些厉害，他就规矩了。”我在讲话中说：“甘肃人对复兴西北要自己负起责任来，和贪官污吏作斗争!”参加会的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把我瞪了两眼，我仍讲我的。在谈到展望将来时，我说：“兰州现在还不通火车，交通闭塞，因而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甘肃人如果不自己努力，火车通了以后，河南、山东等地的人都来了(当时甘肃为浙江人所把持)，甘肃人只能像奴隶，甚至会被赶到帕米尔高原去。”丁宜中听到这里，起身就走了。最后我说：“希望大家都努力，自己负起责来，建设光荣伟大的西北。”三青团的干事们听了以后热烈鼓掌，经久不息。后来还议论说：“讲得好，给咱们撑了腰。”从此以后就把这些知识青年团结了起来。后来，他们在和重庆派来官员的斗争中，有许多话都给我说，得到了不少情报。
当时朱绍良任西北行政长官，驻在兰州。他在政治上虽然反动，但还有些旧社会的正义感，虽然对共产党没有认识，但也不很佩服蒋介石。我以私人关系与他也经常来往，对他也进行了团结。
红军西路军董振堂部在西北与马步青等部队作战中遭到失败以后，党在西北的力量有所削弱。我们在受特务监视的困难环境中，准备利用机会发展党的组织。派李俊臣(我的副官)、周延(我的秘书)去新疆，利用迪化市市长屈武和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与我的私人关系作掩护，进行工作。又派王廷杰(甘肃武山人，曾在三十八军任特务连长)去武山。命吴鸿宾利用在甘肃各地视察的机会，也借机发展党的组织，并拟把吴打入马步青军队内部。后因马控制较严和吴的努力不够，未能在马的军队中扎下根。我们离开甘肃前，在发展党方面，只有李俊臣、周延、王廷杰作出了一定成绩。
1945年春，蒋介石又调我去重庆陆军大学特别班“受训”。学员大都是各集团军总司令，只有两个是军长。我在该班任学长。三个月毕业以后，蒋介石找我谈话。蒋在谈话中假意对我说：“把你调到中央来吧!”我说我在武威很好。谈到国内形势时我说：“日本人再也支持不下去了。”蒋问我：“你对国家大事都有些什么意见?”我回答说：“全国贪污之风要设法改变。乡下联保主任无法无天，老百姓怨声很大，基层工作需要派一些好干部担任。“蒋刺了我一句说：“听说共产党在后方发展很大，你听说没有?”我说：“河西交通闭塞，没有听说过。”蒋又问：“你看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对共产党应该怎么办?”我说：“还是委员长领导起来，国共合作，建设国家。”
为了将来解放西北时与胡宗南作战，我们从1942年起，就开始了准备工作，在陕西关中42个县都安排了地下党员，钉下了钉子。1944年我离开三十八军时，又把原教导队毕业学生中的党员，普遍分布在这些县进行地下活动，打入民团，抓取武装，组织群众，以便将来起义作内应。他们到各县后，就与地主乡绅展开斗争，一般表现都很“左”，其中最突出的是派到朝邑县的韩增友。我把韩叫到西安说：“现在刀把子还不在我们手里。如果操之过急，我们就不容易站住脚，就很难工作。现在地方上的这些所谓‘巨室’，他们可以制造舆论，左右县长，影响甚大。你回去以后要改变一下方法，与他们表面上还是要作一些交往，搞好私人关系，使他们对你有好感。万一你被国民党逮捕，他们还可能保护你，或者说你的好话。如果这些人对你说了坏话，不但于事无补，甚至连你的生命也有危险。”我又说：“这不是与他们同流合污，也不是屈服，是我们目前的策略。将来我们拿到了政权，要他们怎么办就怎么办。”韩内心里没有十分接受，但是回去以后照着办了。后来韩被国民党逮捕，这些地绅果然保了他，说他不是共产党。到解放军南下时，韩即率领民团起义。其余派有党员的各县民团，在解放军南下时，也都分别起义。以后，韩见了我说，幸亏以前给他讲了策略。
当1944年底，我们打入各县的人员都安置好了以后，就进一步研究如何打入胡宗南部队内部。1945年我在陆大将毕业时，发现了一个有利的机会。当时我看到下一期的学员中，有孙蔚如和周士勉(第八战区后勤司令)的名字。我知道他们两人关系非常密切，这次同来受训可能会住在一起。我就把跟我到陆大的随从参谋杨荫东叫来问道：“准备派给你一个重大任务，非常艰苦，给党去立大功，你是否敢干?”杨说：“只要你下令，我就敢去。”我说：“下一期孙司令和周司令要来受训，他们关系密切，到陆大以后可能住在一起或经常往来。我准备把你设法给孙留下，你要特别对周表示殷勤，目的是使周向孙提出要你。如果你到了周处，将来打胡宗南时，我们就可以完全掌握情况。”杨慨然答应。我又对杨讲方针办法说：“作这个工作不能太着急，不要叫人看出意思。开头拿烟倒茶，恭顺一些，求得周的好感。再一步，利用时间到周处聊天，使周对你有所了解。第三步，自告奋勇代周抄写战术答案。这些都作了以后，有可能周会要你。如果把你要了去，将来就可以为党立大功。”后来孙蔚如到了重庆，没有带随员。我就问孙：“你怎么不带一个参谋来?”孙说没有。我说：“陆大受训，每天要写战术答案。你是自己抄写还是怎么办?”孙回答说：“我不知道还要写战术答案。那怎么办?从前方调人吧?”我说：“明天就要集中上课，调人要到十几天以后才能来。”孙又说：“看看办事处有人没有?”我说：“办事处的人只能写字，写不了战术答案。”孙眨了眨眼说：“那怎么办?”又问我：“你是怎么办的?”我说：“我带了个小孩子杨荫东。”孙随即说：“他已经熟悉了，你给我留下好吧?”我回答说：“他虽是个孩子，但给我管的事不少，我还离不开。”孙批评我说：“你就只管你，对干部抓的太紧。”坚持要给他留下。我就答应了，并对孙说：“你毕业以后一定要带回来。”孙说：“好!”后来我对杨荫东说：“我这一步已经办到，今后就要你好好作了。”杨满口答应。
