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作宾-尊重农民的意愿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6月23日、24日，我同熊应栋副主任、刘端棻委员、李骥德副秘书长到长安县王莽公社王莽大队、纪扬公社大古城大队了解农村生产责任制情况。6月29日又同李世臣、王季龙、王礼、李骥德同志去礼泉县看了袁家、烽火、兴隆三个先进大队。我们边看、边听、边问，得到了不少新鲜情况，从中吸取了不少营养，大家很满意。一致认为：长安县落实农村生产责任制是大进了一步。召开社员代表会议的办法，经济法庭保障合同兑现的做法，对大家很有启发，礼泉县三个先进大队，发展农副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工作上各有特色。他们的经验，对关中农村工作很有借鉴作用。
一 召开社员代表会议，民主商定责任制大事的办法好
长安县1977年冬，就在大古城大队试验联产到组，1979年出现联产到劳的形式，1980年生产责任制发展到1000多个队，占全县生产队的1／3。当时，由于认识不一致，对联产到劳是不是核算单位下放?是不是包产到户?是不是倒退?有争论。结果，名义上联产到劳的多，巩固落实的少，大多数生产队还是老办法，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今年，省委扩大会议后，长安县落实生产责任制，改变了过去的领导方法。深入基层，走群众路线，经过三个月努力，情况大变。全县3300个生产队，实行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有3014个，占总数的96.2%。其中：联产到劳1766个队，占56.4%；小段包工、定额管理700个队，占22.4%；专业承包240个队，占7.6%；联产到组172个队，占5.4%；包产到户82个队，占2.7%；包干到户54个队，占17%。
他们的具体做法是，普遍召开社员代表会议，把政策交给群众，把选择权交给群众，把落实生产责任制中的“拦路虎”也交给群众，动员和依靠群众解决各种问题。社员代表是每六户选一名，代表条件是：拥护中央(80)75号文件；热爱劳动；热心为集体办事；有丰富的农业生产和管理经验。社员代表会议吸收干部参加，干部和群众代表一起讨论。会议首先是由公社负责干部逐字逐句传达中央(80)75号文件，代表们学习几天后，回队向自己所代表的六户群众传达讲解政策和要求，并联系实际商量选择那种责任制。经过三上三下，才确定了责任制形式，接着社员与生产队签订责任合同。合同一式三份或四份，社员一份、生产队一份、生产大队一份或公社一份。合同上定工、定劳、定地块、定产量、定报酬，明确“五定”一奖。一奖是超产奖励。纪扬公社110个队，在社员代表会上，棉花联产到劳落实了107个队，玉米落实了83个队。干部、群众说，召开社员代表会议好，一解决了政策截留问题；二把选择和决定大事的权交给了群众；三是联产到劳有利于向专业承包发展；四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五有利于干部参加劳动；六把“官办”责任制，变成群众说了算的“民办”责任制。
目前的问题是：不少公社社员代表会议代替了公社人民代表大会。社员代表与公社人民代表人员悬殊很大。因此，需要研究如何用公社人民代表大会将其统一起来。据说，长安县公社人民代表中各级干部过多，代表广泛性不够，代表不了解社员的意见，才决定另产生社员代表，召开社员代表会议，这就提醒今后选举中要充分注意代表本身的广泛性。
二 经济法庭支持兑现合同，有利于巩固农村生产责任制
长安县法院经济法庭二月份搭起架子，工作以来，受理了25案，调解处理了10案，多属社队企业与国营企业间的经济纠纷问题。四月份，县法院经济法庭从巩固农村生产责任制，保障集体和个人合法的正当权益出发，公开宣布支持各种合理合法的合同执行和兑现，受理这方面申诉案件。群众高兴地说“这下子我们有靠山了，放下心了”。社队干部也普遍重视按合同办事，说话算话。现在，经济法庭还没有收到这方面一起案件，但宣传后影响很大。我们希望长安县法院能继续宣传合同的法律性和严肃性，进一步稳定群众的思想情绪。如果到年终全县合同都能认真兑现，没有一起诉讼案件，那就是了不起的成绩。同时，讲信用，说话算话，这也是五讲四美的内容之一，它同责任制一样，必将超越农村，而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另外，农村群众围绕责任制订了很多乡规民约，这些都是研究各种经济法规的好素材，很有参考价值。
