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作宾-回忆丛德滋同志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捍卫祖国的独立、生存而战斗。他们中有的血洒疆场，献身祖国；有的因主张积极抗日，却惨死于国民党的囹圄之中。丛德滋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个。
少立凌云志，流亡忧国伤
丛德滋同志，字悦生，1910年10月出生于辽宁省凤城县吴家园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自幼学习刻苦、认真，1923年小学毕业后，即考入凤城第二师范。这时，我们国家正处于军阀混乱，兵连祸接的局面。为振兴祖国，德滋立志成才，将来为国效力。他酷爱文艺，擅长写诗填词，对书法、绘画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校期间，每次考试他总是获得优异的成绩，因而博得全校师生的好评。每到逢年过节，他都是热心地忙着替乡亲们写对联、画年画，装点居室。他出众的才华受到乡亲们的赞许。1928年，德滋从第二师范毕业了。当时学校组织毕业班中的优秀学生前往江浙一带旅行，德滋也参加了这次活动。通过这次游览，更激发了德滋同志热爱祖国的政治热情，他曾写下了许多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诗词。
德滋同志在凤城二师毕业后，担任了一年教员，次年夏考入了东北大学史地专科。从此，他更加刻苦学习，勤奋读书。一年之后，国际国内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家乡沦丧。不久，德滋随着学校的迁移来到北平。
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卖国投降政策下，我东北200多万平方公里的神圣领土和无尽宝藏，沦于日寇之手；3000万无辜的同胞，生活在敌人的铁蹄之下。国家民族的危难，家乡父老痛苦的呻吟……，使德滋感到揪心般的痛苦和沉闷。
随着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丛德滋同志积极参与了抗日的学生运动，与进步同学邹大鹏、邹鲁凤、苗可秀等来往密切。与此同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并且，为了糊口，他曾在平绥铁路局觅得一小职员的工作，半工半读，这就使他有机会和工人有较多的接触。工人群众的思想作风，给他以深刻感染。这一切，给予丛德滋同志以极大的鼓舞与力量，点燃了他那心头的火花。他决心为抗日救亡工作贡献自己的一切。
“国事日非，外侮日亟”
1933年，德滋同志从东大毕业了，他和一些同学由东大介绍到当时东北军领导机关——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工作。1934年，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命令驻扎在华北一带的大部东北军开往鄂豫皖一带，围剿我红军根据地。此时，德滋也随军前往湖北麻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丛德滋同志的无限愤慨，他不禁联想：在日寇大举进攻面前，当权者为何置大敌于不顾，反而采取“萁豆相煎”的手段，来剿杀红军呢?这岂不正是引狼入室吗?对此，德滋同志以极不平静的心情积极写稿揭露蒋介石卖国投降和内战行径，同时批评了东北军内军纪败坏的现象，发表在进步人士主办的《东方快报》、《北平小实报》上。他的爱国主义行动，却被国民党视若眼中钉、肉中刺，这年六月竟将他以“共党嫌疑”羁押于武汉行营，直到九月，才由张学良将军明令释放。
1935年夏，长征北上的中央红军，已经到达川北及甘肃南部一带。在日寇进一步占领我华北大部，平津危急的形势下，蒋介石仍不顾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倡议，又设立“西北剿总”，命张学良为代总司令。在蒋介石的欺骗与威逼之下，张学良又率部从华北到西北，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这年秋，德滋同志又随军到了西安，充任总部办公厅秘书职务。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年底，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同志作了著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面对蒋介石的围剿，红军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制定的争取东北军抗日的政策，广泛宣传了“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的革命主张。
东北军在进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中，受到沉重地打击。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东北军官兵逐步认识到继续围剿红军只能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地步，纷纷要求奔赴抗日前线，收复东北故土。丛德滋同志和广大东北军将士一样，在痛苦和徬徨中央意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宣传抗日，他担任了《西北响导》报的编辑，发表了许多进步文章。