周士勉到了以后，果然与孙住在一起。杨就照我指示的一套如法炮制，取得了周的喜爱。孙和周毕业以后回到西安，周就向孙提出要杨，孙怕我不给，又不敢得罪周，就当面许可了。适逢当时我也在西安。一次我去看孙，孙对我说：“寿兄，周司令要我们的杨参谋哩!”我说：“咱们的人，他为什么要?不能给他。”随即起身走了。后来孙又赶到我的家里来说：“要一个人你不给。周司令掌握全军的补给，我们得罪不起，你不在大事上看。你考虑还是给了吧!”我想了一想说：“我原来没有考虑得这样深。对人家得罪不起，那就给了吧!”就这样，达到了我们的目的。杨荫东到了周处以后，周即令杨当了他的随从参谋。后勤司令掌握全军情况。后来，在我们打胡宗南时，当周晚上睡觉以后，杨就打开他的皮包抄文件。抄出以后，经崔一民等人的关系送到我地下电台，差不多每天都有报告。当时在胡宗南的机要室和副官中间，我们也有人打入。因而对胡宗南的情况掌握得很清楚，对在西北战场上打败胡宗南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5年夏，蒋介石忽然调孙蔚如去重庆。我们分析，孙此去可能被调离第四集团军。孙去后，我们就给第四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韩兆鹗发了一封密电，命韩探听孙是否有调动的消息。韩很快就复电说，蒋介石对孙很礼貌，没有调职的事，我们又去电命韩立即调查，不要麻痹。韩在第三天复电说，孙有被调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消息。我们分析这个情况可能是真实的。就一方面给前方部队去电，说明孙不久将要调离，要速作准备，俟孙离职之日立即起义；并说我即将请党中央派人协助，待中央派人到后就开始行动。另一方面，电周恩来同志并党中央，报告孙将调职，请求派人协助起义行动。后党中央派周仲英、张西鼎两同志前来。但周以往和部队的关系比较生疏，与四集团军的高级官员接不上头。张原来是连长，官级小，与四集团军的中上级官员都不认识。结果，在孙蔚如离职的第四天(1945年7月17日)由刘威诚、张复振仅率十七师(缺两个营)在河南洛宁起义，投入了党的怀抱。我当时想，如果中央能够派过去在三十八军担任过党的组织工作的同志，来协助起义，就有可能把三十八军全部和九十六军的大部都带过去。这件事我一直感到遗憾，并曾向毛主席和西北局谈过。孔从洲在十七师起义时未准备好，后于1946年5月15日在河南巩县起义。
1946年春，蒋介石来到西安，用飞机接我和高桂滋到西安见面。蒋介石、宋美龄和我、高桂滋四人饭后谈话。蒋表面上非常客气，对我谈了一通奖励的话，然后问我：“现在看什么书?”我说：“左文襄公集已经读完了，现在读曾文正公集。”蒋介石为了吃掉“杂牌”部队，对全国军队的编制，经常是忽而变大，忽而变小。忽而以整编师为单位，忽而又以军为单位，忽而又是总司令下面直辖两个军。当时，蒋介石又决定要把全国的集团军一级全部撤销，改为以军为单位。因此，我考虑第三集团军也要取消，以后可能把我调到胡宗南处作副长官，或是调到蒋介石左右，这样我就不好办事了。我前几年曾向党中央请求去延安，未曾获准，现在的“空头司令”实在不想再当下去；同时也看到国共和谈不久就可能破裂；因而决心要寻求脱身，前往延安。于是我便假意向蒋介石要求说：“集团军这一级要取消，第三集团军最好能提早撤销。我想请委员长考虑，派我到美国考察水利。”蒋说：“那还要有专门知识的。”我说：“报告委员长，我是测量专科毕业，也研究过土木工程，看过李仪祉先生著的《水工学》，我可以说懂一半。我想再出国深造一下，将来回国以后办水利。”蒋介石翻了我一眼说：“噢!你还是这样。我回去以后考虑。”我接着说：“如果委员长考虑以后认为可以，请很快给我一个电报。”蒋和我谈过以后，很严肃地问高桂滋说：“据说你的西安办事处处长李少棠是民盟盟员?”高见蒋很严肃，忙站起来答道：“报告委员长，他过去是我的老旅长。”并拍了一下胸膛肯定地说：“我保证他不是盟员。”又接着说了一句：“不过他常和杜斌丞下棋。”刚说完蒋介石就把桌子一拍，大骂道：“哼!杜斌丞，无耻!他欺骗我。我先一天问他是不是民盟，他说不是。第二天就把民盟的牌子抖出来了。”接着又厉声对高说：“这种无耻之徒，不要同他来往，他会给你制造环境!”蒋说话时怒气冲冲，周身打颤。高吓得唯唯听命，连说：“是，是。”其实蒋介石是指桑骂槐，他骂杜是给我听的。我和高出来以后对高说：“你说话不早作考虑，谈到保证李少棠不是盟员就很好了。多说了一句下棋的话，惹得蒋大发脾气，这是自找麻烦。”
1946年夏，蒋介石在重庆林森陵园召开军事会议，我也参加。出席会议的成员都是总司令以上军官。会议内容是研究所谓“剿匪”军事计划。我坐在第三排位子的中间，一边听一边记笔记，正好与主持会的蒋介石对着面。蒋介石厉声禁止大家记笔记。我为了把会议内容记下来，就把手放在衣袋里，用一根短铅笔在纸上划记号。会议主要研究了两件事：一个是如何进攻张家口，一个是决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的轰炸计划。会后，我把情况详细、全面地报告了周恩来同志。过了两三天，国民党军官中有人咋唬我说：“有人说你把会议情况报告给共产党了。”我听了以后心中为之一怔，但表面上却泰然处之说：“肚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尽他去胡说八道吧!”
