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作宾-发扬革命传统 建设两个文明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在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现代化事业的热潮中，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40周年。值此之际，不禁使人心扉激荡，感怀万千。曾经亲身参加了这场伟大斗争的我们这一代人，很自然地想起当时在甘肃大地上各族人民进行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想起共赴国难的战友，想起那段曲折的历史。
现在出版的这个集子，对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甘肃地下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斗争业绩，是一个生动的记载。它歌颂了英灵和功臣，也鞭挞了腐朽和黑暗；记述了成功经验，也反映了挫折和坎坷，从而可以激励和教育后人。对此我感到非常欣慰。
抗日战争时期的甘肃地下党，是与八路军办事处并行不悖的。办事处按照国共合作的原则，着力进行合法斗争，开展统战工作。作为我党的杰出代表张文彬、彭加伦、谢觉哉、伍修权等同志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深入国民党上层，宣传党的主张，争取人心，并力求在各阶层人士中扩大影响，团结知识青年和文化界人士，奋起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甘肃当局实行反共政策，加剧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使地下斗争成为当时的主要斗争形式。中共甘肃工委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任务更加繁重，斗争更加艰苦，为此，在广泛建立党的据点的基础上，继续壮大党的力量，继续坚持抗日救亡运动，终于使甘肃大地上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要深切缅怀在斗争中为国捐躯的英烈们。如罗云鹏、林亦青等同志，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信念和高贵品质，在甘肃地下党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与我党并肩战斗的党外的仁人志士，如高金城等，为了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视死如归，昂首赴刑场，表现了铮铮铁骨的民族气节。他们不愧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的斗争业绩和光辉形象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纪念!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就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正确评价这段历史中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甘肃党在1939年整顿中，由于直接受康生“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使得我们党的优秀分子丛德滋、于干蒙受了“异己分子”、“特务嫌疑”的极大冤屈。因此，对于“丛、于”之案应该给予昭雪，对丛、于等人的功绩应该给予公正的评价。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就要悉心总结历史经验，作为今天革命和建设的借鉴。合乎历史规律的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但胜利的道路也总是曲折的。当年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一度是十分强大的。希特勒要称霸世界，以闪电之速占领了大部欧洲，进而逼近斯大林格勒；日本军队也是长驱直入，吞噬了大半个中国，但是结局如何呢?等待他们的仍然是失败和灭亡的命运，人民的民族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还是取得了最后胜利。同时，这个胜利又是以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为代价的。这场战争夺去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同样，抗战时期的甘肃地下党，也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斗争的。在蒋介石反动集团的“马家”封建法西斯的残酷统治压迫下，白色恐怖笼罩了甘肃大地，各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到处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如1941年西海固回民暴动和1943年甘南农民起义)。在这种情况下，甘工委坚持斗争，发展组织，撒播革命火种，领导各族人民前仆后继，有力地配合了驱逐日寇的军事上的胜利。这再一次说明正义的事业终究是要胜利的。另一方面，甘工委也是几经曲折的，它在度过了1938年大发展时期和1939年巩固阶段之后，曾经遭受过两次大的挫折。一次是来自外部的，即1940年6月，由于甘肃反动当局强化法西斯专政，甘工委主要负责人中就有五人被捕入狱，使党的活动被迫处于低潮。一次是来自内部的，在整风后期，康生的“左”倾机会主义恶性发展，大搞所谓“抢救运动”，从甘肃地下党开刀，一手制造了涉及十个省的“红旗党”冤案，把甘肃党的各级主要负责人诬为“假党员，真特务”，一律刑讯监禁，进行残酷迫害。其中，陆云龙(兰州市委书记)、陈瑞(女)等同志被迫害致死，使甘肃党在一段时间内，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是，这两次挫折，并没有熄灭散布在甘肃大地的星星之火，并没有改变这些同志的浩然正气。他们仍然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汲取历史经验，来认识今天面临的改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改革抱有必胜的信念。面向未来，勇作开拓者，同时准备付出一定的代价，历经一定的曲折。
我真诚热切地希望，我的同辈们和年青的一代又一代，不忘艰难的历程，发扬光荣传统，激励革命精神，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各族人民，把我们的国家早日建成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 这是孙作宾为《抗战时期党在兰州的革命斗争》一书作的序言。 (1985年4月1日)
孙作宾/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01