随着我党抗日救国方针的广泛深入人心，全国范围内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爱国学生运动空前高涨。然而，蒋介石却死心塌地坚持内战，并亲自来到西安坐镇，指挥围剿红军。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广大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都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而担忧。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两将军，于1936年12月12日，毅然决定发动“兵谏”，拘押了蒋介石。张、杨两将军根据西北军民的迫切要求，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八项救国主张，逼蒋抗日。与此同时，并电致中共中央速派代表前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随之撤销了“西北剿总”，成立了有红军代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参加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它为“三位一体”的指挥机构。在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又成立了联合办公厅。由周恩来、吴家象(张学良的秘书长)和南汉宸(杨虎城的秘书长)分别代表三方参加办公厅工作。联合办公厅下设：设计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交通委员会等组织。宣传委员会下分总务、编辑、新闻、特种宣传等八个组。丛德滋同志任宣传委员会委员，并负责特种宣传组的工作。
就在“双十二”事变的当日凌晨，抗联西北军委撤销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并拘捕了下属《西京日报》社社长丁履进。与此同时，派丛德滋和关吉冈二人接管了《西京日报》，自此，《西京日报》停刊，另创办《解放日报》，作为“三位一体”(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统一战线的机关报，丛德滋任总编辑。德滋同志以高度的热情，马上投入创刊工作，亲自书写了报头。第二天(13日)，《解放日报》就以崭新的内容出刊了。
《解放日报》由宣传委员会具体领导，每周的宣传纲要由联合办公厅审查，有时送周恩来同志亲自审阅。周恩来同志曾明确指示：要好好宣传西北的群众抗日运动，因为那是发生西安事变的基础，如果不是有广泛发动的群众抗日运动这个基础，西安事变就好像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运动了。对于周恩来同志这一重要指示，德滋同志非常拥护并且坚决贯彻，在他负责的该报l至29号的版面上，几乎每天都有相当的篇幅报道这方面的情况。西北抗日救国会在12月20召开记者招待会，由“西救”宣传部负责人徐彬如作了长篇发言，从“西救”秘密工作时期谈起，一直谈到政治纲领与代表大会。丛德滋同志亲自安排，把这次招待会情况和徐的长篇发言，全文刊登在《解放日报》上(见该报12月21日二三版)。在他任总编辑期间，该报几乎每天都有社论或专论，如：《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停止一切内战》、《痛以民众祝寿之机轰炸民众》、《中央军有意酿成内战》、《正告宋子文先生》等。在1936年12月17日的评论《停止一切内战》中写道：“蒋委员长统治下的南京政府，近年以来，所作的最大工作是甚么?我们可以直接了当的说：‘只有内战!’国内一切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以及其他文化方面种种力量，通统被应用在内战上面；诸般设施，莫不以适合于内战为其依归。所以，我们只看到一军一军的队伍开到内地深处，而环疆要塞，反任其空虚：纵横捭阖的政治手腕，只知用以排挤多年共患难的袍泽，而对外则一味屈辱恭顺；人民膏血所换来的飞机大炮，不拿来充实国防，反使之残害同胞，揆其用心，不外为达到中央武力统治的成功，不惜使自相残杀的局面无限期延长。不曰内战，而美名其曰‘安内’，恐怕内未安而国已亡。如此政府，民众怎么能不失望呢?……我们为延续国家民族的共存，顺从人民爱国的愿望，只有要求停止一切内战，转过头来，发动对外抗战。”12月21日的评论《正告宋子文》中称：“我们希望宋先生多顾及民众意思……提醒一般沉溺在升官发财迷梦中的政治官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召开救国会议，成立真正建立在民意上的革命政府，发动全国抗日战争。”这些文章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蒋介石一伙积极反共，大发国难财的罪行。为办好报纸，丛德滋同志孜孜不倦地为报社撰写重要文章。《解放日报》还举办有“烽火台”、“冲锋号”、“新语言周刊”、“文艺生活”、“妇女阵线”等副刊。因而，它一时间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阅赞赏的抗日的重要报刊。