我开罢军事会议回到兰州，得知蒋介石已批准我出国。西北行政长官朱绍良的参谋长郭寄峤对我透露，朱绍良曾把蒋的复电扣了下来，准备把我留下，但请示蒋后未获准。我看到第三集团军即将结束，即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把当前情况和我想去延安的愿望，以及向蒋提出的出国要求，对党中央作了详细的报告。接着在武威对结束工作作了安排，然后即移住兰州待命。到兰州后，为了蒙蔽敌人的耳目，进行了一系列的伪装。在第二新村买了一院新房，在五泉山下置了一些地，又给银行投资50万元，声言要在兰州住家。
党中央接到我的报告以后，鉴于解放战争即将爆发，决定批准我去延安，并对我未事先请示中央向蒋提出出国要求作了批评。9月8日，党中央派黄爱民、蒙定军二同志来兰州见我，传达了中央准许我去延安的意见。毛主席对这一问题格外关心，曾指示关中地委转告黄爱民同志，对我进延安要有十二分安全的把握。我随即与黄爱民、蒙定军、崔仲远、何寓础四同志共同研究去延安的计划。我的意见是不回西安，以免被胡宗南发现，行动上不方便。可以由兰州乘汽车(当时我有一辆卧车、两辆吉普车)直赴陕西永寿县，趁黄昏进入永寿县监军镇，然后换便服过泾河去延安。汽车可分途开回兰州和西安，扬言我到监军镇被抢，不知下落，以便兰州、西安两地与我有关系的人早作隐蔽。黄、蒙两同志同意这一意见，表示回去以后进行安排，布置好以后再来兰州按我。我问需要多长时间，黄说大约一个月。我们约定10月10日以前再在兰州见面之后，黄、蒙两同志就转回西安。
他们走后，我担心在兰州等一个月可能被人看出破绽。适逢当时张治中接替了朱绍良任西北行政长官，驻在新疆，约我去新疆一游。同时，驻新疆的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迪化市市长屈武，也约我去新疆小住，于是我就于9月14日去新疆。到新疆后，住在屈武家里。当时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地均为三区起义军队所占据。国民党在新疆有两个军，归陶峙岳管辖，陶的总司令部驻在迪化。新疆第二次事变发生以后，蒋介石派张治中去和解，并接替了朱绍良任西北行政长官。屈武和我以往的关系很好。我把我去延安的意图告诉了他，他非常赞成。我们又对新疆的形势和重要领导人物进行了分析。张治中对CC二陈和宋子文都有意见，对国民党政府的一些人物和措施不满，但对蒋介石非常忠实。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想利用这次来新疆的机会，对张治中作一些工作，减少他对蒋介石的向心力，以便我们将来解放新疆时，他能不多阻难，甚至有可能争取新疆的和平解放。我在新疆时，张治中平时召开一些工作会议都约我参加，并要我讲话，我从未讲过。有一天晚上，在张的家中聊天，张征求我对新疆工作和干部的看法。我说：“我是客人，你在会上要我讲话，我没有讲。今天我们是讲私话，我就不客气地谈谈我的看法。我看你的一般干部中，升官发财的是多数。能给你起助手作用的，只有刘孟纯、屈武、刘泽荣三人。张问：“你看陶峙岳怎样?”我回答说：“他是旧军人中的一个善人，政治认识上模糊。”张点了点头。我回去以后，把谈话的情况对屈武讲了。屈说：“张先生是有野心的。”
有一天，张治中约我去红岩池畔野餐。我先一天晚上和屈武作了研究。我说：“张约我野餐，再无别人，可能要谈一些比较重要的话，张以往给我的印象，是国民党坏人中间的好人。每次在重庆的宴会场中，没有人敢接近我，唯有他还和我打招呼。他对蒋非常忠实。蒋介石那样坏，可能他还不深知。我想在明天的谈话中，把蒋介石的坏揭出来给张听听。你考虑是否谈了以后，他会把我扣起来?”屈沉思了一下说：“我想张先生这个人，你如果说得不为太甚，他不会把你扣起来。”于是我就决定第二天要对张把蒋大骂一番。第二天到了红岩池畔，铺开花毯，摆出冷餐美酒，司机和勤务员都走远了，张就和我边吃边谈起来。他说：“今天我也没有约请别人，咱们一边吃一边谈，好好谈谈。”我回答说：“我愿领张先生的高教。”接着我就问张：“这次新疆事件，端赖张先生大力斡旋，现在可以说已经平息了吧?”张说：“现在已经很好了。”我又问：“对新疆的地方军队是如何处理的?”张回答说：“分驻在伊犁、塔城、阿山三城。”接着他就问我：“你到这里已经半个多月，和他们是否有所接触?”我说：“阿合买提江请我吃过饭，谈过几次，与阿卜索夫、鲍尔汉也接触过。”张又问：“你对他们是怎样了解的?”我说：“阿合买提江很健谈，说话精炼有力，身体魁梧，这个人了不起，将来是很好的一个外交官。阿卜索夫文质彬彬，有诸葛亮的风度。鲍尔汉懂三四国语言，也是了不起的人材。他们对张先生都非常景仰。我看如果张先生坐镇新疆，新疆以后是可以平安无事的。”张说：“新疆虽然民族多，比较复杂，我觉得只要宽大公道，就可以平安无事。”我说：“张先生的责任很大啊!”张又转了话题向我问道：“国共合作现在成了问题，华北已经发生冲突，你看前途怎样?”我回答说：“我看打起来，我们不一定有把握。”张随即说：“美国帮助蒋介石，力量很大。”我就说：“美国再帮助，蒋介石也是要失败的。”稍停了一会，张又对我说：“我知道你很进步，在抗日战争中，你在华北、保定、娘子关、晋东南、中条山、黄河南桥头堡都立了大功。委员长因为听了些谣言，不敢对你放手使用。人家都说你是共产党。你看在重庆每次宴会上，人们对你都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不敢接近。我看你孤立无聊，每次总要与你打一打招呼。”我说：“张先生对我的爱护，我时刻难忘。”接着我就问张：“人家说我是共产党，张先生你看我是不是?”张说：“我知道你不是。”我说：“共产党是不要我的。不过我与有些人的认识和主张不同。