三 小麦联产到劳，增产效果好，完全可行
小麦联产到劳前一段有不同意见，为了慎重，各地都在试办。去年长安县有45个生产队试办，其中引镇公社就有39个队，绝大部分是群众自发搞的。就试办情况看，小麦联产到劳，增产效果好，完全可行。
1979年长安县纪扬公社四个生产队试办小麦联产到劳，其中坚持到底的三个队。在1980年全县小麦受灾严重减产的情况下，只有的联产到劳“五一”一队小麦增产了，平均亩增9斤。去年这四个队又继续试办，今年小麦都增产了。“五一”一队140亩小麦，联产到劳120亩，户户增产，平均亩产600斤，高的亩产达684斤。“五一”二队，去年减产，今年增产，平均亩产525斤，略低于大丰收的1979年。引镇公社东堡六队，六户联产到劳，四户增产，亩产达600斤。礼泉县兴隆大队联产到劳，小麦每亩包产500斤，今年普遍超产。他们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说：“联产联心，每一个社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过去三夏大忙时，人忙不过来，今年联产到劳，搞责任制，各家的劳力都发挥得很好，互相支援的风气也浓起来了。”
小麦联产到劳增产的原因，据县、社介绍，主要是多劳多得贯彻了，社员的责任心增强了。群众对小麦联产到劳是很慎重的，在耕作管理上格外精心，在今年关中夏粮普遍丰收的情况下，小麦联产田更是丰产又丰收，抛撒浪费很少，割麦都是围镰，割的茬低干净，拾麦的人几乎拾不上。长安县联产田，去年都提前十几天种完，种的细、种的及时、底肥上的足，冬灌、春灌及时，锄草认真，因而麦子长的好，打的多。小麦联产到劳多是该统一的统一，该分散的分散。一般耕地、开沟、灌溉、种子、使用牲口等队上统一管理，撒种、护田、施肥、锄草、收割、碾打等社员自己负责。群众中有的是英雄人才，有很多拦路虎都是群众自己解决的。如浇地有的轮流浇，有的将水蓄在地头，由自己担着浇；有的队先按旱地定产，浇一水增加一次定产任务，这样就解除了有些社员怕浇不上水而赔产的顾虑。夏收碾打脱粒，有的队各户联合起来，推出代表，抓纸弹弹，按抓的次序用脱粒机。有的脱粒任务少，就自己用镰枷脱粒，因此，夏收场上不乱，进度快，有的队小麦连续44小时就全部脱粒完了。碾打出来后，都是先过秤，留下应交的，再拿去超产奖励的。在使用牲口上，过去有的队你争我抢，乱拉乱用，干部不负责任，结果乱了套。现在，牲口统一饲养，社员轮流使用，做到了牲口使用不乱套。长安县准备夏收后，总结这45个队联产到劳的经验，可以预计今秋将会有更多的生产队小麦也要联产到劳。
四 选好领导班子很重要。
礼泉县袁家大队是个后来居上的队，由于领导班子好，十年苦干，面貌彻底改变，穷队变成了富队。
这个队45户，201口人，430亩地，1970年前是个落后队。1968年换了七茬队长，1970年38户人，36户当过队长，生产上不去，社员生活困难。现任党支部书记郭裕录，1970年从省建六公司精减回家，看到这个情况，决心要改变家乡面貌。当时他20多岁，便组织青年突击队，让青年们轮流当干部，三个人轮一月到三月，实实在在地培养和锻炼，经过四年多的实践，群众看中了五个青年，正式固定了大队的领导班子，三个是初中毕业生，两个是高中毕业生，这五个人至今还轮着一人当一年班长，坚持民主管理。现在郭裕录同志是支书，36岁，其他四名都是26岁的青年。这个班子有朝气，肯吃苦，很团结。他们按照党的政策，一手抓粮、抓农田基本建设，一手抓钱，搞队办企业、多种经营。从1974年开始，平整土地，把原来分散的106块430亩，经过四年苦干，改造成现在的54块。又打了四眼机井，加上宝鸡峡水利灌渠，现在地是平完了，水利解决了，一年两料夺高产的条件有了。1979年小麦亩产达到850斤，棉花91斤；1980年受灾，小麦亩产仍达603斤，棉花110斤。今年小麦亩产800斤。去年人均口粮600斤，劳动日值2.4元，给国家卖了25万斤，超出分配任务24倍。