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同志的努力工作，得到了和平解决，蒋介石答应了中共和张、杨的抗日主张，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开始形成。然而，惯耍两面手法的蒋介石，在张学良将军陪他回南京后，即将张学良囚禁，并对西安采取了高压和收买手段。不久，抗联西北军委被迫结束，《解放日报》随即停刊(该刊共出版56期)，东北军受到肢解。接着，丛德滋同志随军撤离西安至邠州，后又到苏北淮阴，这时张学良的东北军总部也被解散。1937年5月，为纪念这段政治生涯，丛德滋在自己的一张照片后追述往事，称：“五年以来，栖遑于车辙马迹之间，国事日非，外侮日亟，极目前途，曷胜怅触。对兹须眉，诚感愧汗矣!”这深刻反映了在国难当头丛德滋同志为国家民族的危亡而忧心忡忡的爱国主义形象；它也是广大东北军官兵在我党影响下，要求停止内战，收复失地，报国雪耻的一个缩影。
有党力无穷，一心为抗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地处大后方的甘肃，这年夏秋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相继建立，大大推动了甘肃的救亡运动，在兰州各种抗日救亡组织象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丛德滋同志自张学良的东北军总部在淮阴解体后，曾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流落一段时间。“七七”事变后，他到了山西又从事救亡工作，与邓小平、杨立三等同志相识。这年底，德滋同志又从山西转来西北工作，在西安由林伯渠同志介绍来到兰州。在兰州，为从事统战工作方便起见，他任八战区政治部秘书。
全国蓬勃发展的抗日大好形势，又激励着丛德滋同志以火一般的热忱投入抗日运动，在兰州地区抗日救国会负责宣传工作。为广泛发动与组织广大民众参加抗日，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同志的关怀支持下，他与于千等同志创办了“民众通讯社”，丛德滋同志任社长，于千同志担任记者。之后，还有肖军、白危、塞克等进步文化人士住社帮助工作。“民众通讯社”社址设在兰州市南府街79号(现金塔路70号)，通讯社出刊油印四开《民众通讯》新闻稿，除张贴及送有关单位外，主要供当时兰州各报选用。为大力搞好抗日宣传，丛德滋和同志们一起白天忙于新闻采访工作，夜晚则编稿或刻印。工作是极其繁忙的。在新闻稿中积极宣传了八路军抗日战绩，如平型关战斗等，深受群众的欢迎。当时有上海来兰的王德谦、王德芬组妹演出救亡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丛德滋当即前往采访。在报纸发出此项新闻稿后，争相观看这个剧的群众络绎不绝，剧场里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在这期间，丛德滋同志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宣传抗日的文章，其中在《政论》、《抗敌》、《战号》(丛任编委)等刊物上发表的有：《振作精神，坚持抗战》、《什么叫组织群众》、《日本海军政策的尝试》、《最近欧局的透视》、《欧局和战关键》以及诗词《抗战三年》、《低诉》、《黄昏曲》、《离别的七年》等。这些文章以有力的笔触，透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战局，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方针，鼓动人民群众为抗日贡献力量。他的诗以明快的语言讴歌了血战的三年。他在诗歌《低诉》中写道：“怎能平复下去呢?我的朋友的血和泪，我的故乡的悲和苦，象一个蛇的毒信缠绕着我的瘦骨……可是，终有一个光明幸福的一天，代替这腥膻的世界和悲惨的屠戮!”诗中抒发了他思念故土，流亡远方的哀情。自“九一八”之后，丛德滋写的流亡悲歌在达二三百首，他取名为《亡命吟》，可惜这个手抄本的诗集在后来被丢失了。
1938年间，兰州国民党当局，为装扮抗日门面，在农民银行大厅(现酒泉路外文书店旧寓)，每周举办“时事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当时各厅局、学校、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对这一活动，谢老多次出席，并讲述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丛德滋同志也经常以通讯社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会议，他多次以沉着的姿态，稳炼的语言，驳斥国民党走狗、特务对我党的攻击和诬蔑。每次座谈会后，《民众通讯》新闻稿又及时地报道了会议的情况。后来，这种座谈会使国民党政府官员感到事与愿违，非常被动。不久，即宣布停止活动。