我认为抗日也好，建国也好，都要贯彻孙总理的三大政策，一定要联俄联共。一般人都搞成了反苏反共。问题也就在这里。我这个想法也不是什么秘密。在庐山时我对委员长也讲过，请委员长对共产党尽快进行改编，调到敌后去打游击。我考虑，只要对国家有利，我本人没有什么，流言蜚语尽它去吧!”张很诚恳地对我说：“你在新疆已经多日了。我平时开会约你参加，请你讲话，你也没有讲。今天约你来，特别要听听你对当前时局和新疆今后情况的看法，希望能把你的意见好好谈谈。”我说：“好，我的意见不一定对，张先生这样客气，我就把我所有的看法全倒出来。”接着我对张说：“我看西北非常重要，尤其是新疆，我过去曾经一度有过大西北主义的想法。起先是帮助冯玉祥。冯玉祥曾经对人说：‘西北是后花园，中原是前花园。现在都拣着到前花园摘花，后花园荒了没人管。我看先要把后花园建好，然后再到前花园摘花。’我很同意这个看法。帮了冯玉祥三四年。后来看到冯刚愎自用，不懂政治，没有按他说的话去做，也成了一个新军阀。我就离开冯去帮杨虎城，仍然是想建设西北，整顿国家。以后杨用人不当，好高骛远，没有培养起实力，以致未能成功。如果他们都能以潼关作大门，背靠苏联，把新疆先整顿好，与少数民族团结好，是会大有可为的。”谈到蒋介石时，我说：“蒋介石政府贪污腐化，党派分歧，争权夺利，把国家弄得一团糟。”张随即插话说：“这是CC和陈诚等人乱闹的。”我说：“蒋是国家的领导，其咎在他。蒋介石从旧的道德方面来说，都是最坏的人，没有一点诚意。人家说他‘好话说完，坏事做尽’。他私心用事，排除异己，政府是一团糟，失了全国的人心。对谁都是欺骗，对你也不能例外。”张又插话说：“委员长对我很信任。”我说：“我看不一定。蒋介石对你都不如慈禧太后对左宗棠。向来边疆大吏一定要得到最高领导人的信任，不然就一事无成。左宗棠给朝廷上疏，慈禧太后不交军机大臣议处，自己就批发了。你两次给蒋介石的报告，蒋都交宋子文核办。这是信任你还是信任宋子文呢?咱们今天是说心里的老实话。”张点了点头。我进一步又说：“蒋介石事实上已成了孙中山的叛徒，所作所为都是与孙中山的主张对立的。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蒋介石是集中地权，发展四大家族财阀。有人算了一笔账，说四大家族的财产可以供全中国的人吃45年。当然这个账不一定算得很准，但是蒋、宋、孔、陈确是刮钱太多了。国民党是腐化了，前途非常危险。邵力子先生曾经对我说，不管人家共产党怎样，国民党是腐朽了。像一座梁柱已被虫蛀空的大厦，一经风吹草动就要倒下来。这话是有道理的。我建议你以西北为根据地，拿出孙中山的真正的三民主义来，作为中流砥柱，清党救国，我看前途是很大的。如果能背靠苏联，把新疆先整顿好，同时联合共产党，清除外侮，进而在全国清党，推翻蒋介石，将来大总统还不是你的吗?”我又对张建议说：“先把国民党在新疆的军队设法抓到手里，与阿合买提江等人和地方军队把关系搞好。团结刘孟纯、屈武、刘泽荣，通过他们再把干部团结好。先整顿新疆，再整顿陕甘，一定大有可为。”最后我对张表示：“如果你能够这样做，我从美国回来以后，一定到西北来无条件地帮助你成功。”这次谈话共谈了约三个钟头。最后张说：“咱们今天的话谈得很深，什么话都谈了。你放心，我绝不能把你的话外露一点。”我说：“我对张先生很信仰。我也考虑过，如果你会因此对我加以制裁，这些话我就不讲了。”张接着又说：”你去美国转一趟，回来以后咱们再共事。”后来，这次谈话张一直没有对人讲过。直到西安解放以后，有一次在西北局的宴会上，张才开玩笑地对大家说：“赵老前在新疆敢对我大骂蒋介石几个钟头，真是‘二杆子’”又说：“这也说明我在当时已经是进步的了。”
我当天从红岩池畔回来以后，回想起这段谈话相当冒险。但是为了想对争取张作一些工作，也就豁出去了。我回到屈武家里以后，就把和张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屈武。屈笑着说：“陕西‘愣娃’，美!”后来我又和屈进行了交谈，鼓励他说：“你好好作新疆和平解放的工作，对张要表示尊敬，给予帮助。与陶峙岳建立好私人关系，以备反共高潮来时取得陶对你的掩护。要和刘孟纯、刘泽荣团结好，共同做陶的工作。还要与地方军队和维族的领导人以及苏联领事馆搞好关系。我看陶峙岳虽然政治上模糊，但是，是旧军人中的一个善人，将来兰州解放以后，他绝不会打无谓牺牲的内战，新疆有和平解放的前途。希望你坚决朝这个方向努力，将来胜利了，我可能在兰州或西安飞机场接你。”后来新疆解放，屈武来西安，下了飞机果然见我在机场接他，他高兴地同我拥抱，并说：“寿兄，你说的话都实现了。”
我于10月8日由新疆回到兰州。黄爱民、蒙定军两同志还没有来，也没有来信。我十分着急。9日，就用电话向西安办事处处长杨晓初询问蒙的情况。杨说蒙患病，发高烧。我即叫杨找人把蒙扶到电话机旁问话。蒙带病接了电话说：“你叫我买的东西没有买到，你先回西安来再谈吧。”我即于10月12日到了西安。与蒙谈后，才知原驻守泾河口的国民党地方团队董策诚旅，在黄蒙二人回西安时已经起义，泾河口改由国民党嫡系部队把守，无法通过。同时黄、蒙二人都不巧患病，因而去延安的布置未能立即进行。我到西安后，仍有30多个特务把我家暗中包围。胡宗南又派了一个与我熟识的高级参议李德生，以招待我为名，每天在我家早来晚去，监视我的行动和与我来往的人。我在西安除了对家中后事作了安排以外，也进行了一系列的伪装。在我家后院新修了两个窑洞，把客厅门窗油漆一新，又买了几套新沙发。有些同志看到这种情况，以为我有动摇，说：“看样子是要享受了。”后来我就与黄爱民、蒙定军、崔仲远、何寓础、杨晓初另研究去延安的办法，我建议直接由马栏北上。黄说：“主席指示，要十二分安全，我现在连八分也没有。”我又建议吉普车冲到淳化，由淳化换便衣过去。杨晓初说：“王劲哉昨天越狱跑了。现在西安周围百十里以内，胡宗南派吉普车到处捕捉。如果去淳化，可能被他们抓住。”最后确定走上海，乘我们军调部的飞机去延安。但是走上海又要过南京，还得麻烦周旋一阵。