队里办的炼铅厂、砖厂、石灰厂、基建队及养牛场等收入逐年增多，公共积累已达55万元，今年劳动日值争取2.6元，保2.4元。全队盖了新住宅，家家住进新楼房，吃、穿、用有了很大改善。生活水平已达到和超过一般工人的水平，除了缝纫机、手表、自行车等用品外，45户人家41户有了电视机，很多家庭有了沙发、大立柜、电扇等。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群众积极性更高，计划生育、卫生等各项工作都不错，尊老爱幼，尊婆爱媳的社会风尚也初步形成了。大家看了这个队，觉得经验很多，选出这样好的年轻领导班子更是可贵的经验。
烽火大队是全省的典型，比袁家大队早，比兴隆大队晚。他们机械化、水利化、专业化条件比较好，目前，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有8个专业队、32个专业组，多种经营不错。这个队的干部在经营管理上有大的改革，他们在各专业组间来往上实行经济核算，以价值记帐。如农业组只负责种、收和田间管理，机耕、灌水由另外的专业组负责，耕地、浇水都要验收记帐，按价值计算。初办时，还不习惯，时间久了，也就惯了，大家感到这个办法比较科学，可以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农业生产成本大大下降。1979年生产一斤小麦成本为0.138元，一斤棉花0.66元；1980年生产一斤小麦成本下降为0.042元，一斤棉花成本下降为0.13元。这个办法促使学科学技术的人多了，劳动效率和土地利用率提高了，家庭关系改善了。
兴隆大队是个老先进队。3300多口人，比烽火大队多1900人，比袁家大队多3099人。人多队大家业大，在生活改善上赶不上前两个队。去年每个劳动日值平均1.4元，烽火是2.2元，袁家是2.4元。
这三个大队给人们一个印象：大队干部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的队变的快；队小的、人少的变的快。干部思想老化，摊子越大，核算单位越大的，平均主义越重，生产、生活变化的步子就慢一些。
五 农村中的思想反映
长安县干部、群众中有怕错、怕变的顾虑。这是多年“左”的影响的产物。过去省、市搞运动试点，常常摆在长安，“左”的那一套，使干部多次挨批挨斗，使群众受害受罪。社、队干部有怕字，县上干部也有怕字。他们说“长安离省上领导机关近，在外工作的干部多，县上大小事，省上都知道。这个领导说这么办，那个领导说那么办，久而久之，县上干部就有依靠思想，等上级的主意和省、市的决定。过去确实照领导意图办的多，从实际出发，按群众意见办的少，加上层层搞政策截留，就使群众很有意见，领导也不满意，工作搞不上去。今年，县委根据省委批示精神，为了克服政策截留和干部思想不通的问题，决心让中央政策直接同群众见面，结果解决了不少问题。实践再次告诉我们，对人民负责就是对党负责，这二者是完全一致的。”据了解，开始落实中央(80)75号文件中，确有一些干部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转不过弯子。有的党支部书记说“政策放宽想不通，搞责任制他想不通。”韦曲、细柳在989名队干部中调查，搞责任制思想通的有128名，仅占12.9%；愿意联产到组的只有8名。杜陵在422名干部中调查，同意搞责任制的356名，不同意的16名。县委有的同志至今对小麦联产到劳有顾虑，说省委主管同志讲过不同意小麦联产到劳，要按实际情况办，会不会批评是放弃领导，当尾巴主义。
群众怕变的思想，多是受干部影响。如果干部思想作风变了，精神状态好了，群众是会安心和放心的。从礼泉三个先进大队看，那里的群众就没有怕变的思想，群众关心子女上学、科学种田、搞技术革新等问题。因此，对群众怕变的思想，只要正面解释党的政策，用发扬民主，健全法制的各种措施，引导群众当家作主，当群众感到他们是真正的主人时，怕变的思想便会自然而然的为主人翁思想所代替。
*这是孙作宾等赴长安、礼泉县视察后向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并省委的报告。 (1981年7月2日)
孙作宾/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