丛德滋同志在兰州除了参与抗日宣传外，还积极协助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营救失散的西路红军重新归队的工作。记得在1938年春的一天，西北公路局汽车司机侯维炽同志，去甘肃与新疆相邻的安西县，接运当时苏联支援中国抗日的大卡车。当侯维炽同志所接的汽车开至乌鞘岭山区时。遇到十多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青壮年也正向兰州方向艰难地跋涉，司机老侯看到这种情况停下了车，问明了情况，原来他们是失散在河西的红军。老侯即让他们上车，愿设法帮助他们找到组织。一路上，老侯盖严了车篷，机警地安全越过了敌人岗哨的盘查。到了兰州，他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将车开至南府街民众通讯社门口，轻轻叫开了门，说明了原委。丛德滋和其妻王竹青以及住在社里的其他同志，都热情地接待了虎口逃出的阶级兄弟。这批红军当晚由丛德滋同志带到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得到了安置。在“八办”的安排下，不久，这些同志即到了延安，有的后来还奔赴抗日前线。
一天，有位失散的西路红军女同志，到兰州不久便突然失踪了。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知道这是国民党特务搞的鬼，谢觉哉同志曾当面质问第八战区司令朱绍良，他矢口否认有此事。后来，经多方打听，有可能被特务扣押在兰州一个所谓“妇女济良所”内。民众通讯社遂决定由记者于千同志以参观采访为名，进行查寻。当于千同志在该院遍觅无着之际，他走到一座小楼前，欲登楼进一步看个明白，然而，当他正要举步上楼的时候，看守的人死命不让他前往。于千感到其中有诈，即大声吵嚷起来。这时，楼上房间里有位女同志从窗口探出头来。于千终于认出了她是自己要查找的对象，就样完成了采访任务。于千回来后，他们将情况向谢老作了汇报。谢老立即再次找朱绍良，提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在事实面前无法抵赖，最后只得将人交出，并赔礼道歉。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指挥的中心，是全国人民的期望所在。1938年前后，全国大批的进步青年，越过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延安成了全国优秀分子的荟萃之地。当时，在边远的西北古城兰州，在青年中也有不少先进分子陆续奔向延安，他们中有的在延安求学，掌握革命理论，有的还走上抗日前线或深入敌后参加游击战争。1938年至1940年期间，丛德滋同志也曾帮助高志诚等许多同志，通过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前往革命圣地延安。这些同志后来大都成为革命工作的骨干。
丛德滋同志对于党的工作、对于有利于抗日事业，都积极去做。1938年元月，生活书店兰州分店建立了，它成为在甘肃传播革命火花的一个重要据点，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爱和关切。丛德滋对生活书店总经理邹韬奋非常钦佩，同时与兰州分店理事杜重远、经理薛迪畅相识，因而他对书店工作倍加关心。但是，从这家书店建立开始，国民党书刊检查机关和特务们对书店的经营往往给以无理的纠缠和刁难。丛德滋和周围的同志们，总是把书店的工作与自己休戚相关地联系在一起，帮助克服困难，对付敌人的破坏、捣乱，使书店正常营业。1938年底以后，国内一些大城市的生活书店被国民党查封了。兰州生活书店也面临恶劣的环境，一些马列著作及延安的一些出版物，如《反杜林论》、《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均列为查禁书籍。当时书店在南稍门外一个书库内还有部分存书，为了安全起见，需要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点妥善保存，以备急需。然而，在哪里能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书库呢?书店的同志颇有点着急了。丛德滋同志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侯维炽。老侯听了后，决定将家里的一孔窑洞无偿借给书店藏书。这孔窑洞在黄河北咬家沟侯的住家院内，窑洞在院内西山坡，高出地面二、三米，同时在折角又挖了约二米深的小间，土质干燥，书店的同志感到非常满意。接着很快将南稍门的库存“禁书”转移到了这里。这些书在丛德滋等同志的帮助下，避免了敌人的破坏，保证了党的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的急需。
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1938年秋，经谢觉哉和伍修权同志介绍，丛德滋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以共产主义伟大目标为己任，在甘肃工委的直接领导下，用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斗争。
“前方流血，后方坚持”