我前在西安，见蒋介石对杜斌丞十分痛恨，此次回西安后就去见杜斌丞，劝他离开西安，以防被胡宗南杀害。但是杜对危险前途认识不足，不愿离开。我就进一步对他分析说：“你脑子里有四架冰山。第一，你认为有你的本家子杜聿明可以替你说话。事实上蒋介石要捕你，杜聿明屁也不敢放。第二，不要以为你和西北上的一些知名军人有关系。他们可以卫护你。这些人现在都是光杆子了。蒋介石怕的是枪杆子。第三，不要以为西北民盟主委的身份可以给你作掩护。蒋介石必要时连张澜、沈钧儒都可能逮捕。第四，不要以为你曾任过陕甘两省政府的秘书长，在西北有人望。我看蒋介石恨你的样子，是会不管这些的。蒋介石提起你，恨得全身都打颤。你还是离开西安为好。”但是杜仍是坚持不愿离开。有一次已经代他买了飞机票。他也不走。我无法可办，只好愤愤地对他说：“你不走，那就只有等死。死要死得强硬一些，不要丢革命者的人。我解放后回来给你立碑子，献花圈。”后来杜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果然被杀害。
我在西安住了约半个多月，一切安排好以后于11月初去南京。到南京后又作了许多伪装，并有意识地住在特务机关“安乐酒店”。我们知道特务们的一贯手法是私自搜查房间。于是我就在桌子上摆了一本李仪祉的《水工学》，装着要去美国考察水利的样子，又在枕头中有意夹放了三本书。一本是游美笔记，一本是游英笔记，还有一本《跳舞三日通》。在手提箱里还放了几封准备出国的假信。我原来是光头，到南京后也开始蓄了短发。平日晚上没有事情，就故意去私人舞厅跳舞。我去美国按规定可以带一个秘书和一个水利专家。我就趁此给特务机关施放了两颗烟幕弹。约了一个复兴社的分子作秘书，水利专家约了一个CC成员。我对他们说办出国手续很麻烦，一般半年还办不好。叫他们仍在原机关照常工作，等我办好护照以后再通知他们集中。他们回去以后分别向复兴社和CC的总机关作了汇报。因而特务们和蒋介石以为我真要出国，对我的监视也稍为和缓下来。有一次，蒋介石约我吃饭。饭后谈话，把我大大奖励了一番。表示过去未能早日升我的官，固然因为我在前线，但是他个人也有责任。最后对我说：“你去美国考察一下，很快就回来。我对你有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准备令你负担。”我说我回来以后还是办水利好。这是我和蒋介石的最后一次谈话。
当时南京正在召开伪“国大”会议，孙蔚如是主席团成员之一。一天我去看孙，西北几省的“国大”代表都在孙的客厅。我一看，全是一些坏蛋。我就坐在沙发上一语未发，只听他们讲。孙见我独坐一旁有些孤立，便走到我身边说：“寿兄，你看这次的宪法很民主，很进步嘛!”在座的人都注意我要说什么。我说：“卖蒸馍的就要喊白蒸馍，要喊黑的，还有谁买?”他们都瞪了我一眼，颇有不满。我坐了一会就走了。后来孙到酒店来看我，意思是想叫我改变对伪“国大”的对立态度。我讽刺地说：“你想给人家当亲孙子，是不是人家要你?”孙听了生气地说：“我生为国民党人，死为国民党鬼!”我说：“那你就等着倒霉吧!”说得孙气哄哄地走了。
我在被特务监视的环境中，设法去了八路军办事处四次。为了防备特务跟踪，每次去时，都是在半道上由办事处派车接送。当时军调部已经撤销，周恩来同志回了延安，只留了董必武同志在京、沪照料。因此，已不可能乘飞机去延安，必须先到北平另行设法。为了继续进行伪装，我就去找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俞济时催办出国手续。我问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办好。他说两个月。我问为什么要这样长的时间，俞说：“一般都是半年，前次冯玉祥出国也办了四个月，给你说两个月还是最快的。”我接着就说：“两个月住在这里太乏味。我准备利用这个机会，到各地去看看抗战胜利以后的情况。”俞问我都想去哪里。我说去苏、杭、无锡、上海等地。并告诉他：“你手续办好以后，我回来拿上护照就走了。俞问到时候在哪里找我。我就把上海中华酸碱总厂经理连瑞琦的家作为通讯处告诉了他。这样，以游历为借口先在俞处挂一个号，去外地也就比较方便一些。
12月初，我到了上海，住在扬子饭店。这一期间，曾与韩兆鹗同去看过张澜、沈钧儒、李济深等人，建议他们以开会名义把杜斌丞叫到上海来，以防被蒋杀害。后来他们曾派人去西安，但是仍未把杜营救出来。我在上海又去了八路军办事处四次。为了防备被特务发觉，去的时候一般都在黄昏，并且戴上一副墨镜。仍由办事处派车在半道上接送，绕道而行，开得很快。我在办事处求教董老，如何安全离开上海，到北平后如何接头。董老说：“叶剑英同志在北平等你，你快一些去，可能那里的军调部还没有撤，还来得及乘飞机。”并建议我不要在旅馆久住，三两天可以到外地出游一次以麻痹特务。这样，我去北平时，特务们就可能也以为是去出游。还建议我可以通过某个商人或资本家买去天津的普通船票，不要买特等舱的票，以免引人注意。我就通过我的老友武勉之的儿子武镛(中央银行审计处处长)，给我代购船票。后来，董老通知我，北平军调部快要撤销，叶剑英等同志等了我六天没有等到，已经走了。我去延安的安排托给马光斗和朱红同志办理。我在南京、上海期间的伪装，幸好均未被人发现。韩兆鹗在上海和我同住一室，也未发觉，只知道我要去北平游历。只有连瑞琦稍有猜疑。有一次他问我：“寿兄，我看你去北平是不是……”，我未等他说完，就制止说：“是不是什么?你是脑筋过敏，胡猜乱想。”他即未再说下去。船票买好以后，我又去见董老，作最后的谈话。董老说到北平以后可以直接找朱红，并把朱红的住址告诉给我。接着问我：“你买的什么船的船票?”我说是“和平轮”。董老说：“那是中国船，船员都是受过训练的高级特务。如果暴露出来怎么办?”我回答说：“我也没有改换姓名，如果暴露出来，我就说是到北平去游历。”董老又关心地说：“如果暴露了，你到天津下船以后，特务就把你包围了，行动很不便。”后来经过反复研究，没有想出很好的办法。我看董老很担心，就说：“董老，你不用考虑了。我先上船去，要革命就不能怕牺牲，上船以后再看机会想办法。”
