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作宾-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奋斗了整整60个年头。总结我们的经验，党之所以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党有一套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培育起来的、能够保证正确路线、政策得以贯彻到底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就是党的三大传统作风之一。
我们党有一个根本的宗旨，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进行斗争。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根本标志，也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力量源泉。我们每一个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同志，每一个搞过地下工作的同志，都有这样的深切体会：党的存在和胜利都是依靠群众的力量，我们的许多同志能在敌人的屠刀下活下来，就是靠了群众的保护。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个历史。1933年四五月间，甘宁青特委派我到甘肃去巡视西北抗日义勇军时，义勇军司令员王儒林同志被捕，敌人弄不清他的身份，就向群众逼问，群众明明知道王儒林是干什么的，却对敌人说：“他是我们这里的黄师爷，写字的。”敌人一连枪毙了几个人，群众还是这么回答。后来在群众的掩护下，王儒林同志脱离了虎口。群众为什么会这样舍生忘死的帮助共产党，支持、掩护共产党呢?就是因为共产党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是为他们办事的，和群众有很密切的联系。
1933年10月至1936年12月，我在西安参加临时省委的工作，在城内外建立了20多个临时省委活动的据点，依靠各阶层群众的掩护进行工作。一次敌人到处搜捕我，我跑到南院门一个书店的楼上躲了起来，敌人到书店搜查，店主人和营业员冒着生命危险把我掩护了下来。我参加革命后，搞过一段兵运工作，那时还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知道什么是群众路线。1933年春在甘肃靖远县的红沙岘我们搞了一次暴动，开始轰轰烈烈，两三个月就被敌人打散了。后来，我向中央一位负责同志说：“过去我们是兵暴、兵暴、再兵暴，失败、失败、再失败”。这当然不是说不应该搞军事暴动，而是说我们那时不注意依靠和发动群众，后来懂得了这个道理，革命才有了新的局面。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许许多多的老同志，十分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彭德怀同志的作风一直是为人所钦佩、所称道的。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先了解当地群众的情况，了解群众生产和生活上存在的问题。他自己生活很简朴，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官”。解放宝鸡时，大家看他平常连个像样的枕头也没有，就给他弄了一个，结果被他批评了一顿。后来就看到他工作很累，生活太差，给他买了一只鸡，他又让拿给战士一起吃。习仲勋同志在关中分委时，经常和群众在一起。一次一个打豹子的农民去看他，晚上他就和农民睡在一个床上，彻夜交谈。正是因为我们党有这样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才使我们的革命事业有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要得到群众的拥护，“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做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做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对于不关心群众生活，只知道要群众做这做那的人，毛泽东同志给予了非常严厉的批评。他说：“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起来，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灰尘。国民党就是只向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的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页)解放初，我在甘肃临夏搞土地改革，一到那里，我们就急着通知农民开会。但有个村子的会就是开不起来。一了解，那里有一户孕妇难产，有几户没有饭吃，人家连命也保不住，饿着肚子，还有什么心思去开会呢?这对别人也有影响，后来我们工作队帮助解决了这几户的问题，群众的积极性就起来了。这件事对我很有教育和启示。我们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如果我们不去关心群众的疾苦，而只是知道向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任何好处，那还怎么谈得上密切联系群众呢?所以，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这是我们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和发动群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密切联系群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反复告诫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甘当小学生，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自己看得高于群众，看做是拯民众于水火的救苦救难者，恩赐者，即便你的事情办得是对的，心是好的，仍然不能取得群众的信赖，和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因而也不能把事情办好。解放兰州时，我们到一个地方，有麦子没有面粉，想用麦子换群众的面粉，当时有个群众不愿换，我们有个搞后勤的同志就说：“我们千里迢迢解放你们来了，连这点忙都不帮，能对得起解放军吗?”人家一听就走了。我把这位同志叫到一边，批评他说：“你不能这么说，你这态度，群众就不买你的账。谁要你解放来的?这种恩赐观点不对。”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承认什么救世主，革命从来就是群众的事业。离开了群众，连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无法存在，还怎么谈得上解放别人呢?如果没有亿万革命群众的伟大实践活动，我们的胜利，那怕是很微小的胜利，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胜利，是群众路线的胜利。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同群众的关系如同鱼水一般，这是因为群众的利益要靠党的领导去实现，党的事业要靠群众的支持才能发展。在解放后的最初几年里，我们党经受住了胜利的考验，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迅速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党的作风是很好的，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是崇高的。但是，随着政权的日益巩固，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我们的一些同志变得不谨慎了，骄傲了，存在着一种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有的人觉得离开群众可以了，过去离开群众要丢脑袋，现在没有这个危险了。有人官当大了，觉得有功，觉得自己高明，解放了群众，群众应该感谢我，所以常常在群众中摆出一副应该受到特别待遇，特别尊重的官架子。这些现象都严肃地告诫我们，党从原来被“围剿”被压迫的地位变成执政党以后，能否继续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这对我们党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在我国历史上，有一种看法，创业容易守业难，这话有道理。创业时甘苦备尝，成败未卜，比较谨慎；业创成了，就容易因功而骄。我国唐代名臣魏征说过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话，说出了一个真理。当然我们和历代统治者有本质区别，不能同日而语。我们党毕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并及时地向全党提出了郑重的告诫。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里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同时，“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是一种最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这是何等正确，何等深刻的警诫!但可惜没有能够引起全体党员和干部的足够重视，以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急于求成的错误，犯了“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强迫命令、瞎指挥等完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更加受到了异常严重的破坏。在一些人那里，什么群众路线不群众路线，完全不在话下，还是他一个说了算。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群众路线又得到了重新恢复和发扬，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又越来越密切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了。但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还在我们不少同志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的身上不同程度的存在着，阻碍着党与群众的联系和党的群众路线的真正贯彻。因此，同一切脱离群众的现象作斗争，加强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就不能不成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是几十年来我们谈得较多的一个问题，但也是常常被一些人最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许多同志是因为忙，过去战争年间，工作单纯，又直接生活在群众之中，现在不同，进了城，各类事情很忙，工作多了，会议多了，接触群众就少了。在这方面群众很通情达理，谅解我们，不过分责怪。但越是这样，我们就越是要想着群众，要想办法挤时间接触群众，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然而我们常常迁就自己，结果慢慢地和群众的感情就越来越淡漠，距离越来越大了。我们有些领导干部权力很大，就是缺少群众和朋友，他们不是从思想上找一找脱离群众的根源，而是把问题归结到性格和脾气的差异上。当然不能完全说没有这个因素，有些同志性格孤僻一些，寡言一些，可能会影响到他密切联系群众的程度。但有些人根本不是这个问题，而是眼里没有群众，架子很大，官气十足。比如有的人，长期不接触群众，对群众提出的一些合理的问题，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也不认真解决，对群众的来信来访推来推去，群众找上门来也拒而不见，或者很不耐烦。像这样一些同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这算什么性格，什么脾气呢!所以，我们绝不能把党的群众路线看作一般的问题，看作小事，而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到党性纯不纯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努力克服头脑中“领导高明”的错误思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同群众打成一片，为群众所欢迎和拥戴。
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的话来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全部内容和全部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过程，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党的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应用。把唯物论和辩证法在党的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应用，概括为生动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根本的原则。通过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我们的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反之就会停滞甚至倒退。这些用沉重代价换来的教训，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应该牢牢地记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需要主人翁的精神，需要亿万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劳动。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只要我们真正实行和坚持了群众路线，我们就一定能够把亿万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一切困难，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原载1981年6月24日《陕西日报》) (1981年6月24日)
孙作宾/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