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国民党蒋介石如临大敌，又极力制造反共磨擦事件，1940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年4月，生活书店兰州分店被迫停业；6月，中共甘肃工委遭到破坏，工委负责人李铁轮、罗云鹏、惠光前(即林亦青)等同志被捕入狱；接着，《民众通讯》社也被“注销登记”，勒令停止发稿，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特务紧紧注视丛德滋同志的活动。一次，在一位熟识同乡的家里，丛德滋遇见了伪兰州警察局长戴荣龄。在谈话中戴有意探查他的政治态度，问他对时局有何看法。德滋毫不讳言地说：“现在国难当头，青年没有出路，非常苦闷……”戴听后犹如匕首剜心，但又无可辨驳。
1941年1月初，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兰州的气氛更加紧张。一天，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在与他谈话中态度反常，德滋同志预感到形势是益发严重了。当时有的同志劝他立即离开兰州。但是，德滋同志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他坚毅地回答说：“前方流血，后方坚持”。并且，他向同志们讲：“一个革命者，越是困难，越要坚持斗争。革命工作能坚持一天就坚持一天。”
1941年元月20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日)，敌人将丛德滋同志逮捕，投入了兰州沙沟秘密监狱。在狱中，特务头子孙步墀(中统西北区专员)及王继德等，对丛德滋同志初以“施善好乐”的手法，企图得到他们想索取的口供，但他们得到的反映是横眉怒斥；继之，特务们对丛德滋同志施以各种酷刑，敌人又没有捞到什么。特务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均没有从丛德滋同志嘴里讨到党组织的任何真情，只得将他长期关在狱里，在生活上苦苦折磨他。那牢房是一个大间的房子隔成的十二个囚笼，它像一个小鸟笼。丛德滋同志高大的身材，关在里边睡觉不能伸腿，站立不能直腰；吃的是窝窝头、烂白菜，喝的是刷锅水。这一切真是非人的待遇。然而，它并没有能动摇一个革命者的意志。相反，德滋同志还密切团结难友，进行合法斗争，利用两排牢笼对峙的特点，巧妙地传递信息，进行绝食斗争，有时还利用机会和难友们下棋，或者独自作诗，他在狱中的诗作不下数十首。这充分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
丛德滋同志在狱中期间，虽经党组织和战友们多方营救，但终未能取得成效。由于敌人酷刑的摧残和生活上的虐待，使德滋身体状况日益瘦弱，身患重病，得不到治疗，在发高烧的时候，特务们竟给他一碗洗菜污水饮下。1942年4月19日，丛德滋同志不幸与世长辞，时年仅32岁。
春阳暖大地，奸除慰忠魂
丛德滋同志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为了抗日事业，惨死于蒋帮特务们的手下，但是，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八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的那些战争狂人落得了可耻的下场。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又经过三年时间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较量，1949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蒋家王朝终于覆灭了，那些残害人民的匪特得到了应得的惩办；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大地普照和煦的阳光。丛德滋同志生前的遗愿终于变成了现实。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革命作过贡献的烈士，丛德滋同志的遗骨迁到了华林烈士公墓，给他的家属颁发了烈士证明书。但是，这里还应该讲到的是，1943年陕甘宁边区整风审干时，窃取中央要职的康生，诬陷甘肃地下党是“红旗党”、“假共产党”，并以不实之词诬蔑丛德滋同志。当时，谢觉哉同志对此十分气愤，曾说道：“丛德滋同志在敌人监狱中斗争很坚决，敌人都给我们审查清楚了，但还有人怀疑他，真是岂有此理!”实践证明，谢老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而事隔20余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又重弹当年康生的老调，肆意诬蔑丛德滋同志，并且致使家属子女遭受株连。1976年10月，惊雷一声扫阴霾，神州遍地映春晖，“四人帮”被打倒了，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现在，康生、林彪及“四人帮”受到人民的声讨和审判，这无疑是对烈士忠魂的宽慰。春风送暖，万物复苏。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到处一派生机。让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朝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阔步前进。
(原载1982年4月19日《甘肃日报》)
*这是孙作宾与伍修权等同志写的回忆文章。 (1982年4月19日)
孙作宾/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