1947年2月一天下午，我仅带了一个秘书，秘密地上了船。买的船票是普通一等舱。我在房间门的名牌上只写了“赵先生”三个字，没有写名字。我住的房间共有四个床位，分上下铺。我和我的秘书占了一个下铺和一个上铺。对面的两个客人，一个是50岁左右的美国老太婆，一个是中国的女翻译。这个翻译是东北人，官话讲的很好，而且面貌与我很相似。我为了作好隐蔽，不让特务发现自己，就开始在这个外国老太婆身上打主意。我多年来对美国是十分仇恨的，但是也知道美国人民并不都是坏人。这个老太婆是好人还是坏人，不得而知。于是我就和她闲谈起来，准备试探试探。我问她何处公干，她回答说在重庆青年会作事。我知道当时重庆青年会中隐蔽着一些比较激进的人士，就准备再进一步试探下去。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刚当选不久。这个老太婆就问我：“你们中国人对杜鲁门总统当选的舆论如何?”我就大胆地回答她说：“我是陕西人，用我们的地方话说，杜鲁门是个‘大老笨’。”翻译对我这句话译得很好，她对老太婆说：“就是大小的大，老少的老，笨是愚蠢，总而言之，是低能的意思。”老太婆听罢急忙看了我一眼，高兴地向我竖起大拇指，表示我讲得很对。于是我就拿定主意，准备利用这个老太婆给我作掩护。每次出房间门到饭厅吃饭时，我总是让她走在第一，我第二，接着是翻译和我的秘书。进了饭厅，特务们众目睽睽地注视着我们。我帮老太婆脱了大衣，招呼她坐在我的左边，翻译和秘书坐在右边，又照料老太婆吃菜吃饭，她也装出外国人吃菜用饭的姿态。吃罢饭又帮老太婆穿上大衣，仍让她走在前面，鱼贯而出。由上海到天津途中一直是这样。特务们误以为我和老太婆是两个老牧师，是夫妻，翻译是我的女儿，一次也没有来盘问过。这也说明只要不怕困难和牺牲，提高警惕，随机应变与特务作斗争，就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船到天津靠岸以后，温朋久和他的爱人刘绛文前来接我。船上的特务们见我与老太婆分道而行，甚是惊讶，交头接耳，互相议论。刘绛文当时在天津政府作救济抚恤工作。上岸以后特务们要检查我的手提箱，刘对他们说，我是她的朋友，没有问题，未经检查就很快地上汽车走了。到了旅馆，在客厅坐下，他们去看房子，温的岳父见我心情不很高兴，就问我：“赵先生是不是不愿意住旅馆?如果不嫌窝囊，就住到家里吧!”我听了以后随即就说：“走吧!”结果未住旅馆，住到了温的家里。第四天，温朋久陪我去北平。在火车上适与马占山坐在一起，一路上就和马闲聊天。特务们看见我和马谈话，也就没有查问。
到北平以后，通过朋友续式甫的关系，住到了灯市口傅作义招待外宾的一个旅馆。特务们以为我是傅的客人，也没有来找麻烦。当时山东孟良崮(或莱芜)战役刚结束，北平城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晚上9时以后，街上就没有了行人。特务们夜里在十字路口“抄把子”，到处是阴森森的鬼世界。我必须在晚上秘密地去会见朱红。共去了三次。每次临行以前都安排了后事。我对秘书说：“如果到12点我不回来，就可能被人拉走，你就逃跑。”但是，幸而没有碰见“抄把子”的。见到朱红同志以后，他介绍段新同志负责给我带路去解放区。段在调查了各方面的情况和路线以后，和我们共同商定了一个去解放区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三个方案。一个是我伪装为大商人，以“久大公司”董事长兼经理的身份出现，去解放区做生意。第二个是用钱买通沿路关卡，准备一次给法币50万元，不行再给，买通为止。这一方案是主要的。第三个是考虑到我在军队中时间比较久，熟人多，万一被人认出，就说我准备出国；因为在河间、饶阳等地有生意(段的父亲是经理)，前去整顿一下，筹措些旅费。并且和段商定了这些生意的字号、行业、人员等情况，记在脑子里，以防查问。计划订好以后，我对段说：“第三个方案是准备案，第一个方案可能也有问题，注意第二个方案。凡到什么地方，你坐在我的旁边，也许当时我们不能明谈，你看见我如果向你伸出两个指头，就设法推行第二个方案。”后来段确定了我们要走的路线是先到天津，由天津上火车到陈官屯小站下车，然后过运河去解放区。
温朋久以前对我表示想去延安。我告诉他，我在上海已和民盟中央的领导人商定，要他留在天津发展盟员。温不愿意，还是坚持想去延安。因而我在离开北平的前一天，就把我们这次要去延安对他说明了，他也要同去，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就叫他先去天津安置，不要向他的家里透露。我们在天津惠中饭店住了一夜，第二天就上了火车。事先商定我和温在车上互不招呼，到陈官屯下车后，作为路遇再一起同行。
1947年3月5日晨，我和温朋久、姚警尘、段新四人在陈官屯车站下了车。当即被国民党封锁线的守兵带到连部盘问。连长进来向我们讹诈说，前天有一个客人从这里经过，被专员公署抓走，昨天有一个客人又被民团大队带去。我看这是要钱(据说当时放一个人过封锁线要三万法币，就用肩扛了一下段新，向他伸两个指头示意。段就把连长叫到门外，一次给了法币50万元，说明我们是做生意的大商人，并做了一些解释。连长二次进来以后眉开眼笑地说：“不知是久大公司赵经理，我们慢待。”立即叫人沏了一壶香片茶，又买来羊肉包子招待我们。我们吃了一顿，准备要走。连长又叫人给我们雇了一辆大车，找了一个挑行李的老汉，还派了一个士兵，把我们送往渡口。临行时又告诉我们：“过河以后有20里地是交错地带，双方都有游击队活动，再往前就是共产党的地区，我们就不能管了。”我们说：“只要送到运河渡口就行了，共产党也作生意，到了那里当然不劳你们管了。”
我们离开陈官屯，顺利地过了运河以后，就步行前进。走了一阵，我向温朋久说：“朋久，在这两不管的地区，如果有人来，我们知道是哪个方面的，怎样答话?”温说：“不一定会碰上人来。”正说着忽然看见前面半里以外，有十几个便衣武装向我们走来。我就叫段新前去了解情况，设法应付，段就迎上前去。这些便衣武装一路上队形非常整齐。我想一定是我们的游击队，就对温说：“不要紧，是咱们的。”温问我怎么能知道是咱们的。我说：“队伍非常整齐，国民党部队没有这样的纪律。要是国民党的兵，看见我们这些人的行装，早一窝蜂抢上来了。”正说着看见段新已经走到队伍跟前，并和领队的人贴耳讲话。领队的人摆手放行，段立即转了回来。经了解以后，确是我们的游击队。再往前走，到了台头村。村里的部队以为我们是商人，要在村口检查。段新建议他们到队部去检查。他们看见我们装扮特殊，恐有机密，表示同意。到队部后，段从袜带中取出马光斗同志给静海县委的介绍信让他们看。队长看过信以后，才算接上头，立即给我们弄饭吃。从队部出来以后，我急着问段：“这已经到解放区了吧?”段说：“现在已经安全了，以后都是解放区。”
我听了顿感轻松，如释重负，不由得唱起乱弹来。心想蒋介石阴谋杀害我终未得逞，我现在已经胜利地回到了解放区。今后就要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为彻底推翻蒋介石的反动政权而斗争了。这一天共步行了60里，到晚上12时以后才找到了静海县委。第二天由静海县委出发，就雇了大车，一路上换送到河间。到河间以后，段新完成了任务，返回北平去了。河间军区派了一位科长送我们到南宫。到南宫后，冀南地委书记马国瑞同志，派吉普车送我们经邯郸到太行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冶陶村。
在冶陶，会见了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等负责同志。二野司令部当晚还为我开了欢迎会。当时他们还准备张贴标语，我与薄一波同志研究，为了使西安与我有关的一些人能有充分时间撤离，先不要太明朗化，后来即未张贴。第二天，又会见了刚从前方回来的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在冶陶附近的夏庄，也和十七师起义的官兵见了面。到冶陶后，我请求中央给我半年的时间，先到各战区观摩学习一次，然后再去延安。中央批准了我的请求。我就按计划先在冶陶学习三个月文件，并请薄一波、薛暮桥等同志给我们讲问题。但只学了一个多月，胡宗南进犯延安，我们从延安主动撤出，西北局势严重起来。党中央电令我立即赴中央。这时，经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请示中央批准，我在冶陶发表了通电，公开宣告起义。通电中揭发了蒋介石的罪恶，说明解放战争必胜，蒋介石必败，号召全国军队起来反蒋。在此以前，我离开蒋管区一个多月，一直未向外宣布。据说，蒋介石发觉找不到我以后，非常着慌，再三责问孙蔚如我到哪里去了。孙蔚如一无所知。蒋很生气，又查问其特务头子是否把我在途中暗害了，但是也没有人知道。南京、西安等地对我的行踪议论纷纭，成了不解之谜。通电发出以后，蒋介石大哗，于右任双手一拍说：“这一下坏了!”胡宗南也大为震惊。社会一般舆论都指责蒋介石，认为蒋对我有功不赏，反而进行陷害，因而把我逼上梁山。
我到冶陶以后，原在蒋管区与我有关的一些人，也先后进入了解放区。我家中的人，除了我以外，也分四路先后来到延安。我的儿子赵元介，当我在兰州时，即由上海赴张北，经过南汉宸同志的介绍预先进了解放区。我的儿媳罗少兰带了两个孙子，经地下交通同志的护送，由马栏进入延安。我的爱人知道我到冶陶以后，即和我的大孙女望原，由黄爱民同志带便衣武装掩护，迂回穿过延安以西的山林，到达了党中央所在地。我的女儿赵铭锦和女婿杨力(杨博)，带了外孙钢旦去了上海，由连瑞琦掩护，赵铭锦在嘉兴医院担任医生(她原来学医)，杨力在中华酸碱厂任技术员。后经连介绍，华东局设法由王炳南爱人通过天津救济署刘绛文，经石家庄，他们也转赴陕北。
我在冶陶发表了通电以后，即遵中央指示去陕北。过路晋南时，陈赓、谢富治对我多方关照。一天，到了曲沃县，适逢举行纪念“七·七”大会，我在会上讲了话。蒋介石知道了我在曲沃，三四个小时以后，就派来四架飞机，围绕我所住的天主堂大肆轰炸，死伤群众数十人。刚由延安公学毕业分配到曲沃的10个学员，也不幸牺牲。我离开曲沃以后，到了黄河东岸的三交镇。这里是党中央所在地，当时除毛主席和周恩来等同志在河西以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这里。在三交镇住了几天，又到了边区政府的所在地。小住几日之后，就过黄河到了西北局所在地雷家沟。在雷家沟稍停了几天，即由贺龙同志领我去杨家沟，会见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我把蒋管区的情况，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毛主席约我在他的住所吃饭，饭后和我深谈了一夜。毛主席关切地对我说：“多年来大家对你非常操心，你今天胜利地回来了。但是你多年来日在虎口，安之如夷，其故安在乎?今天我们好好谈谈。”我即将多年来的斗争经过详细作了汇报。毛主席非常注意地听着，还不时要我把某一段话再重复一次，使我深感到毛主席的谦虚和用心。我在和毛主席谈话中，汇报了四点斗争经验。第一，如果没有党的格外关怀和经常指示，是不会胜利的，也可能我早被蒋介石杀害。这是最主要的一点。第二，因为有三十八军的武力，且部队内部由于长期的历史关系，非常团结，战斗力强。蒋介石要想用武力消灭它，颇不容易。第三，我自己决心革命，不怕牺牲和困难，把生命置之度外，坚持与蒋介石作斗争。第四，在社会上建立了比较好的舆论，把可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其中包括蒋管区的一些所谓社会贤达。与他们的私人关系处得较好，使他们不对我说坏话。这些谈话，一直谈到夜里4点钟。我看时间已很晚了。请毛主席休息，毛主席又奖励了我几句，我便告辞出来。
第二天晚上，毛主席找我谈工作问题。毛主席笑着对我说：“你的品行很好，彭、贺争着向我要你。我要同你商量一下，你愿意在后方，就给贺当副手；愿意在前方，就给彭当副手。”我回答说：“我没有意见，请主席决定。”毛主席又虚心地问我：“你分析你在前方作用大，还是在后方作用大?”我说：“要说起作用来，我在前方可能作用比较大些。因为我是个当兵的，一切水平很低，仗打了多年总还有些经验。我们要打西安，我是关中人，人比较熟悉，在情报方面可能还灵通一些。”毛主席随即说：“好，中央原决定你在后方给贺当副手，现在你就到前方去给彭做副司令员。”不久，我就到了前总，担任了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从此，就在一野参加了三年解放战争，与蒋胡军直接作战，直到西安解放，全国解放。
全国解放以后，蒋介石在大陆上的反动统治彻底垮台，中国人民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的宿愿已经实现，十分兴奋。由于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从1949年起，我即转业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
综上所述，在我进入解放区以前的20年间，蒋介石为了瓦解和消灭十七路军，先后采取了“分割使用，战场消灭”、“抽梁换柱，分编遣散”等一系列的卑劣手段；运用了特务破坏、金钱收买、调职轮训、升官许愿，以至不惜在抗日战争中放弃国土而撤走部队等种种恶毒办法。但是由于全军官兵的团结奋斗，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全军官兵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联系群众，立功疆场，与蒋介石的阴谋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其始终未能得逞。三十八军的不少官兵，在这一斗争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进一步提高了革命觉悟，最后坚定地投入了党的怀抱。
这一斗争何以能够胜利，我自己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坚信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事业必然胜利，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统治必然失败，坚信人类幸福的远景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没有这一坚定的认识和信念，就不会有明确的斗争方向和目标，就不会有坚持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第二，党的政策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的领导，对党忠实，听党的话，全心全意按照党的政策和指示办事，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三，坚决勇敢，为革命不怕牺牲，尤其在地下斗争的环境中，更要有置生死于度外的决心，胜利了是光荣，必要的牺牲也是光荣。我在上海上船去北平时，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决心，才能在特务包围之中无所畏惧，最后终于化险为夷。
第四，必须坚持武装斗争。反动派都是吃软怕硬的。蒋介石更是害怕枪杆子，不怕笔杆子。如果没有三十八军的坚强武装作后盾，要取得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第五，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分化敌人。对国民党右派中的所谓社会贤达，也要尽可能进行争取，和他们搞好私人关系。使他们能不对我们说坏话，不进行破坏，必要时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好话。
第六，要特别提高警惕，注意保密，使敌人无隙可乘，没有辫子可抓。岳飞所以被害的一个重要情节，就是他写给韩世忠的信被张俊窃取，向秦桧告了密。三十八军中的同志们在斗争中都能精诚团结，严密戒备，因而使敌人无法找出岔子。我如果当时对张国焘、袁晓轩未提高警惕，也可能早被蒋介石抓住把柄，进行陷害了。
* 黑板，陕西关中方言，说了不应该说的话。
赵寿山将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